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代表作之一，雖然知名度相比他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稍低一些，但在我看來本書對於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發展與世界歷史走向的預見要優於前者。1960年代時值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一批又一批第三世界獨立國家紛紛湧現。當這些國家多數在獨立之初便採用了西方式的民主政體、觀察家們紛紛爲此歡呼之時，亨廷頓跳出了現代化過程中政治運作應當是多元化的民主模式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政治秩序論”——即本書的核心觀點——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從此後（1960s後）的歷史事實來看，抽象國家不是一開始就變得抽象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二戰後經濟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政治上未能取得相應的進展，反而更加混亂。亨廷頓認爲，要消除國內政治的動盪和“衰朽”，第三世界國家必須建立強大的政府，而強大的政府倚賴有力量的政黨——抑或曰“組織”。 在第一章，亨廷頓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政治秩序論”，並區分了“有效能的國家”和“衰微的政治體制”的差距。他認爲前者具備強大的、能適應的、有內聚力的政治體制；而後者，即亞非拉處於現代化中的多數國家缺乏政治上的共同體和有效能的、有權威的、合法的政府。緊接着，亨廷頓提出，一個社會所達到的政治共同體水平，反映着其政治制度和構成這種政治制度的社會勢力之間的關係。當這種政治制度和社會勢力涵蓋範圍廣，制度化程度高，該政治共同體力量就強。現代化似乎天然意味着權威的合理化、結構的離異化和參政的擴大化，但是實踐中的現代化總是傳統政治體制的變革，而這種變革並不簡單代表政治體制會向現代化轉變。現代化國家在過渡階段，當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果、人民教育水平有所提高時，反而最容易催生動亂。現代化帶來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後果便是城鄉差距，而這是現代化國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礙民族融合的一個主要因素，“城鄉變爲不同的民族”。在亨廷頓看來，城鄉區別就是社會最現代部分和最傳統部分的區別，處於現代化之中的社會里政治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找到填補這一差距的方式。因爲城市相當於國家中的“小小孤島”，社會仍然是鄉村性質的，但政治已變得城市化了；而政治越是變爲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穩定。最後，亨廷頓根據政治體系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將之劃分爲公民型與普力奪型（praetorian），根據政治參與程度的高低劃分爲傳統型、過渡型與現代型。 在第二章，亨廷頓分析了西方早期現代化的三種類型，即歐洲大陸型、英國型和美國型。權威的合理化、結構的分離和政治參與的擴大等三方面發展的程度及順序在歐洲和北美的不同地區差異巨大。在美國，政治參與的擴大遠比在歐洲發生得更早且更爲廣泛；而在歐洲，權威的合理化遠比在美國發生得更早，完成得更爲徹底；英國試圖如歐洲大陸般集中權力，但因英國革命，權力集中於國會而非王室，在這一過程中，結構的分離也得以完成。與我們以往的認知不同的是，美國政治體制實際上保留了相當多的舊制度與舊觀念。因爲17世紀上半葉，英國殖民者帶着中世紀末期和都鐸時代的政治思想、做法和制度來到北美大陸，在殖民地時期的一個半世紀裏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第三章，亨廷頓系統考察了傳統政體的現代化路徑。他認爲，一種政治體制首先必須能夠創制政策，才能成功地處理現代化面臨的問題；而在較晚進行現代化的社會中，政策創制的採用而非提出就成了關鍵，因爲在這些社會中，傳統的社會勢力、利益、習慣和制度在這些社會中根深蒂固。所有傳統政體依據權力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可以分爲官僚政體和封建政體，而依據歷史史實來看，官僚政體完成現代化轉向的難度要高於封建政體。然而傳統政體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存在着一個悖論：改革的合法性取決於君主的權威，但長遠來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則有賴於更廣範圍的社會集團參與其中，而這種參與常常通過選舉、議會和政黨等辦法。故日益現代化的社會和產生現代社會的傳統政體二者之間就產生了差距；傳統政體能夠改造社會，卻不能夠改造自己。考察歷史和現實，君主制可以通過建立君主立憲制、與人民權威結合以及維持君主制並減少影響政體三種方式保留下來。 在第四章，亨廷頓考察了普力奪型社會及其影響。人們常認爲軍人干政存在著作弊端並嘗試尋找其原因。但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普力奪型社會中，各種社會勢力和制度普遍帶有政治性。在這種社會里，不僅軍人干政，而且各種社會勢力都干政，而這是因爲於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調停、昇華、緩解各團體的政治行動。因此公民政體直接隨政治參與範圍的變化而變得更穩定，普力奪社會卻隨着政治參與範圍的變化而變得更不穩定，進而造成制度的衰朽。普力奪制度可以分爲寡頭普力奪制度、激進普力奪制度和羣衆普力奪制度。從普力奪制度轉變爲公民秩序在方法上需要政治領袖發揮作用、軍人穩定秩序，在條件上需要城鄉利益結合、創立新的政治制度。但機會需要把握，否則將稍縱即逝。正如亨廷頓所言：“真正無望的社會不是受革命威脅的社會，而是無法進行革命的社會。” 在第五章，亨廷頓考察了革命與政治秩序之間的關係。他認爲革命不同與“起義、造反、政變”等，革命是現代化所特有的東西，它是一種使一個傳統社會現代化的手段。革命不可能發生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高度傳統化的社會里，也不會發生在高度現代化的社會里。一場全面的革命意味着對現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摧毀，意味着動員新的集團投入政治，並意味着新的政治制度的創立。亨廷頓將革命分爲“西方型”和“東方型”，前者形式爲舊政權制度崩潰後新集團動員投入政治，然後創立新政治制度，後者形式爲先動員新集團投入政治，創立新制度，再推翻舊秩序。革命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政治制度無法爲新生社會力量參與政治和新的社會精英進入政府提供渠道，二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會勢力具有參與政治的願望。在城市中，遊民無產階級、產業工人和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最具革命性，但真正的革命階級是中產階級，其是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不過單靠城市反對派能造成政府垮臺卻無法造成革命，造成革命需要有農村集團的積極參與。因此，城市的作用是一個常數：它永遠是反對派的力量根源。農村的作用是個變數：它不是穩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故“城市內的反對派令人頭痛但不致命。農村的反抗派纔是致命的”。革命之所以很少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知識分子與農民難以合作。前者的要求是政治性的、意識形態的，而後者的要求通常是具體的，而且是再分配性質的。但是民族主義的刺激能夠使二者有效地集結合在一起。革命的成果常常體現在政治領域，體現爲擴大政治參與、創立新形式的政治秩序，而在經濟領域後果幾乎完全是負面的。最後，亨廷頓高度評價了列寧主義在政治領域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認爲20世紀中期的社會主義國家成就體現爲革命後創建的那種立於廣泛的大衆參政基礎上的現代政府。 在第六章，亨廷頓考察了改革與政治變遷的關係。他認爲可以用政治和社會制度方面變革的速度、範圍和方向等標準來以區分改革與革命。改革事實上比革命更困難。其可以分爲兩種戰略，一是全面的、閃電戰的戰略，另一個則是漸進的、費邊式的戰略，很多時候需要兩者結合起來運用。而任何改革幾乎都伴隨着暴力，或通過暴力來要求改革，或通過暴力來促進改革，但重複使用暴力會導致效用貶值。改革有時被認爲是革命的替代物，有時被認爲是革命的催化劑。亨廷頓認爲，改革對於城市知識分子是催化劑，對於農民是替代物。因爲對於一個現代化之中的國家，土地改革往往是政治上十分迫切的問題。土地改革需要把權力集中在一個新興社會精英集團的手中；其次還需要動員農民有組織地參與改革的實施，即所謂“上下兩頭夾攻”。而改革只有在組織起來之時才能實現，農民組織是一項政治行動，有效的農民組織要由有效的政黨來建立，這便引出了第七章對於政黨與政治穩定的探討。由於動員了諸多新角色，現代社會更加多樣化，因此社會缺乏家庭、村莊這樣“自然的”共同體，而存在諸多社會和經濟集團，爲了國家的穩定，既需要政黨和政黨體系作爲保障。因爲選舉和議會是代議工具，政黨則是動員工具。儘管在歷史上和現實當中存在諸多反對政黨的力量，但大多數現代化國家中，政治經過演進，終究要發展出政黨。亨廷頓認爲政治高度穩定的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至少擁有一個強大的政黨。他指出，政黨的發展通常經過四個階段：宗派期、兩極化、擴展期和制度化。亨廷頓依據政黨數量將現代化之中的國家區分爲一黨制、主從政黨制、兩黨制、多黨制和無有效政黨國家。他指出：現代化水平高，那麼不管政黨的數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強大的；現代化水平低，則一黨制既可能是強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黨制則無一例外都是弱小的。在鬥爭中產生並最終奪取政權的一黨制是強大的，輕易贏得獨立的政黨對政權的控制就較爲有限。兩黨制的黨派競爭烈度實際上強於多黨制，但亨廷頓認爲社會會“自然演化至”兩黨制，且兩黨制植根於政治穩定的需要。如前所述，政府的穩定則依賴於它能動員起農村的支持。因此，在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政黨和政黨體制的一個關鍵作用，就是爲此種農村的政治動員提供製度化構架。不過，在代議制民主制度中，來自農村的選票幾乎總是投向保守的、本土化的一方。但歸根到底，組織代表權力，“身處正在實現現代化之中的當今世界，誰能組織政治，誰就能掌握未來” 。 本書成書於1960年代，可以說亨廷頓對此前二百年世界各國的政治發展歷程是“有數”的，在此基礎上才寫就本書。因此本書並不單純是一部政治理論著作，甚至迥異於大多數政治學著作，因爲本書也提供了一個政治歷史發展脈絡的框架。故相應的，本書閱讀門檻也大大提高了——這還是在譯者精彩流暢的本土化翻譯的情況下。因爲書中列舉了大量事例——多數是二戰結束後至196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事例，若不瞭解這段歷史，則閱讀本書可能會具有不小的難度。本書成書至今已有五十餘年，考察這五十餘年的歷史，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發展歷程基本延續着亨廷頓歸納的脈絡，諸多歷史史實也引證了本書提出的各種規律。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本書和它的理論是如此完美無缺。本書缺乏對第一、第二世界國家以及中國等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系統性分析，因此本書提出的理論並不是普世的，而是有侷限性的。而且，本書對經濟、文化等因素對一個國家政治秩序的影響分析較少。因此結合近五十年的歷史來看，亨廷頓並非對於第三世界國家是悲觀的，而實際上是樂觀的。因爲諸多建立了有效統治的國家仍然陷入了衰落、衰朽乃至崩潰，這不單單是純政治因素可以解釋的。正如序言所說，這也是“依附論”在本書之後興起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仍然認爲，從今往後起碼再過五十年，只要還有一個國家處在現代化的歷程中，本書就還具有極大的借鑑、參考和警示意義。而現代化不僅五十年，可能一百年都難以說完全結束，正所謂“有形的辮子剪了,無形的辮子還在”。

這本書出版於1968年，正是越戰最高潮的歲月。此前一年，亨廷頓作爲白宮政治顧問，爲美國政府撰寫了一篇越南問題政策報告。起初，他只是想分析越南的社會政治結構，弄清越南人苦撐這麼多年的深層原因，爲美軍擺脫越戰泥潭出謀劃策。 然而在研究越南問題的過程中，衍生出若干帶有普遍性的政治問題，亨廷頓對它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些問題歸根到底指向一點：發展中國家，怎樣才能平穩實現政治的現代化？什麼是政治現代化？ 即國家的政治體制，力量強大、功能完備、可以適應社會變化、有內聚力。你得先有個權威，才談得了制約權威，你得先有秩序，才談得到改良秩序。實際上，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最稀缺的不是資源，不是資本，而是堅強的政治領導。  怎麼樣纔算是堅強的政治領導呢？要如何才能建立起堅強的政治領導呢？ 不管是君主制，還是議會制，還是三權分立，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徵，那就是舊有的制度，面對新興社會力量的興起，進行改良，容納這部分新力量的政治訴求。 原有的政治制度要如何改良呢？ 作者認爲，主要應該遵循三個原則：第一，權威合理化；第二，功能專業化；第三，參政大衆化。 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化水平纔算上道呢？ 作者認爲，可以從四個維度出發界定某個政治體制的制度化水平：適應性、複雜性、自治性和內部協調性。 正處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要如何才能完成政治現代化進程呢？ 不管是傳統社會還是發達社會，民衆的動員參與水平，與政治制度化水平，是互相適應的，也是高度穩定的。最封閉落後的社會是不會有政治動盪的，發達社會也不會有動搖根本的動盪；最容易出亂子的國家，正是那些處在傳統社會向發達社會進化路程中的國家。 這些高速發展中的國家，隨着經濟發展，新興社會力量已經崛起，尤其是在城市中，中產階級和產業無產階級大量出現。但是，原有的政治體系，依然控制在舊社會力量手中，往往無力容納新崛起的社會力量，無法輸入新社會力量的利益訴求。 這樣導致的結果有兩條：一是原有政治制度的腐敗，二是大規模的社會動盪，這種情況下，要麼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要麼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在改革與革命的賽跑中，決定最終誰將勝出的是農民的態度。發展中國家最顯著的社會特徵，就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城市中已經產生了若干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經濟因素，由此新生出中產階級和產業無產階級。 而在廣袤的農村，舊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依然佔據統治地位，這些佔據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他們的政治態度和取向，決定了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方向。 農民是很實際的，對於看似虛無縹緲的各種主義、信仰、意識形態是不感興趣的，他們的主要訴求在於實際物質利益，也就是土地。 在政治鬥爭中，誰給他們土地，他們就支持誰。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改革者來說，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是土地改革，要把土地分配給農民，滿足農民的利益需要，爭取農民的力量站到自己一邊。

這本書成書較早，出版於一九六八年，至今已經五十六年過去了，作者在哈佛大學執教時所寫的一本書，他也是美國白宮的政治顧問，曾經跟美國領導人訪華，本書的寫作資料詳實，有理有據，論證了他的論點，作者認爲，美國政府常於商界政治效率不高，他很推崇中蘇政治體制有效率。書中從宏觀上論述了不同類型新興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道路上，所遇見的若干問題的根源，發展的規律和不同的結果，他發現了若干普遍性政治問題以及發展中國家怎麼才能平穩實現政治現代化。政治改革永遠是最艱難的一步，阻力最大，風險最大，稍有不慎，滿盤皆輸，而政治改革成功能帶來長久而巨大的生產力，他需要創造性的，大智慧的和與本國實情的政治策略與手段，任何急於求成或一蹴而就的政治改革都是天真而幻想的，不切實際的，真正成功的政治改革都是從最容易達到目標的，容易的點開始的，以點帶線，以線帶面，最終實現全方位的政治大洗盤，都是積跬步才最終至千里的，往往以新舊勢力的博弈開始，最終的成功一定是有堅強的政治領導，有最關鍵的土地改革做基礎，讓最強大的農民得到最大的利益，政治的改革才能成功。在這個過程中是平衡各個階層的利益，在運動中做最好的平衡，政治改革鮮有突破，政治改革更難以成功上岸，政治改革往往又有血的代價。政治的選擇都是單選題。從作者所觀察的歷史到成書以後的將近60年，總共有近百年的時光，從世界的走向看，有很多已經兌現了作者的預見，作者有着洞悉政治規律的銳利眼光，瞭解歷史，研究未來，此書值得一看。

沒人叫其他牌時，梅花也能當王牌 經濟增長、生活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西方價值觀念在城市知識界的傳播，將自然地激起民衆參政慾望的提高。 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不同之處在於各自早期的成長經歷。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世界各國之間的最重大差別不是它們政府的形式，而是它們各自政府實行有效統治的程度。 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和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之間的差別，實在是遠沒有政治發達國家政府和政治欠發達國家政府之間的差別大。 政治穩定還是另外一種社會目標成功的副產品。 創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創建公共利益的能力。 一個國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機構化而不必是民主的。 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 最強者並非永遠能保持其主人的地位，除非他將力量化爲正義，將服從化爲責任。 經濟發展會爲更好的教育添加動力，會導致價值嬗變，而價值觀的轉變又會促進現代化的政治。 一套機構滿足一個時代的需要，而時代的交替則要求機構的更新。 韓國的朴正熙，中國臺灣的蔣經國，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這些人帶來了所謂的亞洲奇蹟。 二次大戰以後的20年間，20個拉丁美洲國家中就有17個國家軍事政變得逞（只有墨西哥、智利和烏拉圭還維持着憲法程序）。 美國憲法不僅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憲法，而且大部分是將殖民地時代已經存在的慣例和制度形諸文字並且在全國範圍內加以正規化的產物。 在美國，變革本身受到尊崇。新的便是好的；舊的總是不令人滿意。 在每一個歷史階段，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通常總有一種政治體制是特別適合於時代要求的。 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後才談得上限制權威。 如果人人都是黨員，那誰還會在乎是不是個黨員呢？ 從狹義上說，所謂腐化就是指在政治領域內干預財富。 與其他大部分社會成員相比，知識分子較少依附於任何特定的社會集團。

比福山的泛泛而談不知道高到哪裏去了，福山從意識形態出發，反向挑選論據進行政治比較，形成的統一理論既不能證明也不能證僞，空泛且不具備執行指導意義，只具備政治宣傳意義。 亨氏從第三世界發展面臨的癥結出發，指出了後發國家同時追求現代化與公平民主兩個目標之間本質上的不兼容性，用了大量實例舉證，描繪出了政治權力健康演進的動態過程：集中-擴大-分散，認爲擺脫普力奪社會的前提是政治擴大需要滯後於政治制度化，誰能更全面地完成政治制度化建制，使其脫離單一的、階級化的、剛性的原始形態、能在各自不同的歷史前提下控制好現代化與民主公平的動態博弈，誰就可以更好的生存下來。 但是這個建制的過程又談何容易，全書看下來，後發國家只發現兩種可能的完成路徑，一種是以經濟和物質倒退幾十年爲代價進行徹底的血腥革命，剷除所有的歷史包袱的同時，建立起一個基於民族共同體情感的世俗宗教政黨，將統一的價值觀和權力實施擴大到所有階級；第二種是魅力型領袖集權後先完成政治制度化建設，在現代化建設到一定高度後將權力的獲取過程系統化，下放到代表人民更廣泛權益的政黨競爭之中，即權力的獲取-放棄的過程，需要領袖進行自我革命。 如今普遍談及的兩種體制，其一是使用自上而下的宗教信仰方式完成權力的擴大，其二是使用自下而上的自由選邊，充分競爭方式完成權力的擴大。這兩種模式的極端版本皆蘊含了風險因子，前者是競爭的消失意味着對立面的消失，主體可能面臨自我解構的可能，後者是極端的自由競爭意味着民粹和對立，主體可能面臨撕裂的可能，對照今日局勢，不能樂觀視之。 基於不同政體各自的問題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解決方案，這些答案或許藏在地理環境、民族文化和國家歷史之中。

這本書的創見之處在於獨特的視角。高中政治教材中我們就知道“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在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目標，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繫。除此之外，亨廷頓還認爲 “人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以無秩序而有自由”…雖然這本關於政治理論的書籍看上去十分“經典”，很多內容卻出乎意料的“反常”，其背後蘊含的政治理念，曾經更是觸怒了大半西方知識界。 另外，亨廷頓在書中凝注的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廣度和分析洞見是驚人的。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無處不吹捧着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制度的同時，亨廷頓卻更傾向於發展中國家在進行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擁有的強有力的政府。 “就政治而言，美國、英國和蘇聯同爲發達國家，儘管前兩國是自由民主的，而後者是共產主義的專制政體，一個國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機構化而不必是民主的”這樣的想法在當時震驚了很多人，卻加強了亨廷頓關於政治秩序和民主並不一定相互依存、甚至可能爲相左的目的運作的觀點。這也被認爲是奠定了“權威主義轉型”及“強大政府論”的理論基礎。 01：政治制度與政治衰朽 開篇亨廷頓就提到“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隨後舉例說明美、英、蘇三個國家不同的政治制度模式，前二者都是資本主義民主體制，而後者採取的共產主義制度卻和美英一樣，都具備強大的、能適應的、有內聚力的政治體制，即有效的政府機構、組織完善的政黨、民衆對公共事務的高度參與、文官控制軍隊的有效系統、政府在經濟方面的廣泛活動、控制領導人更替和約束政治衝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 書中提到政治秩序的穩定是任何現代化的首要條件，而經濟的發展並不一定促進政治的穩定，政治與經濟是兩個獨立的目標，沒有必然聯繫。相反若政治體制發展緩慢跟不上經濟則會引起社會急劇變革、新的社會集團會迅速動員起來捲入政治。印度是50年代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其經濟增長率也不起眼；然而由於國大黨的作用，它卻獲得了高度的政治穩定。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的人均收入大概是印度的十倍。委內瑞拉的經濟增長之快非常驚人。但是政治穩定對於這兩個國家來說，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 除此之外，亨廷頓提到了美國在制定對現代化之中的國家的政策時，強調經濟發展，容易忽視 “政治穩定”。而誘發此種現象的原因是美國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一直處於順風順水的狀態，有着得……

應一位沒讀完這本書的書友請求寫這篇讀後感。 從劉瑜《可能性的藝術》那裏開始讀亨廷頓，能夠看出前者很多觀點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後者。 對於我個人一直以來的閱讀習慣而言，如果不是切身感受到公民生活距離自己如此之近，我恐怕還是沉浸在詩歌和小說的自我和小圈子世界裏。畢竟比起解構，建構的成本和門檻實在低了太多。 如果作爲一本政治入門書籍，這本書對於我這樣的初學者並不算太友好。在閱讀期間需要不斷去補現代化國家政治制度建設的歷史，從這個角度上來看這本書卻又很適合我這樣的入門讀者，因爲它給予了一個較爲明確的深入學習方向。書中的觀點很多放到現在依然經得起推敲和考驗，關於革命和改革的論述放在當下的中國依然適用，我一直對幾乎所有反對者不抱有希望和信任的很大原因也在此。他們一心希望推翻當前的制度，但是對於革命後的權力真空並沒有一個深思熟慮的解決方案。 這本書是緊接着《叫魂》後讀的，在回憶我們的近代史時，我既悲傷我們的歷史在幾千年裏從未真正前進，也感嘆TG確實建立了在當時很適合中國的政治制度。儘管它的弊端在建國後不斷暴露出來，以至於不得不讓很多歷史消失在我們的記憶中，太多我們所不知道的理想主義者只能化作一個名字一個符號被釘在了歷史的屈辱柱上。 我是否對我們現在感到絕望呢，如果僅僅於我自身而言，我當然是感到絕望的。但如果站在冷漠的歷史角度，這是我們現代化過程中每次嘗試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這本書很不錯，想給這本書寫個稍微長點的書評，我儘量寫的簡單通俗一點。而且我強烈建議讀者們重點看看第五、六、七章節，這幾章讓我收穫頗多。塞繆爾·P· 亨廷頓運用了大量的東西方案例來論證他的觀點，着實令人佩服。在最後的一章裏，他就美國的兩黨制也給出了自己的見解。下面我就“革命”，“改革”和“政黨”這三個模塊來整理書評。 革命不同於政變和起義，它是現代世界觀的最高表現，就是爲了擴大政治參與。東西方都發生過革命，但都有各自的特色。首先東西方革命的不同點在於革命的性質不同。具體來講就是大多數西方革命的目標是君主制和舊貴族，也就是封建制度。而東方革命的目標是半現代化制度，可能是官僚政府，軍閥政府或者殖民政府。其次東西方革命的道路也不同。西方以首先奪取城市爲目標，而東方以首先奪取農村爲目標。最後革命要想成功，必須擁有革命聯盟：城市和農村集團。城市之中，工業無產者和現狀休慼與共，遊民無產者則斤斤計較於眼前目標。在大多數處於現代化之中的社會里，真正的革命階級當然是中產階級。在中產階級的各階層中最傾向於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識分子。革命之所以很少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知識分子與農民難以並行。這兩個集團實質上所關注的東西時常大相徑庭。知識分子是離心離德，而農民則是牢騷滿腹。知識分子的目標總是不着邊際的和屬烏托邦式的。而農民的目標則是具體的，他們要求再分配。所以民族主義誕生了，民族主義是凝結革命聯盟的水泥，是革命運動的引擎。 革命是罕見的，改革則可能更加罕見。一個成功的革命者無須是政治巨匠；而一個成功的改革者則必是一流的政治家。革命者必須能將各種社會勢力一分爲二，改革者則必須學會駕馭它們。面對國內的變革要求，讓步會產生穩定效果，但面對國際上的變革要求，讓步卻會帶來不穩定效果。改革完全可能成爲革命的催化劑而不是其替代物，所以改革的時機也是很重要的。在這裏，具有極爲重要意義的兩個集團是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知識分子的抱負是永遠無法實現的，因此他們總是處在一種反覆無常的狀態當中，對他們的角色不會發生誤解。而農民卻既可能是現存秩序的堅固堡壘又可能是革命的突擊部隊。農民究竟會扮演什麼角色，這完全要看現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他們的想法去滿足他們切近的經濟和物質利益而定。從結果來看，迎合城市中產階級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劑，迎合農民的改革則是革命的替代物。 身處正在實現現代化之中的當今世界，誰能組織政治，誰就能掌握未來。組織政治參與擴大的首要制度保證就是政黨及政黨體系。如果人類在政治上存在發明的話，政黨則是一大發明，對於建立在世襲制、社會地位或土地佔有基礎上的特權階層的政治權力來說，它生來就是一種威脅。政黨和政黨體制也是彌合城鄉差距的制度化手段。在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裏，城市不單是動盪的場所，而且也是政府反對派的大本營。一個政府要想享幾天太平，就必須以農村爲堅強後盾。對執政黨——如果有個執政黨的話——的支持來自農村，而對反對黨的支持則來自城市。兩黨制的運行法則是吸收農村羣衆進入政治體系，在農村和城市之間架起了橋樑，而這正是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政治穩定的關鍵。 塞繆爾·P· 亨廷頓對城市和農村的關係理解把握的很到位，在那個冷戰的時代，他有這樣的政治敏銳性可見下的功夫之深。建議讀者朋友們去看，能學習到很多東西。

現代政治學理論作品，用了大量詳細的專業詞語敘述內容詳實豐富，專業到必須買一本紙質拿來劃線的那種，對現代國際政治格局分析也很好 但是，我討厭政治，他就像是愛情還有經濟一樣，之所以能成爲茶餘飯後街頭巷尾任人都可以談兩句的永久話題，就是這三個事情，本身無論出於什麼階段狀態，都是沒有正確答案的，一個人就可以有一個觀點且找不到絕對的錯誤，“我覺得共產主義是對的”“我覺得我女友天下最美”“我覺得哈耶克是英明的”，我不能按着抽你一頓，覺得你女友巨醜，因爲抱着睡的不是我 那麼問題來了，書裏幾乎所有的觀點聽起來都是對的，理論正確的，就是把一件事情正着反着的話他都說了，喫饅頭可以喫飽，喫屎也可以喫飽，輸營養液也可以維持，美國繼承英國政治遺產，中國沒有就遇見了共產主義，墨西哥美國影像下進行不適合的民主政策，伊朗土耳其還加上了宗教軍隊，泰國緬甸還有種族問題，你他媽把所有例子都擺在桌子上挨個總結你說這是規律 當然還有我的粗鄙，畢竟渦流本身看着沒有規律，伯努利不也給你整出方程了麼，還有看不懂的傅里葉變換呢！不能所有都是初中歐姆定律(發現之初也是複雜透頂的)並不是都想物理化學一樣有數據，即便有數據天體物理不也是混沌麼？ 就像《同學麥納斯》裏臺詞，事情本身就是mess，哪有那麼多顯而易見的道理，人還是要對自己負責，綜上就是我的粗鄙不配懂複雜無恥的政治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本書由塞繆爾·亨廷頓撰寫，旨在爲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提供理論框架和實踐指導。 通過對政治秩序的建立與衰朽、政治現代化與比較分析、傳統政體的政治變遷、普力奪社會與政治衰朽、革命與改革的政治影響以及政黨與政治穩定等方面的深入探討，揭示了第三世界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書中分析了政治差距、制度化、政治參與、城鄉差距等因素對政治穩定的影響，並對美國和歐洲的政治現代化路徑進行了比較。 通過對傳統政體、普力奪社會、革命與改革的分析，作者提出了強政府理論，強調在現代化過程中建立強大政府的重要性。 此外，書中還探討了政黨在維持政治穩定中的作用，特別是在城鄉政治動員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