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人口、疾病與土地（645-900）

從“瘟疫與人”入手，有力地挑戰了關於律令制下日本農業社會土地開墾—人口增長的習慣性常識，針對律令制在日本的失敗提出了“經濟落後說”。指出在日本律令時代落後的經濟表現中，最首要、最關鍵的因素便是傳染病所導致的破壞性影響。差不多每過一代，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致命傳染病便會由大陸傳入日本，人口增長和傳染病暴發的交替模式，成爲了日本8世紀和9世紀的特徵。其次，從土地開墾的因素來看，耕地規模沒有不斷擴大，更沒有陷入“人多地少”的矛盾，恰恰相反，新田開墾取得的成果被舊田撂荒所造成的損失抵消，陷入了“墾田、撂荒以及復耕”的模式，耕地就像休耕制一樣反覆變動。第三，農業技術在地區上分佈不均，灌溉設施極爲落後。早期的水稻農業採用的是粗放性而非集約性的經營方式，因灌溉用水嚴重不足，鐵質農具使用比例很低，只能採用自然灌溉而非人工灌溉。而旱作農業分佈廣泛但產量極低。在很多山區，刀耕火種、遊耕農業反倒成爲低密度人口下的選擇。最後一種因素是農村居民區的性質。當時的大多數人並非居住在聚居村落裏，而是居住於分散的居民區、小村落以及單獨的宅地中。在水稻農業技術水平低下、（大型工程或季節性）勞動力需求、謀生方式多樣化（採集、捕魚）以及婚姻習俗（雙邊親屬關係）等多因素的影響下，人口的遷移司空見慣。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律令時代的農業陷入了“稀疏的人口分佈與原始的農業技術之間的惡性循環”，中國式的律令制中央集權國家建立在一直從事土地長期耕種的穩定人口的經濟基礎之上，但在日本這並不存在。走出這一惡性循環，要等到作者所謂的“中世紀農業革命”才得以實現，但那時律令制國家也早已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