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劍、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

其實是奔着想了解一下北美和南美爲什麼不同的目的進來的，但這本書更象一本紀實文學，主要講述的是拉美人民所遭遇的種種不幸。具體點說，它從銀劍石三個角度總結了拉美這片土地和人民所遭遇的不幸。 作者有拉美血統，從書中文字能夠感覺到他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拉美所經歷的種種不幸和絕望，對有過百年屈辱的中國人來說，很容易理解併產生共鳴。 作者想找出到底是什麼使得拉美人與世界上的其他人如此不同，是什麼讓拉美這個曾經燦爛的文明陷入暴力和貧窮而不能自拔。他以萊昂諾爾、卡洛斯和哈維爾三個人的經歷爲引子，從銀劍石三個角度展開了思考。其中，銀代表着外部對資源的索取，劍代表着暴力，石代表信仰。 銀爲拉美招來了掠奪者，並從此留下了對礦產或者其他土地資源的依賴，於是拉美在銀礦之後又是蔗糖和石油，貪婪讓土地礦山遍體鱗傷。 劍指的是拉美的暴力傳統，它在土著文明階段是這樣，在殖民階段是這樣，在西班牙人走了之後還是這樣。暴力是拉美人的基因。 石指的是天主教對拉美文明的迫害。宗教與劍相結合，從不同的角度對拉美人民進行了血腥的征服。同時，宗教也和土著文明進行了融合，成爲了拉美人的信仰。 正如作者所說，這三人的故事既映射出了拉丁美洲的真實現狀，也是對這片大陸過去的概括，同時故事日後的結局也決定了拉丁美洲的未來走向。 怎麼解決？ 作者在全書的最後，在累述拉美的種種不幸和矛盾之後，借哈維爾之口給出了方案：一個穩定的社會也需要經濟正義、社會平等和教育機會這三個支柱的平衡發展；也可以說，它們代表着“不得偷竊、不得撒謊、不得懶惰”這三條往昔文明的基本原則。 但解決辦法也僅限於此了。 實際上，本書的特色在於被征服者所做的記錄。它一反傳統的征服者視角，從被征服者視角對拉美歷史和拉美人民遭受的苦難進行了細緻的刻畫。但銀劍石的角度只是讓對拉美苦難的闡述更加充分，而如果用於揭示拉美貧困陷阱的原因的話就過於單薄了。所以才說本書更像是記錄拉美貧困的紀實文學。通過本書，你完全不能明白爲什麼同樣的地理大發現，北美能夠成就美國和加拿大，而南美卻陷入了貧困和暴力。這是英國（人）和西班牙（人）的區別，還是北美和南美的區別，完全沒有涉及。 作者全面闡述了一個深刻而又緊迫的問題，可惜最後又輕輕放下了。 當然，把它當紀實文學來看的話，本書寫得還是非常好的，銀劍石的角度也給了讀者瞭解拉美新的角度，所以給出推薦。 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本書定位，爲帶着問題找書看的朋友提供一個參考。

本書將三位當代拉美人的故事與拉丁美洲過去千年的歷史無縫編織在一起，從而闡釋了自前哥倫布時代至今，拉丁美洲的三個恆久主題。銀，代表着資源的索取；伴隨着殖民者對貴金屬的渴望導致大規模的採礦活動，造成了原住民受到了嚴重的剝削和死亡。作者描述了拉丁美洲自被發現以來，一直是全球資源爭奪的重要地區。這種對資源的無止境索取不僅體現在對貴金屬的開採上，還包括對自然資源的大量消耗。這種歷史背景導致了拉丁美洲經濟結構的單一性，使其在全球經濟中處於不利地位。劍，代表着暴力的陰影；通過三位當代拉美人的故事，揭示了暴力如何影響當地的社會結構和人們的生活。拉丁美洲的歷史充滿了暴力事件，從殖民時期的壓迫到現代社會的動盪，暴力一直是該地區難以癒合的傷口。戰爭的征服成爲社會的一部分，但是暴力不僅限於國家間的衝突，還包括社會內部的矛盾和犯罪，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石，代表着宗教信仰；宗教在拉丁美洲的歷史和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儘管拉丁美洲經歷了多次宗教變革，但宗教信仰仍然深深紮根於人們的心中。原住民信仰獨特的宗教文化不僅影響了當地的文化傳統，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會的價值觀和行爲模式，形成爲統治階級壓迫的工具。 這就是銀、劍、石背後的深刻內涵，更是對貴金屬的渴望、暴力文化以及對宗教信仰這三座大山歷史記憶的講述。

西班牙是基督教國家，他們說自己不搞種族滅絕，於是強迫印第安人去挖礦，把印第安人害死，不讓他們去管理耕地，導致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從50萬縮減到6萬，還不是種族滅絕嗎？ 他們不關心原住民的精神，就像領導不理解員工一樣，西班牙侵略者關心的是貴金屬，領導關心的是利益，人都有貪婪的本性，只是領導沒有西班牙人的兇殘。 高貴的印加大臣淪落爲勞工，和人民一起去挖礦，成爲同一階級，曾經的壓迫者變成了被壓迫者，倒也是大快人心，但婦女被糟蹋了，西班牙人不把這些婦女當人，甚至連“太陽貞女”都不放過，開啓了南美亂性的先河。 爲了更好的統治印第安人，要破壞原住民的文化，斬斷部落成員之間的聯繫，就要把異教徒變成基督徒。多數人選擇服從，他們已經習慣了印加人強加給他們的枷鎖，只要殺死原住民的首領，把貴族階層消滅掉，繼續保持壓迫就可以了。 全球化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他們搶走了印加的金銀，觸發了世界貿易，激勵遠方民族開啓了工業時代。 阿茲特克人認爲，剝皮和自然界相連，是對種子奇蹟般脫去外殼發芽成長的一種禮讚，放血是用生命力灌溉土地，從胸腔掏出仍在調動的心臟意味着抓住生命這一奇蹟。 哥倫布在新大陸的海岸初次看到阿拉瓦克人時，說他們生性慵懶溫和，適合當奴隸，全部送到西班牙南部的奴隸市場賣掉，全程沒有一絲良心的不安。 歐洲知識分子提出道德的質疑，西班牙冒險者說，印第安人挨鞭子的反應和西班牙人不同，他們沒有西班牙人的榮譽感。 直到21世紀的今天，高原的玻利維亞人仍每年旅行廷庫的節慶活動，數千名村民喝的酩酊大醉，用棒子和石頭互毆，經常會打死人，當地風俗是用鮮血向大地獻祭，以求五穀豐登。 警察不干涉這樣的打鬥，一年一度的活動是人們發泄不滿，釋放對生活的憤怒，對古老傳統的堅持。爲確保萬物繁榮興旺，他們殺死處女，扔進世界的中心喀喀湖。 1780年9月，原住民起義者組成的小隊開始突襲、搶劫大莊園，不光殺死西班牙人，也不放過任何不宣誓效忠革命的人。 領導起義的是克里奧爾貴族出身的兩兄弟，年輕人是西蒙·玻利瓦爾和他哥哥胡安·比森特。玻利瓦爾3歲喪父，9歲時母親也不幸離世。成了孤兒的他叛逆難管，喜歡和奴隸廝混。舅舅對他的行爲看不過眼，把他送到馬德里去學習起碼的自律和修養。 他是馬德里宮廷的常客，在宮廷裏目睹了王室成員那些鮮爲外人所見的荒淫無度的可恥行爲 玻利瓦爾深受這些激烈反對君主制的開明人士的感染，思想日益激進。 回到加拉加斯，發誓獻身於生長於斯的這塊土地的解放事業。 他明白，革命永遠不可能在上流社會的政府大廳中成功，革命需要動員人民的力量，也需要使用極端暴力。 起初，願意加入的都是社會底層的人，貧民窟居民、奴隸、無地可種的農民、罪犯或赤身裸體的部落民。 他們沒有受過訓練，不會遵守紀律，手中沒有武器，腳上沒穿鞋子，他們有的只是身上的一條破爛褲子、一塊滿是跳蚤的毯子、一頂開了線的帽子。 從1810年打到1824年，打了十年，喫過敗仗，兩次被迫流亡，他總是捲土重來，越挫越勇。 祕魯的特魯希略，皮薩羅爲之驕傲的城市，只要花上100美元，就能僱一個刺客去槍殺債主，或幹掉討厭的鄰居。 瑪雅人相信，石頭代表永恆的生命，蘇格蘭人的石冢，藏族人的瑪尼堆，蒙古人的敖包，安第斯也有象徵好運的石頭堆，過往行人將它們堆起，不斷添加新的石塊。 在英國和歐洲北部還是原始部落的時候，瑪雅人已經建起了宏偉的神廟，發明了象形文字，設計了使用零的先進計數系統，還制訂了用於推動天文學研究的日曆。 印加征服者長驅直入，把各個部落吞併入印加帝國，將自己的信仰強加給當地人，並迫使被征服的人服勞役，還有大批的人被當作祭品。古老的宗教不給予被征服的大衆以安慰，而是要求他們做出鮮血的獻祭。 印加人敬獻給太陽神的是童男童女，取其面目姣好和純潔無瑕，希望藉此獲得太陽神的恩寵，確保豐收。這種獻祭被稱爲“卡帕科查” 父親會把自己的女兒獻出來做“卡帕科查”的祭品，認爲這將爲人民帶來巨大的裨益，自己被選中的孩子將和天上的諸神一起，享受永遠的榮光。 甚至允許他們的妻女和俘虜交歡。 16世紀初，天主教會沒有獻身於拯救靈魂，而是陷入了腐敗的泥潭，從信徒那裏大肆撈取金錢天主教會變成了官僚機構，一張巨大的金錢網，目標不再是照顧溫順的和貧窮的人，而是吹噓美化自己。 人們不知從何時開始認定，要實現真正的征服，勝利者需要羞辱失敗者，打垮他們的精神，讓他們相信自己一文不值。 印加人的勇氣，他們那種骨子裏的驕傲和他們特有的不撒謊、不偷竊、不懶惰的道德準則在這裏的原住民身上幾乎已蕩然無存。 在拯救靈魂的事業中，主教和僧侶激烈爭奪控制權，造成了殖民地教會核心處的深深裂痕 一方是在俗教會，它有主教擔任領導，有總督的大力支持，還有國王的敕令撐腰，可以向出生在美洲的人授聖職以加強自身力量。 另一方是各個托鉢修會，它們是在這個半球傳播福音的先鋒隊，彼此卻又是競爭對手。這些修會爲爭奪領地吵個不停，不願意把接力棒交給任何出生在新大陸或屬於新大陸的人。 這些新教教派最大的吸引力是，它們的規誡棕色皮膚的人民一聽就懂，例如，信徒可以自己與聖靈交流，儀式可以治癒病人，驅邪是必要的，先知也許就在我們當中。 新教的福音傳教士告訴信徒，生活是充滿奇蹟、象徵和令人驚訝的事物的體驗，而不是沉重的贖罪旅程。 只要抱定信仰，堅守符合美德的生活，窮人也能在社會經濟的階梯上高升，貧兒可能會變成王子。 就在天主教教堂靠出售地產掙扎圖存之時，數以千計的福音派教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對於鬧事的神父、同情共產主義的自由派和耶穌的戰士，會像對任何新生革命分子一樣，一經發現，立即粉碎。 思想激進、敢於爲民請命的神父和修女一個接一個地成爲打擊目標，不是被殺害就是遭流放。 20世紀下半葉在拉丁美洲肆虐的暴力和天主教會在其中的牽涉嚇跑了許多農民和貧民區居民，他們開始擁向五旬節派教堂，想通過精神昇華來忘記眼下的驚恐。 皈依的信徒必須經常參加宗教活動，和睦鄰里，拒絕同性戀，禁止飲酒，摒棄婚前性行爲，譴責墮胎，痛斥種族主義，把男人作爲家庭的中心（雖然福音傳教士強調，需要有個好女人把他推上那個位置）。 一個家庭如果更健康、教育程度更高、更多地參加生產，那麼它的社會經濟地位必然會提高。拉美各國開始出現新的中產階級，此中福音派教會功不可沒。 1968年，政府在墨西哥城對學生實施了血腥的特拉特洛爾科屠殺，350人慘遭殺害；此事使馬科斯極爲憤怒，走向了極端。 他們也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爲第三世界的落後是直接由第一世界的貪得無厭造成的。富國的投資在中南美洲喚起了巨大的希望，也的確帶來了斷斷續續的進步，但外國投資產生的主要結果是奴役，受奴役最深的永遠是地位較低的階級，是深膚色種族，是窮人。 就算是才華橫溢的奧威爾，也不可能想象出一個比拉丁美洲更超現實、更令人精神錯亂的世界。

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好友曾問我，如果可能，是想成爲北美牛仔還是南美牛仔？我想象了一下南美人的浪漫多情，毫不猶豫地選了南美牛仔，並問他的選擇。他神情凝重、目光深遠，說最嚮往北美牛仔的剛毅、勇猛、神奇。不過，要知道人就是缺什麼想什麼，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纔是浪漫多情的那一個，而打架的擔當都是我。數年後，我們花了一上午驅車來到聖安東尼奧市郊的一處小餐館，他聲稱這裏有他喫過的最正宗的墨西哥菜，當我們在一片狐疑的墨西哥面孔中坐下時，我說一定是了，這也算是和拉丁美洲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了吧。 拉丁美洲歷史中的不幸，來源於人類的本性，自私、貪婪和殘忍，以及衍生出來的擴張欲。往遠了說，當智人走出非洲，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便不見了蹤影，近的如北方民族軍隊對中原王朝無數次的屠城、納粹集中營、紅色高棉、盧旺達大屠殺、各種政治清洗，還包括瑪雅印加阿茲特克對其他部落的征伐等等，不勝枚舉，可以說誰也不比誰好到哪裏去，這也是特別容易對人類感到失望甚至無望的地方。 好在在人類歷史長河最近這一眨眼的時間，人道主義、超越人道主義、反種族主義意識、種族平等思想在世界各地慢慢地被一點點接受，一點點地落實到行動中去。如果說，有人發現人類進入文明時代後，身體、大腦沒有明顯的進化跡象，那麼人類的思想意識是的的確確在大幅度進化的。所以，比較認同哈維爾的做法，要先把人民在思想意識上的工作做通，拉丁美洲纔會更好地擺脫困境。 作者，通過這本書瞭解到，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大學文科出來的左翼知識分子，在香港大學獲得的碩士學位（所以她對中國古代人口數缺乏概念讓人驚訝，也很奇怪她會用印第安人這個詞），寫作之時是手裏拿筆、心裏拿刀槍，這都挺好的。但是她有意無意忽略了一些問題，比如二戰後拉美的混亂，蘇聯及其盟友是有重要貢獻的，看看桑地諾、薩帕塔等武裝力量手中的蘇式武器或其仿製品就知道了。從冷戰局勢上分析，如果說拉美是美國的後院這個說法成立，那麼美國是會希望拉美穩定的，所以出維穩資金，當然怎麼穩定是另一個問題，而蘇聯則會是希望拉美混亂的，越混亂越好，所以會輸出武器、資金、軍事顧問，輸出革命。如果相信蘇聯是冰清玉潔地希望拉美人民得到解放，那得是多麼質樸啊。作者對這個問題選擇性失明瞭。 拉丁美洲的文明是輝煌燦爛的，沒有他們發現和培育了玉米、土豆等等大量高產農作物，人類就很難解決溫飽問題，人口就不能快速增長，也就很難步入工業文明，他們對全人類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 祝福拉丁美洲這塊豐饒的土地和生活在那裏的浪漫多情的人民。

作者以銀、劍、石爲隱喻，解構了拉丁美洲五百年的歷史困局，這片被上帝親吻又詛咒的土地，在礦石的光輝中迷失，在權力的寒芒中流血，在信仰的重壓下喘息。拉美大陸的魔幻現實主義，不是文學的想象，而是現實的寫照。 白銀是拉美大陸最初的詛咒。波託西銀礦的發現，讓這片土地成爲殖民者眼中的天堂，但天堂之下，是無數印第安礦工的累累白骨。金銀的光芒遮蔽了人性的光輝，財富的積累建立在文明的毀滅之上，這種掠奪式的開發模式，在拉美獨立後依然延續，成爲難以擺脫的宿命。 劍是暴力的象徵，也是權力的圖騰。從殖民者的征服之劍，到獨裁者的統治之劍，再到革命者的反抗之劍，暴力在拉美大地上循環往復。劍刃之下，是無數破碎的夢想和希望，暴力不僅摧毀了生命，更摧毀了社會的信任基礎，讓拉美陷入永無止境的動盪。 石頭是拉美人民的信仰，也是他們的枷鎖。天主教的傳入既帶來了文明的曙光，也成爲了新的壓迫工具。原住民在皈依中失去自我，在信仰中尋找慰藉。石頭築起的教堂，既是精神的寄託，也是殖民統治的象徵，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壓迫，讓拉美人民在信仰與現實之間掙扎。 拉美的困境，在於無法擺脫歷史的陰影，白銀的詛咒讓經濟陷入"資源詛咒"的怪圈，劍的暴力讓社會陷入動盪的循環，石頭的信仰讓思想陷入保守的桎梏。這種三重烙印，血腥與衝突不斷，獨裁與暴力依存，拉美在現代化進程中步履蹣跚，但希望並未泯滅，在白銀的廢墟上，新的經濟模式在萌芽，在劍的傷痕中，民主的種子在生長，在石頭的重壓下，思想的光芒在閃耀。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不僅是困境的寫照，更是突破的希望，當歷史的三重烙印被打破，這片土地終將迎來真正的解放。

讀完這本書算是明白《百年孤獨》的“孤獨”是怎樣的存在了。 那不是小資失戀後在陽臺喝啤酒的孤獨。那是一整個國家，一整片大陸，形形色色的民族、團體、個人，都在拼了命地掙扎，試圖改變點什麼，但卻發現四面八方都是敵人，殺戮、迫害、毒品、奴役無休無止，整片大陸找不到一點擰成一股繩的希望，只是不斷上演人喫人慘劇的孤獨。 那是榨乾生命的礦工只能得到殘餘礦石報酬的無奈。是墨西哥警察辛辛苦苦查明罪案卻發現是自己上司所爲的絕望。是天主教會保護弱者卻被統治者利用的弔詭。 這是一片痛苦的大陸。如非洲一般混亂，卻偏偏受了西方文明浸染，於是得到現代之魂的人性惡，似乎更加來勢洶洶，波雲詭譎……一切疼痛都被已經覺醒的大腦放大。 非洲的落後是原始的落後。拉美的落後是現代的落後。 世界上大多數地區，已經戰勝了原始的落後。而要徹底戰勝現代的落後，路途還遙遠。 無論是拉美，還是我們。

好奇怪，我愛拉丁美洲的文化文明，大概從看懂了百年孤獨開始，那個大陸上的人民，原始熱烈，簡單直接沒有心機，執着又深沉，在書裏，他們幾乎沒有缺點，沒有歐亞大陸人的傲慢偏見自大殘忍心機沉重，這樣的人羣是孤獨的，他們的孤獨是個體的又是羣體的，很奇怪的存在。。。又因爲常常看到說印第安人可能是華夏殷商人或更早前的中國古人遷移過去的，更有親切感 ，對那片大陸的文明更覺得神祕嚮往。。。有了解一點點拉丁美洲被殖民被奴役的歷史，這本書是第一次比較全面的認識了他們被奴役殖民迫害到幾近滅族。。。好狠的西方列強，被貪婪驅使着，用利劍鐵馬種植搶佔掠奪了那片大陸上無盡的白銀黃金破壞了自然環境，用種植經濟掠奪當地人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在這個過程中竟然毫無人性殘忍殺戮了可能幾千萬印第安人，當他們傲慢野蠻的討論印第安人是人還是動物時，歷史會給出答案，殺人不眨眼貪得無厭兇殘暴戾的歐美這些還能稱爲人嗎？歷史會給出答案，還印第安人一個。。。好像幾乎還不了。。。那個孤獨沉默的種族 ，可能和我們是近親的族羣，幾近滅族了。。。世界上幾乎聽不到他們的聲音，關於他們的過去，甚至都是侵略者書寫的。。。對比生命被殺戮、信仰被強姦、家園被侵佔、資源被掠奪、人格被無視的幾百年苦難現實，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已經非常溫和了，那片土地上的文明幾乎蕩然無存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這些名稱都是侵略者給予的，侵略者榮耀的聲稱：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好諷刺。。。而在哥倫布登陸前，到十六世紀時，那片山脈叢林林立的大陸孕育了三個文明，傳說中的瑪雅文明真的存在。。。他們組成王國或部落，身穿綵衣，有農業種植，有社會分工，自給自足，最重要的是有深沉的信仰。信仰是他們最迷人的地方，他們信仰太陽大地和萬物，他們可能是所有種族中最崇敬自然的，他們可以和萬物融爲一體，感受萬物皆爲生命，必要時皆爲神靈! 也正因此吧，因爲過於崇敬，他們不敢對萬物進行研究利用，幾千年來就與自然和諧共生,這在殘暴的歐美人看來，就是落後愚昧。。。什麼是文明？西方的文明就是勝利者書寫的弱小就要捱打嗎？就是金戈鐵馬說的發現新大陸嗎？就是以上帝之名生殺搶掠嗎？歷史有太多的謊言，的確是任憑裝扮的小姑娘。被淹沒在歷史遺骸中的印第安人的文明，是什麼樣的呢？只能從這些書裏略知一二。。。我在想，如果這個文明進程沒有被打斷，以他們對萬物的虔誠，會不會用另一種方式進化人類，比如意識靈性的大發展，智力大爆發後融合其他族羣探索宇宙，或者即使只是在這個星球上認識地球的萬物，用他們的視角，又會發現什麼呢？至少不會只有現在的視角，物質就是爲人類所用的，擁有好像是生存的出發點。用他們的視角，也許發展出超脫的文明，呵護自然生命的文明。。。咳。。。天馬行空了。。。喜歡他們樸素的生命觀，喜歡他們沉默的進化，喜歡他們永恆的熱望。。。也希望不再迷失。

《銀、劍、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這部作品亮點頗多。首先，作者採取了文史結合的敘事風格，兼具紮實的歷史知識和優美的文筆，可讀性強。通常，學術性歷史學著作需遵循一定的學術規範，這使它們很難吸引普通讀者，而文學作品雖生動鮮活，卻可能喪失歷史的厚重感，這兩者的結合往往能產生更佳的傳播效果。其次，作者採用了宏觀視角與微觀視角相結合的寫作風格，觀察角度飽含人文關懷。她以記者身份深度跟蹤採訪印第安工人、古巴非法移民和耶穌會傳教士三個羣體，將他們的生活鑲嵌到拉美的宏觀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中，以小人物的角度觀照大歷史。最後，作者擅長運用類似電影中的“長鏡頭”手法，通過歷史故事與現實語境的交織，將書中小人物的生活軌跡與他們的祖先遙相呼應，從而展示出拉美地區歷史往復循環的特點。在涉及前殖民時期的歷史時，作者去掉了一些西班牙編年史作家的濾鏡，根據考古學的最新發現，呈現印第安原住民的一些尚武嗜血的習俗。通過對歷史與現實的雙線敘事，阿拉納提出了千年來塑造拉丁美洲這片土地的三個反覆出現的歷史母題：外部對礦藏資源的無盡索取、根深蒂固的暴力手段、宗教信仰的持久力量。通過選取銀、劍、石三個符號，作者刻意強調拉美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遭受的壓迫。對採礦的癡迷、對蠻力的偏愛和對宗教的篤信最終成爲塑造拉美文化的三大柱石。這三大柱石維持着當年西班牙創立的、僵硬的等級制度中的寡頭統治、性別關係和種族關係。作者認爲，西班牙繼承製中約定俗成的職業習慣就深刻體現了這種關係的影響。在西班牙和拉美殖民地，長期以來的傳統是，長子去做文職或生意，次子去當軍人，三子從事神職。也有學者提到，長子通常繼承土地，會成爲莊園主或大地主。總之，家庭中三位男性子嗣的角色也分別對應了“銀、劍、石”這三個支柱。這些主題在很多拉美作家筆下有呈現，作者的洞見在於：這些文化不總是外來的，也是內生的。她沒有完全採用征服者與受害者的簡單二分法來描述歷史。她認爲，對貴金屬的貪婪、對暴力的崇尚和對宗教的篤信，在殖民者到來之前就已存在，隨着殖民者的到來得以強化。比如，古代的穆伊斯卡、瑪雅人和阿茲特克人也把主權寄於君主、武士、大祭司，實施三角控制。殖民統治繼承了這種統治方式的三分邏輯，並以此控制人民的錢袋、拳頭和靈魂。直到今日，這三個特點依然根植於拉美人的思維之中，是理解拉美現實的重要切入點。在本書第一部分中，作者想要展現拉美資源攫取型經濟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第一條線索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陸搜刮金銀這類貴金屬的狂熱，與印第安人對待金銀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當時，在西班牙“天主教雙王”的統治時期，整個歐洲對金銀有狂熱的迷戀，這種迷戀在西班牙的探險者和殖民者身上得以體現。這些探險者和殖民者大多是西班牙貧困地區的年輕底層貴族，很多人有親緣關係。他們探險的資金來自獨立投資人或保險商，承諾將搶奪到的礦產的五分之一歸王室，由此獲得合法性。征服者多半是同一家族或同鄉近鄰，可謂是兄弟事業，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了發財，而不是擴張宗教信仰。但他們發財的辦法不是勤勞墾殖，而是掠奪。殖民者埃爾南·科爾特斯干脆直接宣稱自己是來找金子的：“我不要像農民一樣耕田種地！”因此，殖民時期的耕種和開礦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礎上，這一點決定了拉美的經濟結構。相比之下，印第安人對待貴金屬的態度如何？作者區分了不同文明的不同態度。印加人對金屬心懷崇敬，黃金是印加人信仰體系的一部分，是諸神的象徵，是光明的所在，是神的表徵，是人與造物主之間的橋樑。金子也是貢品，死後這間用來存放金銀的房子就被封存起來，由死者帶去永恆世界。因此，金子是集體記憶的見證，而非讓人垂涎的財富。在俗世中，金銀是貢品而非財產，是權力的象徵，只有貴族纔有資格穿金戴銀。印加人加工金銀的方法非常精細，但遺憾的是，很多精美的藝術品都被西班牙人鑄成金錠帶回伊比利亞半島。瑪雅人也用金銀來區分階級，而阿茲特克人城市化發展程度較高，則將金銀作爲商品和貨幣。但無論哪種態度，都比不上西班牙殖民者的狂熱。對此，印第安人完全無法理解。印加王曾嘲笑西班牙人：“你們就喫這樣的黃金啊！”兩者對待貴金屬態度的不同也帶來了開採方式的不同：西班牙人喜歡深挖開採，而印加人只在地表開採。殖民者在祕魯和新西班牙（今天的墨西哥）依靠原住民和奴隸開採金銀，這不僅催生了全球資本主義，激發了歐洲的金融活力，將歐洲推入工業化時代，還燃起了亞洲的商業熱情，並且導致了幾個世紀以來拉美社會的兩極化發展。西班牙沒有利用好這部分財富，哈布斯堡王朝將白銀花費在歐洲戰事和奢侈品上，而大量白銀的流入也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最終導致西班牙王室財政的破產。拉美地區金銀礦業的主要受益者是英國人和荷蘭人，他們利用這些財富發展了工業。隨着拉美的獨立，其他帝國的商人蜂擁而至，搶佔西班牙留下的空位，開啓了新一輪的掠奪。例如礦業、水果、蔗糖、石油、咖啡、可可、棉花、橡膠等行業的發展，都伴隨暴力和外國勢力的介入。美國通過政治和軍事幹預，保證自己在當地的經濟利益；英國控制了拉美的錢袋子，藉助拉美各國的財政部長，間接管理拉美事務，通過新殖民主義扼制了拉美的咽喉。採掘業給拉美普通百姓帶來的卻是剝削、疾病和苦難，這一情況持續了500年，一直沒有改變。作者通過一位礦工的家庭、工作和生活來呈現歷史在個人身上碾過的痕跡。當這位礦工唸誦着求神保佑的經文下井採礦時，一方面要承受違背本族崇尚自然的信仰而產生的內心煎熬，另一方面又要承受身體的傷痛和生命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礦工只能及時行樂，活一天算一天，有些人甚至無法組建完整的家庭，更不用說加入社羣了。這大概也是許多底層印第安人無法形成有力的抗議組織，無法發出呼聲的原因之一。這種依靠大宗商品和礦產資源出口的經濟結構在加萊亞諾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得以生動地展現。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造成的苦難，成爲拉美左派和普通民衆理解國情的一種共識。這給他們帶來一種深重的受害者心態，過度妖魔化外資的殖民性，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本國政府對外資的利用。還有很大一部分拉美民衆和左派並不認同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前者基於印第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哲學，後者基於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他們認爲分配纔是最重要的，人類就生產了足夠多的糧食和財富，現在的飢餓和貧困是分配不均造成的，並不是發展落後造成的。中國企業和資金進入拉美市場的時候，也不可避免地遭遇這樣的思維和對抗，被他們視作“新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即只想榨取拉美的大宗資源或者將利潤轉移回國，而不會惠及本地人民。在中資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如果有更多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研究，就能更好地瞭解當地民衆的利益和精神訴求。在本書第二部分，作者通過劍這個形象暗喻尚武和嗜血的精神和拉美人基因中揮之不去的暴力。作者按照歷史時間順序羅列和渲染了諸多暴力。作者認爲，印第安人本身就有暴力文化。例如，加勒比人兇橫，令其他族裔較爲懼怕，被污衊爲食人族。又如，阿茲特克人喜歡砍頭炫耀和祭祀，還舉辦剝皮儀式，瑪雅人也喜歡開頭顱實施酷刑。再如，印加和莫切文明也是基於戰爭文化，搶奪土地、強制奴役他人，用人做祭品。印加王瓦伊納·卡帕克平定基多花了10年，其間血流成河。作者判定，印第安人的失敗不是因爲生性平和、不擅暴力，而是殖民者比他們更加暴力，再加上流行病等問題令印第安人無力招架。殖民時期，西班牙殖民者犯下的種族清洗罪行在西班牙編年史家的作品中多有體現，德拉斯·卡薩斯的《西印度毀滅述略》就記錄了這段血淋淋的歷史。殖民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實施的專制統治，引發了印第安人不斷的反叛和起義，許多起義帶有種族之戰的意味，令19世紀初的克里奧爾人也心生恐懼。獨立戰爭初期，克里奧尓的解放者們不願意動員有色人種，直到發現靠自己的力量無法實現獨立，才動員了不同膚色的底層民衆，喊出了類似《牙買加來信》中新民族和廢奴的口號。在作者的筆下，獨立戰爭沒有了任何進步的意味，反而給拉美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暴力，考迪羅和利益集團之爭讓各個拉美國家滑向內戰的深淵，政變和暴亂成爲家常便飯，民衆陷入極端貧困。20世紀，儘管拉美沒有捲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該地區仍然爆發了大規模的社會抗議和暴力衝突。爲了與歷史中的暴力相呼應，作者選取的當代個案是一個古巴小混混。他年輕時就遊手好閒，被古巴政府派往安哥拉參加戰爭，回國後依然沒有正經職業，因經濟犯罪被關押，隨着“馬列爾事件”移民到美國，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陷入毒品貿易和犯罪。但他的故事似乎偏離了這一章的主題，作者想要從他身上體現什麼樣的拉美暴力不是很清晰。唯一清晰的是作者想要呈現的拉美暴力基因的意圖，即印第安人的暴力與征服者的暴力特性結合在一起並得到強化，通過種族、階級或利益集團等形式在民族內部繼續重複暴力。暴力相向的雙方是：征服者與原住民，克里奧爾人與西班牙人，克里奧爾人與其他種族，保守派與自由派，城市中產左派與保守右翼，等等。混亂的局面帶來的是民衆對軍人和強權的期待，因而是一個循環往復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民主制度的深入人心，政治暴力與衝突等趨於緩和有所減輕，但誰也無法輕言這個循環能否終結。就作者的敘事方式而言，她對暴力的無差別敘述容易讓人產生困惑。在她的筆下，獨立革命和古巴革命沒有正面積極的意義，征服和剝削、革命和經濟犯，這與我們常見的革命敘事有所不同。同時，作者對暴力產生的原因解釋得太過敷衍，基因傳承、貧富差距、集團之爭的解釋都不算太有力。其實，暴力是整個人類揮之不去的陰暗面，人類的歷史就是政治暴力史。只將這一標籤貼到拉美身上，是不公正的。作者秉持的是類似於絕對主義的暴力觀，這類觀念將暴力視爲絕對惡，認爲它會導致極權主義，如阿倫特在《論暴力》一文中的論述。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戰爭和革命也被定義爲正義的、正當的、有用的。作者更爲關注的是，暴力文化和拉美的軍事文化如何聯繫到一起，形成了綿延不斷的傳統。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殖民時期就是軍事力量先於國家出現，軍隊和軍人在獨立革命中起到的作用也賦予了他們很高的地位。從合法性來說，很長一段時間內，軍隊地位也高於文官執政者。文人政府制度性弱，政局不穩定。主要原因是拉美政治文化中對政黨制度存在根深蒂固的蔑視，同時更爲重視法團主義的組織方式。歷史上，政黨的虛弱導致它總是尋求軍隊的幫助。軍隊一直以國家的保護者自居，隨時可介入政治，這也是拉美政變頻發的原因之一。關於拉美這種“衝突社會”的成因，霍華德·威亞爾達（Howard J. Wiarda）將其解釋爲地區的封建保守傳統，即右派和傳統勢力的強大，這催生了左派和遊擊政治的挑戰；同時，沒有任何政治哲學能始終佔據主導，也沒有任何政治哲學被徹底擯棄，這導致了拉美在社會發展方向上根本無法形成統一的意見。吉列爾莫·奧唐奈（Guillermo O’Donnell）通過對1955年至1966年阿根廷政治的分析，認爲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的治理能力非常薄弱，“有限民主”的政府也沒有被認可爲紛爭的最終仲裁者，只得取悅威脅較大的那個部門，導致了零和遊戲規則。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描述過一種“普力奪”現象，即在高度現代化與高度動員的社會中出現了制度滯後，大規模社會運動和複雜組織就扮演着決定性角色，社會力量就會赤裸裸地彼此對抗，出現工人罷工、學生騷亂、軍事政變等，這些政策導致各方奪取權力的威脅性螺旋上升，使暴力成了可使用的手段。亨廷頓認爲，暴力的出現不是因爲缺乏現代性，而是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現象，這對解釋20世紀拉美的政治暴力有一定的說服力。本書作者和學界如此強調拉美的暴力，拉美實際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糟糕。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拉美仍是最爲和平的大陸，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尤其是沒有爆發過全面戰爭，也未出現過大規模種族屠殺和集中營，很多殺戮只能算作低烈度的武裝暴力活動。除了獨立革命、三國同盟戰爭以及一些邊界摩擦，很長時間內，拉美國家沒有經歷國與國之間的整體戰，20世紀60年代的游擊戰也都是小規模的，城市遊擊大部分的行動大多是零星的政治暴力。有些衝突即使冠以戰爭的名義，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爭。比如，“骯髒戰爭”。衝突雙方一方是軍隊，另一方是游擊隊，但其實大部分被殃及的左翼分子根本就不是游擊隊成員，雙方的“交戰”方式也只是一方的鎮壓迫害與另一方的零星恐怖襲擊。本書的第三部分討論了拉丁美洲的宗教問題，原意是對拉美民衆篤信宗教的負面因素進行批判，但作者偏離了初衷，把大部分筆墨傾瀉在按歷史順序梳理和呈現宗教現實。開篇提到阿根廷著名的庇隆夫人艾薇塔，講到印第安的一些宗教元素，可以推斷作者將宗教作爲一種隱喻。她要批判一種熱忱、虔誠和狂熱崇拜。她選取了石頭這個具象，象徵着不同印第安文明之間的共通之處。比如，阿茲特克的日曆石、石頭堆瓦卡、石頭金字塔、石頭墳墓、危地馬拉基裏瓜的“種石頭”的古法等，都展現了新大陸的古文明對石頭的迷戀。石頭具有高於物質、超越時空的生命力，代表着權威，是幫助他們與更高力量溝通的中間媒介，代表了生命、力量、感知和躍動的精神。對石頭的崇拜也體現了印第安人對大自然的依附、與大自然的共生、對大自然承擔的責任，是他們信仰的證明。作者認爲，天主教沿襲了歐洲歷史自羅馬帝國起就打壓其他宗教的習慣，開啓了對新大陸人民的精神征服。首先，天主教作爲王權和殖民者的精神武器，被用來論證征服活動的合法性和教化民衆，天主教會因此獲得了與殖民行政機構平行的巨大權力，再到作者稱爲“天主教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橫徵暴斂。其次，教會也參與了殖民，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耶穌會傳教區較爲成功，抵擋住了葡萄牙準軍事團體的劫掠。但後來，因經濟過於獨立，這些區域被西班牙帝國驅逐出美洲。最後，傳教過程中的暴力行徑也不少，如對印第安人的懲罰、刑罰、燒燬神像、強制遷徙等。面對殖民者的暴行，教會中也出現了反對的聲音。關於印第安人是否具有理性這一問題，德拉斯·卡薩斯與塞普爾維達之間的著名辯論反映了國王與殖民者之間的分歧。除了對殖民暴行的看法不一，教會內部還有更多的矛盾，託鉢修士與主教之間、克里奧爾人與西班牙人之間、修會與修會之間都存在矛盾。在俗教會有國王和總督的支持，可以授予美洲出生的人聖職，而各托鉢修會是傳播福音的先鋒隊，不願意把接力棒交給本地人。此外，教會也起到了其他積極的作用，如幫扶印第安人，推動王室在總督區成立“印第安最高法院”，爲印第安人提供上訴與伸張正義的機會。教會還建立了醫院、慈善會堂和學校，成爲提供這類服務的唯一機構。比如，耶穌會是新大陸最大的教育力量，建起中小學和大學的網絡，爲整個西屬美洲克里奧爾人服務。教會還參與塑造和發展本地文化，部分教士嘗試努力保存印第安人的文化與歷史。獨立戰爭時期，天主教會的大批主教隨着西班牙人撤離，克里奧爾人神父數量不足，教會在底層民衆中逐漸喪失了影響力。獨立後的各共和國與教會保持距離。墨西哥實行政教分離，不惜發動戰爭，趕走了外國神父。危地馬拉嚴格限制天主教神父人數。而在小鎮和鄉村中，天主教開始與本地宗教發生自然融合。例如，聖母瑪利亞逐漸變成了帕查瑪瑪大地母親的形象。20世紀中葉誕生的解放神學是天主教自我改革和恢復社會影響力的一種努力。解放神學的誕生是“梵二會議”精神的震盪，但許多保守的拉美教會只願意執行有限的改革，部分進步教士們則更爲激進地貫徹這些精神，積極與共產主義對話。祕魯的古斯塔沃·古鐵雷斯（Gustavo Gutiérrez）將這些行動和實踐總結成理論，並呼籲社會正義和“優先揀選窮人”，將耶穌基督塑造爲解放者。更爲激進的教士如雷歐納爾多·柏夫（Leonardo Boff）公開支持共產主義，痛斥美國是恐怖主義國家，指控梵蒂岡是堅持基要主義的僵硬王朝。卡米洛·託雷斯（Camilo Torres）則扛起了武器，宣稱自己是上帝的游擊隊員。由於解放神學與現實政治關係過密，保守教會上層聯合軍政府對激進的解放神學倡導者進行了系統性清洗。作者認爲，解放神學被染上了激進的色彩，不符合貧苦大衆的需求，貧困社區的羣衆渴望非西班牙、非天主教、非共產主義的宗教場所，他們需要社區堅實的聯繫來加強精神生活。相比之下，新教更具吸引力，他們的傳教過程無關政治。例如，五旬節派採取成功神學的做法，宣稱人想要實現發財夢無可厚非，因此大獲成功。與此同時，天主教也做出了一些調整。來自阿根廷的現任教宗方濟各立志完成天主教未完成的任務，建立一個屬於窮人、服務窮人的教會。他爲殖民者對拉美印第安人權利的嚴重侵犯道歉，不僅指涉教會的罪行，而且批判征服者的所有罪行。作者選取了一位出生於加泰羅尼亞地區的耶穌會神父作爲微觀案例。這位神父接受紮實的神學和社會語言學訓練，被耶穌會派到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傳教。他既見證了民族主義革命運動和激進改革，也見證了美國支持的反共暴力，但他認爲自己不是“救贖者”，“我不想當誰的主人，我在這裏是爲了陪伴”。他既沒有加入任何左翼運動，也沒有像更激進的同伴那樣遭受迫害，只是努力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作者沒有呈現他如何傳教，沒有講述他採用陪伴者的身份是否更爲有助於他的傳教事業，更沒有提到當他看到衆多社會不公有沒有伸出援手。顯然，作者對天主教和拉美社會關係的刻畫稍顯單薄。除了書中提到的內容之外，拉丁美洲的天主教還發揮着很多重要的功能。比如，其在民族身份構建和想象中的作用、反自由主義的傳統、對軍政府的支持等。在解放神學出現之前，拉美的天主教會內部就曾發起自我革新的運動，例如“完全主義”（Integralismo）的社會實踐，神父深入各個法團和社會羣體，試圖重新控制社會，阻止工聯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入侵”，擺脫教會僵化制度的桎梏。本書的最後，作者將現在的拉美概括爲一個充斥組織犯罪、嚴重腐敗和恐怖主義的地方。銀、劍、石，即資源、暴力和宗教，就是這些不公的烙印。作者將原因歸爲歷史積怨、制度缺失和劣根性，而劣根性通過“跨代表觀遺傳學”來解釋。這也是很多拉美人的共識，按甘博亞（Jeremías Gamboa）的說法：“拉美在誕生的那一刻就搞砸了，其受胎的過程就是錯誤的、野蠻的，一出生就不得不與自己的另一半作戰。”略薩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也說了類似的話：“那些犯罪者和劫掠者正是我們自己的祖先。解放原住民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並未成功地完成任務。這是全大陸的恥辱。”原住民需要“我們”來解放，那意味着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我們”。作者和許多的拉美學者一樣，都認爲這些野蠻和暴力是基因裏的、一代代傳承下來並得以加強，成爲永恆往復的“孤獨的迷宮”。這恐怕代表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認爲拉美就是“搞砸了”，彷彿這是拉美左右陣營能達成的唯一共識。但是，這種看法存在很大問題。首先，這種觀點的背後是一個線性發展觀和二元敘事。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性是衡量其他國家發展程度的唯一標準，包括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人權等。這些概念如果有定義，那必然是西方的；如果出現與西方標準不同的發展狀態，那必然是落後的。如果借用福柯的“認識型”（épistéme）概念來理解這一現象，上述觀點與認知方式就是當前主流的“認識型”，它支配着我們的話語和認知體系，形成一種世界性的權力機制。在這樣的“認識型”中，拉美總是落在陰暗面，不管它提出什麼模式，總在理性和政治現代性的理想類型之外，是非正常的，偏離了現代化的道路。這種看法是否一定正確，會不會抹殺世界的多元現代性，也是很多學者想要論辯的問題。霍華德·威亞爾達也提到：“西葡及其殖民地可能在16世紀並沒有錯過現代性之船，而是駛向了另一條航路。”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也遇到類似的情況。那麼，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每個國家的發展道路都是唯一的、獨特的，換一套“認識型”去看待它們，這些國家可能就呈現更多樣且非病態的、落後的發展樣態？中國也在做這樣的嘗試，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發展自己的理論和評價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拉美可能並沒有失敗。基於該書的悲情敘事，中國讀者可能會感嘆拉美的混亂。實際上，雖然銀、劍、石在今日拉美依然存在，但拉美的現實情況遠比書中描述得更美好，更有生機和活力。此外，銀、劍、石分別代表的剝削、武力和宗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都有其深刻的影響，可以說是全人類共有的特質。不可否認，該書的視角很重要，代表了很多學者和民衆的看法。但我們依然需要採用新的目光和新的視角，去除西方敘事的濾鏡，以中國視角平等、深入地理解拉丁美洲各國的國情、思想和文化，形成自己的理解和判斷。

嗐，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最後的總結章節處，哦不，準確來說是從開頭就在強調，以及文中都在零散說到：“我們相信，拉丁美洲的失敗是我們骨子裏帶來的，一代傳一代。”拉美深重災難的根源原因真的是自西班牙人帶來的嗜血屠戮，結合土著印第安人的崇尚暴力，而讓這個生機勃勃的大陸百年飄搖屍橫遍野嗎？初看時因爲比《血管》更貼近拉美人的講述視角，以及更生動的歷史事件說明而覺得要比《血管》寫得更勝一籌，但實際通讀下來，作者對數據的引用有誤不說，跟《血管》一樣只是在講述拉美大陸上發生的一切，只不過用了更高明可讀性更好的手段講述，甚至隨着章節進行可讀性在降低，最後把所有苦難歸結爲這片大陸有暴力基因。這對嗎？跨代表觀遺傳學？作者自己都說沒有任何科學依據表明這門理論的可靠性，卻用“拉美髮生的一切已然證實這門科學”的論調來講述。 再加上致謝裏提到，作者已經在“資助”下完成兩本著作，和繼子在舒適的房間裏爭論標題的選擇…就很像功必揚看食貧道拍的阿根廷紀錄片《獨自等待》的狀態一樣，雖然有阿根廷人的血統身份，瞭解阿根廷國內動態，但功必揚作爲早早就能在國外留學的高收入高知人羣中的一位，早就失去了對紀錄片裏展示的底層窮苦人民生活狀態的基本感知，也無從理解，就更別提發現癥結所在了。雖然作者分別在銀劍石三個主題裏找到對應的拉美本土代表人物開展講述，通過詳盡的個人生活史穿插展示拉美歷史，給讀者“接近真實”的感覺，也並不吝嗇讚美並嘆惋拉美四大文明曾經創造出的輝煌，告知讀者部分土著文化的精髓，將金石視爲太陽神力寄存之地，而忽略其經濟價值（想到三星堆巨量的玉璋玉刀金面具，也是一樣的純真態度），試圖向讀者展示拉美本土文化的正當性，卻形容帝國之主沒有任何防備被侵略者殺害，印第安人逆來順受且低能，想反抗卻除了濫用暴力，少有組織有綱領的行動，作者也提到很多關於拉美的歷史文獻是殖民者書寫的，但即便篩選了可能客觀的文獻記載，餘下的這些又有多少真實性可言呢？再加上這種左右腦互搏的分裂感，怎麼讀都有種隔靴搔癢之感。 近來在看復旦大學副教授謝晶老師在一席的公開課，題目是《從未實現的平等——權力、身份與社會分配》，還沒看完，但已經覺得要比這兩本大範圍概述拉美歷史的書講得要深刻得多，看完我再來結合書補書評。

這本書作爲討論拉美文化的書籍，亮點很多。首先，作者採用了文史結合的敘述風格，史料紮實文筆優美，可讀性很強。其次，作者採用了宏觀視角和微觀視角相結合的寫作風格，她以一個記者的身份，深度跟蹤採訪了印第安工人、古巴非法移民、耶穌會傳教士三個羣體，將他們的生活嵌入到拉美的宏觀政治文化經濟中去，用小人物的角度關照大歷史，以小見大。最後，作者還喜歡將這些小人物的生活軌跡和他祖先遙相呼應，展示拉美地區歷史往復循環這個特點。通過這樣，作者引出了千年來，在拉美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三個歷史母題。 銀、劍、石。 銀，象徵着拉美的資源。劍，象徵着拉美的暴力。石，是拉美獨特的宗教底色。 第一部分銀。作者想要展示被掠奪被攫取的拉美資源，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陸搜刮金銀，帶來了狂熱，這與印第安人對待金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印第安人對金屬心懷崇敬，黃金是印第安人信仰體系的一部分，是諸神的象徵，是光明所在。殖民者在拉美倚靠原住民和奴隸開採金銀，催生了全國資本主義，導致了幾個世紀以來，拉美社會兩極化發展。開採給拉美普通百姓帶來是剝削、疾病和苦難。這一情況持續了500年，一直沒有改變。作者通過一位礦工的家庭、工作和生活來呈現歷史在個人身上碾過的痕跡。 第二部分劍。作者按照歷史時間順序羅列了許多的暴力。她通過劍這個形象，暗示了暴力是拉美血液裏的東西，是一種跨代表觀遺傳學。爲了跟歷史遙相呼應，作者選取了古巴一個小混混當做例子。他年輕的時候遊手好閒，被古巴政府派去安哥拉參加戰爭，回來後沒有正當工作，但因經濟犯罪被關押，後去往美國，陷入毒品犯罪。有可能是想證明暴力存在拉美的血液裏？我認爲有點偏離主題。這一部分作者對於暴力無差別的敘述也讓我覺得困惑，好像任何革命都沒有積極的意義。最後作者還關注了暴力文化和拉美的軍事文化是如何聯繫到一起的。 第三部分石。作者按歷史順序梳理了宗教現實，提到了在拉美有名的宗教人物。這個大陸的古文明對石頭十分的迷戀，印第安人認爲石頭高於物質，具有超越時空的生命力，是他們信仰的證明。天主教來到拉美，沿襲着以前的習慣，開啓對新大陸人民的精神征服。天主教作爲殖民者的精神武器，用來證明侵略者合法性和澆花民衆，因此天主教擁有了與殖民機構平行的巨大權力。不過，教會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比如幫扶印第安人等。最後，作者討論瞭解放神學，她認爲解放神學染上了激進的色彩，不符合貧苦大衆的需求。 本書的最後，作者將現在的拉美概括爲一個充斥着組織犯罪、嚴重腐敗和恐怖主義的地方。銀、劍、石，即資源、暴力、宗教，就是反映。這些野蠻和暴力是拉美基因裏的東西，是拉美一代代傳承下來並得以加強的。作者沒有完全採用征服者和受害者的簡單二分法來描述歷史，對貴金屬的貪婪和對暴力的崇尚以及對宗教的信任，在殖民者到來以前，就已經存在，隨着殖民者到來而強化。直到現在也是，這三個特點依舊存在於拉美人的思維之中，是理解拉美現實的重要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