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史（套裝全五卷）

（二）羅馬共和國的軍事、思想文化、經濟特點總結： 1 軍事特點：羅馬共和國的軍事力量是其崛起爲地中海霸主的根本。早期，羅馬軍隊以公民兵制爲基石。參軍是羅馬公民的義務和榮耀，而非職業。他們爲保衛家園和國家擴張而英勇作戰，士兵須自備武裝，這種制度培養了羅馬公民強大的愛國主義和集體榮譽感。嚴格的訓練和紀律，成就了早期羅馬公民兵的強大戰鬥力。 羅馬軍隊的強大是其持續擴張的驅動力。羅馬的早期擴張有防禦性的考量，但很快就演變爲主動的征服。與拉丁同盟的緊密合作，使得羅馬在面對外敵時能匯聚強大力量。軍事勝利帶來的戰利品和財富，不僅支撐起羅馬經濟，也爲貴族階層帶來巨大收益，進一步刺激了擴張慾望。然而，這種無休止的征服，也使共和國後期的公民兵制造成巨大沖擊。小農因長期服役而破產，難以維持生計，這促使軍隊逐漸走向職業化。軍隊對將軍個人的忠誠度開始超過對共和國的忠誠，爲後來的軍事獨裁和共和國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2 思想文化特點 羅馬人最核心的思想特質是務實主義。他們不尚空談，更注重實際效用和解決問題。這種精神體現在對法律和秩序的推崇上。從《 十二銅表法》到複雜的法律體系，羅馬人通過法律來規範社會、維護正義，並確保國家機器的有效運轉。國家利益至上是羅馬公民的普遍共識，個人服從集體，爲共和國的強大而奮鬥。這種務實精神是羅馬從一個小城邦走向霸權的關鍵。 同時，羅馬文化深受傳統的深刻影響，表現出強烈的保守性。他們敬畏祖先的智慧和美德，嚴格遵循世代相傳的習俗和規矩。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父權原則維繫着家庭和社會秩序。羅馬的宗教也體現了這種務實和保守的特點，它更注重儀式和實踐，而非深奧的神學思辨，主要服務於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繁榮。 隨着羅馬的擴張，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先進的希臘文化。羅馬人在文學、哲學、藝術和建築等領域借鑑希臘模式，但總是將其融入羅馬自身的實用性和紀念性特質。 3 經濟特點 羅馬共和國經濟，是一部從農業根基到商業擴張，並深受奴隸制影響的複雜演變史。早期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爲主。然而，隨着共和國擴張，特別是布匿戰爭後，大量戰俘湧入，促成了“ 奴隸制大莊園”的興起。這些大莊園主要種植橄欖和葡萄等經濟作物，面向市場生產。這種土地兼併導致了大量小農破產，他們湧入城市，成爲無產者，是共和國後期社會動盪的深層經濟原因。 儘管農業是根本，但羅馬的軍事征服也極大地推動了商業和貿易的發展。羅馬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地中海貿易網絡，將來自各地的穀物、葡萄酒、橄欖油、奴隸、礦產和奢侈品彙聚到羅馬。隨着商品流通，貨幣經濟也曰益興盛，鑄幣廣泛流通，促進了更大規模的商品交換和經濟活動。 共和國的財政主要依賴於對行省的稅收和貢品。包稅人制度在早期爲國家帶來收入，但隨着經濟活動的活躍，借貸和高利貸在羅馬社會中普遍存在，成爲貴族和富商積累財富的重要途徑。 總而言之，蒙森筆下的羅馬共和國，其軍事、思想文化和經濟特點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了這個強大文明的基石。軍事擴張爲經濟發展提供了資源和市場，而務實、保守、愛國的思想文化則爲這一切提供了精神動力和秩序保障。然而，這些特點在帶來輝煌的同時，也埋下了深刻的社會矛盾和轉變的伏筆，最終導致了共和國的衰落和帝國的崛起。

十六本羅馬史著作評析 一、古代史料 1. 《建城以來史》（李維）- 評析：羅馬史學的奠基之作，以共和精神爲核心，敘事生動但夾雜神話元素，適合感受羅馬人的歷史觀。 - 侷限：對早期歷史的真實性存疑，需結合考古學驗證。 2. 《歷史》與《編年史》（塔西佗）- 評析：揭露帝制腐敗與道德淪喪，文風冷峻犀利，被譽爲“懲罰暴君的鞭子”。 - 價值：研究羅馬帝國初期政治鬥爭的第一手資料。 3. 《高盧戰記》（凱撒）- 評析：凱撒的自我宣傳手冊，展現羅馬軍事擴張與政治智慧，語言簡潔有力。 - 爭議：對高盧人的“蠻族”刻畫影響後世殖民敘事。 4. 《羅馬共和國的衰落》（西塞羅書信集）- 評析：通過私人信件還原共和國末期權力鬥爭，展現西塞羅的政治理想與現實困境。 - 價值：理解精英階層心理的珍貴史料 二、近代研究 5. 《羅馬帝國衰亡史》（吉本）- 評析：啓蒙時代史學鉅著，將衰亡歸因於蠻族入侵與基督教興起，文筆優美。反映啓蒙史觀。 6. 《羅馬史》（蒙森）- 評析：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強調羅馬法與制度創新。反映普魯士史觀。 7. 《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羅斯托夫採夫）- 評析：分析奴隸制經濟對帝國興衰的影響，側重階級矛盾。反映馬克思史觀。 8.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布羅代爾）- 評析：以長時段視角解析地中海生態、經濟與文化對羅馬的影響。年鑑學派扛鼎之作。 9. 《羅馬軍隊與社會》（謝德爾）- 評析：量化分析軍隊在羅馬社會中的經濟角色。運用計量史學方法。 三、當代反思 10. 《羅馬人的故事》（鹽野七生）- 評析：以人物爲中心講述羅馬興衰，適合入門，深度不足。 11. 《羅馬社會史》（韋爾南）- 評析：法國年鑑學派視角，分析羅馬家庭、奴隸制與公民身份的演變，側重社會結構而非事件。理解羅馬社會分層的經典文本。 12. 《羅馬帝國的經濟》（沃爾班克）- 評析：揭示奴隸制經濟的低效性。 13. 《羅馬法與帝國的遺產》（尼古拉斯）- 評析：探討羅馬法對現代法律體系的影響。 14. 《羅馬的遺產》（格蘭特）- 評析：批判羅馬“文明優越論”，強調多元文化互動。 15. 《黑羅馬》（傑羅姆·卡爾科皮諾）- 評析：揭露羅馬社會的陰暗面，如腐敗、暴力與道德墮落，史料豐富但立場激進。被評爲“羅馬文明抹黑之作”。 16. 《羅馬的命運》（格雷格·伍爾夫）- 評析：融合環境史與全球史視角，提出“羅馬帝國是地中海生態系統的管理者”。突破傳統政治史框架，關注環境因素。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一部史學著作獲諾貝爾文學獎，鐵血宰相俾斯麥韋編三絕，它的史學與文學價值毋庸贅言。 通過蒙森的致謝辭（獲獎次年與世長辭）都能感受到他文字裏的風姿： “當這個犀利然而慈悲的判斷突然地重造了我生命中極度分歧的那些層面時，我恍如已經抵達了生命的盡頭。” 隨着閱讀的深入，我愈發理解傅斯年先生所言：“羅馬史要讀蒙森，那是標準。”他在史料選取上謹慎又耐心，大批傳說、故事、無用的紀年報告都被他冷靜地拋棄，而有關各地及各民族的介紹、對政治和商業關係的敘述，以及反映時代精神的藝術與風俗在他的書中恢復了應有的地位。他的眼光並不侷限於帝王將相，蒙森同樣爲戲劇家、詩人、史學家立傳，於流派對比間細入毫芒，爲凱爾特人立傳，對法蘭西民族性的深刻洞見，都展現了一種更廣闊的史學關懷。 在論及希臘史學家波利比烏斯時，他提到史學家的責任：“尋找到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並用文字記錄，不僅是史學家的頭等要務，而且還是他們的專屬任務，無人能代替他們完成。”這種書寫永恆的使命，藏在他對辛布里人命運的惋惜中，字裏行間亦隱含了對日耳曼民族的某種追念與遺憾。 “辛布里人遷徙是一場不可思議的運動，可惜的是，他們出現在一個比較無趣的年代，沒有一個人認爲這顆神奇的流星值得記載。這種移民運動，可算是日耳曼民族首次接觸古老文明。等後來人開始追逐他們的蹤跡時，有關此事直接而生動的記載早已蕩然無存。” 一、詩意的人物素描 蒙森筆力精到，人物刻畫尤爲出彩，他筆下的哈米爾卡兼具亞歷山大式的軍事天才和古典英雄主義的悲情，西西里島的七年堅守因他人之過一朝盡毀。 “一個戰敗國的不敗將軍走下他防衛甚久的山嶽，將腓尼基人佔據了至少400年的堡壘交給了此島的新主人——這些堡壘堅不可摧，希臘人曾屢攻不克。” 漢尼拔這位軍營長大的孤獨戰略家與羅馬的宿命對抗，歷經五十載風風雨雨，仍誠摯地保留着幼年時許下的誓言。大西庇阿是超然於民衆的先知式人物，受神靈眷顧之人“當風華如潮水般退去，最終最沉痛品嚐這種變遷的往往是他們自身”。 他寥寥數語寫出一位高潔的母親見證小兒子毀滅共和的憂慮，“這是比經歷兒子死亡更加慘痛的不幸”，此刻她是揹負家族盛名的迦太基征服者的女兒。 相較於後世偏頗的評判，他敢言蘇拉是位現象級人物，這位以軍事獨裁重構寡頭政治延緩共和國瓦解的獨裁者，對政治與勝利都透着一股冷漠與漫不經心，彷彿只是爲完成歷史交付的任務一般，連死亡都被幸運女神安排得恰如其分。 蒙森將人性的深幽與矛盾融於時代與政治的洪流中，對比愷撒這位舉世無雙、久經考驗仍百折不撓的天才政治家，指出龐培只是一位平庸的軍官和富有的好鄰居，點明“平庸之才實爲真正貴族與羅馬人的特質”。對於英勇赴難的維欽託利，嘆息凱爾特民族最偉大的人物終究只是位豪俠。 他感慨老加圖渾身的上古遺風，未曾想小加圖纔是共和制最後公民道德的典範。 “因爲最精明的謊言遇到最簡單的事實便自慚形穢，因爲人性的高尚和榮耀最終不是依賴於精明而是誠實。” 二、厚重的歷史敘事 他的敘事亦生動形象，散發着“溝通史學家與詩人鴻溝”的魅力。 在零散的史料中，他都能通過銘文與法典將羅馬與希臘宗教對比，引出兩個民族性格的本質差異，希臘宗教是激發藝術靈感的繆斯，故希臘人天性自由散漫，而羅馬宗教是維護國家秩序的基石，造就羅馬人務實敬畏。 他花了大量篇幅闡述羅馬教育如何被晚期希臘文化敗壞，長期模仿或支離破碎的照搬希臘，形成特權的拉丁文化，原有的民族特色被逐步拋棄，真可謂言猶在耳。 蒙森憂患之心亦重，命運給予羅馬權力榮耀的同時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成爲地中海霸主的羅馬新舊分化，內部差異擴大，腐敗奢靡之風盛行，公民道德江河日下，國家困境初現端倪。 彼時，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奴隸制日益擠佔小農階級的生存空間，土地改革應運而生，弟弟格拉古解決社會弊病的同時已然成爲第一代僭主。意大利半島硝煙瀰漫，羅馬公民權終於在刀光劍影中打開了緊閉的大門。同樣軍制改革也是國家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必然結果，然而士兵階層一旦形成，全民皆兵爲基礎的共和體制便走向終結。 蘇拉體制在爭鬥中被逐漸廢除，羅馬政體陷入空前的混亂，隨着軍事權力個人化，共和制實質轉向君主制，黨爭的加劇也讓內戰趨於成熟，然而萬事俱備的龐培終向命運證實了自己的平庸，改革新君政的宏偉理想，亦成了愷撒未竟之事業。 三、高遠的史學立意 他將史識凝於筆端，論及迦太基的毀滅時寫道：“這種感情只有在提爾人反抗亞歷山大以及後來猶太人反抗維斯帕先時才見到過。”如今，人們只能在突尼斯的廢墟中，憑弔曾經輝煌的古老文明。曾任德意志帝國國會議員的蒙森，反對和抨擊反猶太主義，倡導尊重獨特的猶太文化。 一場長達半個世紀的憲政革命，人們陷入漫長的困惑與普遍的絕望中，妄圖在宗教與神祕主義中尋求解脫，導致神祕主義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當傳統價值觀與信仰崩塌，羣體往往試圖在非理性領域尋找出路，你是否預見了一戰戰敗後的德國？ “這驚人的快速生長引發了新的好奇，在完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像流行病一樣擒住了所有人的思想。” 他借古喻今，給予愷撒極高評價，愷撒的羅馬已是黃昏，光輝仍在而精神已亡，即使偉大如愷撒也難挽狂瀾於既倒。在歷史的漫漫長夜完全過去以後才能出現新的白晝，而愷撒播下的種子日後纔會發出新芽。蒙森對羅馬和愷撒的熱情顯出了他對正在興起的德國的憧憬。 至此，蒙森擱筆，時無英雄。 閱讀始於盛夏，掩卷已是秋涼。 文明終有消失的一天，羅馬業已逝去。我們究竟要在歷史中追問什麼呢？歷史沉默不語，回答“過去”問題的也許是“現在”。感謝文字與記錄者，感謝蒙森，讓千年後的我們仍能如此靠近那個塵煙消散的年代。 “歷史對每一宗罪孽都有因果報應，對於無能爲力而渴望自由如是，對於不明智的慷慨仁慈亦復如是。”

《羅馬史》是德國曆史學家蒙森的經典著作，也是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史學鉅作，是讀懂古羅馬文明的必讀之書。不同於枯燥的史料堆砌，這本書兼具嚴謹的史學考據與生動的文字敘事，讓千年羅馬歲月清晰鮮活地展現在讀者眼前。 全書完整梳理了古羅馬的興衰脈絡，從羅馬小城邦的起源、王政時代的更迭，到共和政體的建立與發展，細緻講述了羅馬統一意大利、征戰地中海的壯闊歷程。書中詳細記載了布匿戰爭、漢尼拔遠征、斯巴達克斯起義等經典歷史事件，清晰還原了羅馬對外擴張、稱霸地中海的全過程。 更難得的是，作者不止記錄戰爭與權謀，更深度剖析羅馬的政治制度、社會階層、經濟民生與法律體系。真實展現了羅馬貴族與平民的矛盾、貧富分化的危機，解讀了共和制度從鼎盛走向崩塌的深層原因。 讀《羅馬史》，不僅能縱觀一個偉大帝國的崛起與落幕，更能從千年歷史中看懂政權更迭、社會發展的底層邏輯，兼具知識性與啓發性，適合每一個喜歡世界史、想要讀懂文明興衰的讀者。

讀了115個小時，誠然這並不是一本容易讀的羅馬史，準確的說是羅馬共和國史，一方面是因爲蒙森作爲古典作家不可避免的像古代中國歷史學家一樣，研究的方法是通過熟讀古典作品並延續敘事史學的傳統，其中缺乏現代史學的學術規範，沒有地圖、人名和地名也會時常困擾讀者；另一方面是由於古典學在二十世紀以來全球性的衰落而成爲了專家的小領域，在之前並非如此，而這也同民國以後國內普通讀者對於古代作品大面積的陌生如出一轍，這帶來的結果就是翻譯者在這方面知識的缺乏，體現在人名、地名的直接音譯以及前後不統一，更坦誠的做法是直接附上英文名稱或者原始名稱，對於讀者而言克服這一困難的手段則包括應用微軟的搜索引擎、大英百科全書、普林斯頓的古典百科全書、維基百科、蒙森羅馬史的英文版、商務印書館最新的譯本、劍橋古代史中的地圖、brill的地圖集、現代地圖、微軟地圖等等，不言而喻是否擁有一部合格的地圖集對於理解這部作品至關重要。 從史料的更新程度而言，我在讀這本書之前有過在蒙森和劍橋古代史羅馬部分徘徊，最後選擇了這本書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經典的力量，即使它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比如蒙森一直以來被詬病的對於歷史人物不加掩飾的態度和傾向，但也正因如此書中隨處可見的妙筆生花和不愧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文采和歷史情懷。 對於古羅馬的印象，坦白說之前幾乎是一片空白，這本書一百五十萬的篇幅絕對能帶給你共和國時期全景式的覆蓋，從羅馬城到拉丁姆，從埃特魯斯坎到薩莫奈，從迦太基到馬其頓，從高盧到西班牙，從黑海到敘利亞，羅馬世界明顯的擴大了，但擴張的過程到底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在這其中皮洛斯王、漢尼拔、腓力、安條克、米特拉達特斯一次次給羅馬帶來了生死存亡的時刻，動輒即30年、50年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馬其頓、希臘、凱爾特、本都這些曾經迅速崛起的國家最後都成了羅馬帝國的一個省，應該說羅馬紀元前七個世紀的歲月沒有一天的平靜的。 羅馬史是怎樣的一部歷史： 對於人民或者公民權的爭取來說，抗爭從沒有停止也從不是一帆風順的，從最初羅馬公民到拉丁人到殖民地到波河以南通通授予公民權，到最後在阿爾卑斯山內高盧人取得公民權，一直到羅馬帝國各個地區的真正平等。 對於羅馬的土地問題來說，土地兼併、自由民缺乏土地一直是嚴重的問題，意大利的統一以及羅馬疆域的擴張成功度過了兩個艱難時刻，而代價是民族的同化和幾百年戰爭帶來的創傷。 對於希臘文化和拉丁文化而言，從學習到自我醞釀到兼收幷蓄，最後羅馬帝國成爲了一個希臘–拉丁雙文化並行的國際化帝國，這體現在神話、戲劇、早期歷史、詩歌、錢幣、度量衡等方方面面，最顯而易見的是羅馬神話幾乎是希臘神話的翻版，人物大多可以一一對應。 對於世界、文明、疆域、民族的邊界而言，在這700年裏無疑被極大的拓寬了，這顯著區別於希臘文明是一個典型的海洋文明，希臘的殖民地只侷限於小亞細亞、西西里和北非的沿海地區，甚至在希臘人眼裏馬其頓、伊利里亞和色雷斯人都是模糊不清的，雖然這些都是它的鄰居，而羅馬人卻探索了整個西班牙、高盧、西西里、敘利亞、黑海沿岸等等，最後不僅探索而且紮根了下來，對於羅馬人而言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已經不是天塹。 對於羅馬國內政治階級而言，貴族派或者說共和派與平民牌的較量也從未停止，從公民大會、元老院、保民官、執政官、獨裁官、省長到最後的皇帝，爲他們代言的格拉古、蘇拉、馬略、凱撒、龐培一個個粉墨登場，最後帝制在五百年後的誕生竟似乎成了當時的最優解。 最後呢，在凱撒被刺殺的時候，羅馬是這樣一個帝國，它以萊茵河、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同日耳曼人、達西亞人、帕提亞人相隔，邊界還在微調，蠻族入侵也在時刻威脅，凱撒創建的軍事專政比之前是更好了還是更壞了呢，蒙森覺得凱撒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完人，他做到了亞歷山大和漢尼拔未竟的事業，正如我們所知後三頭的內戰已經悄然在醞釀，奧古斯都能否守衛住凱撒的遺產就只能通過其他的作品瞭解了。

關於挑選譯本的幾條原則: 1.關注出版社最爲簡單直接。三聯，商務印書館，人民文學，上海譯文，社科文獻等大型且廣受好評的出版社，以及北京大學，廣西師大，河大等知名大學相關出版社，當然也包括部分專精小語種的出版社。此書的重慶出版社不在此列，但也不算野雞，中型一般水準。 2.關注譯者。這需要具備一定的上網檢索能力和分辨能力。首先，連搜索引擎都搜不到的譯者，這書大概率不必看了。其次，搜到的譯者只是某大學外語系博士生大概率也不必看，但請注意，譯者如果是相關領域學者，哪怕只是本科生研究生，這書大概率也不會踩雷。翻譯這門工作相當反直覺，外語能力是最次要的（極度小語種除外），專精能力＞中文能力＞外語能力。此書譯者，一言難盡。 3.關注序言或緒論。這一點是過了上述兩關之後，需要讀者親自打開書閱讀的環節。如果作者在世，那就關注此書是否有原作者爲譯本新做的序，如果作者不幸辭世，那就關注是否有其後代或學生爲譯本做的序。如果以上二者都無，那就需要關注譯者是否爲譯本作序或者緒論，其內容有無學術史回顧與全書概要。此書情況，不必多言。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是廣爲流傳的俗語，用來比喻偉大的成就不會一蹴而就。耐着性聽讀結合完成羅馬史。瞭解個大概，但是建立新城所需的宗教儀式並不需要太多時間．而這些儀式一旦完成，在古人的眼中，“城市”也就“建立’’。 在上述的羅馬起源傳說版本中，羅馬城一開始就和兩位神，維納斯(埃涅阿斯之母)和馬爾斯聯繫在一起。公元前1世紀，由於獨裁官愷撒所出身的尤利亞氏族(gens lulia)奉維納斯爲女始祖，所以羅馬城與埃涅阿斯的淵源得到大力宣傳。而母狼和鷹則成爲羅馬的象徵，並隨着羅馬的擴張遍及地中海世界。這些標誌至今在羅馬城內還處處可見。在古羅馬，建城神話和一系列慶典活動密切相關。比如，每年2月15日的牧人節(Lupercalia)和羅慕路斯兄弟的身世及建城神話聯繫在一起，羅馬人自己的說法是牧人節的慶祝地點(Lupercal)就是母狼哺育兩兄弟的地點。牧人節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公元494年，那是在基督教成爲羅馬帝國國教之後的一個世紀了。而羅馬的誕辰日(Parilia)則定在4月21日。 至於羅馬城“建城”的確切年代，羅馬人自己也爭執不休．不同推算之間的差別多達幾百年。羅馬第一位史家皮克特(Fabius Pictor)認爲正確的年代是第八個奧林庇亞紀年的第一年，老加圖(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一前149)認爲是在第七個奧林庇亞紀年的第一年。據公元前1世紀時博學者瓦羅(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 16一前27)的推算，羅馬城建於第六個奧林庇亞紀年的第三年，也就是現在公曆的公元前754／753年，這個紀年在羅馬帝國時代廣泛採剛，也爲後世所沿用。傳統的說法還認爲建城以後就開始了羅馬史上的王政時代，羅慕路斯爲第一任國王，到公元前509年王政被共和體制所替代之前，羅馬共經歷了7任國王的統治。 現代學者對這些傳統說法和紀年持懷疑態度並提出種種新的假設。比如，瑞典考古學家耶斯塔德(Einar Gjerstad，l897—1988)把王政的起始年代定在公元前575年，並把450年定爲王政時代的下限。

翻譯太差了。 "真正的歷史書寫從來都是現在與過去的永恆對話。"蒙森的《羅馬史》既是嚴謹的古典文明重構嘗試，又是熱烈的十九世紀德意志政治宣言。表面上看，這本書遵循客觀史學規範，渴望建立科學化的歷史認知，以嚴謹的史料批判，運用語言學、考古學和比較法學的方法重構羅馬的社會結構。但作者又難以割捨意識形態訴求，內裏湧動着十九世紀德意志自由派的強烈政治衝動，在價值評判層面頻頻突破學術中立原則。 這種將古今歷史類比的做法從一面看降低了作品的客觀性，從另一面看，卻又使其成爲研究19世紀歐洲政治思想的珍貴文本。 "述往事，思來者"，蒙森的敘事滲透着1848年革命親歷者的政治鬱結，作者通過對古羅馬的敘述間接表達了19世紀德意志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權威民主”政治訴求（通過強權實現民主轉型）。這種情感投射使《羅馬史》呈現出獨特的敘事張力。其中尤爲矛盾的是，作品中同時並存着民族主義的擴張衝動（對羅馬帝國疆域的讚美）與自由主義的憲政理想（對共和精神的追慕），這種張力恰恰反映了德意志自由派在"鐵血政策"時代的困境——他們既渴望通過強權完成民族統一，又憂慮專制權力會吞噬公民自由。 一、軟弱而矛盾的十九世紀德意志自由派 1848年德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德意志自由派試圖通過議會實現憲政改革與民族統一，但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既缺乏堅實的民衆基礎，又恐懼底層革命衝擊社會秩序——這場革命最終以自由派向傳統勢力妥協而告終。這場失敗的革命標誌着德意志自由主義運動的轉折——自由派逐漸將憲政理想讓位於現實政治，在民族統一的迫切訴求下接受了"專制立憲"的妥協方案。這種政治矛盾反映在史學敘事中，表現爲對凱撒主義的矛盾態度：既譴責其破壞法制，又讚歎其"創造性的獨裁"。 這種政治蛻變催生了德意志獨特的"權威自由主義"傳統。自由派在民族建構的狂熱中逐漸擁抱保守的民族主義，形成了一種既渴望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又恐懼民衆革命；既嚮往現代憲政又迷信強人政治的矛盾心態。他們對凱撒主義的曖昧詮釋正是這種困境的體現：將獨裁美化爲"必要的惡"，爲德意志統一進程中的威權轉向提供了思想鋪墊，最終使1848年的自由理想讓位於俾斯麥的"鐵血"現實。 二、蒙森的焦慮與作爲政治寓言的《羅馬史》 在敘述早期羅馬時，蒙森刻意將元老院塑造成"開明專制"的典範，其吸納新興貴族的政策被描繪爲政治智慧的體現——這一敘事策略實則暗含着19世紀德意志自由派對普魯士貴族改革的期待。然而，當筆鋒轉向共和國晚期，同一個元老院卻突然蛻變爲"頑固保守集團"的象徵，這又讓人不得不聯想到作者在影射當時阻撓憲政改革的普魯士容克地主階級。 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敘事存在嚴重缺陷：首先，它遮蔽了元老院作爲奴隸主階級統治工具這一貫穿始終的本質屬性；其次，它將複雜的制度危機簡單歸因爲"憲政機制失靈"，而完全迴避了奴隸制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當格拉古兄弟試圖通過土地改革挽救小農經濟時，元老院既得利益集團的暴力反撲，不是簡單的"美德腐化"，而是奴隸主階級爲維護剝削體制的必然選擇。蒙森將這一過程道德化，暴露出資產階級自由派無法理解：政治制度的變遷本質上是階級力量對比變化的體現。他對"暴民政治"的恐懼（如醜化格拉古支持者）與對元老院"腐敗"的譴責，都是停留在表象層面的道德評判，未能觸及奴隸制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 而在論述羅馬擴張歷史時，蒙森的史觀又呈現出三個相互關聯的面向： 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在分析羅馬對阿爾巴的征服時，蒙森以近乎讚美的筆調描述了"解除其政治獨立，遷移重要氏族至羅馬，摧毀防禦工事"等一系列強制同化措施，並將其冠以"國家發展的必然選擇"這一價值判斷。這種論述方式不僅爲普魯士主導的德意志統一進程提供了歷史合法性論證，更構建了一套爲強權政治辯護的話語體系。尤爲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防禦性帝國主義"理論框架，通過將羅馬的對外征伐重新詮釋爲"預防性自衛"，實際上爲19世紀歐洲列強的殖民主義實踐提供了一套精緻的歷史類比模型。 本質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蒙森反覆強調羅馬民族特有的"紀律精神"與"愛國品質"等本質主義特徵，將複雜的歷史進程簡化爲民族特性的競爭場域。這種論述策略在學術層面爲德意志民族優越論提供了知識合法性，同時也反映出德國"文化民族"觀念對其史學方法的深刻塑造。與英法啓蒙傳統強調的契約型民族觀不同，蒙森更傾向於將民族視爲基於共同血統與文化記憶的有機體，這種前現代的共同體想象使其自由主義思想始終無法擺脫民族主義的桎梏。 英雄史觀：蒙森無法理解，任何偉大人物都只能解決時代提出的、物質條件已經成熟的任務。他將制度變革歸功於個天才。蒙森對凱撒的個人崇拜構成了其政治立場最直白的表達。他通過將凱撒塑造爲"歷史必然性的肉身顯現"，將制度變遷歸因於個人才能，實際上建構了一套爲威權政治辯護的歷史敘事。這種史觀既折射出1848年革命後德國自由派對俾斯麥式強人統治的矛盾心理——既期待通過強力實現國家統一，又擔憂民衆政治參與的擴大化；也暴露出其史學方法論的根本缺陷：英雄史觀的唯心主義傾向。 三、馬克思主義的審視 從馬克思主義視角來看，蒙森史學的根本缺陷在於經濟基礎的遮蔽、階級本質的誤讀以及英雄史觀的桎梏。 在早期羅馬共和國時期，自耕農經濟不僅是社會經濟的基石，更是維繫共和體制的核心支柱。這些兼具農民與士兵雙重身份的公民，構成了獨具特色的"兵農合一"體制，爲羅馬的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和物質基礎。戰爭勝利所帶來的土地、奴隸和財富通過相對公平的分配機制回饋公民士兵，由此形成的"戰爭—掠奪—分配—再生產"循環模式，既保障了軍事力量的持續壯大，又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 這一機制巧妙地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使羅馬在軍事擴張與經濟成長之間形成了相互促進的動態關係。然而，布匿戰爭等大規模征服戰爭的勝利，猶如一把雙刃劍，逐漸瓦解了這一精妙的平衡。戰俘奴隸的大規模湧入徹底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的格局，奴隸勞動逐漸取代自由民成爲農業生產的主力。 貴族元老階層與新興的商業騎士階層相互勾結，通過侵佔公有地和兼併小農土地，建立起以奴隸勞動爲基礎的大莊園經濟，這些專業化生產橄欖、葡萄等經濟作物的大型莊園，憑藉規模效益和集約化管理，使傳統小農經濟完全喪失競爭力。 據普魯塔克記載，到公元前2世紀中葉，意大利半島已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耕地被大莊園佔據，大量因長期征戰而家道中落的小農被迫流離失所。 面對這場深刻的社會危機，格拉古兄弟前赴後繼的土地改革嘗試，最終在元老院既得利益集團的暴力反撲下慘遭失敗。這一悲劇性結局不僅標誌着共和體制自我調節能力的喪失，更預示着社會矛盾已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小農經濟的崩潰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傳統的公民兵制隨之瓦解，城市無產者羣體急劇膨脹，社會動盪不斷加劇。馬略於公元前107年推行的軍事改革（招募無產者）雖然暫時緩解了兵源危機，卻使軍隊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效忠共和國的公民武裝蛻變爲依附於軍事強人的私人力量。 蘇拉、龐培、愷撒等軍閥的相繼崛起，正是這一轉變的必然結果，它深刻反映了舊有的共和政體已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經濟現實。 元首制或帝制，本質上是奴隸制社會下爲應對危機而進行的體制調整。這一中央集權體系通過軍事威懾維持社會秩序，依靠對外擴張獲取經濟資源，並輔以糧食配給、公共建設等再分配手段暫時緩解階級矛盾。 從共和到帝制的轉型，是羅馬奴隸制經濟發展的歷史必然——唯有強大的中央政權才能維繫日益龐大的奴隸制經濟體系，鎮壓此起彼伏的社會反抗。 然而，帝制解決方案僅停留在表面，未能觸及奴隸制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大莊園經濟的僵化發展持續擠壓小農生存空間，自由民貧困化趨勢不可逆轉，帝國經濟對外擴張形成病態依賴。 當擴張勢頭在日耳曼人等外族壓力下受阻，內部剝削又不斷加劇時，帝國最終在經濟崩潰、軍事失控和階級對抗的多重危機中走向滅亡。 這一歷史進程充分證明，西羅馬帝國的衰亡絕非偶然的軍事失敗，或者什麼所謂的道德敗壞，宗教變遷，而是陳舊的生產關係最終無法容納新發展起來的生產力的必然結局。

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 意大利非常缺乏原始時代遺留下來的古物。這些號稱史實的傳說，不過是有文化的遊客寫的一些有用的遊記，以及大量毫無價值的傳聞。這些傳聞通常是由不懂歷史和傳說的人拼湊起來的。 所謂的羅馬人征服意大利，實則是把意大利的所有民族統一成一個國家。羅馬人毫無疑問是這些民族中最強大的一支，但終究只是其中一支而已。 希臘人和埃特魯斯坎人，如何爭奪他們的部分領土；意大利人如何反擊這些異族，並予以消滅或征服；最後，意大利的兩大民族，即拉丁族和薩莫奈人。 耶皮基人與希臘人存在一般的親緣關係或特殊的親密關係 意大利語與希臘語在語言學上關係最爲密切，正如意大利與希臘在地理上是親近的鄰邦一樣。希臘人和意大利人是至親兄弟，凱爾特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則是他們的堂兄弟。 在人類和語言共同的發祥地，孕育了一個種族，其中包括希臘人和意大利人的祖先；之後，意大利人從這個種族中分離出來，然後分成了東、西兩個分支，再後來，東支又細分爲翁布里亞人和奧斯坎人。 印度日耳曼民族 人們將天奉爲萬物之父，將地奉爲萬物之母；諸神在節慶日乘坐自己的戰車，沿着平坦的道路在各地巡視；認爲人死後，靈魂會繼續存在於世上，這些都是印度、希臘和羅馬神話的基本觀念。恆河上的一些神靈的名稱甚至與伊利索斯河和臺伯河信奉的神靈相同：希臘人的烏拉諾斯(Uranus)就是伐樓拿(Varunas)，他們的宙斯(Zeus)就是約維斯·巴特(Jovis Pater)，狄斯匹特(Diespiter)就是《吠陀經》中的朱斯庇達(Djauspita)。近期對古印度神靈的研究，意外地使人們對希臘神話中錯綜複雜的形象有了一定了解。頭髮灰白、充滿神祕色彩的復仇女神(Erinnyes)並非由希臘人創造，而是隨着最古老的移民從東方傳播過來的。神聖的印度獵犬薩羅摩(Sarama)爲天神守衛着金色的羣星和陽光，並替他把天牛，即滋養萬物的雨雲聚集起來擠奶，它還忠實地帶領去世的虔誠信徒前往極樂世界。這個神靈在希臘人那裏卻變成了薩羅摩的兒子薩羅梅耶(Sarameyas)，也就是赫爾梅耶(Hermeias)；那個令人費解的盜竊太陽神(Helios)神牛的希臘故事，毫無疑問與關於卡庫斯的羅馬傳說有關。 印度日耳曼族的農業與中國人、阿拉米人和埃及人的農業之間存在歷史聯繫，這是毋庸置疑的。中國的編年史將中國農業的起源歸功於某位帝王於某年引進五穀，這種說法至少從總體上來看，準確描述了遠古文化時期存在的種種關係。 維斯塔女神是唯一一位不爲印度日耳曼族所共有的神靈，她一開始就爲希臘和意大利兩個民族所共有。意大利與希臘的傳說和信仰、法律和風俗，從始至終都與農業息息相關。 希臘人的性格特點是：爲個人犧牲全體，爲城鎮犧牲國家，爲公民犧牲城鎮；他們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善和美，但又經常安於怠惰；其政治通過加強各地區原有的地方獨立性而取得了發展，但最終導致了地方政權的內部瓦解；其宗教觀念最初使神靈具有人性，後來又否認神的存在；他們允許青年人赤身裸體地運動，充分伸展四肢，使其最宏偉、最可怕的思想得以自由發揮。羅馬人的性格特點是：嚴格規定子敬父、臣敬君、人敬神；除了卓有成效的行爲之外，他們別無所求，也不尊重任何東西，並敦促所有公民在其短暫的一生中無休止地勞動；男孩有責任蔽體遮羞；他們認爲企圖表現得與衆不同的公民都絕非良民；國家是至高無上的，擴張國家領土的慾望是唯一不會遭到譴責的崇高理想。妄想完全揭開他們的面紗，實在是有些荒誕愚昧；我們只需盡力概述意大利民族的起源以及他們與古代的聯繫，以便爲獨具慧眼的讀者指引思考的方向，而不是將自己的判斷強加給讀者。 在希臘和意大利，國家產生於氏族。 兩個民族雖屬同宗，但發展卻大相徑庭。希臘人勝於意大利人的地方是更能爲人們所普遍瞭解，並且其光輝更爲明亮燦爛。在古代所有的文明民族之中，只有意大利人在自治的基礎上建立了政體並實現了民族統一。意大利統一後，不僅把四分五裂的希臘民族的統治權，而且把全世界的統治權都最終掌握在了意大利人的手中。 處於較低文明階段的人，一般能很快察覺到自然界的需求，並且能迅速作出反應來滿足自然的要求；或許他們的身體素質比較靈活，更容易適應自己的居住環境。在撒丁島，農業現今仍在完全相似的自然條件下進行；引發疫疾的瘴氣仍然存在，但農民在穿衣、飲食和勞作時間的選擇上格外謹慎，因此避免了瘴氣的感染。事實上，避免瘴氣感染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披着動物的皮毛，並燃起烈火；這就能解釋爲什麼羅馬的農民出門總是穿着厚厚的毛織衣服，而且從來不讓自己的爐火熄滅。 相傳羅馬城這座宏偉的城垣是國王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修建的，最開始不僅包括帕拉廷城和奎里納爾城，還包括原先不在城區範圍內的阿文廷山地和卡皮托爾山地，國王將它們全都納入一個單一的大城牆之內，於是就有了新羅馬，聞名歷史的羅馬。 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國王的“諭令”總是雷厲風行，所以每次他因爲公事出面，在任何場合下，都有“校尉”手持斧鉞和棍棒在前面開路。只有國王有權力向公民演講，公共財產庫的鑰匙也只有國王擁有。羅馬城內人們都只能步行，只有國王乘車，他手執象牙鷹杖，臉上塗着脂粉，頭上戴着黃金槲葉帽子，這都是羅馬神祇和國王共有的殊榮。 意大利人對王權和神權從來不像埃及和東方那樣，混爲一談。國王不是人民的上帝，而是國家的主人，這種說法更爲確切。所以，羅馬人沒有某一特定家族特蒙神恩的概念，國王也不是擁有何種神祕的力量，並非有與其他人不同的資質。高貴的血統，以及同前任統治者的親屬關係，是新統治者的有利條件之一，但這並不是必要條件；任何身心健全的羅馬成年人，在法律上都有成爲羅馬君主的權利。因此羅馬君主只是平常的羅馬公民，因爲自身優秀或者外界的契機，又因爲國不可一日無君，正如家庭不可一日無主，所以纔將他置於同輩之上，做他們的主人，就像一個農人被任命爲衆農人的領導，一名戰士被任命領導軍隊。正如兒子絕對服從父親，並不是因爲兒子的地位更低一等，所以公民聽命於君主，並不是因爲君主優於衆人。這構成了對王權的道德約束和實際約束。當然國王也會做出有悖平等，但並不違反國家法律的事：他可以剋扣戰士應得的戰利品，可以加重徭役，或者毫無緣由地徵收苛捐雜稅，侵佔公民的財產；但如果國王真的這樣做，他就忘記了自己的權力並不是神賦予的，國王是人民的代表，他的權力是在神的許可下由人民賦予的；如果人民也忘記了宣誓效忠的誓言，危急時刻誰會來爲國王拋頭顱灑熱血？但法律對王權的限制在於國王只有權力執行法律，而無權更改法律。國王背離法律的行爲，必須事先得到公民議會和元老院的許可；否則，該行爲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就是暴政行爲。所以在道德層面和法律層面來說，羅馬的王權和現代的君權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在近代也找不到能與羅馬家庭和羅馬城邦相對應的例子。 人無論貧富貴賤，外出時必須一律穿白毛料做的素樸長袍。這種公民享有的高度平等，無疑是起源於印度日耳曼公社的政制。 按照法律規定，一個罪人應該被判死刑，國王或者國王代表如果已經作了審理和宣判，這個人就會被毫不容情地處決；因爲國王只有審判權，沒有赦免權，除非被判死罪的公民向公社請求饒恕，而審判官給了他請求赦免的機會。這就是上訴的起源，上訴主要指的是被認定有罪的犯人如果不承認有罪，就沒有上訴的權利；犯人如果肯認罪，並且提出請求寬大處理的理由，纔可以上訴。 公社由氏族組成。長老的標誌雖然亞於國王，但兩者性質相似：長老穿的鞋跟國王的很像，都是紅色，只是國王的鞋略高一點，也更加精巧。 古羅馬和意大利宗教的核心都是瑪爾斯，瑪爾斯掌管殺戮，主要擔當公民階層的守護神。意大利最古老的預言中也曾提到瑪爾斯和他那隻神聖的啄木鳥。 牧神節是一個真正屬於牧羊人的狂歡節，人們在這天會扮狼裸身跳躍，腰間束着山羊皮，手執一根皮鞭，見誰抽誰。 在古羅馬神學家的指導下，人與衆神交往只流於實物模擬而非實物。他們用洋蔥頭和罌粟頭供奉天神，這樣便能躲過天神的閃電，使其單單劈向那些洋蔥頭和罌粟頭；每年到了祭祀臺伯河神的時候，人們都會將三十個用燈芯草紮成的木偶扔進臺伯河，這些都是河神要求的祭品。 儘管古羅馬人也曾打過許多敗仗，但他們幾乎從未爲了求和而割讓領土，因此他們感激農人們對農田地產的堅守和保護。人和國家之所以強大，在於他們擁有對土地的主權，而古羅馬的偉大正在於其公民對土地擁有最廣泛而直接的支配權以及這些人保持的那種緊密團結。 奴隸制度起源於意大利 在意大利這片土地上，古時便誕生了滑稽悲劇，到了現代又出現了諷喻英雄史詩。值得一提的是，在修辭和戲劇性藝術方面，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與意大利人相媲美。 羅馬人從未忘記一條事實：人民不應該是統治者，而應該是被統治者。 古希臘和意大利的政體由首腦終身制發展成爲首腦任期制，且通常爲每年一任，這是其自我發展的必然結果。 國王們身着紫衣以示尊貴，而執政官與其他公民的區別僅僅是衣服上鑲有一道紫邊，同時，國王外出時一般乘坐戰車，而執政官則必須遵守規定，在城內均需步行。 國王 羅馬元老院 執政官 獨裁官 保民官 執政官出自於貴族，而保民官都出自平民。前者權限極大，而後者的權力則是無限，因爲執政官也要服從於保民官的禁止權，要聽從他們的判決，但保民官就不用聽從執政官。 意大利國家一般都沒有暴政，而希臘國家基本上都有。 羅馬的整體制度是要把所有人都訓練成普通人，而不是把天才訓練得更出色。 凱爾特人又稱加拉提亞人或高盧人，他們與有着共同族源的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和希臘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稟賦。他們具有各種堅毅的品質，而且更爲出色，但卻欠缺更深層的道德和政治素養。自由自在的凱爾特人認爲親自耕種是種不光彩的事情。他們更喜歡遊牧生活，即使在肥沃的波河平原，還是主要以養豬爲生，以牲畜爲食，日夜與畜羣生活於橡樹林中。凱爾特人不像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那樣依戀故土，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喜歡羣居於城鎮和村莊。頭腦聰明但又缺乏定力，不能堅持到底。不喜歡遵守紀律和秩序，卻喜歡自吹自擂，永遠也無法與人和睦相處——這些都是無限虛榮的結果。凱爾特人和希臘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發源於同一個地區，毫無疑問也像他們一樣從東部搖籃遷移到歐洲。 關於羅馬人向維愛人、卡佩納人和法利希人開戰的歷史大多不足爲信，據說羅馬人圍困維愛城長達十年之久，就像特洛伊戰爭一樣。羅馬的傳說和詩歌當然有理由將這一事件書寫在自己的名下，因爲這場戰役所花費的財力和物力都是史無前例的。這次偉大的勝利讓羅馬人歡呼雀躍，一直迴響在羅馬的習俗之中，包括“出售維愛人”的節日活動。活動中會將假的戰利品進行拍賣，其中一個拍品讓整個活動興奮不已。這是個很不幸的瘸腿老頭，他身穿紫衣，佩戴金飾，這便是“維愛國王”。維愛城被毀，土地淪爲永恆的荒蕪。 就像在北美獨立戰爭中，即使德意志各邦將其臣民賣給美國的敵人，他們也不因此而與合衆國捲入戰爭。 在東方國家，那裏幾乎沒有反抗，執政和臣服的種族一直長久地共存着，暴君的更變對民衆而言無關緊要甚至還是件令他們感到滿足的事情。 羅馬方面爲了防禦大象攻勢造出了一種戰車，這種車中伸出一支鐵桿，杆部頂端裝火盆，另外再豎起一根一頭爲鐵槍頭的活動桅杆，以便放下。以後在第一次布匿戰爭中發揮重大作用的登船模板也是效仿這種戰車建造的。 羅馬統一了意大利並開始了統治 自古以來，羅馬公社就制定了很多治安法，治安法屬於擾亂秩序這一類。治安法也是十二銅表法的一部分。十二銅表法規定，不得僱人給死人塗油，褥子只能送一套，紫邊被子不得超過三牀，不得贈以金器或奢華的花冠，火葬場不得使用加工過的木材、不得使用焚乳香和藥酒，吹笛送葬的人最多10人，不得用女人代哭，不得爲喪事大擺筵席。 在羅馬前三個世紀，都是沒有貨幣流通的，起初是以牛爲交換物，隨後是以銅作爲交換媒介，根據銅的重量計量。 羅馬，作爲羅馬意大利聯邦的首領，不僅採用了希臘國家體制，還採用了希臘貨幣體制。 希臘文化的入侵。正是在這個時期，希臘文化開始越來越展現它相對於其他民族文化的優越性，並向四面八方傳播。意大利也很難不受其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要算希臘餐桌習俗了。通常羅馬人喫飯的時候都是坐在凳子上，但現在卻改爲斜靠在沙發上，午飯時間也從正午推遲到了下午的兩點到三點。達官顯貴的宴會，通常會從在場的來賓中通過擲骰子的方法挑選一位，由他決定喝酒的規則：喝什麼酒，怎樣喝，何時喝。賓客還要輪流挨個唱讚歌，在羅馬唱的不是宴享歌，而是讚美祖先的歌。所有的這些習俗都不是羅馬原創的，而是在很早期的時候從希臘引進的。 羅馬公社的感恩節，在前一個時期主要是在希臘的影響下，進行慶祝，並且是第一個被視作與衆不同的節日，即大賽會或者羅馬賽會。到了本世紀末，慶祝時間已經延長到四天。 想要靠舞蹈、音樂、民謠掙錢的人都飽受恥辱，因爲世人對他們都非常鄙視。歌手和詩人就被劃分到跳繩及丑角一類。 最古老的記載羅馬起源的方式是受了希臘的影響，這是不用懷疑的。隨處可見希臘帶來的影響。 《荷馬史詩》是最古老的希臘書，《十二銅表法》則是最古老的羅馬書籍。 造型和繪畫藝術並不是受希臘刺激而發展的，而是發源於希臘最後卻成熟於意大利。 到了基督紀元時期，非洲的農夫依然自稱爲迦南人。但希臘人卻給迦南另取了一個名稱——“腓尼基”，意思是“紫顏料產地”或“紅人之鄉”。意大利人也習慣稱迦南人爲布匿人(Punians)，直到現在，我們仍慣於稱其爲腓尼基人或布匿人。 羅馬—意大利聯盟 大約一個世紀以前，迦太基人與敘拉古統治者之間的爭鬥，已經將美麗的西西里島摧殘得面目全非。 羅馬對非洲迦太基發動攻擊。迦太基幾乎全軍覆沒。就其他損失而言，雙方大致相等。羅馬戰船沉沒24艘，迦太基戰船沉沒30艘，被俘64艘。迦太基人向羅馬宣戰。迦太基的4000名騎兵和100頭戰象卻佔據了絕對優勢。 正式條約中，除交出西西里之外，還包括割讓西西里與意大利之間的島嶼給羅馬。在北方，羅馬共和國爲了報古代與近代之仇，已於羅馬紀元471年即公元前283年消滅了凱爾特人的席諾尼部；在南方，經過了羅馬紀元490—513年即公元前264—前241年的大戰，羅馬人將腓尼基人逐出了西西里。北方有以羅馬爲領袖的拉丁城亞里米倫（自由民殖民地辛那除外），南方有梅薩納的瑪末丁人民社，由於二者在血緣上皆屬於意大利，所以共同享有意大利盟邦公有的權利，也共同分擔其義務。對於意大利而言，西方海域遠比亞得里亞海更爲重要。根據羅馬與迦太基簽訂的和約，西方海域中最重要的地點——廣闊豐饒且港口衆多的西西里島，已大部分歸羅馬所有。羅馬幾乎不費一兵一卒就獲得了撒丁島，此外又加上了科西嘉島。在撒丁島，尤其是在崎嶇的科西嘉島，羅馬人也像腓尼基人一樣，只佔據沿海一帶。他們與內陸的土著交戰不休，更準確地說，是將他們當作野獸來獵取。他們用狗作誘餌來獵捕土著，然後將其運往奴隸市場，但並未真正加以征服。 高盧人紛紛響應與凱爾特軍進攻羅馬 意大利境內的凱爾特人完全被征服了。羅馬人曾在海盜之戰中向希臘人展示了其在海洋主權上與希臘的不同之處，同樣地，他們如今也揭示了其守衛意大利門戶以抵禦強盜的方法與馬其頓守衛希臘門戶的方法有所不同。儘管意大利內部紛爭不斷，但面對共同敵人時他們卻能團結一致，形成統一戰線，而希臘人則四分五裂，猶如一盤散沙。 西班牙軍隊的迦太基軍官隨即召回哈米爾卡的長子漢尼拔繼承其位。他尤其以工於心計著稱，這也是腓尼基人的一個主要特點。漢尼拔繼任後立即決定開戰。凱爾特人的領地仍處於動亂之中，羅馬與馬其頓之間的戰爭也似乎迫在眉睫。他一方面爲進攻意大利全力備戰，另一方面籌劃西班牙和非洲的防禦工作。除了留在首府的戰象和船舶，他還有戰象58頭。這支迦太基軍隊裏沒有僱傭兵，除了幾支腓尼基分遣隊之外，軍隊主要是由服兵役的迦太基屬國民衆——利比亞人和西班牙人組成。哈斯德魯巴是迦太基的愛國民族領袖，是西班牙的將軍。漢尼拔大勝羅馬軍隊。漢尼拔的部隊由非洲人、伊比利亞人和塞爾特人組成，打死約15000羅馬人，俘虜約6000人。 拿破崙的俄羅斯之戰與漢尼拔的意大利之戰類似。漢尼拔患上眼炎，導致一隻眼睛失明。 羅馬人帶着感激之心爲“退敵護國”神(Rediculus Tutanus)建起一座祭壇。事實上，漢尼拔退兵是因爲這是他計劃的一部分。 第二次布匿戰爭，或者按照羅馬人更爲正確的叫法——漢尼拔戰爭。 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羅馬人在西班牙獲取大片領土。 第二大國亞細亞只不過是改頭換面和希臘化的波斯，該國君主常以一種既顯驕恣又見軟弱的方式自稱“王中之王”，而這就是“王中之王”的國家。它以一種近似於波斯的狂妄姿態統治着自赫勒斯滂至旁遮普(Punjab)的區域，其雜亂無章的組織形式也與波斯無異。它是一個由或多或少依附於它的屬國、不聽號令的下屬轄地以及半自由的希臘城市組合而成的集合體。在小亞細亞，這種情況尤其明顯。小亞細亞名義上屬於塞琉古帝國(Seleucidae)，但其整個北海岸和內陸東部的大部分地區實際都在本地王朝或從歐洲侵入此地的凱爾特部落手裏；西部大部分地區都爲帕加馬國王所有，而島嶼和沿海城市有些屬於埃及，有些則爲自由之地；所以大王所剩的不過是西利西亞(Cilicia)、弗裏吉亞(Phrygia)和呂底亞的內陸地區以及大量對自由城市和衆王族不易實現的虛權，這恰恰和當初德意志君主在其世襲領地以外的統治權性質類似。 安條克爲了能夠排兵列陣，甚至將其所率大軍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輕裝兵佔多數，還有輕盾隊、弓手、輪索人、密塞人(Mysians)、達赫人(Dahae)和埃裏邁人(Elymaeans)的騎射兵、騎單峯駝的阿拉伯人以及鐮車；在第二部中，重裝騎兵（Cataphractae，一種披甲騎兵）列在軍隊兩翼，靠近騎兵在中間的是高盧和卡帕多西亞步兵，正中心是仿照馬其頓式裝備的方陣，人數達16000人，是全軍的精銳，然而在狹窄的空間內無用武之地，不得不列成縱深32層的雙重隊伍。在這兩部之間列着54匹戰象，分屬於方陣和重裝騎兵的中隊。 漢尼拔見其房屋被刺客包圍，便服毒自盡。 馬其頓王室發生內訌。馬其頓王長子柏修斯，雖然是非婚生，但被其父指定爲王位繼承人，柏修斯(Perseus)意圖殺害其弟德摩特里烏斯，以免將來同他爭奪王位。 羅馬統一意大利分解馬其頓 如今羅馬已經不再是純粹的意大利國家，已經吸收了希臘文化的成分。 意大利又興起一種地位特別低下的新階層，他們不具有公共自由和攜帶武器的權利，其待遇幾乎和公共奴隸無異，尤其是昔日的坎佩尼亞、庇森弄廷南部以及布魯提亞中與漢尼拔結盟的公社，都屬於這一類。此外還有被容許留在阿爾卑斯山南部的凱爾特人部族，他們相對意大利同盟的地位固然無從詳知，但是他們與羅馬簽訂的盟約中附帶着足夠明示其低劣地位的條款，即這些公社的成員永遠不允許獲得羅馬的公民資格。 農場上的人力勞動都由奴隸完成。奴隸由管家負責，此外，管家還負責農場日常收入開支、買賣、聽取地主安排。地主不在時，管家還需發佈命令、實施懲罰。在管家以下設有一位女管家，由她負責房屋、廚房、食物櫥櫃、養禽場和鴿舍這幾個區域，另外統管一些農夫和一般農奴、一個驢夫、一個豬倌。若農場養羊的話，還應僱傭一個牧羊人。若耕作方式不同，農場人員規模也不相同。人們估算，一塊200尤格拉的耕地若無果園，需要2個農夫和6個農奴，而面積相當的耕地若帶有兩個果園則需要2個農夫和9個農奴；一塊240尤格拉的耕地若帶有橄欖園並且養羊的話，則需要3個農夫、5個農奴和3個牧人。相比之下，葡萄園自然需要更多的人力，一塊100尤格拉的耕地若帶有葡萄園，則需要1個農夫、11個農奴和2個牧人打理。與奴隸相比，管家更加自由。只有管家在表現良好的情況下，才能從主人那裏獲得自由。而除他以外，所有人都同住一所房子。同大型牲畜一樣，奴隸並非從小就生活在農場，而是到了能夠勞作的年紀由地主從奴隸市場購買。當他們年老體弱、無法繼續勞作時，農場主又會將他們同其他沒有價值的物品一起送回市場。農場建築應同時包括飼養牲畜的棚舍、儲存農產品的倉庫和供管家和奴隸居住的房屋。此外，農場內還經常建有專供農場主居住的鄉間別墅。每個奴隸，甚至是管家自己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專人代表農場主定期定量發放，他們只能靠這些生存。他們能穿上從市場買來的衣服和鞋，只需常常縫補便可；每月還能領到一些小麥，不過得自己將它們磨成粉狀；還有一些鹽、橄欖或鹹魚，或作爲他們食物和葡萄酒的佐料，或用來榨油。因每人工作量不同，他們獲得必需品的量也有不同。以此爲根據，管家比一般奴隸工作輕鬆，所以獲得的必需品數量也比他們少。女管家需照看所有烘焙和烹飪事宜，所有人的飯菜都一樣。通常，奴隸不會佩戴鎖鏈，但若某個奴隸招致懲罰或他人認爲他企圖逃跑，他就必須戴上鎖鏈幹活，夜間還會被關在奴隸牢中。整個制度充滿了對資本勢力的無畏態度，奴隸的地位與牲畜無異。一位古羅馬作者在談論農業時說道，一個好的監管人員一定不能對手下奴隸太過友好。只要奴隸和牛還能勞作，農場主便會供給他們生活，因爲放任他們捱餓並不划算；一旦他們不能勞作，便會被當作破犁一樣賣掉，因爲繼續留着他們也不划算。早期，宗教思想能減輕人們的痛苦，在勒令慶祝和休息的日子裏，奴隸和耕牛便可休息。奴隸的生活除了幹活便是睡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地主們的精神領袖——迦太基人馬哥都曾告誡奴隸主，勸他們不要把來自同一民族的奴隸聚在一起，以防他們聯合起來密謀造反。 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道德敗壞，它能吞噬整個社會乃至共和國的靈魂，以一種完全自私的態度代替人們內心的仁慈和愛國心理。 羅馬人民的生活受到強烈約束，於他們而言，地位越高，生活越不自由。習俗擁有無上權力，將人們的思想行爲限制在狹小的範圍內。 希臘戲劇進入羅馬之後，當地對戲劇演員的需求增加，藝術家的地位並未因此改變，詩人（那時稱爲“作家”）、演員和作曲家依然屬於受僱傭的工人階層，少有人尊敬他們，公衆輿論也容不下他們，警察更是虐待他們。 德國喜劇源於法國喜劇，正如羅馬喜劇源於雅典喜劇。 醫生在羅馬屬於最有利可圖的職業之一，仍然受到外國人的壟斷，幾百年間，羅馬的醫生無一不是希臘籍人。 爲了保留其民族性，羅馬向來排斥一切高等和個人的精神文化，而這時意大利內在精神的發展和外在政治的演化，都已經到了無法繼續保留羅馬民族性、無法抗拒希臘文化侵蝕的程度。希臘文化傳播到意大利，必然帶有某種革命性和破壞民族性的趨勢，但要使各民族在精神上達到必要的平等，這種傳播不可或缺。 加圖時代的羅馬人反對希臘文學，與愷撒時代的羅馬人反對基督教如出一轍；加圖時代的被解放者和外國人成爲詩歌界的主力，正如此後被解放者和外國人成爲基督教的主力。羅馬貴族，尤其是羅馬政府，將詩歌視爲和基督教一樣完全敵對的勢力，羅馬貴族將普勞圖斯和恩尼烏斯看作是烏合之衆，羅馬政府處死師徒和主教，二者所依據的幾乎是同樣的理由。在這個方面，毋庸置疑，仍是加圖引領羅馬大力對抗外國人。在加圖看來，從本質上已然頹朽的希臘民族，其中貽害無窮的糟粕是希臘文人和醫生，而他對羅馬“唱曲人”的蔑視更是不言而喻。 羅馬人每攻克一個希臘城市，便將其藝術寶藏搶掠一空。 西班牙各省已經併入羅馬帝國的版圖，非洲、亞洲以及歐洲的希臘等地仍被視爲羅馬的屬國。羅馬人通過與迦太基、馬其頓、敘利亞及其他國家的戰爭把這些國家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這些國家名義上是自主的，實際上卻附屬於羅馬。 希臘大地上最後一個珍貴的裝飾品，“希臘的眼睛”，一個曾經如此富饒的城市，就這樣消失了。但是，如果文明回顧一下整個災難的過程，公正的歷史學家不得不承認——該時期的希臘人自己也坦白承認——此次戰爭並非羅馬人之錯，相反，希臘人背信棄義，國勢衰微卻冒失魯莽，羅馬人不得不進行干涉。 羅馬人起初認爲辛布里人以及後來加入他們的條頓人都屬於凱爾特人，但後來證明，他們都屬於日耳曼人。他們民風粗獷，常喫生肉。戰爭開始之前，他們總是先用下流的手勢或者惱人的噪音來激怒敵人。男人發出戰鬥的吶喊聲，女人和孩子敲打車輛上的皮質篷布以壯聲勢。 日耳曼人忙於與凱爾特人爭鬥，羅馬行省和新羅馬軍隊暫時得以免受他們的騷擾。 辛布里人在國王波奧利克斯的率領下發動進攻，這一次他們是認真打算攻入意大利。據說，八萬羅馬士兵和全軍過半的隨軍人員幾乎盡數喪命，只有十人逃生。辛布里人由於久攻不下而感到厭倦，他們轉而向西進攻比利牛斯山區，放棄攻打意大利人。高盧人之禍是意大利人最古老的記憶。辛布里人在西班牙遭到當地部落，尤其是凱爾特—伊比利亞人的英勇抵抗，只好無功而返。 條頓人國王條圖伯德也被俘。被殺的大部分都是婦女，因爲她們很清楚成爲奴隸等待她們的會是什麼命運，因此在車上拼命抵抗；或者被俘後請求侍奉神靈或做維斯塔的侍女，可是請求不被允許，因此很多人選擇自殺。辛布里人則全軍覆沒。那些倖存者後來也大多絕望自殺，或者在羅馬的奴隸市場上被出售。這些日耳曼遊民美好的幻想也就此破滅，無家可歸的辛布里人和他們的同夥們也從此消失不見了。 反對黨在街頭暴亂方面佔上風，但是對此類襲擊卻難以應對，現在只能奮力自保。他們打破獄門，釋放奴隸，爲其配備武器。在大市場發生了羅馬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在首都城內發生的戰亂。此次事件在歷史上是千真萬確的。民主黨戰敗，被逼到朱庇特神殿，斷水斷糧，最後被迫投降。 亞細亞是最富有也是職權濫用最嚴重的省 大約200年前，皮拉斯(Pyrrhus)曾經發起過一場戰爭，這是意大利爭取獨立的最後一役，此後羅馬就一直處於意大利的盟主地位，無論時局如何風雲變化都未曾動搖過根基。無論是世代英烈的巴卡家族，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承者，還是阿契美尼德王族的繼承者都曾奮力號召意大利人與強大的羅馬作鬥爭，但是結果都是徒勞。意大利人還是對羅馬卑躬屈膝。意大利人在羅馬被革命動搖根基之前一直採取守靜不動之勢，但是一旦革命爆發，他們就混雜在羅馬各大政黨中參與暴動，希望藉助某個政黨的勢力獲取平等權利。他們首先聯合民主黨，而後又聯合元老黨，但是都未能從中有所獲益。他們不得不承認，儘管兩黨領袖都承認了他們對平等權益的訴求，但是這些領袖，無論是來自貴族黨還是民主黨，都不能說服他們全黨去承認這些訴求。他們還注意到，羅馬最出色的政治家們，一旦爲意大利人辯護，就會無人跟隨，最終被推翻。羅馬政府經歷了三十年的榮辱興衰，經歷了革命與復辟，羅馬的領導人也經歷了新舊更迭，但是無論如何變化，掌舵的卻永遠都是一位目光短淺、心胸狹窄之輩。 紛紛起義舉起了反羅馬的大旗。大體上革命都是從農民階級發軔而蔓延至中產階級。寡頭政府面臨着空前的危機，意大利開始分爲兩大軍事陣營。 觀整個古代文明史，沒有哪一個地區像小亞細亞一樣，多個民族並立或雜居，各民族之間迥然相異，所以在這裏民族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從敘利亞到塞浦路斯到西里西亞，以及卡利亞和呂底亞地區的西海岸都有古老的閃族人分佈，但是西北部卻是由比提尼亞人佔據，他們屬於歐洲的色雷斯人的後裔；在內陸和北部沿海，主要由印度-日耳曼人居住，他們主要是與伊朗族同宗。 盧西烏斯·科爾內利烏斯·蘇拉賦予羅馬共和國的政體。蘇拉派遣格涅烏斯·龐培攻打西西里和非洲，並將他選爲自己的女婿。任務完成後，元老院下令讓龐培解散軍隊，他沒有服從，差不多算是公開叛亂。蘇拉是絕對的獨裁者，不亞於任何國王。蘇拉結束了意大利的革命。他是整個意大利實現政治統一的真正的最終首創者。 90年的羅馬歷史——50年的太平盛世，40年的連年戰亂。這是羅馬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段時期。 除了歷史理性主義宗教觀外，對意大利來說有三種主要的哲學流派。歷史理性主義宗教觀又稱爲神話史實說(Euhemerism)，它認爲神話是生活在矇昧時期的人類各種不同恩人的傳記，迷信將這些恩人變成神。三種主要的哲學流派是伊壁鳩魯和芝諾的兩種教條派，還有阿塞西拉斯和卡涅阿德斯的懷疑派，或稱爲伊壁鳩魯學派、斯多葛學派和後期學院派。 內戰時期，各派不同的領袖馬略、屋大維、蘇拉都相信預兆和神諭。 在這一時期，滑稽劇以嶄新的面貌重新出現在人們面前。滑稽劇本身歷史悠久，或許早在羅馬興盛之前，拉丁姆少年們就已在節日慶典時戴上面具，即席表演滑稽劇目了。雖然沒有明言規定，但某種面具所代表的角色一般都是固定的，也算是約定俗成。 格涅烏斯·龐培將軍遠征西班牙 他既想做忠實的共和派，又想做羅馬的主人，搖擺不定，優柔寡斷，表面上自詡獨斷專行，實則易於順從。龐培終於退讓了，同意解散軍隊。龐培遣散手下的士兵，之後於羅馬紀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末辭去執政官一職，一時之間完全脫離國事，並聲明自此以後只願做一個普通的公民，過安逸的生活。龐培手握幾乎無限的權力率兵攻打海盜 西班牙人與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一樣都比較崇尚武力 國庫不僅失去了西班牙的歲貢，而且每年還需支付鉅款給西班牙，以維持西班牙軍隊龐大的支出，政府簡直不知該如何籌措這筆鉅款。西班牙荒涼而又貧困，羅馬文明在那裏有十分燦爛的發展，如今卻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戰勝方的公告上說，十萬亞美尼亞人和五名羅馬人陣亡，國王扔掉了他的頭巾和王冠，帶着幾個騎士疾馳逃走，沒有人認出他來。這公告是盧庫勒斯仿照其老師蘇拉的手筆寫的。 底格里斯河以南所有從帕提亞人和敘利亞人手中奪來的土地，在戰略上都不再屬於亞美尼亞人了，大部分都落入到戰勝者之手。大多數希臘人被迫移居此處，如今他們奮起對抗守軍，爲羅馬軍隊大開城門，士兵們進城後便大肆劫掠。 羅馬人踏上新土地，卻又引發了新的爭端。高加索中部和東部地區的英勇民族，見遙遠的西方人在他們的領地內安營紮寨，便心生憤怒。在今格魯吉亞居住着伊比利亞民族，這是一個勇敢而有組織的農業民族。他們的東部鄰人是阿爾巴尼亞人，即阿蘭人，這一民族文化程度要比伊比利亞人低得多。阿爾巴尼亞人在人數上遠勝於伊比利亞人，但卻不及他們勇敢。龐培征服阿爾巴尼亞人與伊比利亞人。阿爾巴尼亞人、伊比利亞人以及定居於高加索山脈以南及山麓中的民族幾乎都至少一時依附於羅馬。龐培的凱旋碑載明，他所征服的人民達一千兩百萬，所攻克的城市和堡壘共計一千五百三十八座。 在敘利亞南部，猶太民族似乎將在此時結成一個政權。敘利亞王實行標準的希臘化政策，破壞了猶太民族的原始宗教。 騎兵將領馬爾庫斯·安東尼。羅馬人與埃及人在城前相遇，埃及人戰敗——安東尼這次又立下赫赫戰功，羅馬人抵達尼羅河，這是第一支打到尼羅河的羅馬軍隊。 馬爾庫斯·波爾基烏斯·加圖 他們最痛恨的人是愷撒。12月5日愷撒離開元老院時，他們拔劍直抵他的胸口，當時他險些命喪在十七年後被刺死的同一個地方，此後他很長一段時間不再進元老院會堂。 愷撒一舉幫助龐培脫離窘境，他自然對愷撒心懷感激。龐培與平易近人的愷撒頻繁往來，他們之間的關係逐漸由利益聯合轉化爲友誼的聯合。這份友誼的保證和結晶——同時無疑也是一份公告，宣佈成立新的聯合統治——就是龐培迎娶愷撒芳齡二十三歲的獨女尤麗婭(Julia)爲妻。尤麗婭承襲了其父的優雅溫賢，與年齡幾乎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相親相愛，家庭生活和諧融洽。 已壯大爲一個國家的民族不斷吸納政治尚未成熟的鄰族，而文明開化的民族又不斷影響心智尚未成熟的鄰族。這其中遵循的定律同引力定律一樣普遍適用，一樣符合自然規律。作爲古時候唯一融合了較高政治自主和較高文明的民族（儘管文明化程度不高並且尚未內化），意大利人有權征服東方搖搖欲墜的古希臘城邦，利用移民驅逐西方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如利比亞人、伊比利亞人、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之所以英格蘭能在亞洲征服一個地位相當卻十分軟弱的文明古國，一直以來將其國民性加於美國及澳大利亞廣大蠻族甚至發展他們的文明，也正是如此。 愷撒出徵遠西班牙一戰，亦可稱作旨在征服西方的一項事業。雖西班牙一直以來受羅馬統治。 羅馬人遠征阿爾卑斯山以北時，初期在北部發現了一支由蘇埃西翁人領導的不列顛-比利時聯盟。 雅典的滅亡並非出於與斯巴達一派的爭鬥，而是每一個附屬部落甚至雅典城內雅典派和斯巴達派的內訌。因此，阿維爾尼部落與埃杜維部落一再爆發小規模紛爭，最終也導致了凱爾特民族的毀滅。 凱爾特人早期用大麥釀造啤酒 從前凱爾特人死去的部隊首領需用他最信賴的侍從陪葬。不過殺人祭神的習俗依然得以保留，並且法律規定一切刑罰不可施於男性自由民，卻可施於女性自由民和奴隸。至於文明與一個民族完全交融所帶來的益處，凱爾特人從未體會過。凱爾特民族大勢已去，愷撒一手葬送了其政治文明，整個民族也正走向滅亡。凱爾特人同羅馬人的關係，正如他們的同族愛爾蘭人同薩克遜人的關係——它們註定被更爲先進的政治文明所吞併，併成爲其未來發展的催化劑。 日耳曼人行爲野蠻，善於謀劃，他們大肆運用野蠻手段，放任鄰近區域化成一片片荒漠，從而抵禦外敵入侵。辛布里部和條頓部的軍隊單就主力而言，都由日耳曼部落成員構成。 馬爾庫斯·克拉蘇一直被認爲是“三頭怪物”的首領之一，卻有名無實。他只是作爲一個充數的人，調整真正統治者龐培和愷撒之間的平衡，或者更確切地說，他站在愷撒這邊對抗龐培。愷撒試圖想要重建這種關係。他請求迎娶龐培唯一的女兒，並且讓自己目前最近的親屬，他姐姐的女兒奧克塔維亞嫁給龐培。 一直以來共同統治羅馬的兩個人物，現在將用武力來決定誰將成爲首位獨裁者。意大利絕大部分公民都反對愷撒，尤其是整個貴族階級及其大量的追隨者。而且，大資本家也不會樂意愷撒獲勝，一旦共和國進行徹底改革，他們就休想保留住對其偏私的法庭和橫徵暴斂的壟斷權。小資本家、地主和所有會產生損失的階層都反對平民派。 西西里島對首都羅馬至關重要 王室軍隊的將領阿契拉斯和幾名龐培的舊將乘船前往龐培的帆船，他們邀請前去會見國王。由於海水太淺，他們請龐培登上他們的駁船。當龐培上岸時，軍事保民官盧奇烏斯·塞普提烏斯從後面刺殺了他。當兇手將龐培的頭顱獻到愷撒的船上時，他深感不安地將頭轉了過去。就是這個人，他的女婿，多年來和他共同統治羅馬，爲了生擒他而讓自己來到了埃及。 亞歷山大城和羅馬一樣也是一座國際性的都市，它的居民人數並不亞於意大利的首都。當他們看見羅馬的統帥支配着拉吉德王宮，他們的國王接受仲裁人的判決，這種感受可想而知。長久以來，羅馬的駐軍一直居住在埃及，很多士兵與埃及婦女結婚，基本已經失去了其原有的國民性，而且大批士兵都是龐培的舊將，還有意大利的逃犯和奴隸。他們也痛恨愷撒，痛恨他麾下一些傲慢的軍團士兵。尼羅河戰役後，愷撒立即率領他的騎兵從陸路進入被埃及人佔領的首都城區。 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 是整個羅馬—希臘文明領域的第一位統治者 他實際上是希臘與羅馬兩族人民共同信奉的愛與美之女神——維納斯的後裔。根據世襲制，愷撒生來就是平民黨領袖，三十年來他一直高舉平民黨的偉大旗幟，從未改變或隱藏過自己的黨性。他雖仍喜女色，卻僅限於同她們玩耍取樂，絕不受她們迷惑。甚至連他與克婁巴特拉王后那惹人非議的關係，也只是掩飾他政治地位弱點的一個幌子。 羅馬元老院是反愷撒黨的大本營，元老院正常情形下，人數曾多達六百人，受近期戰亂影響而人數銳減，但目前經人員非常補充後，已增至九百人之多。 人們若目睹這些在西庇阿(Scipio)和加圖舞臺上演戲的女政客以及站在她們身邊的美少年——他們下巴乾淨、柔聲細語、步伐細碎、頭戴髮飾、頸戴圍巾、身着長袍、腳穿女鞋，盡力模仿着放蕩的娼妓——一定會爲這個男女性別似乎有些顛倒的反常世界所驚駭。 自羅馬誕生以來，拉丁和希臘特性就開始相互滲透。在意大利統一時，作爲征服者的拉丁民族已經同化了所有被征服民族，但唯獨希臘文化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併入本國，從表面上看，並未被同化融合。 在古代，猶太人也是四海爲家卻又無立足之地，其勢磅礴卻又微如螻蟻。大衛和所羅門的後代，對於那個時代的猶太人來說，其意義相當於當今耶路撒冷在猶太人心中的地位。爲了宗教和精神的統一，這個民族誠然在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國建立了有形的聚居地，但是該民族本身不但包括哈斯摩尼(Hasmonaeans)的臣民，也包括遍佈整個帕提亞帝國和整個羅馬帝國的無數猶太人。特別是在亞歷山大城和昔蘭尼城，猶太人在當地建立了行政自治，甚至還建立了地界分明的“猶太民社”，與如今的“猶太區”基本無異。在這個時期，西方人對這個絕對的東方民族以及他們奇怪的觀念和習俗，懷有獨特的反感。 羅馬城市法律的制定仍舊以十二銅表(Twelve Tables)中所載的拉丁國法條文爲基礎。 埃及一大羣乏味、神祕而奇形怪狀的神靈來到羅馬——自然之母伊西斯及其全部隨員，其中有總是死而復生的奧西里斯(Osiris)，悽慘的薩拉皮斯(Sarapis)，沉默嚴肅的哈伯克拉底(Harpocrates)，以及狗頭的阿努比斯(Anubis)。元老院下令拆毀城內的伊西斯神廟，沒有一個工人敢先動手，執政官盧奇烏斯·保盧斯只得親自拿斧頭先砍第一斧（羅馬紀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我們可以打賭，一個女人越是浪蕩，對伊西斯的崇拜便越是虔誠。 當時羅馬的文學成就比任何地方都要豐足，越來越多極負盛名的希臘藝術代表和科學代表遷入羅馬。有學問的人，尤其是希臘人在這裏都受到歡迎，這些希臘人不僅帶來了豐富的文化寶藏，同時也把他們的荒謬和奴性帶到了意大利。 羅馬人與希臘人聯繫增多，特別是羅馬人經常到希臘各地旅行，希臘文人聚集在羅馬，這自然就使得希臘的時興文學以及當時盛行於希臘的史詩、輓歌、短歌和米利都軼事在意大利人中間擁有一個讀者羣。 賣書成爲一個體面且賺錢的行當，書店也成爲文化人日常的聚會場所。讀書成爲一種時尚，甚至一種狂熱。在羅馬，一流演員和舞女成爲最有利可圖的行當。 演說家昆圖斯·赫騰希烏斯(Quintus Hortensius)及其“五十萬行”令人生厭的淫詩，更頻繁受人稱道的萊維烏斯(Laevius)，他的“愛情笑話”(Erotopaegnia)僅僅由於韻律雜亂以及措辭矯揉造作受到一定的關注。甚至於蓋烏斯·赫爾維烏斯·秦納（Gaius Helvius Cinna的短篇敘事詩“士麥那”(Smyrna)，雖受到世界的廣泛褒譽，但是其中父女亂倫的題材，而且花費九年時間創作完成，刻上了那個時期最腐朽的印記。史學家西塞納(Sisenna)，他煞有介事地將阿里斯蒂德斯(Aristides)風靡一時的米利都(Milesian)故事集——愚不可及的流行淫穢小說——譯爲拉丁文。 羅馬共和五百年來統治着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國 迦太基，該詞源於腓尼基語，意爲“新的城市”，英語：Carthage）坐落於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與羅馬隔海相望。最後因爲在三次布匿戰爭(Punic Wars)中兩次失敗，被羅馬打敗而滅亡。它是到突尼斯旅遊的必遊之地。位於突尼斯城東北17公里處，瀕臨地中海，是奴隸制國家迦太基的首都。 庫邁爲一古希臘屯墾區，是希臘在意大利本土的第一個殖民地。 斯巴達是古代希臘城邦之一，斯巴達以其嚴酷紀律、獨裁統治和軍國主義而聞名。斯巴達的政體是寡頭政治。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斯巴達及其同盟者戰勝雅典軍隊並霸權整個希臘。 埃涅阿斯，特洛伊英雄，安基塞斯王子與愛神阿佛洛狄忒（相對於羅馬神話中的愛神維納斯）的兒子。 蒙森共生了16個子女，其中六男六女還活着，五個年長未嫁的女兒和他住在一起，幫他料理家務。

本書詳盡描述了羅馬共和國近1000年的全部歷史發展進程，從王政時期到帝國初期，展現了羅馬在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藝術等方面的輝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