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變不足畏：王安石變法的細節

兩天時間讀完了這本書，必須得點評一下。 本書傾向性很明顯，請各位讀者慎查之。但是我仍然要給這本書好評，原因如下： 1、本書主要講的是王安石變法，進而引出仁宗至徽宗初即位的新舊等黨派之爭，期間穿插着很多歷史人物的事蹟。但我們需要明白的一點是，歷朝歷代，但凡利國利民敢於變法的人，都是勇士。每一次變革，都是對蛋糕的重新分配，都必然會切割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敢爲別人之不敢爲，勇士也。秦之商鞅變法，楚之無起變法，宋之王安石變法，明之張居正變法，哪一個不是敢爲人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他們的政治智慧，難道不知道改革會給自己帶來什麼，商鞅被車裂，吳起被射成刺蝟🦔，張居正被挖墳掘墓，也就王安石相對好一點，也就是相對，甚至連雍正的評價都被黑成啥樣，雖然他本人確實殘暴，可是給國家積累的財富是實打實的。 2、本書給了大家另一個視角看歷史人物，這也是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必須要學會的。司馬光並不因爲《資治通鑑》就變得高尚，蘇軾蘇轍兩兄弟也不因爲詩文超脫就真的超然物外正大光明瞭。以前我總是對章惇有偏見，可是他利國利民的事也沒少做，而且敢於在新黨失敗之際仍然堅定的做一個變法派，認定的事情堅決不動搖，這難道不值得尊敬嗎？ 3、本書對現代的啓示意義很強。每一個時代都需要去變革，每一次變革都有阻隘，都有政治鬥爭。但是從長遠看，不變革只會死得更快。我們現在真的有勇士敢動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嗎？我們和大宋真的有本質差別嗎？我們真的跳出歷史週期律了嗎？尤其是第三條，這可是毛主席都關注的問題。做大蛋糕重要，但是怎麼分蛋糕也重要。爲政者，首要的就是要有一顆利國利民的心，此當爲肉食者誡。

宋朝真奇怪。良臣如王安石被罷免；聖賢如司馬光身敗名裂，險些連墳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蘇軾顛沛終身；長者如範純仁，衰敗老盲；黨魁如劉摯、梁燾、劉安世，流放至死；強臣如章惇，也翻身落馬。等等，這個世界還有平安嗎？連安全都談不上，還說什麼榮華富貴？這些例子把有良知的人都刺激到了，光明正大的人在逆境中變得耀眼，深沉陰鷙的人在逆境裏皈依了黑暗。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這三句話出現的時間大約是北宋熙寧三年之後，常被人們認爲是王安石爲了堅定改革決心向當時的君王宋神宗和反對派們所說的話。這個片段，我也一度相信了。 但其實，王安石本人從來沒有承認自己講過這個“三不足”，甚至要當着皇帝的面否認自己講了這些話。更重要的是，這所謂的“三不足”在當時的社會和政治語境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話。簡單解釋一下，在北宋儒家氛圍濃厚的社會，上天的意志、人民（這裏可能指的不是廣泛的普通人）的議論、祖宗的成法，就是三座不能搬動的意識形態大山，對任何一個政治家而言，觸犯這三條意識形態的紅線就像徒手觸高壓電線一樣危險⚠️。 所以我們大致可以推斷，這話大致是王安石的對立派或者對他改革相當不滿的人爲了爭取輿論而造的謠言，畢竟把對方打成一個不敬蒼天、不開言路、不尊祖宗的狂悖之徒是一種打擊變法的手段。 無論古今中外，道德指控往往比邏輯批判更具有煽動性和殺傷力。 諷刺的事情在於，千年之後，王安石、宋神宗、熙寧變法、北宋還有大大小小的人物都被磨成了歷史的符號，鎖在厚重的書本中。而這個短短的“三不足”，倒是成了王安石不畏艱辛、銳意進取、力圖革除天下大弊的最好證明。不得不說有人本來想潑髒水，卻不小心把他身上的污垢給沖洗掉了。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這三句足以點燃所有儒家子弟反抗精神的戰鬥檄文，出自大文豪蘇東坡之手。蘇軾的文才一出手，就將王安石的政策主張和價值取向貼上了流傳千載的“三不足”標籤。 這本書之前，看了趙冬梅教授的《大宋之變：1063-1086》，以及吳鉤的《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時代》。寫的都很好，但是不過癮。前者着眼於老朽迂腐陰晦的司馬光，後者並沒有把變法內容的細節剖析清楚。 筆者被這本書的書名所吸引。細節，變法就是要細節。法律的細節，變法成果的細節。滿懷期望的看，但可惜沒有看到變法結果的數字結果。變法前後，國家歲入幾何？歲入結構的變化幾何？沒有數字，但結果是公認的，國家的府庫充盈，有錢了！有了錢，就有能力與西夏開戰，雖然還沒有強到克服“恐遼症”。 王安石變法，從統治階級來看，明明是增強國力的好事，爲什麼從士大夫到皇族，都完全不認同呢？我想有幾個原因： 1、神宗的治國理念與仁宗相反，實際上是重新集中皇權的過程。仁宗垂拱而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是皇權的讓渡，爲神宗不齒。神宗有大志。變法以及元豐改制，就是爲了重新收攏皇權。這勢必與過慣了仁宗朝優厚待遇的士大夫產生矛盾。可惜，王安石變法與元豐改制的順序錯了，如果能先改制集中皇權，再實行變法，或許不至於導致神宗與舊黨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不看王安石變法，不知道大士紳的利益與皇帝的利益有多麼衝突。皇帝也並非大地主階級的代言人，相反，很多時候，主張變法的皇帝與大地主階級爲敵。 2、變法內容與傳統儒學的價值觀激烈碰撞，導致朝堂分而黨之，新舊兩黨勢如水火。變法，實際上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是與士紳望族、大商大賈爭利，於平民百姓實有利處；新黨的實用主義取向，也與傳統儒家的意識形態爲綱的施政理念衝突。人多謂王安石的失敗，是因爲觸動大士紳望族的利益，但餘竊以爲，新舊兩黨的衝突，更多在於價值觀的曲異。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完全不相容。也幸虧新中國經歷了一段“批孔”運動，否則改革開放是否能順利進行呢？看看伊斯蘭國家的改革有多難吧！ 3、新黨人良莠不齊，人才凋敝。除了章惇，王安石沒有像樣的、能夠經得起審視的幫手。呂惠卿實爲奸佞，旁人不齒，但王安石沒有其他選擇。王安石很聰明，他知道支持變法的人才缺乏，變法沒有輿論優勢，所以很早就着手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指定變法書籍爲科考必考書目，培養了大批忠於變法思想的年輕學生，可惜沒能等到這些學生成熟，變法已敗。如果王安石身邊多一些歐陽修這樣的道駿德隆變法領軍人物，結果是不是不同呢？ 4、新黨思潮沒能傳承。徽宗選擇了新黨，但新黨的傳承卻斷了線。章惇沒能成功的傳承新法思潮。最可恨的部分，就是蔡京僞行新法，炮製元祐黨人碑。皇權也集中了，黨爭也沒有了，卻遇見了趙佶和蔡京這對cp，搞“豐亨豫大”，怎能不亡國。 可嘆，變法從古至今都這麼難！

算是對王安石變法的一種深入解讀，與大多人認爲的王安石變法都不一樣，詳細講述了變法爲什麼要這麼變。歷史可能是另外一種真相，而不是被打扮的真相。看人物尤其不要臉譜化，每個人都是複雜的。心疼安石和神宗。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遲。白頭富貴何所用，氣力但爲憂勤衰。晚年的王安石看破了，也放下了。

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並且看了毛主席的閱讀史後，我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希望把馬克思主義深深地紮在中國歷史的土壤裏。從《東晉門閥政治》開始，到《南明史》，再到這本講王安石變法的通俗讀物，我撥開了中國上下5000年一點點的歷史迷霧，窺到了一點點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人類社會發展是由內部矛盾運動所決定和推動的。 先來說說這本書，它不是一本正經的歷史研究專著，而是一本類似於《明朝那些事兒》的通俗讀物，所以它的精彩程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作者語文水平的影響。在這本書的前幾章，我認爲這個作者的語文寫作水平真的一般，在敘述上存在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經常出現兩個人幹兩件事，但主語混用，讓人摸不着頭腦；二是太多突如其來的插敘，考驗讀者記憶力。所以一開始，我覺得這本書最多隻能到一般。但是越往後讀，作者在敘述上越流暢，儘管問題仍然存在，但是由於內容的豐富性大大增加，使得閱讀體驗和收穫也顯著增加，作者的語文毛病變得無足輕重了。作者對纏繞北宋的變法問題的深入挖掘，再度引發和驗證了我的一些思考。這些思考伴隨着我閱讀前面所提到的幾本書以及《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過程中，並且與《論再生產》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有着直接的關聯。 我看到，東晉亡於門閥士族之間的鬥爭，南明之亡千根線，但與閹黨和東林黨之爭脫不了干係，與士大夫之間的權力鬥爭脫不了干係，而北宋之亡也是黨爭的惡性結果。千絲萬縷回到那個問題：爲什麼是士大夫？爲什麼一直是士大夫？皇帝和士大夫究竟是什麼關係？ 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明白國家是什麼？（儘管存在一個問題，中國古代社會並不是現代意義上從西方舶來的民族國家，但不影響此處的分析）從階級史觀來說，國家是維護階級統治的機構，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統治的工具。考察國家需要考察一組關係：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 國家政權是什麼？用葛蘭西的話來說，就是合法性，是統治階級在市民社會中獲得從屬階級實行其政治統治的“同意”。用我的比喻來說，就是“傳國玉璽”，有這個“玉璽”，大家都認你這個皇帝。在古代社會，國家政權掌握在“皇族”手裏，這個宗族的人可以當皇帝，大家都認。篡位是件麻煩事，幹得不好就要背上竊國、反賊的罵名。禪讓是一種比較合法的讓“傳國玉璽”在兩個家族之間進行傳遞的手段。 國家機器是什麼？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國家的暴力機構——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等，是維護階級統治的機器，而這種維護是必然需要用到暴力的，必然需要讓被統治階級在肉體上屈服於統治階級。阿爾都塞進行了發展性的補充，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理論，指出學校、媒體、教會、工會等等都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認爲被統治階級在思想上也是被統治階級馴化的，以自覺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 那麼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從中國古代社會的實踐來看，皇帝，毫無疑問是國家政權的掌握者，高高地握着“傳國玉璽”這個最大的合法性權柄，擁有着理論上無限大的人間權力。這個無限大的權力也包括着對國家機器的無限使用的合法性，但是問題就出在這兒，皇帝是否實質性地掌握國家機器，能夠隨心所欲地使用國家機器呢？這就需要問士大夫了。漢以來，王朝的運動的一個大的規律，我認爲就是如此：在王朝創業期，皇帝能夠牢牢地掌握國家機器，因爲皇帝本身是從對國家機器的掌握特別是軍隊出發，進而逐鹿中原，搶到“傳國玉璽”，獲得合法性的。所以王朝初年基本上是政令暢通，強皇獨當一面，皇二代也有很多是早年跟隨先皇打江山的帶兵的皇子，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夠獨自掌握國家機器的；但是隨着皇帝的更迭，大致上總能出現掌握不了國家機器的，純粹作爲“吉祥物”的國家政權，也就是弱皇，進而出現雖然沒有政權合法性，但是牢牢掌握國家機器的權臣，甚至於權臣上位，取而代之。由此可見，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之間存在的是辯證關係，是一種對立統一關係。明白了這一關係，我們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最初的問題——爲什麼是士大夫？ 士大夫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漢以前沒有士大夫，東漢以後士大夫才逐漸成型，並且它的形態還在不斷運動發展着。因此我講士大夫，只是講一個抽象的士大夫的本質，而不是一個具體朝代的士大夫，那就是——作爲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化身的官僚。在中國古代社會，多爲儒學士大夫。這類士大夫一經產生，天然地就掌握着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比如科舉中的門生文化，皇帝是名義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掌握者，所以進士也是天子門生），因而在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的矛盾運動中發揮着很大的影響，至於有多大，需要依當時當地的歷史條件而定，或者說要看皇帝的君人南面術修煉得到不到位，看皇權與士權的鬥爭和士權與士權的鬥爭的實際情況。從王安石變法來說，我們可以看到以司馬光爲首的反對派，他們在掌握着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後，對變法產生着多麼大的阻礙。 綜合來看，自國家誕生以來，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的矛盾運動就是上層建築中的支配性矛盾。它們的矛盾運動影響着每一個王朝的興衰起伏。以上是我關於這個問題的粗淺想法，還有待完善，供人批判。

藉着生病休息的時間，一口氣把這本書看完了。 這是一本今人寫就，橫跨宋代仁宗至徽宗的這段歷史的歷史書。 首先還是對全文進行梳理，起至仁宗之期，國內歌舞昇平，汴京內商慄走販奔走交通，君子賢臣把持朝政，君臣同心，言者無罪，帝歡人合，清明上河圖典型的描繪了那個美好的時代，但這都是粉飾着的盛世太平。真就那麼美好嗎？不然！仁宗之時，西夏崛起，漸成大患。並不止於此，遼、交趾羣狼環伺下，大宋帝國顫顫巍巍，年年以歲幣量物力，結與國歡心，博一時和平。內有內憂，荊楚一帶，名義管轄卻爲飛地，各種少數民族自治不受管轄，長期以往，也必將釀成災難。更嚴重的是，汴京一帶繁華喧鬧，而更廣闊的國土上，階級固化，士族豪強林立，壓榨剝削鄰里，農民起義不斷。朝廷內部，官員冗餘，加之年年歲幣獻納，國庫空虛，赤字嚴重。所有人意識到要改，不改緩死。仁宗扭扭捏捏下君子賢臣推動中實行新政，但不徹底的改革必將失敗，范仲淹、歐陽修等君子老話常談，說嚴抓吏治，吏治天下平，民安而國富。他們錯誤的是，時間不等人了，外部環境極其惡劣，別人日新月異，自己的慢慢進步比較而言就是退步。而且不徹底軟弱的改革也會被觸碰利益的階級堅決反撲，最終，改革在皇帝的君子也成朋黨的質疑聲中戛然而止。 仁宗駕崩，英宗以堂親繼位，這是一位英年早逝的皇帝，究其一生，可謂孝子，在位期間都只爲自己父親母親正名，以一手濮儀掌控朝政，但於國於民又有何益處？典型守成之君，平平庸庸。 輪到本書的主角神宗，神宗是一位志向高遠的君主，追思秦皇漢武，唐高宋祖，求雪一朝恥辱。他任用並信任王安石，君臣合力，推動改革的步伐。但改革在封建時代本是阻力重重，非得有砸亂一切涅槃重生的決心。但可惜，神宗沒有，優柔寡斷是失敗的內因，外因是王安石以及神宗皇帝識人不明，不過實屬正常，古代那種思想氛圍下，保守派大行其道，而跳出來銳意革新的大多都是投機倒把者，並不是真心支持。我覺得應先以5—10年時間，改變國民思想，從科考入手，營造改革思想氛圍，打好改革思想基礎。再行改革，改革之事必極必速，改革短時間內必會一定程度損害人民利益，特權階級利益，但只要外戰得勝，以戰養戰，使益性循環轉起來，那將是一個真正的盛世，神宗也將是一位中興之主。但看文章一直很氣的是，識人不明，雖然我是站在上帝視角看，但是歷史的任何明君都深精識人之術，神宗這方面差遠了，志大才疏，我也在想，人分四種，一種爲賢人，有德無才，一種是聖人，有德有才，一種是小人，有才無德，一種是普通人，無才無德。賢人也可能禍國殃民，他站得越高，破壞的力度不亞於小人。神宗皇帝絕對是一名德行很高，品德高尚的皇帝，但是奈何能力不足，改革並沒有使國家富強起來，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民的利益。看到神宗皇帝在環牀晝夜等戰報的場景，不禁痛哭流涕，他是多麼想建功立業。失敗的消息傳來，這幾乎擊垮了這位有爲之君，陷入自我深深地質疑。但也從這看出，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好多人都是被自己擊垮，鍛鍊好自己身體，有百折不饒的毅力纔是真正偉大的人。 司馬光，年少成名，有宿慧，也寫出資治通鑑的鉅作，但他只是一名失敗的人，站在歷史的對立面，就是反對派，就是鬥爭的對象，人品難以評價，也不值得評價。 後面的歷史不加贅述，一定程度上神宗變法是北宋滅亡的禍根，新黨舊黨之爭，跨越四朝，開啓了黨同伐異的潘多拉魔盒，不過如果將北宋滅亡歸結於神宗，我實不贊同，我認爲可能會有10%的罪過，更多的還是後面的君主的縱容以及無能，親小人遠賢臣，故所以滅亡也。 本書在徽宗繼位蔡京登場突然中斷，留下無窮的好奇，不過滅亡之態已然凸現，說句垃圾話，徽宗是個大sb。 寫得很亂，只是留下記錄自己的思考給以後的我看。 有一定收穫，對歷史感興趣的讀者值得閱讀一下，粗淺的瞭解那一段歷史。但真正詳細的瞭解還得看更多的史書佐證，裏面的有些地方夾雜有作者個人的喜好，或對或不對，讀者查閱相關資料文獻，自己判斷。 止。

全書敘述十分混亂，還有部分史料錯誤，尤其是對夏戰爭和河湟拓邊上面。 作者應該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有這個情感傾向上面，對於一些事件解讀出現了問題，比如新法真的能做到抑制兼併嗎？ 關於王安石變法，歷來分歧很大，在批林批孔的年代，曾經將王安石樹立爲反抗儒家腐朽思想的典型，在西方自由主義傳入後，也有人認爲王安石變法是對國民的壓榨。 在宋朝那種情況下，變法是勢在必行的，從結果上來看，宋朝神宗剛繼位時連喪葬費用都拿不出來的國庫僅僅幾年就能支撐起動用幾十萬民夫和軍隊的五路伐夏，從這一點來看，變法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是即使設計得再精巧，新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與民爭利，加上執行中的問題，導致新法不可能實現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更不用說後變法時代，小人們的盤剝行徑了。 首先，宋朝自始至終都沒有徹底地進行土地分配，所以貧富分化十分嚴重，原則上，王安石將國家利益置於任何特定階層之上。在所有階層之中，他傾向於幫助在人口中佔多數的相對貧窮的人，而非富人。但是對權勢富貴之家來說，總有大量空間去操縱新政的方案以謀求自身的利益。從結果來看，新舊兩黨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於上層階級。同時王安石來自商品經濟較爲發達的南方，因此他很可能沒有注意到中國地域的差別，在設計上新法更注重貨幣和商品經濟，可能想以此來盤活經濟，但在較爲落後的北方運行就很困難。最後，吏治也是阻礙新法的一個問題，中央集權下宰相失去了開府建衙的權力，所以王安石與後來的張居正一樣只能通過私人關係維持變法集團，後變法時代的大權獨攬、黨附黨爭從一開始就幾乎是一種必然。並且新法需要的執行能力，暮氣嚴重的宋朝官僚們根本不具備。 錢穆先生說，蔡京害了司馬溫公倒在其次，主要是害了王荊公，此言不虛，對王安石來說，他精心設計的新法最後成了小人們貪腐、打擊政敵的工具，是真正的誅心。

三年前被種草此書，今重拾讀完。內容是挺詼諧的，但是遣詞戲謔，顯得作者有些刻薄，可以當做瞭解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通道。作者主觀色彩太濃厚了，讓我不敢盡信，還是要有自己的思考，結合其他王安石變法的書籍看會更好。文章中許多段評總結的很好，受益匪淺。

這本書寫得很有趣，但是有些矯枉過正了，跳出了傳統文人的歷史觀，卻又一頭扎入了另一個極端：變法固然有利，但是舊黨的反對也不全是無中生有。歷史的敘述應該是更加客觀和全面的，過於注重作者個人好惡只會混淆是非。作者嘲諷了北宋名臣的這類行爲，自己卻又步入了同樣的情況，可惜，對於變法的評價和林語堂的《蘇東坡傳》真是兩個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