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

這本書我讀完最大的感受是：它把"西方必然崛起"這個被我們當作常識的敘事給掀翻了。它要回答的根本問題不是"歐洲爲什麼強"，而是反過來問——爲什麼英格蘭沒有變成江南？ 這本書在爭什麼 傳統敘事裏，工業革命發生在歐洲是被當作"命中註定"來講的：制度更優、文化更理性、科技更先進，所以西方勝出天經地義。但這本書把18世紀的英國和中國的江南放在一起精細對比，得出的結論相當反直覺： 直到1750年前後，英格蘭和江南這兩塊各自大洲最發達的經濟核心區，在人均預期壽命、消費水平、市場發育、土地和勞動力市場、資本積累、技術水平等幾乎所有可量化的維度上，都高度相似。江南的農業生產率與英國相當甚至更高，市場體系比歐洲更接近"斯密式自由競爭"，大多數領域的技術水平也不落後於歐洲。 換句話說，1800年之前的世界是一個多中心的多元世界，西方並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爲自己獨有的內生優勢。東西方正走在大體相近的經濟發展道路上，都面臨着土地、能源、生態的相似瓶頸。 那麼問題就倒過來了：既然兩邊起點這麼像，爲什麼是英國而不是江南率先引爆了工業革命？ 真正造成"大分流"的兩個偶然因素 作者的回答是：英國撞了大運，拿到了兩份"生態橫財"。 第一份是煤炭的地理好運。 英國的煤礦主要分佈在經濟發達的核心區附近，運輸成本低，能大規模推廣；而且礦井地下水位高，開採時必須不斷抽水，這個需求直接刺激了蒸汽機的發明和改進。中國不是沒有煤，山西的煤藏量很大，但離工商業最發達的江南有幾百英里，運輸成本太高；而且山西煤礦地下乾燥，需要解決的是通風和煤層自燃，不是抽水，所以沒法催生蒸汽機這樣的革命性發明。同樣的煤，在不同的位置上，意義完全不同。 第二份是美洲殖民地提供的"生態緩解"。 跨大西洋貿易讓新大陸爲歐洲輸送棉花、糖、木材、菸草這些"土地密集型產品"。這些產品如果在歐洲本土生產，需要佔用巨大的土地面積——有研究者測算，19世紀初僅從美洲進口的棉花和糖，就相當於爲英國節省了約2500萬英畝耕地，超過了英國本土耕地面積的總和。美洲殖民地實質上成了歐洲的"幽靈畝"，讓歐洲能把本土的土地和勞動力從農業中解放出來，投入到工業裏，從而繞開了"內卷化"的陷阱。 這兩份橫財疊加在一起，讓歐洲走上了資源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省勞動力的道路；而東亞由於缺乏類似的外部資源輸入，繼續在勞動密集型、資源節約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在19世紀被英格蘭遠遠甩開。 這本書最顛覆的一句話是：西方的崛起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一系列地理與歷史的偶然恰好對英國格外有利。如果沒有煤炭和新大陸這兩個偶然因素，英國很可能就會像江南一樣，沿着勞動密集型的路徑繼續"內卷"下去，根本不會發生工業革命。 它真正改變了什麼 我覺得這本書最大的價值不在結論本身，而在它換掉了提問的方式。 過去我們問"中國爲什麼沒做到歐洲那樣"，是以歐洲爲標準、把中國放在"失敗的他者"位置上。這本書採用的"交互式比較"方法，把江南和英格蘭放在平等的尺度上互相衡量——既問"爲什麼江南沒有成爲英格蘭"，也問"爲什麼英格蘭沒有變成江南"。這一反問看似簡單，卻從根本上瓦解了"歐洲道路=普遍規律"的預設。 它也順便把此前流行的各種"歐洲中心論"解釋挨個反駁了一遍： - 反駁制度決定論：18世紀中國的產權制度和市場體系並不比歐洲差 - 反駁文化決定論：江南同樣有勤奮工作、追求財富的價值觀 - 反駁技術決定論：中西之間並不存在本質性的科技差距，許多被認爲是歐洲優勢的技術發明在當時並沒有產生重大影響 讀這本書要注意的另一面 當然，這本書的觀點並不是終點，而是一系列激烈辯論的起點。學界對它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它可能高估了18世紀江南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估了歐洲制度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二是它過度強調地理與偶然性，相對忽視了英國財產權制度、資本市場、國家軍事擴張能力這些爲"利用外部資源"提供前提的條件——黃宗智就指出，明清中國缺乏鼓勵技術創新的回報機制，也缺乏抗衡國家權力的商人階層，這些因素不能簡單歸約爲"沒有煤炭和新大陸"。 所以這本書更準確的讀法，是把它當作一面鏡子——它照出的是"歐洲中心論"敘事的武斷，而不是給出了"爲什麼是歐洲"的最終答案。它告訴我們：現代經濟增長可以有多種形態，18世紀前中國曾長期在科技與經濟上領先世界，19世紀的"大分流"更多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偶然，而非歐洲文明的內在優勝。 對我而言，這本書最有價值的啓發其實是一個看待歷史的姿態：不要用結果倒推原因。因爲當我們將英格蘭與江南互相比較時，會發現工業革命並非歷史的必然產物，歐洲（特別是英國）在19世紀實現"大分流"、率先工業化的關鍵原因並非制度或文化等內生優勢，而是得益於兩個偶然的"生態橫財"。這種思維方式，比任何具體結論都更值得帶走。

暴力壟斷與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的前後腳： 1、英國靠軍事實力制定新規則是事物的基本發展規律：破舊立新，首先是暴力的 《大分流》：真正至關重要的並非較高明的商業組織，而是政治力和軍事力，而這也纔是歐洲商人從印度當地本土商人和菲律賓中國商人手裏奪走部分貿易（但仍非全部）控制權時的憑藉…… 很簡單，在打破舊規則階段，如果不靠軍事來制定一套新的規則，英國根本競爭不過，中國東南亞千千萬萬拼多多式的內卷商人就可以把他們擊垮！我們是勞動密集型個體經營，擅長拉低成本，劣幣驅逐良幣，就像如今阿里與美團外賣大戰，虧本也要搶市場份額，英國人千里迢迢而來，初來乍到，雖然力量不弱，但終究強龍難敵地頭蛇，怎麼可能虧本來競爭？怎麼競爭得過？ 所以，必須靠着軍事實力制定新規則，壟斷，控制。你服從我，而不是我服從你原來的舊貿易規則。 最初的市場的確不是自由市場，是無底線無規則競爭的，中國人可以靠着低人權低工資優勢，內卷壓榨自己人，去獲得外部競爭盈利（今天仍是），英國人打不過，就用軍事來競爭……其實我認爲都是無底線競爭，一丘之貉，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中國人靠內卷，英國人靠軍事，如此而已。 英國人靠軍事實力制定了新規則後，第二階段，纔開始所謂自由市場了。但這個自由市場的規則，是有邊界的，有條件的，就是得按照那個規則來，而如今中國挑戰了西方的規則，特朗普的種種行動其實是有的放矢。 一句話，有規則纔有自由。建立新規則一定會產生暴力。 英國人的行爲似乎是任何新事物誕生的基本規律。首先，如何打破舊規則？一定需要暴力的！而對於舊規則下的人，一定很痛苦很仇恨！ 中國的下崗工人就是！產業要升級，舊規則下的人必須淘汰，他們必然是受損害的。 我們譴責英國靠軍事制定新規則，也得同樣譴責國家，有沒有善待那些下崗工人？！ 帶血的原始積累，是個痛苦的規律，智人崛起就是靠喫光了尼安德特人，農耕的崛起讓農民付出了生活質量下降的代價（《人類新史》《槍炮，病菌與鋼鐵》）…… 彭慕蘭說：歐洲的新金融制度和範圍更廣的軍事財政主義模式，極適於組織武裝拓殖和海外貿易。也正是在組織武裝拓殖與海外貿易上（而不是核心地區境內的生產或貿易），纔是這些制度發揮最大作用的領域。 生產還不如拓殖來得快！拓殖，高風險高收益，看見的都是我的，生產，得一件一件生產呢！ 可是爲什麼中國人不去拓殖？因爲不被允許，人要圈起來收稅，不許你逃走流動，就像清末纔開放東北，纔出現闖關東……就像東南亞的華人被大清當作棄民。他們都當海盜，那怎麼英國就能利用海盜，大清不會呢？說到底，帝國已經巨大無比，維穩就需要付出極大代價，哪有什麼慾望再去開拓，喫力不討好，沒那個必要。 2、壟斷特權與自由市場是“前後腳”的關係： 彭慕蘭說：即使各種特權可能會減少該國在短期到中期的產出，我們仍可以想象它們鼓勵了資本積累，從而促成長期成長。 我認爲是這樣的，憑藉軍事進行壟斷貿易（東印度公司特許經營），和斯密式自由市場經濟，都是英國人曾經使用的兩種手段，都是真實有效的，而且是“前後腳”的關係，跨出前腳，後腳跟上，一隻腳走路是不可能的。 一開始，壟斷特權有助於資本原始積累，國際競爭，但問題是既得利益者就會形成集團，上車的把車門焊死，據說如今中國就是這局面！ 那麼真正重要的是，英國如何做到關閉東印度公司，實行貿易開放，自由競爭市場政策！ 大清就不會啊，一直都是十三行壟斷，沒有動力去改變，去自由市場！ 說到底，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是極度類似的，壟斷經營的！不稀奇，稀奇的是關閉十三行，大清走向更開放的自由市場。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簡單，放任就可以了，關鍵是如何先富帶後富…… 其實也挺簡單的，英國的議會民主制度，廣大的資產階級眼饞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暴利，要分一杯羹，自然就會“門戶開放”…… 3、大一統推平地域差異，內陸自給自足，江南無法集約化產業升級： 《大分流》認爲江南出現了停滯，落後地區因爲美洲高地作物反而人口增加，且自給自足，沒有和江南擴大差異分工，支撐江南產業升級，反而推平了江南與落後地區的峯谷：勢必有某些制度性的力量減緩了東歐朝人口增長、原始工業化和偏離出口導向發展的趨勢，而且這些力量之強大遠甚於日本邊陲地區，更甚於中國內陸地區。這同時也使得西歐有更多的機會可以不斷地拿製造品來換取東歐的初級產品。 很簡單，因爲中國是大一統，一個國家內部，儘管有差異有地域歧視，但都是自己人，當然技術與人員流動相對自由，江蘇人移民貴州，浙江人教會湖南人工藝，沒問題。可是，從西歐往東歐移民，技術流動，涉及不同民族不同國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們漢人會願意把技術轉讓給日本人，西夏人，滿洲人嗎？不，都靠偷技術的！ 所以中國的大一統，必然造成“平天下”，進口替代，自給自足，全國推平，地域差異與分工遠遠小於歐洲國家之間！ 彭慕蘭舉了個例子，木材從波羅的海運到英國有20倍差價，中國從內陸到江南是10倍價差，可見歐洲的地域分化更加明顯，於是對於地域分工和跨區貿易的驅動力也更大！

彭慕蘭《大分流》內容總結 《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是美國曆史學家、加州學派代表人物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里程碑式著作，2000年出版後斬獲美國曆史學會費正清獎、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徹底顛覆了長期主導史學界的歐洲中心論敘事，重塑了全球學界對工業革命與近代中西發展差距的核心認知 。 全書的核心命題是：1800年之前，西歐（以英國爲核心）與中國（以江南爲核心）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度環境、技術能力、生態約束等核心維度並無本質差距，雙方均站在工業革命的門檻前；最終東西方出現“大分流”、英國率先開啓工業革命，並非源於歐洲內生的制度、文化或種族優勢，而主要得益於兩個偶然的地理與歷史紅利——本土煤炭的區位優勢、美洲殖民地的資源紓解 。 一、核心論證基礎：1800年前中西核心區的高度相似性 本書第一部分通過系統性的量化對比，逐一駁斥了“歐洲早在內生層面領先中國”的傳統觀點，證明18世紀的東西方核心區處在近乎相同的發展水平上： 1. 生產與技術水平無代差 農業領域，中國江南的單位面積產量、勞動生產率、土地利用效率與英國持平；手工業領域，作爲工業革命核心賽道的棉紡織業，江南的生產效率、市場化程度與英國幾乎沒有差距，中國在絲綢、瓷器等領域甚至長期保持技術優勢；整體技術層面，雙方不存在系統性代差，歐洲僅在航海、鐘錶等少數細分領域有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不構成決定性影響。 2. 市場與制度環境無本質優劣 土地、勞動力、商品三大要素市場的自由化程度，中國江南並不弱於西歐，甚至在勞動力流動、土地交易的靈活性上更具優勢；在產權保護、商業規則、金融體系等制度層面，兩地均形成了適配商業化發展的制度框架，不存在所謂歐洲獨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優勢”。 3. 人口、消費與生態約束高度趨同 兩地的人口出生率、預期壽命、人均消費水平、奢侈品消費能力高度接近，均完成了商業化、原始工業化的積累；同時，雙方也共同面臨馬爾薩斯陷阱下的核心困境：人口增長帶來土地承載力逼近極限，森林縮減、燃料短缺、土地緊張等生態瓶頸日益凸顯，若沒有外部變量介入，都將走向勞動投入不斷增加、單位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內卷化”道路。 二、大分流的核心成因：兩個關鍵的外部偶然紅利 彭慕蘭提出，英國之所以能突破共同的生態瓶頸、避免內卷化，率先開啓工業革命，核心並非內生優勢，而是兩個互補的、偶然的外部條件，這也是全書的核心解釋框架： 1. 煤炭的區位與技術聯動紅利 能源替代是突破生態約束的核心前提，而煤炭正是前工業時代唯一能替代木材的高密度廉價能源。英國的核心優勢在於，煤礦緊鄰經濟核心區與工業區，運輸成本極低，能夠爲工業發展提供規模化、廉價的能源供給；同時，英國煤礦普遍面臨嚴重的礦井積水問題，倒逼蒸汽機的改良與規模化應用（瓦特改良蒸汽機的核心初衷就是煤礦排水），形成了“煤炭開採需求-蒸汽機技術迭代-全工業領域能源革命”的正向循環，爲工業革命奠定了能源與技術基礎。 反觀中國江南，核心經濟區距離煤炭主產地（山西）路途遙遠，陸路運輸成本極高，煤層地質條件複雜、開採難度大，無法形成廉價的規模化能源供給，始終難以突破木材的生態約束，無法爲高耗能工業與技術革命提供基礎。 2. 美洲殖民地的“幽靈田”紓解效應 美洲殖民地爲英國（西歐）提供了決定性的資源與市場紓解，被彭慕蘭稱爲“幽靈田”（虛擬土地）：殖民地源源不斷輸入的棉花、糖、木材、糧食等土地密集型產品，其生產需要佔用數千萬英畝的土地，相當於爲歐洲本土憑空節省了海量耕地，徹底打破了土地資源的硬約束，完美緩解了人口增長帶來的生態壓力。 同時，殖民地的掠奪性貿易體系爲歐洲帶來了持續的資本積累，爲工業投資提供了充足資金，殖民地本身也成爲歐洲工業製成品的壟斷性海外市場，形成了“原材料供給-工業生產-海外傾銷”的完整閉環。而中國沒有這樣的海外“新邊疆”轉移生態壓力，只能在本土通過不斷增加勞動投入應對人地矛盾，最終陷入內卷化，無法完成工業化躍遷。 三、學術影響與核心爭議 （一）學術影響 1. 徹底瓦解了歐洲中心論的經典敘事，打破了“西方現代化道路是唯一且必然路徑”的固有認知，推動世界史研究從“西方中心”轉向“多元發展”的全球史視角，是加州學派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成果 。 2. 首次將生態約束、全球資源流動作爲工業革命的核心解釋變量，融合了環境史、經濟史、全球史的研究範式，深刻影響了後續數十年中西比較史、近代經濟史的研究方向。 3. 重新定義了“大分流”的時間節點，將東西方發展差距的決定性分野劃定在19世紀工業革命之後，而非此前學界普遍認爲的16-17世紀，重塑了學界對近代世界經濟格局演變的時間線認知 。 （二）核心學術爭議 1. 比較對象的合理性爭議 黃宗智等學者批評，彭慕蘭用中國最發達的江南一隅與整個英國對比，刻意放大了兩地的相似性，忽略了中國內部的區域發展差異與歐洲內部的多樣性，存在比較對象不對等的問題。 2. 內生制度因素的低估爭議 喬爾·莫基爾等學者提出，彭慕蘭過度強調地理偶然因素，嚴重低估了歐洲的科學革命傳統、產權保護制度、金融體系、多國競爭體系等內生變量，這些制度與文化基礎，纔是英國能夠有效利用煤炭與殖民地紅利的核心前提。 3. 量化數據的準確性爭議 羅伯特·艾倫等經濟史學家對書中關於實際工資、勞動生產率、人均消費水平的量化數據提出質疑，認爲其高估了江南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估了1800年之前歐洲已形成的經濟優勢。 4. 分流時間的爭議 部分學者認爲，東西方的分流節點遠早於19世紀，16-17世紀歐洲在軍事技術、航海能力、金融體系、科學範式上已出現系統性優勢，彭慕蘭對分流時間的判定過於滯後。

彭慕蘭的基本觀點：18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江南與西歐先進地區在經濟發展上仍有相當多的共同性；西歐後來率先工業化，並非單純源於其長期積累的制度或文化優勢，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煤炭資源和美洲殖民地，使其突破了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態約束，由此形成了近代世界經濟的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按照彭慕蘭本人的原意更傾向於譯作“大岐變”，既有分歧或分離的含意，又有變革之意，符合本書所描述的分離與變革。但是爲了避免中文語境下的誤讀，最終譯作了更中性的“大分流”，此爲本書由英文轉化爲中文的一個小小背景。 這本書我手頭上的是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版本，也簡單翻了一下新版。作爲中西比較史的必讀書目，就閱讀體驗而言，它非常之不友好。不排除彭之原文本本身的難讀，只能說這兩版的翻譯都不能令人滿意，相對來說黃譯本比史譯本還強點兒？🌚🌚🌚 ▷▷▷--------------------------◁◁◁ 附：理想國這版沒有的內容，轉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中文版序言》（史建雲 譯） 我對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深感榮幸，期待着中文版的出版能夠引起新的學術對話。我衷心感謝北京大學的劉東先生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合作，進行了必要的安排，尤其要感謝史建雲女士爲這本書所做的特別認真的翻譯工作。藉此機會進行一些修改自然而然成爲誘人的念頭。但我沒有這樣做，只是訂正了幾處印刷錯誤，並改正了附錄 E 中紡工和織工收入的一些計算錯誤。（幸運的是這些錯誤並不影響全書的論證，因爲它們只涉及收入在紡紗和織布之間的分配，而大多數從事紡織品生產的家庭都是紡、織結合的。) 這並不是一個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論的課題，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稱讚的同時，它也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一些爭議具體針對我的著作，一些則針對着一個對中國史和世界史進行學術再評價的更廣泛的潮流。很多人現在把這個流派稱之爲"加州學派"，甚至於"爾灣學派"，但這個學派的成員只是一種鬆散的組合，並不限於加利福尼亞。我預料這本書在中國也會引起爭論，儘管可能不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這意味着爭論的變化而不是結束，當我們找到新的證據時，某些具體觀點無疑會被推翻。但我以爲本書中的一些觀點將被證明有長久的生命力。 『探究中國與歐洲的差異：時間、方法論和解釋』 首先，在我看來，通過最近兩年的討論已完全站住腳的觀點是：歐洲的核心區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顯然主要是東亞，但或許還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區之間經濟命運的大分流在18世紀相當晚的時候纔出現。在我們能夠對其進行計量的範圍內，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在經濟因素中佔關鍵地位的勞動生產率、重要日用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的廣度及自由度等，看起來都大致相同。在黃宗智、羅伯特·布倫納和克里斯托弗．伊謝特努力重申江南地區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的老觀點之後展開的一輪新辯論，在我看來只不過加強了這些新觀點：讀者可以在《亞洲研究》雜誌2002年5月號上看到這場討論的主要內容，全部討論將收入一部即將出版的書中。而如果"大分流"的時間遲於我們通常認爲的時間，這無可避免地會影響我們對它的解釋。 在我看來已經站住腳的另外兩個觀點完全屬於方法論問題﹣﹣兩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這同一套叢書先前出版的我在爾灣的同事王國斌的著作。首先，我們兩人都強調，在進行東西方比較（或者任何比較）時所用的單位必須具有可比性，而現代民族國家理所當然不是必然構成這些單位。因而中國作爲一個整體（或印度作爲一個整體）更適合與整個歐洲而不是與具體的歐洲國家進行比較：正如中國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貧窮的甘肅一樣，歐洲同樣既包括英格蘭也包括巴爾幹。江南當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在18世紀，其人口超過除俄國以外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就其在自己所處的更大社會中的經濟職能來說，江南--而不是整個中國﹣﹣是英格蘭（或者英格蘭加上尼德蘭）的一個合理的比較對象。這種想法給了我們一條進行類比的基線，能使比較真正具有意義，從而使我們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區、區域之間重要關係的建立方式有什麼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進一步使我們得以把經濟發展看作地區間互動的結果，而不是始終尋找某種對一個具體地區內生的成功來說是具體的致命缺陷或關鍵的東西，並用這一關鍵性特徵對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後的差異進行困難的解釋。換一種方式表達，西方很多社會理論問的是"爲什麼是歐洲"，然後，在把世界其餘部分從發展進程中排除後，再問"在歐洲內部爲什麼是英格蘭"。但如果江南或畿內或古吉拉特與比方說塞爾維亞相比，對於長期發展來說是更好的候選對象——或者說它們肯定如此——爲什麼不徹底取消以洲爲單位，直接去比較核心區？我們可能常常折回去引進比較傳統的單位，當它們看起來有用時——畢竟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英格蘭有它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建立了與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貿易伙伴之間的關係，而江南沒有——但如果我們把這些傳統單位引進太早，它們就會妨礙我們的視野而不是幫助它，因爲我們甚至會永遠沒有足夠的可比性以開始我們的工作。 第二，我也以王國斌關於最好的比較是交互比較的主張爲基礎：這些比較問的是爲什麼歐洲不是中國，而不只是爲什麼中國不是歐洲。這一主張有幾個優點。首先，它承認對西方經典社會理論（馬克斯·韋伯等人）的批評，認爲這些理論把非西方社會當作發展"失敗"或"沒有發生"的實例，同時沒有培養我們瞭解在其他地方確實發生過的不同形式的變化；但一些後現代學派的理論家根據這一問題斷定我們應該放棄比較，與他們不同，王的主張提出了一種避免歐洲中心論（或至少將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歐洲也尋找"沒有發生"與"失敗"。正如一句美國諺語所說，如果房間裏有一頭當時不應該存在的大象，可以委婉地假裝它不在那裏，但那完全不是事實。在我們打算集中描述其他區域的歷史時，歐洲突發的現代性就是這樣一頭房間中的大象，而我們最好是承認它的存在。我們至少可以對中國和歐洲的實際情況進行比較，如我在本書中的嘗試；當我們出於"根據它自己的條件"書寫中國（或其他非西方社會）歷史的值得稱讚的目的，太經常地盡力把歐洲排除在這幅畫面之外時，由一個歐洲史的理想化版本產生的一系列預期仍然是一種未經檢驗的存在，也仍然含蓄地規定了進程。在這方面，我們至少看清了歐洲很多實際情況也並不符合這一程式化的"歐洲史"——事實上，我們將看到一些實例表明，18世紀中國的很多地區比歐洲大部分地區都更符合這些預期。儘管諸如"爲什麼英格蘭沒有變成江南"之類聽起來古怪的問題無疑並不比人們更爲習慣的"爲什麼江南沒有變成英格蘭"天生更高明，但它們也並不更低劣，它們還具有重要的優勢，因爲人們通常很少提出這類問題，所以我們在研究它們的過程中還沒有遭遇到成果急劇遞減。 這使我得出了另一個觀點，我認爲這個觀點是上面闡述的方法論與通過實證得出的直到相當近的時期經濟後果並沒有發生巨大差異的主張的結合。如本書將反覆說明的，全世界的重要區域在18世紀時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相反，儘管人們能夠確定在某些重要領域中，歐洲在比如說1700年就已經佔據領先地位，但在一些同樣重要的領域中也能發現歐洲處於落後地位。由於我們知道19世紀發生的事情，我們太經常地把注意力僅僅集中於那些在比較早的時期就已經指向歐洲的突破和中國的困境的標誌上。但一個更爲準確的歷史記錄會承認指向不同方向的標誌，並且會問，爲什麼在歷史的某一時刻英格蘭面對的問題（舉例來說，相當平淡無奇的農業單位面積產量、最高產量幾乎沒有變化，一些地力耗竭的跡象，加上相當嚴重的濫伐森林）變成了小得多的問題，儘管田於英格蘭的人口在1750到1850年間增長了兩倍，人們預期它們本應放爲更大的問題，而同時江南在例如地方能源供給（它曾長時期用多種方法進行調整適應）及它對以棉布換穀物的貿易的依賴（這種貿易長時期運轉良好）方面相對的缺陷突然變成了更爲嚴重的問題。再一次，對等的比較指引我們思考關聯、聯繫和互動，在我看來，這種思考是對我們通過在一個區域內部尋找一個或兩個根本特徵來解釋它在漫長過程中的軌跡而做的大量工作的一個重要的補充。甚至當我們尋找完全包含在一個正在比較的單位之內的因素時，一種建立在交互比較基礎上的方法也鼓勵我們根據集中的具體的因素而不是一般性的描述進行思考，因而我們可能繼續堅持清政府對某些重要部門（如採礦）的具體政策抑制了中國的發展的觀念，但這是一個遠離舊觀點的呼聲，那些一直以驚人頻率提出的舊觀點認爲，我們可以用清政府更明顯的"輕商"或"對發展無興趣"、"追求地租"或"封建"等說法解釋一切。 我集中注意的要素系列並不意味着詳盡無遺。事實上，我贊成一些人所說，我們對被稱之爲"實用知識的成果和展示"（而不是比較狹義的"科學"）方面的差異應該給以更多的注意；我的意圖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我認爲在以前的大多數解釋中未受重視的因素，從而糾正不均衡，而不是想要涵蓋一切。在糾正這些不均衡的過程中，回過頭來思考地理問題、資源問題和環境問題對我來說是重要的。現代經濟分析儘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經常誤導我們認爲所有資源最終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個單獨的計量數據（總收入或資本積累）就代表了一個經濟的容量。即使在幾乎有無限的能源供應、低運輸成本和化學工業（能夠把碳氫化合物轉化成幾乎任何東西）的當今世界，這也並不完全真實。在一個18世紀的世界中它更是遠離實際，在那個世界中，幾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纖維和建材都來自於植物種植，從而來自於當年的陽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個世界中，即使極爲大量的勞動和資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塊已知土地的產量；也是在那個世界中，歐亞大陸的兩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經保持千年以上穩定的人口上限，發現它們本地的土地供給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這些情況下，一旦我們用難以找到替代品的具體項目的物量進行觀察，無論是土地制約的加緊，還是使其鬆解的資源幸運，最終都能夠證明要比我們簡單地把它們換算成等值的貨幣，並假定它們具有可替代性時它們會表現出來的更爲重要。它們本身不是對增長加速或危機形成的解釋，但它們產生的關聯確實有力地改變了東西方的發展軌道。由此引起的經濟命運和政治命運的分流遠遠大於實際生活在18世紀的任何人的預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當回顧它的產生過程時，難以相信它或是發生在相當近的時期，或是具有任何強烈的偶然性。 『與中國史研究中其他傾向的關係』 就研究中國史的具體著作來說，我的觀點的一般延伸與最近李伯重、李中清、王國斌和其他人對清代經濟成就正面的再評價一致。（在這一意義上，也以吳承明等老一輩歷史學家的學術成就爲基礎，但在一個方面突破了他們的研究，即清代中國與一個早期資本主義的理想模式明確不同的那些方面並不是必然構成對發展的制約。）我的觀點也與那些認爲18世紀的中國在知性和其他方面都比早先的著作對它的描述更有活力的新的研究完全一致，儘管要評價這些不同的學術著作怎樣互相緊密聯繫尚爲時過早。 這並不等於說我們這些強調清代經濟發展（更不用說任何更爲廣義的發展）實力的人在具體觀點上都持一致看法。例如，我對18世紀產量的一些估計（特別是棉布）比李伯重的估計要高，但我確定的經濟發展（至少以人均範疇衡量）開始減速的時間也比他確定的時間早，也更少直接論證全國市場的形成問題。一般說來，我們不僅都對清代經濟成就有比較積極的評價，而且與前幾代學者相比（既有馬克思主義者也有自由主義者），更少強調明確的生產關係決定經濟結果的能力；我們不是把具體的資本主義制度看作發展的必要條件，而是注重不同制度的組合可能取得相同的結果。同樣，李中清和他的合作者認爲中國人口體系取得了很多成果，而這些成果在馬爾薩斯及其繼承者看來，是英格蘭所獨有的，並且是通過完全不同的機制取得的。在這種關聯中，至少王和我都援引了由偉大的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對"市場經濟"（清代中國非常肯定已經出現）和"資本主義"（相對而言清代中國幾乎沒有出現）之間所作的區別——這種區分最近在西方學者中並不流行（或許除了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追隨者），但在我們看來，它對於研究中國的過去和研究當代中國對建立一個不是簡單模仿西方模式的市場經濟所作的努力都相當重要，至少，我認爲這一清代修正論的綜合成果使下面的觀點得到了廣泛的接受，即：中國比較富裕的地區遲至18世紀中後期，在相對意義上極具經濟活力，相當繁榮。那種認爲中國或是由於人口壓力，或是由於其社會所有制關係的性質而"閉塞"並極爲貧窮的舊觀點，現在在我看來完全處於守勢地位。對於東西方在19世紀發生分流的"何因"的論爭將會長時間伴隨我們，但如果我們能夠同意，我們改變了一直以來對"何事"與"何時"的解釋﹣﹣我們必須根據區域性的比較進行研究，必須根據一個相當突然的分流發生在1750年後的某個時間進行研究﹣﹣那麼我們就已經走過了長長的路途。 『一些新的研究課題』 如果這種關於經濟分流的時間及性質的新認識能夠成立，那麼我們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還有一些新的見解可以考慮。中國和西方的學者們在確定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時，通常如果不是定在明末（着重於內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就是定在1840年（鴉片戰爭帶來的外部衝擊）。然而，如果我們承認開始於明末，並在17世紀中期的中斷之後以新的活力復甦的商業化浪潮和經濟發展沒有犯下什麼具體的"錯誤"——沒有什麼因素使它與在其他地方影響較少人口的現代早期發展的類似浪潮相比更不重要或更沒有前途——但儘管如此，也沒有理由假定，如果不受干擾，這種現代早期的發展必然會轉變爲與現代發展相伴的引人注目的變革，那麼，1550年看起來可能多少有點不重要，1840年則極爲不重要。具體地說，鴉片戰爭不再是來自海外的中國現代性的起點，也不再是一個內生的現代性遭受挫折的關鍵時刻。它現在只成爲許多重要時刻中的一個，在這些時刻，政府沒有能力妥善處理外部環境造成的壓力與一個不斷變革的經濟、社會、生態、政治環境之間的複雜關係。把這種時刻列一個目錄，裏面還會包括一系列推動性要素與衰減性要素的組合，例如引進新大陸的糧食作物、越來越多的移民進入西南與苗族起義；商人贊助者、不再能找到政府部門工作的學者與文化／知識變革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江南一東北沿海貿易的發展、黃河治理費用的上漲與漕糧／大運河體系的衰微；中亞的平定與清代軍界的變化；還有本書中舉的許多內陸區域人口增長和手工業發展與長江中上游和三角洲地區間以稻米和木材交換布匹的遠距離貿易的縮減的實例等等。 本書把重點放在區域性經濟現象的分析上還暗示，我們可能需要對中國的不同地區作出不同的分期，這是多年以前施堅雅提出的一個觀點，儘管是出於不同的理由。在這一方面，我打算說明的是，如果江南和內地之間的遠距離貿易確實在1750年之後的某個時候開始衰落﹣﹣造成了對雙方都是致命的後果﹣﹣而同時中國沿海的貿易卻繼續發展（不只是與西方，而且與東北、暹羅和其他貿易伙伴），我們在這一階段還可以看到今天嚴重困擾着人們的某種勢態的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一章：一個富裕的外向的沿海的中國和一個總的來說更爲貧困的內地之間，在經濟和其他方面日益拉開距離。當我們重新考察1840年以後的一百年時，以前看起來是一個經濟純粹失敗的時期現在表現得要複雜得多。一旦太平天國戰爭引起的巨大損害結束，在接下來的70年中，中國沿海很多地區經歷了非常明顯的發展：這不僅適用於那些被帝國主義從中國割裂開的區域（香港、條約規定的通商口岸、臺灣以及比較短期的東北），也適用於長江下游大部分地區、廣東、福建或許甚至還包括山東省東部。這種發展通常不僅與外國技術和（在某些實例中）商業慣例相關，與進入新的海外市場相關，而且與進口初級產品（例如東南亞的稻米和來自不同地區的木材）取代內地供給的能力相關，後者早在18世紀末就開始更爲稀缺也更爲昂貴。在這一意義上，不斷增長的海上接觸造成的經濟刺激和隨着中國不同地區的聯繫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中斷而來的財政、政治、社會及某些情況下生態方面的災難，都有着並不取決於西方的18世紀末的前因。如最近對中國一東南亞貿易研究的學術成果所表明，中國的海外移民亦是如此，他們開墾農田、開採礦山、開發其他資源供出口運回中國，這種移民在大約1870年以後變得非常重要——對東南亞，對中國，對我們常常錯誤地歸之於純粹屬於"西方"對東南亞的入侵造成的活力。在所有這些方面，西方入侵和19世紀中期的其他災難可能再度表現出使這些危機傾向極大加速，但並沒有啓動它們。 『一個極爲長期的觀點』 最後，一個極爲長期的觀點提醒我們考慮怎樣把東亞和西歐之間19世紀的分流放到全球歷史的背景中。長期以來，這個分流本身就是背景，其他一切都要與它配合：世界史的大多數重要課題都是研究"西方的崛起"和"其餘地區"所謂的停滯之間的差異，大多數早期的宏觀歷史著作在寫作時至少隱含有闡明這一分流之前因的目的。近期對世界史的研究中目的論的傾向更少，在不同的方面預示了這裏提出的觀點，即：如果東西方重要區域的命運直到相當晚近還極爲相似，爲了解釋這一分流而遍索遙遠的過去或許並不是那麼有用。然而，一些關注西方優勢之深遠根源的舊觀點仍然有影響力，如戴維·蘭德斯（ David Landes ）的近作《國家的財富與貧困》(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甚至在那些致力於建立一種較少歐洲中心論也較少目的論的新的世界史的人中，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也常常起着一個連接兩段完全不同的世界史記事的樞紐作用。對於從1400年前後開始到1800年的這一階段，我們已有的記述是，一些大體相似並且只有鬆散的相互關聯的帝國、"文明"或"世界體系"沿着在很多方面並行的路線發展。然而，對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世界史學家告訴我們的歷史是，一個單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爲變革的發動機，世界其餘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應"；自由主義的歷史觀（認爲現代性的"擴散"極爲有益）和反自由主義的歷史觀（認爲把非歐洲區域納入一個資本主義體系是不幸的"合併"，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追隨者們的著作）在這一點上都是同樣的。在這些史學著作中，中國在經濟上落後於西方及清朝的政治形象與軍事形象低下，成爲西方和"其餘地方"完全分離的信號。 然而更近的事實可能警告我們注意，東亞與歐洲的差距是一種巨大但暫時的分離，而不是我的書名暗示的"大分流"。如杉原薰（ Sugihara Kaoru ）所說，如果世界結束於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經濟史的主體就會是東亞的奇蹟：人口迅速增長，生活水平有節制但穩定地提高：結尾的簡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遙遠的大西洋沿海有相當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長率（儘管或許不是太快）。如果世界結束於1945年，經濟史的主體就會是，我們大部分人﹣﹣至少是在西方﹣﹣伴隨着北大西洋的勝利和一個高消費、高能源利用和高勞動生產力的世界的誕生成長。在2002年，歷史再度發生了位移。如果我們用總量指標作判斷，1945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重頭戲並不是發生在西方，或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西方人能夠用一隻比較自由的手留下印跡的地方的前西方殖民地，而是發生在東亞（和東南亞的部分地區），那裏至少曾保持部分抵制以前對西方有利的做法。 因而，如果站在比方說孟加拉或非洲的角度看，我在這本書中講述的歷史根本不是真正的大分流的歷史。實際上，2002年春天在牛津舉行的對本書的一次專題討論中，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學家說，他認爲這本書中最令人震驚的內容正是，歐亞大陸的兩端彼此相像的程度看起來遠遠超過像它們之間的任何地方。但同時，這個與19世紀北大西洋的持續密集發展的變革同時出現的經濟分流仍然是全球歷史的臨界時刻之一，我們還遠遠不能說在中國同一時期沒有發生這種轉變對人民不再重要；事實上，我們不能肯定早晚會證明那一觀點。到現在爲止，我們仍然缺少詞彙可以充分描述在至關重要的方面與西方經歷不同，但仍然指向同樣的"現代"社會的那些變革。這個課題過於龐大，需要對各種各樣的前工業社會及其變革方式和連續性，以及把世界不同地區工業持續發展的開端歸類的斷裂性有更細微的理解。它還要求太平洋兩岸的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深化我們的互相對話。江蘇人民出版社主持的這套譯叢是這種對話基礎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對我的著作列入譯叢感到榮幸並表示感謝。我熱切期待着中國同行們的反響。 彭慕蘭 爾灣，加利福尼亞

十八世紀之前的西歐、中國、日本、印度在經濟發展水平上是旗鼓相當的，而爲什麼進入十九世紀後，西歐一騎絕塵，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地？本書採用嚴謹的數據分析剖析了此中原因，是一部標準範式的比較經濟學著作。 彭幕蘭歸納總結的結論與《病菌、槍炮與鋼鐵》所闡述的觀點一致，認爲：地理和資源環境是歐洲（西歐）脫穎而出的主要原因。特別是英國的煤炭資源豐富，且運輸方便，便於大規模使用，從而推動英國經濟增長方式由勞動密集型轉爲資源密集型，這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以英國爲中心，擴散到整個西歐，再加上西歐國家擁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源源不斷的爲西歐的工業化提供廉價的初級資源。 亞當·斯密揭示的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正是西歐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註解，西歐在全球經濟的發展中搶佔了工業化這個角色，將農業生產、礦產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交給其它地區，形成了全球經濟的“大分流”現象。西歐獲得了極爲明顯的比較優勢，從而輕鬆跨越“馬爾薩斯陷阱”。 西歐在二戰之前的領先優勢毋庸置疑，箇中原因也是衆說紛紜，除了本書所呈現的觀點，其它觀點還包括：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自由、平等的正至環境，自由市場經濟的確立，西歐的思想氛圍，以及科學中心，這些也都是促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

大分流認爲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是偶然，以前的許多學者認爲是必然，若以“政治是戰爭的延續”來考慮問題，則應該將其看爲必然之下的偶然。 爲獲得外部的最大利益必須有最優武力，爲獲得最優武力必須在稅收、土地利用、組織動員、組織管理、兵員素質、朝野協商、專業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系統性的規劃管理與不斷迭代，而這恰恰是中世紀以來歐洲能從封建領主向家族王朝，再向民族王權一步步前行的動力，也是火器、航海不斷進步的原因。有需求才會有供給，在這樣的環境下爆發工業革命只是時間和地點的問題，而不是爆發不爆發的問題，何況蒸汽機的出現一開始也是默默無聞、其貌不揚，所以說工業革命一定爆發是一個必然。只是一系列的自然、社會、經濟、人文的環境使其在英國爆發，這是偶然。 也許蒸汽機革命不在英國爆發的話，也可能在競爭激烈的西歐某地爆發不以蒸汽爲動力的其它形式的工業革命。

彭慕蘭，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加州學派的代表學者之一。他在耶魯大學取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是當代西方非常有影響力的漢學家史景遷的學生。其代表作《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問世後轟動了美國史學界，併成爲了加州學派的代表作品。 關於本書 本書出版於2000年。作者從反對傳統歐洲中心論的角度解讀了一個在過去一直困擾着人們的問題：爲什麼工業革命出現在了歐洲而不是中國。這本書蒐集了大量工業革命前後的亞洲及歐洲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資料和數據，以深入瑣碎細節的方式去回答了這個宏大的問題。本書論證資料非常豐富，同時觀點新穎大膽，顛覆了人們以往的認知，雖然自出版以來，學界對於它的爭論從未停止，但書中提供的全新視角爲回答上述世紀問題提供了另一種解讀。 核心內容 歐洲的英格蘭與中國的江南，直到1800年左右基本情況仍是差不多的，並且面臨着同樣的生態問題。英格蘭最終能夠擺脫困境是因爲：一、煤礦產地與經濟核心區非常靠近，並且其自身特性助長了早期蒸汽機的運用；二、英國的殖民地使其跳出了馬爾薩斯陷阱得以繼續發展。

最近沉迷up主獨夫之心的視頻，看了他寫的書，感覺裏面有些內容挺耳熟。問了騰訊元寶，原來出自這本《大分流》。於是發現這本書2021年就放上了書架，讀了10分鐘就擱一邊了。大概是2021年看到了介紹這本書的視頻，加上這本書。可能是文筆太差，看了10分鐘就看不下去了。 這次花33小時，讀了兩三遍，依然迷迷糊糊，寫作能力真的太差。靠讀評論和講解視頻，才把書籍的文字串起來，知道作者想要說什麼。作者分析了很多不確切的數據，非常繁複。但追究根源，還是逃不出地理決定論。雖然地理不能決定一切，但地理已經寫好了大綱。 作者的觀察視角很片面，但他也沒說這個視角是唯一正確的視角，也沒有否定其他視角。希望微信讀書能出個ai重寫版，把那些作者腦子裏有東西，寫作能力又差的書，全部用人話重寫一遍。

社科領域名著。英文原版出版於2000年。引用大量資料，量化比較17-18世紀中國（尤其是長三角）、日本、歐洲（尤其是英國）、印度的經濟政治條件，分析英國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結論是：對新世界的剝削是英國能發生工業革命的重要有利條件，18世紀初期的長三角和英格蘭的情況與面臨的問題及其相似。 書中作者對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的其他多種解釋，都給出了反駁理由，比如對產權的保護（實際當時中國更優），歐洲人更勤勞（實際中日歐接近），歐洲人更會經商（實際更依賴武力）。 此外英格蘭的煤礦更接近工業區，長三角周邊則需要從華北運煤過去，這也是英國得天獨厚的一個優勢。 此外，風向和風型、疾病抵抗能力上的落差、歐洲國家間的競爭、中國對白銀的需求等也是歐洲比中國更有利的條件。 翻譯太差，像是把2019年臺灣出的版本直接繁體改簡體，讀起來比較晦澀，跟讀黃仁宇的書的感覺很像。 另外作者喜歡用長句子也是本書讀起來不順暢的原因。 2019年出的《大分流之外》探討同樣的問題，英文版是2011年出的，我正在讀，翻譯比本書好多了，內容也與本書有關，對本書話題感興趣的話建議直接讀《大分流之外》。 總體評價4星，不錯。 以下是書中一些內容的摘抄： 導論 歐洲經濟發展的比較、關聯與敘事 如果我們同意人口增長和其生態效應使中國“衰落”的說法，我們也就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其說歐洲在獲得海外資源挹注與英格蘭在運用地下蘊藏能源上的突破性進展（部分拜地利之賜）這兩項因素的加持之前，正處於“起飛”的前夕，不如說歐洲內部也正同樣因爲人口增長和生態效應而面臨非常接近於中國的險境。 不過，杉原薰還表示這兩個“奇蹟”間有根本差異，那就是，早在1500年時，西歐就已走在資本密集的道路上，而東亞則走在勞動力密集的道路上。我的主張與他正好相反，我認爲歐洲本也可能和“東亞”一樣走上勞動力密集之路。 歐洲之所以沒有走上這條路，乃是因爲它碰上了重要且劇烈的斷點所致。這些斷點以化石燃料和有機會取用新世界的資源爲基礎，並在這兩者的共同加持下，使西歐沒必要以集約的方式管理土地。 第一部分 有着驚人相似之處的世界 第一章 歐洲領先亞洲？ 從人口、資本積累與技術解釋歐洲發展 但事實上，只有少許證據顯示西歐的資本存量在1800年前曾經享有量的優勢，或存在使歐洲在資本積累上大佔上風的持久情勢（無論是人口或其他）。歐洲人也不大可能比亞洲較發達地區的人更健康（亦即在人力資本上佔優勢）、更有生產力，或者有在其他方面承繼了多年所緩慢積累的優勢。 歐洲在陸上運輸的資本設備上享有重大優勢嗎？與牧地極稀少的東亞相比，歐洲或許享有優勢，但中國和日本發達的水上運輸肯定抵消了自身陸運上的劣勢，使這兩個地方在運輸上與歐洲同樣擁有有價值的資本；亞當·斯密就曾注意到東亞在運輸上的整體優勢。 歐洲以外的幾個社會在許多領域裏依舊處於領先態勢，先前已提過的灌溉或許是最顯而易見的領域；而在其他許多農業技術上，歐洲也落後於中國、印度、日本和部分東南亞地區。 長江三角洲與英格蘭類似，都存在着需要紓解本地木頭供給喫緊情況的誘因，也存在着先進技術和高度商業化的經濟。而當我們拿兩者相比，就會發現歐洲的優勢之處主要是在整體的技術水平與地理上的偶發事件，而非在整體經濟的市場效率上有什麼優勢（這種優勢大概不存在）。 西歐在18世紀領先世界的重要技術，也就是英國獨步世界的技術。採礦技術是其中之一，但像時鐘製造、槍炮製造和航海儀器等其他技術，其重要性則非一目瞭然。 相較之下，歐洲前幾大煤礦牀，好幾個都位於前景好上許多的區域：英國。這使它們靠近完善的水路運輸、鄰近歐洲商業活力最強勁的經濟體，同時其他區域裏有着許多技術熟練的工匠，而且距離一個在1600年或甚至更早就遇上木柴嚴重短缺問題的社會不遠；而木柴的嚴重短缺，使解決煤的取得和使用問題更加刻不容緩。 第二章 歐洲與亞洲的市場經濟體 就連1800年前歐洲人往到處有新土地的新世界的遷徙，都比不上中國人的遷徙。1800年前遷徙到美洲的歐洲人總共大概不到150萬。 在中國，朝廷一再爲集體移民到勞動力稀缺地區之事大開方便之門，而且以允許墾殖者保有自主地位爲條件推動此類移民，而在歐洲，肯定沒有類似的情況。 中國農民把自家許多農產品拿到市場上販售時，至少比倫敦、巴黎周邊的農民較不可能遇上買方獨家壟斷的市場結構。 歐洲諸國政府非常在意城市的安定，知道城市壟斷地位的迅速消失會導致社會動盪，於是常查禁鄉村生產活動。在德意志許多地方，17、18世紀時德意志諸邦致力於強化城市的壟斷地位。 在歐洲，差別在於女人可以離家工作。因此，初期的工廠能僱到與競爭對手一樣便宜的勞動力，實現新機器的獲利潛力。於是，儘管中國女人也是在爲了市場而生產，但她們足不出戶一事就因此影響甚大。這使中國幾乎沒有工廠，儘管其他每個因素（可取得的資本和技術創新等）使中國和歐洲一樣是工業化的理想地點。 在規範發明市場的制度上，其他地方雖與歐洲有差距，但這一差距太小，不足以說明歐洲爲何在1830年前就在經濟上取得領先。 到目前爲止，我們已探究了多種強調歐洲在19世紀中期之前在生產力上享有內生性優勢的論點，並且發現它們全都有待商榷。 第二部分 從新風氣到新經濟？投資、消費與資本主義 導論 在第一、第二章中，我們探討了一連串普遍獲得認同的論點，這些論點用1800年前西歐的制度來解釋該地區何以能早早步入工業成長之境。而透過晚近對其他區域的研究著作，我們發現這些論點全都無法讓人信服。 而當我們把目光轉向土地和勞動力這兩個生產要素市場時，就會赫然發現，若拿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有效率經濟制度觀來衡量，中國符合該觀念的程度，似乎至少和1800年前的西歐一樣高。 較可能的情況似乎是，沒有哪個區域會“理所當然地”走向工業化進程的重大斷裂、避開共有的資源限制，或是扮演起“世界工廠”的角色。 新世界最終變得至關緊要一事，與其說是因爲新世界（如某些學者所主張的）對資本積累來說至關緊要，不如說是因爲新世界的資源有助於歐洲擺脫生態限制和勞動力密集的發展路徑（也就是中國、日本所走的路徑），並使歐洲得以走上大量使用能源和土地等轉型作用大上許多的路子。 第三章 奢侈性消費與資本主義的興起 表1 人口方面的趨勢大大擴大了兩地分道揚鑣的程度。誠如後面會更詳細說明的，中國在18世紀50年代的人口增長，大多出現在較貧窮區域。於是，即使每個地區的消費量維持在1750年的水平，全國人均消費量還是會下滑。 而中國這一人口增長的分佈情況與歐洲大相徑庭。至少在1750年至1850年間，在歐洲大陸相對較繁榮的地方（加上愛爾蘭），人口增長普遍居冠。 但歐洲所消費的糖、菸草和咖啡幾乎全產自其殖民地，且用得自美洲的白銀買進所需的茶葉；於是，從某個意義上說，致癮食物的消費量日增，完全未像在中國那樣，壓迫到歐洲的穀物供給。歐洲所消費的大部分棉花，若非來自殖民地，就是來自前殖民地。 但這一“消費社會”的興起，並非僅見於歐洲。柯律格（Craig Clunas）已證明，明代中國的上流人家，家裏也愈來愈多繪畫、雕刻、精美傢俱和諸如此類的東西。此外，他發現，一如在歐洲，替特定環境、人或目的配上相稱的奢侈品，變得愈來愈重要。 於是，中國、日本和歐洲彼此相似的程度，似乎比其中任何一地與印度或東南亞的相似程度還要高；如果把它們與東歐、中東或非洲社會相比較，大概也是如此。或者，更平實地說，至少中國、日本的例子表明，歐洲境內新出現的精英消費主義並非舉世獨有。但我們也必須思考程度上是否有很大差異。 表2　 如果說歐洲人的品味真的比中國、日本境內的品味變得快，這一差異似乎可部分歸因於舶來品（尤其是異國製造品）在本國受到推崇的程度差異。畢竟，印度和中國的紡織品、中國瓷器等東西，都變成歐洲很重要的時尚，甚至在相當低層次的時尚亦然；而在東亞，西方的舶來品沒有一樣佔有同樣重要的地位。 就這個例子來說，歐洲對海外強取豪奪所產生的成果，加快了時尚改變的腳步，從而使歐洲境內以市場爲基礎的合意性貿易更快出現；因而，從這方面來說，歐洲在海外脅迫的成果可能相當重要。 第四章 看得見的手 歐洲與亞洲境內的商行結構、社會政治結構和“資本主義” 如果西歐境內新興的資本主義商行真的具有獨一無二的優勢，照理這些優勢會顯現在歐洲商行與亞洲商人競爭的地方。然而，歐洲優勢卻主要出現在地緣和地方政局中有利於用武力創造壟斷或近乎壟斷（大部分在香料上）的地域。 真正至關重要的並非較高明的商業組織，而是政治力和軍事力，而這也纔是歐洲商人從印度當地本土商人和菲律賓中國商人手裏奪走部分貿易（但仍非全部）控制權時的憑藉。 一般來講，在武器無法掌控大局的地方，歐洲商人敗給中國、古吉拉特（Gujarati）等地亞洲商人（或和他們攜手）的情況，至少和他們打敗亞洲商人的情況一樣常見。 此外，被視爲歐洲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商行的荷蘭和英格蘭的東印度公司，即使受惠於多種特殊待遇，卻還是常常付不出股息，不時需要靠外力援救纔不至於破產。 1790年至1830年堪稱英國史上最威權主義的時期之一，而且似乎在1832年結束之前威權程度一直有增無減；但也正是在這一威權時期，英國從失去美洲殖民地的創傷中復原、成爲舉世公認的世界最強國，並在經濟發展上（一時之間）與歐洲其他地方分道揚鑣。 但切不可遽然將歐洲的海外成就過度歸功於“軍事革命”。歐洲人在亞洲的獲益，有許多可歸因於其所遭遇的敵人不習慣於爲爭奪土地而打仗（通常是爲掠奪俘虜而打仗），因而主動放棄土地給歐洲人（如在東南亞部分地方所見），或敵人內鬥使小股武裝精良的歐洲人就能大幅改變局勢（如在孟加拉所見）。 在疾病的對抗能力上，舊世界優於新世界，而中國、印度沒有與此相當的生物性優勢。但要不是歐洲受益於諸多因素的結合（傳染病、歐洲戰爭、軍事財政主義、奢侈性需求和中國的白銀需求等），歐洲也不可能那樣利用新世界。 第三部分 超越亞當斯密與馬爾薩斯：從生態限制到持續性工業成長 第五章 共有的限制 生態不堪負荷的西歐與東亞 如果我們檢視丹麥這個在大體上往這方向發展的歐洲國家，就會看到勞動力密集程度的提高有助於丹麥穩定其脆弱的生態，並維持其生活水平；但丹麥的人口與人均消費卻停滯不前，無法替重大突破打下基礎。 這使我們必須把重點擺在中國、日本和西歐。這三個地方正好是“打破生物性舊制度”且能在1800年前達到新人口密度水平的區域，絕非出於巧合。至少在它們的核心區域，稠密人口和大量的資本積累使精英（相對來講較能隨意運用具生產效益之資產的人）得以不需要依附性勞動力，且仍能以有獲利空間的工資來找到工人。同樣的，這些地方擁有最少的閒置土地，最少的遭不當配置之勞動力以及其他“閒置生產能力”。 由於森林被闢爲可耕地，燃料短缺在歐洲、中國和日本三地最發達之地都構成了重大難題。在歐洲，可想而知木材短缺最嚴重的地方，就是採行集約耕種的區域（從西西里到丹麥），但歐陸幾乎每個地方都有木材短缺的問題；到了拿破崙時代，木材短缺已被視爲嚴峻的全歐洲危機。 最後，因爲過度放牧之後又砍伐森林，土壤也消失了。在18世紀匈牙利、普魯士、瑞典、丹麥、英格蘭、荷蘭和法國沿海地區等大量砍伐樹木的地方，漂沙和巨大沙塵暴（有時把土壤帶到超過50千米外）相當普遍。 表3　 表4　 表5 只有通過後見之明，我們才能較清楚地知道歐洲的問題之所以比中國更易解決，是因爲有技術變革、制度上的迎頭趕上和新世界資源這三者的共同加持。18世紀晚期的東亞，相較於歐洲，無法被判定爲“人口過剩”，因爲東亞有較多的人生活水平和歐洲人一樣高，而且在許多方面其生態喫緊的程度還低於歐洲。 整體而言，歐亞大陸兩端都碰上了嚴重的麻煩。兩地所遭遇之麻煩的程度（單單以國內資源爲基礎），差異很可能相當小。歐洲的主要優勢在於擁有閒置資源（閒置資源是對密集使用土地一事設下制度性障礙而留下的），而不是因爲有較高明的經濟條件而得以實現漸近積累。 世界體系理論家一般把“封建”東歐與“資本主義”西歐之間的這些交換視爲轉型的關鍵時刻，全球勞動力分工的時代由此展開。但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乃是這些交換在形態上或規模上都不算異於平常，而且其成長受到極重要的內在限制，限制了西歐通過這些交換擴大其食物、燃料、纖維和建材儲量的能力。 第六章 廢除來自土地的限制 美洲這個新型邊陲地區 在所有核心地區中，就只有一個地區逃出了原始工業的死衚衕，並在技術允許時將手工業轉化爲現代工業：這個地區就是西歐。而西歐之所以能做到，主要得拜剝削新世界之賜，使其不必多動用龐大的勞動力； 換言之，在當時大部分人仍與自給式生產離不開關係，且世界也尚未步入大部分生產活動均需昂貴資本商品的時代，新世界人口的銳減、殖民地法令和蓄奴這三項因素合力打造出了一個新型的邊陲地區，能夠替他地提供愈來愈多的原材料。 同樣都是“市場”，有些市場就是比別的市場還重要。新世界的市場就是這個特別重要的例子，因爲它提供了日益擴張的母國市場所無緣擁有的東西：新世界和奴隸貿易能在無須動用英國土地的前提下，將其生產的製造品以合理（甚至日益下跌）的價格轉化爲愈來愈多需要大量土地才能產出的食物與纖維（以及後來的木材）。 於是，對新世界的剝削和對被押到那裏工作之非洲人的剝削，除了在前述幽靈地面積的數據裏起了重要作用，似乎很可能還在許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把所有指標都納入考量之後，我們發現這一剝削對於使西歐與舊世界其他核心地區分道揚鑣所起的作用，似乎很可能比歐洲依靠自己境內市場、家庭體系等制度所產生的任何據稱可以凌駕其他地區的優勢，都還要大。 19世紀初期代表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極重要分流時刻。拜先前討論過的諸多因素之賜，當時的英格蘭不致淪爲長江三角洲的翻版，而且這兩個地方日後差異變得如此之大，讓人很難看出它們在相當晚近時還頗爲相似。 但即使有這種種改變，英國至少仍得間接倚賴強取豪奪的形式，來支應其在19世紀大增的新世界資源進口物品的大部分開銷。事實上，即使在“世界工廠”的聲名最盛之際，英國在美洲所賣出的東西也很少足以抹平其從大西洋彼岸進口的數額。 西歐人所享有的優勢，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他們在組織探險活動與長期征服上的創新，在打造兼具創業精神與高度強取豪奪性質的制度上的創新，還有受諸多因素影響（從美洲原住民無法抵禦天花到新世界白銀的大量供應，以及規模同樣龐大的中國重新貨幣化計劃）而塑造出的有利於歐洲的全球形勢。 除了這些制度，還有好幾個全球形勢也有利於歐洲勢力在新世界的擴張，從風向和風型、疾病抵抗能力上的落差，到歐洲國家間的競爭和中國對白銀的需求等，都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