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合集：古代篇二（十一卷本）

《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對戰國兩漢文獻做了細緻解讀，考察古代中國關於動物的文化觀念，分析動物觀與人類自我認識的聯繫，探討動物世界在聖賢概念和社會政治權力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指出古代中國對人在諸多物種乃至天地間地位的認識深受動物觀的影響，並就這種影響展開具體闡述。作者認爲，古代中國的世界觀並未執意爲動物、人類和鬼神等其他生靈勾畫清晰的類別界線或本體界線，而是把動物界安放在有機整體和諸多物種的相互關係中。整體中的生靈萬類，既有自然的一面，又有文化的一面；彼此關係的特點，在於互相影響，互相依賴，渾然一體。《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是在中國邊疆史研究領域內由“重新發現”拉鐵摩爾到新的“邊疆範式”形成的過渡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本書通過對兩千多年曆史時段之內遊牧帝國與中原政權之間歷史關係的人類學考察，提出了一個解釋包括蒙古帝國在內的遊牧大帝國興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經濟組織分析模式，並對中原政權與這些帝國的關係作了貫通性的研究。《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是一本在中國邊疆史研究領域內由“重新發現”拉鐵摩爾到新的“邊疆範式”形成的過渡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本書通過對兩千多年曆史時段之內遊牧帝國與中原政權之間歷史關係的人類學考察，提出了一個解釋包括蒙古帝國在內的遊牧大帝國興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經濟組織分析模式，並對中原政權與這些帝國的關係作了貫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邊疆遊牧力量在與中原政權接觸時所交替採取的“外部邊界戰略”和“內部邊界戰略”問題，指出外族王朝對中原北部地區統治的週期律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爲一種基於集權化與分權化之上的機制性更替過程。《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爲中國邊疆史研究貢獻了一種不同於專業史學家的新思路。《羅馬與中國:比較視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國》是一本關於早期中國與古羅馬帝國比較研究的論集，收錄了七位不同作者撰寫的專論，其中的五篇爲提交給斯坦福大學2005年名爲“帝國研究：比較視野下的古代中國與地中海文明史”國際會議的論文。各論內容涉及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等多個向度，提供了重新觀察、審視和反思中西方中古歷史的新視角與新方法。"《綴珍錄》有關中國婦女史的研究，在中國境外各地讓剛剛起步，山中國女性的作品彙聚而成的寶庫也還在等待着各國學者的開掘。本書僅僅粗淺地敘述了在一段短暫的歷史時期中，這些女性的感受、信仰，以及實際所做的一切。作者利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來自於女性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詩作。作者也使用了一些習見的、出自男性之手的史料：紀傳碑銘、地方史志和官方文獻。這些涉及到婦女及社會性別關係的文字既出現在男性的經世致用文章——官員們爲管理地方事務擬就的一些有關政策的建議——之中，也見於男性以禮儀、藝術和文學爲對象撰成的學術文章之中。將這些習見的、由男性書寫的史料與婦女自身的作品相參照，便推開了一扇通向中國女性世界的嶄新的窗口。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史料中，以傳記表文爲最豐富。有關中國女性的傳記，已經被刊刻的就不下數千種。我們可以在地方誌中、在學者刊刻的文集中所收錄的碑傳銘殊、或是短篇打述中發現它們——文集的作者總會寫到他熱愛和欽佩的女性。在這些作品中備受推崇的女性大多數是作者本人的或者親朋好友的祖母、母親、諸姨姑嬸和繼母，還包括那些在西方或可以稱之爲聖徒的有德之人（女道土或女尼），還有一些以勇敢著稱的女英雄（爲父申冤、虎口救母等等）。到了帝國晚期，亦即…以寬泛地定義爲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兩朝的這個時期，所謂的列女傳，事實上記述的已經全都是（因力拒強暴而死或自殺以拒辱的）烈女或拒不再婚守節終生的寡婦的事蹟。《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1813年的八卦教起義是由信奉千年末世思想的白蓮教不斷髮動的起義中的一次。《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詳細探討了白蓮教的信仰、其內部組織和教派活動。作者描繪了這些通常只是關注日常宗教事務的孤立小教派是如何轉變爲一場宣稱千年王國到來的反叛運動的，以及他們如何竭力挑戰現存的政府，宣佈一個“無窮富貴”時代的降臨，而最終歸於失敗。韓書瑞之所以能對這次起義一幕幕地再現，靠的是她利用了四百多被俘反叛者的供詞。這些材料以難得的詳盡揭示了具體人的個性、宗教信仰以及清朝時期的日常生活。此外，靠這些材料才能首次從參加者的視角描繪出一次中國的反叛。作者使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精湛的敘事技巧給了我們一個社會史的優秀成果，還第一次全面研究了尚有影響的中國傳統的千年末世思想。在這第一本以明清時期欲文化爲研究重點的學術書中，作者認爲只有全面探索那個時期有關慾望的種種新觀念的情況下，才能就明清小說作爲一個特殊敘事文體作出深入地探討。《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將這一重要文體的成熟和發展與那一時期有關慾望日益複雜的話語緊密聯繫在一起加以研究。書的前三章是有關慾望這一社會文化現象的背景性歷史和理論的勾略。後七章則是一系列明清小說具體作品的細讀，試圖描繪出“欲”到“情”這在明清小說中極其複雜的發展軌跡。《山東叛亂：1774年王倫起義》1774年秋，山東西南地區數千名男女跟着一個名叫王倫的宗教首領，發動了一場起義。依仗着據說可以護身、躲避槍炮的咒語，這些白蓮教叛亂者殺了三個縣的地方官員，並佔領了大運河畔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臨清，最後，起義者被清政府徹底鎮壓。《山東叛亂：1774年王倫起義》作者韓書瑞運用了目擊者的敘述、叛亂者的口供及官方奏報來探究王倫組織的背景和叛亂的過程，精闢分析了白蓮教在清代社會中的作用，並說明了其分支教派――清水教是如何爲住在各處的信徒提供成就感和羣體感的。在研究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狀況之後，作者提出，起義的原因更多地是源自教派組織和千禧年信仰的動力，而不是社會本身的危機。《山東叛亂：1774年王倫起義》這部引人注目的、可讀性很強的著作，對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幾個重要領域作了新的闡釋：白蓮教信仰、組織和活動的特性，清代與精英階層相對的民衆社會史以及宗教運動與農民起義之間的關係。因此，它極大地促進了我們對那個複雜的社會和時代的理解。《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國近三百年的歷史，18世紀相對來說不太受重視，學者們更關注的是19世紀的變革和20世紀的革命。另外學者們對18世紀中國社會的總體評價也不高，認爲這是個腐敗奢靡、文化停滯的時期。而這本由兩位美國女學者撰寫的著作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她們認爲“18世紀在中國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個時期”。《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的核心觀點強調，18世紀中國社會的活力體現在向邊遠地區大量移民，對外貿易成爲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會和物質流動的加強有助於鬆動原來固定的社會地位，並使社會分層更加多元化”。另外這一時期學術上的成就爲中國近代的各門學術奠定了基礎，商人的往來活動以及他們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於清帝國的統一和整合。《十八世紀中國社會》是部概覽性的史學著作，作者以史學的分析論說爲主要著述方法，同時吸納了社會學重視結構變化和人類學關注文明片段的研究手段，使得《十八世紀中國社會》讀來既有得知歷史事實的暢然，又有洞悉深層奧祕的明快。《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又深受法國年鑑學派的影響，接受了年鑑派學者“長時段”的概念，故而對18世紀中國社會的研究擴展到1680—1820年間，向前追溯至清朝的建立，往後延伸到18世紀對後一世紀的影響，以此見出歷史發展的漸進延續。《修仙:古代中國的修行與社會記憶》求神問仙是中國中古時期宗教表達的重要形式，也爲道教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一直以來，中古時期的仙和修仙者都被描繪成一羣神祕、隱匿的人。而康儒博在這項開創性研究中的看法則大異其趣。康氏認爲，仙並未脫離社會，仙僅僅是諸多社會角色中的一個宗教角色，且在這種映照之下得以成立。修仙者不是絕世的，他們要在社會環境中尋求治病救人、預測未來、述異志怪的能力。該書融合了多元的理論方法和堅實的中國古代文獻，在此基礎上細緻入微地分析了修仙者的社會角色和社會互動。它對修仙作爲一種社會氛圍的描摹非常新穎，它所提出的研究範式對理解其他社會中的聖人角色也具有創造性。《工開萬物：17世紀中國的知識與技術》以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等著作爲切入點，通過發掘和探究這些文本內容的知識脈絡，重新審視中國科學思想的發展史，揭示文人以書面文字記錄工藝技術的目的所在，這一做法在中國知識傳統中的角色及其影響。作者條分縷析地展開了宋應星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同層面，逐一勾勒了那些促其將實踐知識轉化爲書面知識的諸多因素。作者也考察了宋應星如何獲取、評估以及最終如何表述這些知識，同時闡發十七世紀中國學者們在探究自然和文化時求理、求真、求信的方式和方法。作者還對宋應星的成果與其他中國哲人、文人著作進行縱向與橫向比較，並從中得出結論：宋應星對知識與技術的探究方式雖遊離於當時知識界的話語主流，卻並非中國知識生成傳統中的特例，而是與其他學者的著作有一脈相承的思想淵源。這些著作以一種特有的、不同於西方的知識認知方式，讓工藝技術知識登臨學術與哲學的大雅之堂，成爲學術探索中一個獲得認可的領域。全書提供了中國千年學術歷史的概觀，闡釋了技術和工藝在中國文化中擔當的角色。在作者看來，技術與工藝知識是中國古老文明史中一個組成部分，它曾經爲工業革命時代歐洲的技術發展輸送了不可小覷的影響。《唐人如何吟詩:帶你走進漢語音韻學》在日本，喜歡唐詩的人不少，那麼在詩歌最鼎盛的唐朝，人們是如何吟詠李白杜甫等的詩歌的呢？

合集真心不好評價，有很好的，也有很一般的。另外，這個海外中國系列，除了少數幾本還不錯之外，其它的翻譯水平簡直了……

草草翻了一遍山東王倫叛亂和八卦教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