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摩的侄兒（狄德羅文集）

18世紀法國作家狄德羅作品。 ​小說以我“哲人”和瘋狂音樂家“拉摩侄兒”之間的對話，探討了一系列問題。對於當時舊貴族大廈將傾，而新遺產階級還隱忍未發的社會批判就不聊了，老生常談。當然，每個問題都具有非常強的發散性，這裏準備從三個主體進行有限度的探討和總結。 ​1.理性的暗礁和微光。 ​2.共謀者身份下人的複雜性。 ​3.每個時代總是追問同一個問題。 ​ ​1.理性的暗礁和微光。 ​狄德羅身爲啓蒙時期的思想家和作家，理性這個主題是無法繞過去的。區別於伏爾泰，盧梭（同樣複雜）用理性刺破宗教的信仰矇蔽謊言，以及“普遍理性人”的倡導，狄德羅發出了更深刻且反叛的聲音。 ​“用理性反駁理性，用自主性揭露非自主性” ​從小說人物“拉摩侄兒”進行有限的具體分析。“拉摩侄兒”並非簡單的“邊緣人”小人物刻畫，他充滿激情卻又滿是頹廢，滿腹才華也同樣百無一用，鍼砭時弊但時常作惡。啓蒙思想所倡導的理性是“正典”，他照亮矇昧，驅散偏見，試圖建立一種絕對可靠的工具和人的道德基石。這一點在“拉摩侄兒”對貴族和社會弊端的嘲諷中可見一斑，他並不是一個傻子，瘋子，反之，他對宗教，社會，人性的各種看的比我“哲人”還要清楚的多，在兩人對話中，時而有對於某個“理性點”的辯論，哲人通常被反問到語塞，這是理性的卻步和無言，“拉摩侄兒”用這種敏銳的理性思維，清晰的邏輯和深刻的洞見，剖析了（當時）所處環境的各方面壓迫，理性的出發點，或者說哲人們期待的出發點是用理性向善的，但具體到個人，理性的發散路徑卻逐漸模糊。 ​這種對於美好敘事的破障，表明了理性的工具性和依附性。 理性並不是單純的美好敘事，其本身只是一個工具，其最終的作用點取決於使用者的目的，處境，和價值觀等等。你可以像我“哲人”一樣，完全相信理性的美好，對於（當時）一切不平等，不民主，不透明甚至赤裸裸的壓迫說拒絕，也可以像“拉摩侄兒”那樣用各種手段，算計在權力和利益的決鬥場中游刃有餘。 所以，雖然狄德羅雖然表面上在和啓蒙主流的思想唱反調，實際上還是迴歸了人作爲主體的立足點。無論理性被倡導得多麼崇高美好，但離開了具體的人的個體，它什麼也不是，抽象的理性最終還是要回歸具體的人。這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對理性祛魅的效果。 2.共謀者身份下人的複雜性。 在探討了理性的工具性和依附性基礎上，我們嘗試更具體，貼近“拉摩侄兒”這個“邊緣人”來探究其複雜性。 我們常調侃“要喫飯的嘛”用以委婉的表達對人的生理侷限性的屈從。在文中，“拉摩侄兒”以更文學，戲劇化的方式表達了這種退縮。他有極高的音樂天賦，這一點可能繼承於他的叔叔拉摩，一位音樂家。但這種可貴的天賦卻毫無用處，只能作爲糊弄貴族小孩謀得裹腹面包的技藝。同樣，他的理性並沒有給他帶來美好的未來，崇高的思想境界，他是糊塗蟲嗎？顯然不是，對於社會的階級，矇昧，等等畸形規則，他看的比誰都清楚，他是清醒的，同樣也是痛苦的。“拉摩侄兒”最初的墮落就始於原始的飢餓。 這一點深刻反映了狄德羅的唯物主義立場。他並沒有迴避基礎的物質需求，對個體的根本驅動性。當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無法保障的時候，抽象的理性，崇高的美德會顯得如此蒼白無力，這本身就闡釋了一種異化，人在一定程度上被生存本能奴役。 ​我“哲人”很明顯是代表着理性崇高的一面，但面對基本的生存需求缺口會有什麼反應？文中問答式的說明，但從“拉摩侄兒”口中表達了一個選擇，那就是共謀。 ​基於生存困境下的“拉摩侄兒”沒有按照哲人所描述的崇高路徑，而是參與了“惡”的共謀。（能單純的將其批判爲惡嗎？顯然不能，基於生存本能出發，那些行爲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他在身爲貴族門閥下食客的身份下，對貴族（給飯喫的人）大力吹捧，到處收集社會輿論新聞作爲取悅主人，開啓話題的談資，他買賣信息，挑撥離間，但有時又突然正義爆發。在主人宴請一位社會新貴的晚會上，他大力揭露了這種虛僞，而過後又在其他貴族和食客的攛掇下和主人重歸於好，鞠躬賠笑。（雖然最後還是被趕了出來），我們可能會嗤之以鼻，你喫別人的飯，就不要拆人家的臺，這不是喫飽了砸鍋，當了彪子還立牌坊嗎？正如我們下意識地將其稱爲彪子，將其污名化，這不是另一種共謀嗎？難道那些觥籌交錯，商業互吹不是虛僞嗎？難道揭露不是崇高嗎？但他大聲痛斥過後又屈膝認錯，是什麼？是清醒。 ​“拉摩侄兒”的理性太清醒了，又太痛苦了。如果不是痛苦，他怎麼會在卑躬屈膝中突然怒目金剛？如果不是清醒，他又怎麼會擁抱真實後又投身污濁？這種理性的未來預設和現實的強大割裂感，形成了他的痛苦，他是的共謀者，也的的確確是個痛苦的共謀者。 ​這種一邊揮刀砍向自己，又一邊舔舐傷口的矛盾性暴露了“拉摩侄兒”的“被迫務實”和“僞裝的自主”。 因人的生理侷限性而被迫務實，但“清醒”的價值觀很明白，這種務實是扭曲的，它需要一個自我合理化的解釋，對誰？對內心。 ​如果承認這種被迫，或者，首先承認自己的被迫，那麼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自己是無助的受害者，這是一種充滿無力感和屈辱感的標籤。爲了逃避這種心理壓力，精神上的痛苦，個體必須找一個理由將自身非正當，非自願的行爲合理化，即將被迫屈從解釋爲一種“自願選擇”，這是一種心理防禦機制。 ​“拉摩侄兒”的表現很清晰的闡釋了這種僞自由。他明白一切的不合理性，清楚來自各方面的階級壓迫，他是被迫的嗎？你問他，他回答你不是，是我自願的，我比他們那些低着頭的清醒多了（暗含等級），我是清醒的遊戲者，我是真小人，比他們些僞君子好多啦。 但如果真的自願，又爲何會痛苦呢？ “拉摩侄兒”的悲劇性正是在於無法逃避的清醒和無法擺脫的困境。清醒無法給他帶來真實的解脫和出路，這份清醒只能讓其更加割裂，一方面表面的自己更加麻木，一方面內在的自己唾棄表面的自己。形成了一種類似現代犬儒主義的認知導向，我是一隻鴕鳥，我把頭埋在泥土裏，那就看不見自己的絕望處境，儘管我已身陷囹圄。 這種“僞自願”敘事是非常脆弱的，在文中“拉摩侄兒”有時候會突然的唱歌或者做出誇張的舉動，其內在是矛盾撕裂的無所適從，其實這裏也許也有發散性的解釋，那就是狄德羅自己作爲當時百科全書的主要編撰者之一，他深諳哲學，醫學等，“拉摩侄兒”這種誇張的近乎瘋狂的舉動，在某種層面上也是對近現代心理疾病的前瞻。 迴歸主題。“拉摩侄兒”所表現的務實和深層的“僞自願”實際上是強大生存壓力下的被迫屈從，是結構性壓迫下個體的自我規訓，這種病態現實和理想預設之間的鴻溝是無法彌合的，個體在異化社會中的精神困境，給予了個體沒有選擇的選擇，我自願赴死，但讓我再回頭看一看自己。 ​ 3.每個時代總是追問同一個問題。 ​之所以對於狄德羅小說中批判當時社會這種觀點癟癟嘴，因爲有太多的小說，社會學書籍已經對輸出了太多，形成了審美（批判）疲勞，我們已經不在啓蒙時代，再牽強附會的，彷彿自己是哪個被貴族踩着頭撒尿的受害者一般的痛聲疾呼，只會惹人生厭。 ​但一切變了嗎？我們對狄德羅時代的批判嗤不甚了了，卻對我們當前時代的異化批判津津樂道，變了嗎？從文藝復興，啓蒙時代（很抱歉用這種西方中心論的詞語限定，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確完成了科學認知的系統性總結，並以理性和科學性作爲宣傳單散發到全世界）以來，就清醒的認識到階級壓迫，個體的異化，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之間的抉擇，爲何幾百年（或許應該上升到千年，只是沒有可觀察的文獻詳細記載），幾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人們對這種本來就存在矛盾無法釋懷，依舊一代又一追尋本質，然後幻滅，清醒和痛苦常伴左右。 ​這是一種基於本體性困境的矛盾。 ​我們變了嗎？馬車變成飛機，冰塊變成空調（謝謝救命之恩），貴族被推上了斷頭臺。但任何社會權利結構形態都具有複製性，並傾向於鞏固自身，通過制度，意識將個體工具化，這是不變的“底層”（能說底層嗎？懷疑主義的詰問，自保，哈哈，這何嘗不是一種本體安全感缺失的體現。）運行框架。 ​貴族的天賦權力被資本代替，個體被“解放”出來成爲了一名勞動力，權力敘事被資本敘事代替，並且升起了“自由”的旗幟。正如薩特所言“人被判自由”。在瓦解封建王朝傳統束縛之後，個體的自我構建責任全部拋給了個體，這是自由，但壓迫依舊存在。結構性暴力在個體的自我構建中被內化成了自由選擇。 ​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一切，這種理論上是成立的。但基於現實困境，個體別無選擇。“拉摩侄兒”的確是啓蒙時期塑造的邊緣人，但爲何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部分自己？難道還有貴族？難道還有上帝？難道還有斷頭臺和巴士底獄？ ​可見的物理的侷限，已經深刻並隱匿在社會結構，經濟安排，文化規訓中。真的充滿選擇嗎？將絕無選擇的境遇自洽成自我選擇的自由，是個體維持生命尊嚴的最後防線。結構性暴力剝奪了全部的話語權，定義了什麼是幸福，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崇高，什麼是自由。只有按照他的規定，才能得到喘息，前提是你是否清醒，清醒又有什麼用？無非是加重自身的痛苦，正如《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所言，最大的痛苦就是看見了雙水村之外的世界。 面對結構性壓迫，我們都是“拉摩侄兒”，都是共謀者，至少是一定程度的共謀。當然，我們也自主性的爲自己的行爲合理性包裝，因爲我們是生物啊，我們是唯物主義的戰士，我們要喫飯！割裂無法釋懷，只能隱藏，你，我，願意付出直視本質的代價嗎？最後，還是引用薩特的話。 “我們被判自由”

現代犬儒主義研究的經典文本《拉摩的侄兒》，雖然是法國思想作品，但一直在德國被研究，比如黑格爾，馬克思，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有大段論述這本作品，精神的自我異化章節多次引用，所以也來看看這本小說 那爲什麼《拉摩的侄兒》說是現代犬儒的經典研究對象？ 首先，狄德羅塑造的人物拉摩的侄兒是這樣一個角色：出身低賤，無所事事，一方面受到上流社會的侮辱和做賤，另一方面，他又直率地對上流資產階級社會的無恥與虛僞嬉笑怒罵，可能有人說有點像阿Q，但這兩個人是很不同的，阿Q是受到侮辱的時候則是轉嫁痛苦，欺辱更弱者，並且阿Q每時每刻都有自己精明的謀算，最後機關算盡反送了卿卿性命。但狄德羅借拉摩的侄兒之口卻揭示了社會中道德所處的矛盾境況：“你要記得，關於像道德這樣一個變化多端的題目，沒有任何絕對地一般地真或假的東西，除非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決定是怎樣：好或壞，聰明或傻，可敬或可笑，正直或邪惡。如果德行偶然可以致富，那麼或者我就是有德行的……我叫做德行的東西你叫做邪惡，而我叫做邪惡的東西你卻叫做德行。” 所以，在這裏，狄德羅和魯迅是不同的，魯迅更像是國民個性的一種白描，而雖然侄兒和阿Q都有自我的分裂，但狄德羅看到了資產階級社會形成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係，即社會環境是如何製造了社會心理的特徵和意識的分裂狀況，而這正是《拉摩的侄兒》的石破天驚之處，也是犬儒心理的精準洞察 所以，在拉摩的侄兒身上，犬儒自欺這從根本上講就是精神的自我異化體現，用馬克思的話說，其實拉莫的侄兒所描繪的正是資產階級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所遭遇的意識形態危機，因爲資產階級所賴以確定自身價值的財富，在現實的運動中不僅無法證明自身價值體系的必然合法性，反而構成了這一價值觀體系瓦解的原因。因爲財富所確立的高貴意識施捨他人，比如通過剝削施捨，其實獲得的是一個異己的自我，這個異己的自我在阿諛之下產生傲慢放肆的態度，這本小說也有提及相關段落，與此同時，又造成了這個異己自我內心的激烈反抗，所以說最後，資本所面臨的是一種最內心的空虛，“它感覺在這個無底深淵中一切依據一切實體都消失的蕩然無存，它看到在這個無底深淵中所唯一僅有的只是一種卑鄙下流的事物，一種嬉笑怒罵的遊戲，一種隨心所欲的發作。它的精神只落得是完全無本質的意見，是精神喪失後遺留下來的軀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裏的話說，拉摩的侄兒，正是這個財富製造出的“異己的自我”，而拉摩所體現出的精神也正是這種一切價值被夷平後的撕裂狀態。這就是現代犬儒經典文本體現的深刻思考，也正由於精神的自我分裂，精神所述說的有關它自己本身的那種話語，其內容，是一切現實的顛倒，是對它自己和對於別人的普遍欺騙，而正因爲內容是普遍的欺騙，造成這種述說自欺欺人的謊言，那種恬不知恥，乃是最大的真理 到了馬克思階段，拉摩侄兒更是發揮到了“正是資本的運動導致了精神價值的虛無”，這種虛無性正是撕裂自我的的動因，讓自我欺騙成了最大的真理，可以說，從社會現實結構去解釋犬儒自欺，正是狄德羅給與的最有力啓示

這本書是看《瘋癲與文明》的時候，福柯提到的一個案例，找來發現很短小，姑且一讀。 福柯在書中說：“18世紀的人可能並沒有從拉摩的侄子身上認出自己，但是他在‘我’中完全表現出來。‘我’是拉摩的侄子的對話者，類似一個‘參展者’，感到有趣但沉默寡言，而內心則充滿焦慮；因爲這是自大禁閉以來瘋人第一次成爲一個社會的人，第一次有人與他交談，而且受到詢問。非理性再次作爲一個種類出來了，雖然這個種類的數目不大，但畢竟出現了，而且慢慢地恢復了它在所熟悉的社會環境中的地位。” 《瘋癲與文明》研究“瘋癲”，而拉摩的侄兒就是瘋癲的一個典型代表。“我”認爲他是最爲稀奇古怪的人物，是各種對立面如高尚/卑下、理智/不理智的混合物。他身上存在着一種天生的優秀品質，他並不因此而感到驕傲或榮耀；當他同樣表露出人性中的惡劣品質時，他也不會因此而感到羞恥或慚愧。 拉摩是文學作品中一類奇特的人物，這正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他以超過常人的聰慧，洞悉了社會上的一切“道德”“潮流”和“準則”，他樂於“隨大流”，否則就會變成別人口中的怪物和笨蛋。他從事不符合道德準則的行爲——這往往在社會上、生活中風行——以避免成爲假惺惺的僞君子。 他發現這個社會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他努力於其中順流而下。 他對一切都沒有信心，沒有祖國——地球上只存在着暴君和奴隸；沒有朋友——因爲這些人到頭來都會變成忘恩負義者；沒有所謂職業——因爲人們進行一切都只是爲了發財致富；不必關心教育的問題，所以也不必談論履行義務，履行義務只會招來妒忌、煩惱和迫害。正確的方式應當是阿諛奉承：“拜訪大人物，研究他們的所好，順乎他們的心血來潮，爲他們的惡習效勞，贊同他們的不義，這纔是竅門”。 拉摩太坦率了，坦率得儘管在人們看來他三觀不正、道德觀扭曲，也還是讓人帶點欣賞。 “我的思想圓滑，像皮球；性格直爽，像柳枝。只要誠實對我有好處，我從不虛假；只有虛假對我有好處，我就絕不誠實。我怎麼想就怎麼說。如果合乎情理，那再好不過；如果不得體，反正人家也不在意。” 拉摩所設想的在富裕時候要過上的那種生活，正是現在富裕的人們過着的生活。而像“我”這樣的人，我們的幸福意味着一種浪漫精神，“不同尋常的心靈，不同尋常的趣味”，“我”這一類人在拉摩的眼中無非是在用美德來粉飾自己的一種怪癖——這被稱爲明理、曠達。 這本書中在講述“我”和拉摩的對談，理智對瘋癲的質詢，非理性對社會的回答。 拉摩與其他人最大的區別在於，他的優點連同他的惡習，他都敞開了給大家看，並不避諱，並不自慚，他不是僞君子。 “與那些人相比，他並不更可惡，當然也不比他們好。他只是更直爽，更前後一貫而已，有時則墮落得更深。”

乾巴冗長對話看得人喪失耐心，矛盾分裂還不如老陀地下室人可能有點太表演型人看不出哲學思辨在哪開口就是所謂辯證的見解金句（當然可以說是故意設計的反傳統清醒的瘋子。嗯瘋癲者纔是真文明人，文明是虛僞的理性，癲狂與理性是共存的這很福柯）。感覺像對社會和自我有洞察和思考但迫不及待想讓全世界知道他的深刻思想的憤世嫉俗分裂中年男。是很真實的一個矛盾體形象只是不喜歡太直接的借人物之口批判社會的風格。 ◆ 這個人便是一位最稀奇古怪的人物。他是高尚和卑下、理智和不理智的混合物。 ◆ 如果這人世間的一切都完美無缺，就等於沒有什麼東西是完美無缺的了。 ◆ 在我看來，最好的秩序，乃是必須我在其中的秩序；如果我不在其中，再完美無缺的世界，也是見鬼！我覺得，存在，甚至做一個話不得體的空想家，也總比不存在強。 ◆卑鄙！請問，爲什麼卑鄙？在我這種地位的人當中，這乃是司空見慣的事。別人那麼幹，我也那麼幹，我一點也不卑鄙。這些做法又不是我發明的，相反，若是不隨大流，我倒成了怪物和笨蛋了。他們人人嘴上津津樂道什麼道德準則，但是沒有一個人身體力行。在這些事情上，你如果按照某些道德準則辦，就會發現，原來是黑白顛倒，是非混淆。 ◆ 我一直以爲，這些品質，如果在自己身上，人們要麼將其遮掩起來，要麼找出些理由原諒自己；如果在別人身上，人們則會嗤之以鼻。 ◆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本質上是什麼，見他的鬼！一般來說，我的思想圓滑，像皮球；性格直爽，像柳枝。只要誠實對我有好處，我從不虛假；只要虛假對我有好處，我就絕不誠實。 ◆ 誰不像我們這麼愚蠢，我們就絕不承認他有天才。 ◆ 所以，他們讀了書，並沒有使自己變得比我更高尚。他們不想顯得滑稽可笑，卻仍然滑稽可笑。而我，是隻有當我想顯得滑稽可笑時才滑稽可笑，而且要遠遠地將他們拋在後面。

十月的時候看了四十分鐘，一點沒看下去，等到十二月了沒想到津津有味地看完了。的確是有點《項狄傳》那味，幽默風趣的對談，我沒想到狄德羅是這麼有趣的人，和伏爾泰大相徑庭。不過，對待女性的看法還是很有時代侷限性。單將《拉摩的侄兒》真的好跨時代，即便是現在去看，仍然不覺得落後。一樣的情況，經過了時代的變遷，變化的是讀書者的思考，而問題還是幾百年前狄德羅提出的問題和質疑。街溜子拉摩甚至更多的說出了社會實踐中的真諦(也可以說潛規則)，而哲學家我則是一直秉承着“理性”去思考和回應。這兩種方式產生出的來的對話，剛好可以讓讀者自己思考，很厲害的書。

拉摩的侄兒在某些層面上很像莫里哀《恨世者》（又譯《憤世嫉俗》）中的主角阿爾塞斯特：他們都看到了社會中的惡，上層階級的虛僞，交誼的無意義。 但二者對惡的選擇卻截然不同。拉摩選擇沉淪，選擇跟隨惡的社會風氣，原文中的“我”評論道，他不比別人好多少，只是比別人坦誠。阿爾塞斯特則成爲一個憤世嫉俗者，猛烈而直言不諱地抨擊他看不慣的一切虛僞——但這是因爲他有資本這麼做。阿爾塞斯特身爲貴族，衣食無憂，不用爲生計發愁，他不用虛僞地奉承、交誼便能生存，但拉摩不行。拉摩就是一個依附於別人而生存的小丑，作賤自己、吹捧主人來營生，他同樣看透了社會的惡，只是他沒有資本不去同流合污。 巧合的是，文中拉摩也提到了莫里哀的兩部代表喜劇：《吝嗇鬼》與《僞君子》，莫里哀的寫作本意是諷刺這兩類人，讓現實中的阿爾巴貢與達爾杜弗越來越少，但拉摩卻想：我要吸取教訓，吝嗇虛僞的一面千萬不要暴露在人的面前。 通篇與惡共舞的拉摩，卻在結尾問“我”：“我總是這樣子，改不了了，是不是？”而“我”答：“唉，可惜，是這樣。” 面對朋友時對自身的惡的坦誠，看待自己與社會泥潭的清醒，總讓人把批判的眼光越過了複雜的拉摩，指向了孕育出他這朵惡之花的社會。

綜此二篇，狄德羅之才，辯而不浮，銳而不躁；其識也，通於人性，達於世情。敷辭揚榷，盡寫塵寰百態；鑑微察隱，深明世道人心。四海異域，千里同心；百代遞嬗，人情如一。世態萬變，利害之趨不改；人事迭更，真僞之理常存。讀其書，知其言，明其志，足以醒迷祛惑，觀己觀人。斯誠不朽之作，跨域越時，永爲世鑑也。 如夢令 識破人間機巧， 道盡世情涼峭。 一編醒羣心， 千古同堪憑弔。 休笑，休笑， 真妄從來難料。

2026年第27本。狄德羅筆下的這位音樂家的侄兒，既是社會邊緣的寄生蟲，又是戳穿一切僞裝的清醒者。他毫無廉恥地展示自己，卻又在自我貶低中暗藏對所有“正人君子”的嘲諷。這個“高尚和卑下、理智和不理智的混合物”，至今仍是審視人性複雜性的絕佳標本。對於中年人而言，《拉摩的侄兒》最扎心的觸動，可能在於主角身上那種清醒的墮落感。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卑劣與寄生，恰恰撕開了中年人深藏的矛盾——我們鄙視規則，卻又依賴規則；看穿虛僞，卻靠虛僞生存。當主人公在墮落中保留着一份清醒的自嘲，許多中年人會看到自己：不再相信純粹的理想，也無法徹底放棄底線，就在這不上不下的夾縫裏，掙扎着維持平衡。“在我看來，最好的秩序，乃是必須我在其中的秩序；如果我不在其中，再完美無缺的世界，也是見鬼！我覺得，存在，甚至做一個話不得體的空想家，也總比不存在強。”

在桑內特的《匠人》中結識的這本書： “能動性確實是好的，但主動追求把事情做好，卻發現你做不到，這會腐蝕你對自己的感覺。 我們的先輩對這個問題往往視而不見。進步的18世紀極力宣揚“任人唯才”的各種好處——向上社會流動的合法基礎是才華，而不是祖蔭。這個教條的推崇者急於摧毀世襲的特權，很容易忽略才能競爭中那些失敗者的命運。狄德羅則獨具慧眼，無論是在早期的作品裏，還是在諸如《拉摩的侄兒》和《宿命論者雅克》等成熟之作中，他都關注了這些失敗者；在這些著作裏，導致主人公陷入悲慘境地的，往往不是出身低微或者時運不濟，而是才華的欠缺。儘管如此，人們依然必須主動去參與競爭。狄德羅曾在一封信裏說，只有富人才有愚蠢的資格；對其他人來說，能力是必需品，而非可有可無的東西。於是才華日益顯得重要。悲劇大概就是這樣的，但在狄德羅的作品裏，失敗者也能獲得某些東西。失敗會讓他們變得溫和；它能讓這些人學會基本的謙虛，只不過這種品德是經過很大的痛苦纔得到的。”

《拉摩的侄兒》是“狄德羅作品集”第二卷，收錄《拉摩的侄兒》和《這不是故事》兩篇。《拉摩的侄兒》是一部長篇對話體哲理小說，創作於 1761—1762 年間，但在作者生前並未發表。1805 年，歌德將其翻譯到德國，但直到 1821 年，根據狄德羅自己的手稿整理的《拉摩的侄兒》才首次在法國出版。《拉摩的侄兒》是一場對話，也是一場爭論。談話的一方“我”是代表普世價值的哲學家，另一方是音樂家拉摩的侄兒，一個窮困潦倒的青年。兩人在咖啡館遇到，攀談起來，你來我往，越爭越激烈，言語間充滿了嬉笑怒罵、嘲諷思辨，被恩格斯譽爲“辯證法的傑作”。《這不是故事》是一則短篇，1773 年發表在《文學通訊》上，講述了兩個愛情小故事。  ——摘錄自《單向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