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雅中國史八講

廣義地說，教育可以被分成兩個部分：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1945年。 　　八十年代組建了“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甘陽說：“我們應該很老實地承認，當代的中國人，對中國文明傳統未必就比外國人瞭解得更多，說不定反而偏見更多從而更膚淺。現在西方和美國一流大學的本科生選修中國文明課程非常普遍，哈佛最熱的全校本科生課程之一就是“中國古代文明”，每年上千人選修。很可能現在西方精英大學的本科生要比我們中國的本科生對中國文明傳統讀得更多。” 　　中國文化起源、國家起源如何理解？如何看待秦漢？相比於秦漢的行政官僚，如何理解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士族？如何看待大唐的興衰？如何看待所謂“積貧積弱”的宋朝？如何理解明代以後的國家與社會的結構化改變？如何理解清朝的“大一統”？帶着這些關於中國文明的問題，我翻開了眼前的這本《新雅中國史八講》。 一　　如何理解中國文化起源？ 　　孫慶偉援引蘇秉琦所提出的“滿天星斗”一說以及“華族”來歷來進行講解：“以華山爲中心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脫穎而出，標誌着華族的誕生，廟底溝彩陶所流行的玫瑰花就是華族得名的由來，‘華’是尊稱，以區別於其他族羣，是高人一等的具體表現。華山玫瑰—陶寺磬鼓—夏商周及晉文公一脈相承，構成了中國文化總根系的直根系”，因而在滿天星斗的史前文明中，以中原腹心地帶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和陶寺文化最爲光彩奪目。 　　費孝通也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存在着一個凝聚的核心。它在文明曙光時期，即從新石器時期發展到青銅器時期，已經在黃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華夏集團，在夏、商、週三代從東方和西方吸收新的成分，經春秋戰國的逐步融合，到秦統一了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平原地帶。漢承秦業，在多元的基礎上統一成爲漢族。” 　　同時，孫慶偉也不無遺憾地提到，把“最早的中國”追溯到黃帝時代的文化暫時還無法得到考古學的支持。就目前材料而言，中原腹心地帶這一時期缺乏諸如良渚古城、紅山祭壇這類能夠代表文明高度的標誌性遺存，從考古材料上看，此時的中原絲毫看不出“中國氣象”來。在中原地區尋找“黃帝時代”超大型遺址和代表文明高度的標誌性遺存應該是未來考古工作的一個重點任務。 二　　如何看待秦漢時代？ 　　侯旭東顯然同意趙翼、錢穆的說法。趙翼（1727—1814）是乾嘉時期很有名的學者，他說：蓋秦、漢同爲天地一大變局。趙翼認爲秦漢時期在中國兩千年曆史上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錢穆講：“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並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前後僅十五年。然開後世一統之局，定郡縣之制。其設官定律，均爲漢所因襲。其在政治上之設施，關係可謂極大。……對於文教上之影響，亦復匪淺。……物質上之種種建設，亦至偉大。” 　　秦漢是中國的奠基時代，從諸侯爭霸到統一王朝，奠定了兩千年的基本制度格局；這個時代孕育出了皇帝制度、等級官僚制、郡縣鄉里制；以這個時代爲起點，確立了農耕爲本的方針、耕織結合與重農抑商的傳統；強調思想統一，儒家制度化。 三　　如何理解田餘慶教授提出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變態”與“迴歸”？ 　　閻步克教授從他的老師田餘慶教授的《東晉門閥政治》提出的“門閥政治”出發，分析了田餘慶教授關於魏晉以來社會體制的“變態”的說法，以及其後政治文化上出現的“迴歸”的現象。 　　田餘慶教授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把“門閥政治”概念用於東晉。“門閥政治”的要點有二：一是“皇帝垂拱”，二是“門閥當權”。所謂“朝權國命，遞歸臺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便是南朝皇權重振後人們反觀東晉的觀感。周代實行世卿制，而到了魏晉南北朝，“卿門有卿”再度出現，一定程度上，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就是周代貴族政治的歷史回潮。門閥子弟“平流進取，坐至公卿”。“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人一生下來就有貴有賤，生於士族就高貴，就可以做高官；生於寒門就很下賤，就只能做小官，甚至連官都做不了。士人、庶人之間有一道鴻溝。 　　田餘慶先生認爲，相對於秦漢而言，魏晉以來某種程度上出現了政治社會體制的“變態”。政治勢力方面，出現了由行政官僚到門閥士族的“變態”；在政治制度方面，出現了九品中正制等“變態”；在政治文化上，出現了“由儒入玄”的“變態”。 　　進入南朝，若干“迴歸”的跡象出現了。東晉末劉裕作爲北府兵將領創建劉宋，皇權隨即有重振之勢，不再與門閥“共天下”了，門閥政治告終。南朝皇帝“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恢復了對諸行政機構的有效支配；隨後還採用了“武將執兵柄”“寒門掌機要”“皇子鎮要藩”等多項措施來保障、強化皇權。政治文化上也出現了“迴歸”。漢代重經學，而魏晉南朝玄風大盛。北朝恪守漢代經學，用經學治國，對這樣一點，錢穆特別讚賞，還把北朝之政治復興歸功於華夏儒學。依其所說，魏晉江左之玄風看上去是個“另類”，北朝崇儒反倒是上承兩漢、下啓隋唐的。 四　　如何看待大唐的興衰? 　　張國剛分析了唐朝前期鼎盛的制度紅利原因，中期的盛世危機的表現，以及唐後期政治不穩定所帶來的改革困境。 　　宋、元、明、清都有勝過唐的地方，但是唐的鼎盛有一種橫向比較的優勢，即同一時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如唐。8世紀的東法蘭克福王國，從塞納河到萊茵河之間的人口是兩三百萬。直到16世紀，哥倫布以後百餘年，地中海地區的人口才五六千萬。8世紀的北非人口300萬，印度處於分裂狀態，阿拉伯世界纔開始擴張。而當時日本與朝鮮也都是人口寡少的小國，剛從唐朝學會創立自己的文字。在農業經濟爲主的時代，人口就是生產力。唐玄宗時期人口繁盛，反映了當時中國總的經濟實力是獨步世界的。 　　唐朝前期的鼎盛，就制度紅利而言，魏晉南北朝四百年的大分裂期間有很多新的制度出現，這些制度在隋朝沒有充分發揮其效果，到了唐朝才顯現出來，突出表現在兵役制度、土地制度、賦稅制度、科舉制度等方面。 　　盛世的危機又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制度方面的問題。一是土地兼併的問題又出現了。二是逃戶問題。三是人口變化帶來的兵制問題。開元二十五年（737），邊軍體制也進行了改革，配置了長征健兒名額，規定凡兵士家屬隨軍者，可就近分配土地屋宅，以使其安心在邊疆服役。這一規定最適合於那些不習慣於農業生產的遊牧民族，包括大量來自中亞地區的突厥化粟特人。天寶年間沿邊八大軍區（節度使）中，多數統帥由胡族首領擔任。安祿山身兼范陽、河東、盧龍（在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及河南、山東部分地區）三鎮的節度使，擁兵20萬，成爲唐朝立國以來最有勢力的軍將。大家想想看，常年衛戍京師的軍隊只有8萬人，而邊疆統帥手中的軍隊卻有49萬（其中安祿山就掌握20萬），是朝廷直接掌控軍隊的六倍。在帝國體制之下，均勢失衡而形成所謂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潛伏的危險顯而易見。 　　唐後期則深陷改革困境，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不穩定。唐肅宗、唐代宗時，安史之亂平定，形成初步的穩定局面。不久吐蕃進犯，唐代宗第二次被趕出長安，所以他一心要穩定，對河北問題就採取綏靖態度。德宗、順宗和憲宗是想好好改革的，後來情況越來越糟糕，每次改革都以失敗收場。 五　　如何看待“積貧積弱”的宋朝的政治文化？ 　　鄧小南帶來了學術界對於宋朝更爲多元化的看法，即在批評“弱宋”的同時，也會談到“風雅宋”乃至“盛宋”。 　　宋代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統一王朝，在它北邊始終有一些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和它同時存在。李治安老師指出的，可以說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期。跟宋朝先後並存的有契丹民族建立的遼、党項民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國，也就是後來的元朝。 　　但從文化發展角度而言，宋朝卻取得了輝煌的發展。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編寫過一部《中國文學史》，錢鍾書先生執筆宋代部分，他在裏面講道：“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朝代是一向相提並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得數到宋代。”也就是說，不管哪一脈絡的學術傳承，宋代都處於承上啓下的歷史關節點上。陳寅恪先生也說：“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爲自由，故文章亦臻於上乘”（“六朝”是指六個前後相繼在南京——當時稱作建業、建康——建都的王朝；“天水一代”即指宋代，天水是趙姓的郡望——儘管趙匡胤籍貫在河北涿郡）。 　　宋代處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期，面臨着來自內部與周邊的諸多新問題、新挑戰，不是古代史上國勢強勁的時期。但它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它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牽動，使其無愧爲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 六　　如何看待漢族之外的少數民族統治的元朝？ 　　姚大力澄清了蒙古帝國和元王朝的區別，並着重強調了元統一中國的歷史意義。 　　從公元1000年以後直到清亡的將近千年裏，只有元和清兩個王朝才真正把亞洲內陸邊疆完整地括入中國國土。上述兩個王朝分別由蒙古族和滿族建立，這絕非出於偶然。 　　從漢唐等帝國邊疆發展起來的內亞邊疆帝國模式。它萌芽於遼，發育於金，定型於元，成熟、發達於清。這個祕密最早是被雍正皇帝一語道破的。他說：“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本朝。”他所說的“中國”是“小中國”，而我們今天繼承的中國，則包括了由秦最先統一的小中國，再加上由元代統一而爲清朝所鞏固的塞外中國部分（也就是拉鐵摩爾講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明朝推翻蒙古人統治，在錢穆看來是“中華重光”。但當時人認爲不過是尋常的改朝換代而已。朱元璋造反時聲稱“驅除韃虜”，成功後卻說：“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與朕何預？”他連元朝被他推翻的事實都不想承認，只說元是亡於羣雄，他再從“羣雄”或“羣盜”手裏奪得天下。可見他並不否認元朝統治的合法性。 　　姚大力明確指出：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把單一民族國家看作現代國家典型形態的民族主義舊觀念，早已在全球範圍的政治實踐中得到糾正。對於用已經過時的民族主義眼光去看待尚不存在民族主義的傳統時期中國史的非歷史主義態度，我們需要保持警惕。 七　　如何理解明代以後的國家與社會的結構化改變？ 　　劉志偉帶來的思路是：一條鞭法施行以後，田賦的繳納以銀子爲主體，打破了二三千年來的實物田賦制度，自此，百姓與政府之間由王朝編戶轉變成爲納稅人與國家的關係。 　　劉志偉的思路來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清華大學經濟系一位研究生髮表的論文。1936年，梁方仲以中國田賦史爲課題做畢業論文，提出中國現代田賦制度是從以白銀爲徵收手段的一條鞭法開始的，並把賦稅普遍用銀繳納同當時社會經濟的一系列轉變聯繫起來。論文開頭提出：“從公元16世紀開始，我國明代嘉靖、萬曆年間開始施行的一條鞭法，爲田賦史上一絕大樞紐。它的設立，可以說是現代田賦制度的開始。自從一條鞭法施行以後，田賦的繳納才以銀子爲主體，打破二三千年來的實物田賦制度。” 　　梁方仲的這一論斷，引起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創辦者費正清教授的重視。費正清指出：“這部專論（即梁方仲先生題爲《一條鞭法》的論著）對於任何有關近代中國貨幣經濟發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背景價值。” 　　明朝的自下而上變革的一條鞭法，形成了以白銀爲基本覈算和支付手段的新財政體制，改變賦役攤派的對象和徵收辦法。這一轉變的意義不在於調整賦稅負擔的輕重，而在於使既成的社會事實整齊劃一。 八　　如何理解清朝的“大一統”？ 　　楊念羣認爲，清朝和前朝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真正實現了“大一統”的統治格局，這種統治格局及其實踐不僅表現在國家或地方的“治理”層面，而且在“正統性”的構造等方面也有嶄新的建樹。 　　清朝統治有別於前朝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實現了有史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這個“大一統”局面究竟實現到了什麼程度？主要就表現在對邊疆地區的實際控制和治理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清朝以前的各朝代都實現不了大一統的局面，但清朝卻做到了。楊念羣認爲核心問題是以往的朝代無法處理好作爲核心的“中國”族羣與處於邊緣的“夷狄”族羣之間的關係，歷朝歷代總是陷入無休無止的“夷夏之辨”，漢人也經常與周邊異族發生戰爭。比如說，漢代與匈奴，唐朝與鮮卑，宋、明與蒙古、女真，都長期處於對峙狀態。尤其是宋朝，領土越打越小，從北宋開始就和遼人纏鬥不休，南宋又跟金人打得昏天黑地，最後被趕到了東南比較狹小的地區。 　　在如何建立其“正統性”方面實施的是“二元統治”模式，它一方面會繼承內地的漢人文化傳統，通過弘揚儒家道統禮儀的方式進行統治；同時滿洲皇帝又尊崇藏傳佛教，在蒙古和西藏等藩部地區實施其宗教化的治理策略，因此，滿人的統治格局明顯存在內外之別。 九　　閱讀這本《新雅中國史八講》，處處能感受到中國的歷史學界對於國外尤其是日本學者對於中國歷史研究成果的重視。基本上每位教授的講座的“課前必讀”或“選讀”書目裏都有日本學者的專著，這其中，甘陽則直接指定劉俊文主編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和21世紀初出版的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叢書作爲必讀書目。 　　講座中引用到的日本學者的論著的內容更多。 　　侯旭東介紹秦漢時，引用了日本學者的論斷： 　　日本學者西嶋定生認爲，日本國家的形成就是對秦漢的模仿。 　　閻步克介紹魏晉南北朝時介紹了日本學者日內藤湖南的“三段論”： 　　日本的內藤湖南原是搞新聞的，四十多歲時對東洋史發生興趣。他參考西歐的古代、中世紀與近代，把“三段論”轉用於中國史：一是東漢以前，相當於西方的古代社會；二是六朝隋唐，這是中國的中世紀；三是宋以後。 　　也介紹了日本學者的唯物史觀： 　　“二戰”後很多日本學者對侵華戰爭進行反思，由此走向了馬克思主義。開創了東京學派的前田直典採用唯物史觀，認爲唐以前是奴隸制，宋以後是封建制。 　　鄧小南則對日本學者進行歷史研究時提出的框架的概括很感興趣： 　　日本京都大學內藤湖南教授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變革說”。日本學者歷來非常注重研究框架的概括，比較著名的像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體”、森正夫的“地域社會論”、濱下武志的“朝貢體系”，以及溝口雄三對於思想結構內在“基體”的討論等。 十　　《新雅中國史八講》是新雅學院通識課程配套講義。 　　1945年發佈的《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指出：“廣義地說，教育可以被分成兩個部分：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通識教育“旨在培養學生成爲一個‘負責任的人和公民’”，而專業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將來從事某種職業所需要的能力”。兩者不可割裂，共同構成高等教育的目的。哈佛大學的這一思想被國際高等教育界普遍接受，成爲20世紀後半葉全球大學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 　　哈佛委員會明確提出：“教育的要務不是使少數幸運的年輕紳士學會欣賞‘美好生活’。它是要將自由的和人文的傳統灌輸到我們整個教育系統之中。”由此，開始了通識教育改革。 　　哈佛通識課程裏有不少人文類課程，由這裏所列的1996年哈佛大學通識課課程可見一斑：《伊斯蘭國家的宗教與文化》、《法國社會的諷刺幽默》、《1850年以來的現代非洲》、《20世紀的科學與社會》、《十字軍東征以來的中東和歐洲：關係與洞察》、《中世紀的騎士浪漫》、《悲劇與人類衝突》、《中世紀法庭》、《現代主義與極端主義》、《孔子的人本主義：自我修習與道德共享》…… 十一　　2017年，時年65歲的甘陽履新清華新雅書院院長。伴隨他一起來到新雅書院的，還有他一直以來的希望：將中國史或中國文明史作爲最基本核心課程引入大學通識教育。新雅開設的這門中國史課程，邀請孫慶偉、侯旭東、閻步克、張國剛、鄧小南、姚大力、劉志偉和楊念羣等學者，舉行了八位講座，分別對中國大的歷史時期發展進程進行分析。以八位學者的講座內容爲底稿，《新雅中國史八講》於2020年11月出版。 　　2021年9月，新雅書院新生入院。迎接他們的，是院方爲新生準備的人手一本的《新雅中國史八講》，以及院方的一則學生須知：所有課程的根本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以這本書的八講內容、課程的八次講座爲起點，他們將閱讀大量的參考書籍，逐步形成自己的閱讀書目以作爲培養自學能力的基本環節。

2023·05 新雅中國史八講 甘陽主編這本書脫胎於清華大學新雅書院的公開課程，圍繞中華文明史的主題，以朝代爲分界線，八位名家深入淺出，既綜合了各方觀點，也提出了啓發性的問題。 第一講：夏商周中古時期的中國文明 開天闢地 中國文明的起源，主流的說法是始於夏商周。 夏朝因爲沒有考古實據，至今仍是傳說（文字記載）爲主，由此也生出“疑古派”的各種猜測假說。因爲雙方都可以說： “如果沒有確實的證明，假設終究是個假設，完全成了一種預設立場而沒有具體學術實踐。” 所以孫慶偉教授教導學生： “對歷史要有起碼的尊重，切忌武斷，要“拿證據來”，光有“疑古”態度和立場是不夠的。” 夏鼐提出了城市、 文字和金屬冶煉“文明三要素”的評定原則。 蘇秉琦教授和嚴文明教授依照現有考古實據，分成了：中原文化區、山東文化區、甘青文化區、燕遼文化區、長江中游文化區和江浙文化區。 經過“裂變，撞擊，融合”三個模式，中原文化核心向周邊傳遞，並吸納其他文明的發展成果。中華文明的發展，既是滿天星斗，又是多重花瓣。 第二講：秦漢 奠基時代，影響至今 想不到吧，秦始皇是個閱讀狂人，據說他每天要讀30萬字，即使是巡遊在外，也是批閱不停。這個除了說明皇帝的活不好當之外，也證明自秦而始，律令傳遞（反饋）的頻密程度。 無數歷史學家都認同：秦始皇“車同軌 書同文 行同倫”的措施，是中央集權制的奠基。 具體他又是如何做到，並達到了什麼效果呢？ 官僚制以及律令(律是司法，令是行政)是統治框架，同時把老百姓塑造成農民也很重要，唯有如此，才能最高效的調動整體力量，保持備戰狀態。秦朝能在短時間內吞併六國，始自於此。 但“兵動則地廣，並休而國富”，這也是消耗過大，而積累不深的結果。 回顧秦朝統治的框架設計，很有意思的一句話：主者守文，大臣釋滯，人主權斷，對應着法，理，情。理想狀態，也是中古時代“以德服人”的進化版。 第三講：魏晉南北朝的“變態”特徵 魏晉南北朝因爲“王與馬，共天下”，而常被視爲門閥貴族參政的高峰，皇權專制由此轉爲“變態”，但不是不存在。 第一是選拔官員的九品中正制，就鎖死了參政的人羣：官僚家族，文化士族和鄉里豪強，是一個“按爹分配”的社會。 第二穩定下來的國家政局，利益集團政治影響和利益趨向是同步進行的 第三沒有武功加持，文化士族出不了皇帝；東晉特殊的兵荒馬亂局面，皇帝也必須依靠大門閥貴族的支持（出錢出人出力），才能坐上寶座。 有個政治的臆想，魏晉南北朝發展下去，會產生羅馬貴族院式的民主共和嗎？ “兩千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無數鉅變，但是‘行政力量支配社會’這一特性從未改變。專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適應能力，不僅可以適應農業經濟，也可以適應工業經濟，不僅可以適應計劃機制，也可以適應市場機制，甚至也可以適應全球化。……中國的政治文化似乎與民主無緣”By 康曉光 從上來看：專制政治的慣性力量還是太大了，而且參與的基礎也太集中（薄弱），無論農業經濟還是工業經濟，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裏。 李銀河有言：“我們最可能擁有的，就是歷史和文化中曾擁有的；最不可能擁有的，就是歷史和文化中沒有的。 魏晉風流是文人常做的夢，但細想想，還是算了。 第四講：大唐的鼎盛與衰頹 大唐的鼎盛與衰頹，是始於皇室的胡風基因，包容心態，但也終於胡漢一體的結構性，制度性和人事上的循環死結。 “唐朝後期，“國家能力”出了問題。所謂“國家能力”是指國家將自己的意志、目標轉化爲現實的能力，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對社會的管控能力、貫徹國家意志的濡化能力、社會資源的汲取能力、各階層利益的整合能力。唐後期缺乏這樣的能力。” 爲什麼一個世界性帝國，反而不能穩固自己的中央大集權“國家能力”？ 從人才基礎上，科舉產生文化人才，卻沒有治理人才，李白，杜甫這些曠世奇才，在行政手腕上是不如李林甫之流的，而後者爲了保障大權在握，斷送了唐朝行政改革的窗口機會。 軍事上，胡漢一體並不能久固，完全的信任（放任）並無道德天生的約束力。兵源和軍事實力掌握在不穩定因素當中，當遇上唐玄宗和安祿山這一對歡喜冤家，歷史的衰頹必然而生。 隋唐的律令制度影響深遠，前接秦漢，後啓元宋，但表面上的完善制度，也需要實際運行效果的檢測。在唐朝治理中，寵臣的特權一直就是遊離在制度之外，這也是皇權思想侵入社會軀體的骨髓當中，形成了歷史的遺傳基因。 第五講：兩宋積貧積弱的真相探究 放在歷史的亞歐版圖上，中原民族都是處與北方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邊緣地帶，而宋朝從統治疆域上是歷代中原王朝最小的。 從天時來看，農業收成受氣候影響因素大，唐宋時期氣候轉寒，無霜期變長，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南下頻率因此增加。 從地利來看，唐朝的墾荒造成牧草地減少，農田增加，也造成北方民族需要“奪回”被農墾土地。綜上，宋朝要面對更頻繁的北方民族的衝擊，所以承受了與之相應而生的更大壓力，因此宋朝是弱宋。 但宋朝的經濟，文化，乃至科技，都是至今仍爲之樂道的亮點，這是簡單的“人和”兩字能囊括嗎？ 首先在思想上，從上到下，都有夾縫中求生存的憂患意識。趙家王朝首開（僅存）不殺言官，不是重文輕武，恰是爲了以此籠絡人心。 科舉取士人數在宋朝是達到了歷史最高，年均是唐朝的16倍，清朝的3倍，大量的寒門因此能夠進入行政系統，官員隊伍完成了儒士化的過程。 而且宋朝招錄精英，不只是文學一科，經術，政事也是有專門的科目，由此帶來了人員結構更加科學合理，這些是宋朝經濟，科技能夠興起的人才基礎。 當然，以此而生的學術紛爭，演化爲黨派紛爭，是皇權利益爭寵的時代版，任何朝代都無良方。 總體上，宋朝是偏向於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世代，但天時地利人和沒有都眷顧。 第六講：元朝的異族統治 元朝與蒙古帝國的統治疆域不是一個概念，後者作爲母體而涵蓋前者。 元朝所以能夠統一中國，被歸因於它實行漢化，而它之所以失敗是因爲它漢化得還不夠。 作爲一個以快速反應取勝的遊牧民族，在短時間內全盤接受，並以“漢語，漢文，儒家倫理爲構成要件的漢文明，對全部國家版圖實現全覆蓋”，元朝是有嘗試，但實際上做不到的。 但這並不說明元朝的異族統治就是簡單粗暴，乃至黑暗。 此講列了幾個事例： 1，元朝依託蒙古帝國，爲歐亞大陸的人員往返移動提供了便利，文化經濟因此進入了新的繁榮，如泉州，杭州，北京各地的墓碑可證，當然還有馬可波羅。不論馬可波羅是否親身到達中國，但他的信息來源是可以印證當時。 2，漢文明在元朝沒有被摧殘，反而因國際交流有了新發展。元青花所用原料是西亞進口的塗料鈷，元雜劇延續了宋代市井文化，並啓發了明清的傳奇戲，例如崑劇。 3，文天祥的死是被作爲忠君愛國的典範是沒問題的，但他是承認“北國”打敗“南國”的合法性。他爲舊主盡忠和接受變局之間，不是隻有死這一條路，也曾說過以道士身份回鄉，當局也可以向他諮詢。 文天祥的弟弟和兒子都在元朝當官任職，這也是說明當時的文人士族， 不是不能和異族的元朝共存。 感嘆：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 豪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細讀元與清的歷史，尤其不能持“單一民族國家作爲現代國家典型形態”的“民族主義舊觀念”。 第七講：白銀資本對明朝賦稅系統的影響 明朝初期，施行戶役制（配戶當差），實物交稅，包括糧米，布帛，同時還有各種雜役（官府當差或押解官糧等），白銀不是一開始就充當着國家貨幣。 當糧米作爲薪酬發給官員的時候，官員立刻需要在市場上變成現錢，不然無法攜帶。而各種雜役也最終折算成工時銀量，按丁攤派。 所以，以貨幣作爲稅與役的衡量與繳納手段，是上下一心的選擇。 受貿易順差的影響，在美洲開拓獲益的貿易新貴西班牙/葡萄牙等國，運送白銀作爲貨幣，換取商品，白銀從此大批量從歐/美洲流入明朝中國。 數量之巨，據說達到了當時世界的一半。而在往後的清朝末期，又因爲戰敗賠款，白銀外流，觸發自上而下的革新願望。 白銀作爲貨幣實物，促使明朝自上而下的賦稅變革，走向一條鞭法，“形成了以白銀爲基本覈算和支付手段的新財政體系”。也是因爲簡便以藏，白銀沒有成爲推動發展的貨幣資本，沒有形成通脹的催發作用，明朝中國不能由此而併入世界貿易的一環，失去了火車頭的領先地位。 第八講：最成功的集權王朝：康乾盛世 清朝統一的時間是186年，佔268年朝代時長的69%，是中國歷史上統一時間最長的朝代。 疆域上，除元朝之外，清朝完整統一了廣大疆域，地理區位遺傳至今。 清朝是完成符合大一統的的三要素：土地空間，統治正統性，道德王道，其中最大原因是清朝起於白山黑水之間，以異族身份入關統治漢族中原地帶，能夠做到對內尊崇儒家法理，對外又提出五族共和，從而拋開了夷夏之辨的內耗。 康乾盛世在經濟上，軍事上都是成功的，但皇權集中到達了頂峯，君臣關係變成主奴關係，也算是皇權基因的一種新“變態”。 康乾盛世開啓的集權機制，廢除了建朝而生的八旗貴族合議制度，內閣在軍機處出現的時候，就轉成了祕書班底。 皇權的集中，奴才性格的養成，輔助於文字獄，閉關鎖國等多項互爲表裏的措施，讓清朝在盛世之後，無力應對外部衝擊。 但清朝末期的民主憲政探索，依然有意義，啓發了上下一心的革新思想，由此說明歷史的車輪一直向前，輪轂往往是彼此對立的條幀撐住。

以斷代形式講通史，有傳承卻也新穎，許多新研究的結論十分有趣，值得深思。 另一佳處是列出了可供擴展閱讀的書單，雖我偶有涉獵，但名家的推薦無疑大大豐富了視野。 一些感興趣的歷史時期未論及，略有遺憾。 歷史是人文課的傳統與精粹，希冀未來大學通識教育可以重視中國史普及，以當前中學基礎教育之質量，難堪未來中國引領亞洲與世界之用。

清華新雅書院的歷史課，這種理解應該正確吧。 將中國的歷史濃縮爲八節課，適合放出一個學期的時間段，把老師推薦的參考書目閱讀完畢，並自行補上中國史部分，再聽老師在課堂上的專題，課後進行作業，以期達到預期的收穫。 像讀者這樣集中三四天讀完，每一節打開是新的切入點，剛開始很興奮，體會清華的課程，最後是茫然，途中龐雜的歷史知識撲面而來，收穫沒有達到自己的預期。 依然認爲是一個很好的探索，對於理工科的學生來說，無論用哪種方式，補上本國史這個短版，才能稱得上是接受了全面教育。否則我們只接受了技能的教育，看世界的眼界和內在的自我探尋都有缺憾。 希望這種教育可以普及到全國的大學。

這是以各歷史領域大家的演講組成的作品，因此缺少一貫性。不過作品中也展示了一些最新的歷史研究成果，當然新觀點不一定正確。在這裏要尤其警惕新清史的背後邏輯，與其說是歷史研究，不如說是歷史上分裂中國挑撥民族矛盾的殖民理論換一種方式的死灰復燃。

此心安處是吾鄉——我讀《新雅中國史八講》之逸思本書是八個講座的合輯，各有主題和風格，主講人肯定希望能在極短的時間輸出大量概念，所以有的充以乾貨，有的資以異論，有的動以情懷，無論哪種角度，閱讀《新雅中國史八講》確實是愉快和獲益的。但誠如甘陽先生所說，“最重要的仍在引導他們自己去讀書思考，因此有大量閱讀、寫作、討論的課程安排與講座相結合纔是最可取的方式”。所以，讀書吧，大量的閱讀。 有個文人評論蘇軾的“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是逸思，不太正經啊。我也不太正經的說幾句吧。 一、“何以中國” 中國史前文化從滿天星斗的“多元”走向“一體”，實際上就是以中原爲中心文明格局的確立，從軍事盟主到君巫（政教）合一，再到以德治國的觀念確立——“德治”的濫觴，華夏文明的人文底蘊基本奠定。司馬遷以黃帝爲中古開篇，他所寫的歷史不是一般意義的歷史，而是一部文明史。這真是新奇的思路，我忽然明白爲何《史記》裏大量的浪漫主義筆觸，以及對於人性之複雜的理解和同情。人，纔是司馬遷關注的對象，也是中國文明爲何執着於人、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國家的關係，爲何強調“禮”、“德”。 中原文明的自矜同時也構成了文化的隔閡。此後經過四千年間的文明衝突和交融，最終形成了以中原爲中心的多元一體文明格局。 那麼沿此思路，是不是以後的漢唐、宋元、明清政權，只不過是不同文明進行融合的熔爐？——“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那爲什麼我們談到少數民族統治的中國，想到的是元清，而不是大唐？要知道，太宗和長孫皇后的夜班私語有可能是鮮卑話啊。 元的“四等人制”查無此證，但確實對華夏文明也就面子情，從沒有認同過。清朝的融合倒是衍生了一天下的滿漢奴才，師漢以制漢。如今全球化，區別身份的惟一標準就是國籍，可太好了，不然有些人喜歡套熱乎，看的我尷尬啊。 因爲唐朝是以文化的認同，作爲國人的標識，並視之如一 ：“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盛唐當得起“氣象萬千、自信恢宏”。所以，唐，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唐，不是蒙古人的元，不是滿人的清。但異族的統治，不能看做是漢人移鼎的理由，“拯救中華”之類的口號，是以民族矛盾爲旗幟的階級矛盾的釋出，歸根結底，老百姓就是爲了那一口飽飯。 包容和平等，應是文明的最高等級。 何以中國，此心安處是吾鄉。

本書是一本講義集，花了一些時間看完，分享我的感受。 第一，它的面對對象是課程，客體是學生，這就決定了這本書有較重的概括屬性。類似於引言，它從各個作者的研究領域出發，集中介紹了近現代史學界的研究成果（包括很多的參考書籍），來實現一門通識課的作用：一枚鼓勵大家走進該領域的鑰匙。 第二，我的整體感覺是，這八講各有集中論述，但整體的思路是（或許也有不約而同之意），就是“中國”這個概念的產生和發展。第一講：中國概念的起源：各個文化“車輪狀”的輻射與碰撞；第二講：商鞅開啓郡縣制，在戰國末的“改革競賽”中率先加強了秦的國家控制，最終在漢發揚光大；第三講：魏晉對周的短暫回潮、北朝作爲少數民族統治對制度緊張的振奮；第四講：李唐的胡族源系和中期皇帝的改革與失敗；第五講：外部高壓下憂患的宋和“爲實現學術上的統治正義性”而導致的理學發展思潮；第六講：元是作爲中國的元而不是作爲蒙古帝國的元、“大中國一統”（雍正語），即內亞邊疆帝國的開始，以及路路暢通對文化、經濟的衝擊和影響（作者認爲在元漢學依然有着良好的發展）；第七講：明對基層的戶籍管理和差役制度，以及當制度失效時從下而上的自發改革（到頂峯就是一條鞭法），包括白銀的流入以及中國在此時世界的作用；第八講：清的“大一統”實現、對邊疆和內陸的雙軌統治達到了皇權的集中，以及晚清改革。 綜合來看，作者們在這八篇裏分別闡述了各個王朝的統治特點、革除了一些歷史偏見（比如唐代亦有改革，只不過因多方因素失敗；比如元清雖然是少數民族統治，但是實際上拓展了“大中國”的疆界，且“漢學”仍得到發展等），通過各個角度的敘述，加深了讀者對歷史的感觸，瞭解中國製度和文化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對我自己更有如看山脈之感。 第三，在讀的過程中，明一篇閱讀有些困難，需要多思考。也感謝微信讀書給我的書幣，讓我可以白嫖✌️。 我會順着老師們的參考目錄，繼續學習歷史，也鍛鍊個人的閱讀能力。謝謝清華公衆號的書單推薦，給了我瞭解歷史的契機。

又學到且複習許多新鮮且熟悉的內容，三代歷史乃至五帝時代皆是“信史”，古史辨派疑心太重，所以要重建信史。記載的傳說神話及關於上古帝王的事蹟有誇大之嫌，然我們需要相信誇大的底子是存在的。“滿天星斗”“重瓣花朵式”“多元一體”都說明各區系文化區在程度上有大小、先後之分... 秦漢是大變革時代，春秋戰國“變”的因素在秦漢時期得到總結穩固推廣，又在此基礎上孕育出新的要素，總的原則一直存在於帝制時期的中國。東漢亡於始終無法解決的土地問題，五胡南下(依附於漢的南部的遊牧民族)，其部落首領多作爲質子游學與洛陽，浸染漢風，五胡十六國時期建立的政權是糅合漢地與草原的風格，架子上仍是漢魏以來的政治架構。 中國的中世紀和西歐的中世紀有絕大不同，中國中世紀的貴族是以文化自重的，西歐的貴族則是沒文化的武夫，因此需要enlightenment。暴力是培養專制主義的最佳養料，南朝皇權不振，因此歷史的出口在北朝。隋唐則是繼承北朝的制度居多。 “唐宋變革”是指長時段的變化，從中唐開始，嚴格說初唐盛唐便以有新的因素在孕育之中。到宋代的變化則較爲顯著，可仍是中唐以來一系列變化的表徵。宋代的社會總體呈平民化、世俗化和人文化方向走着，“化”是一個過程。 雍正皇帝的一句話說得好“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本朝”，現代中國則繼承元清的遺產。元繼承大蒙古國的部分遺產，缺沒有相應的制度去確保疆域的凝一。清則從各個方面做到以往歷代王朝無法做到的事情，其二元思維功不可沒，即因地制宜統治。 明代部分着重介紹白銀在國家轉型的作用。

放書架5年了，今年終於讀完了。前段時間在網上看完閆步老師的中國古代史（史前-南北朝），本書的第三講就是其中一講。“白銀”的專題研究在十幾年前高中時看的雜誌《人文歷史》某一期上有出現過一次印象比較深刻，剛好本書第七講劉志偉老師的“白銀與明代國家轉型”也蠻有意思，補充了很多細節。

孫慶偉、侯旭東、閻步克、張國剛、鄧小南、姚大力、劉志偉和楊念羣等八位學者，依次對中國大的歷史時期與核心王朝的發展進程和時代特點進行綜括性的脈絡梳理和問題分析。每一時段的解析視角和關注點各不相同，或側重於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或側重於社會經濟和文化特徵。每位作者對各自領域都有多年的研究積累，本書既呈現了不同作者的研究特色和講課風格，又貫穿了中國大歷史的總體進程和當下歷史研究的最新進展，實爲普通讀者瞭解或研讀中國史不可多得的高端通識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