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領導人和名人對待陳寅恪的態度與做法 在陳寅恪跨越三個朝代的生命歷程中，多位國共兩黨領導人及文化名流對他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關注、尊重與邀約。這些態度與做法，既有政治家的考量，也有文化人的惺惺相惜，共同構成了陳寅恪晚年際遇的重要側面。 一、國民黨方面：蔣介石的專機與胡適的邀約 蔣介石：親自登門勸說，多次派機迎接 1948年底，國共戰事正酣，北平已在解放軍重兵包圍之中。國民政府啓動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試圖將一批著名知識分子接往南方。 12月，國民政府派專機飛抵北平，陳寅恪與胡適等人被列入第一批“搶救”名單。在胡適的囑託下，鄧廣銘找到陳寅恪，問其是否願意一起南飛，陳寅恪乾脆地回答說“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12月15日傍晚18時半，胡適與陳寅恪乘坐的飛機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同機者尚有北大清華的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著名教授。 抵達南京後，蔣介石曾親自登門勸說陳寅恪一同赴臺，遭到拒絕。離開大陸後，蔣介石仍多次派專機到南京迎接陳寅恪，皆失望而歸。沒能把“國寶”搶救出來，一直爲蔣介石引爲恨事。 傅斯年：屢屢致電催行，開具赴臺申請信 傅斯年在臺灣更是屢屢致電、致函催請陳寅恪赴臺。傅斯年時任臺灣大學校長，與陳寅恪有多年交誼。據史料披露，傅斯年曾找到蔣介石，爲陳寅恪開具了赴臺申請信，但陳寅恪最終沒有接受。傅斯年對陳寅恪的評價極高，曾言：“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1950年12月20日，五十五歲的傅斯年在臺灣省臨時參議會議上突發腦溢血倒地不治。傅斯年死後，陳寅恪曾寫過輓詩，但到目前爲止，在已面世的陳詩中未發現這首輓詩，恐因傅斯年效忠國民黨而被湮沒。 杭立武：十萬港幣與洋房的誘惑 1949年，國民黨教育部部長杭立武追到廣州，以十萬港幣及新洋房相誘，力勸陳寅恪赴港臺。杭立武甚至帶着財政部長一同勸說，大概有即時兌現之意。但陳序經斷然回應：“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新房子給他們住。”杭立武直到最後也不明白，陳寅恪人生的價值取向，遠非金錢、房子所能衡量。 胡適：同機南下的情誼與永別 胡適與陳寅恪同機南下後，不久便遠赴美國，開始了十年寓公生涯。胡適一生交遊廣闊，對陳寅恪的學問極爲推崇。1937年胡適曾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9年5月11日，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給胡適的公開信，此後胡適的思想在大陸受到猛烈批判。陳寅恪雖從未公開臧否胡適，但從他願與胡適同機離平這一點，則可大致窺知陳寅恪對胡適的敬重。 在美國紐約，閒散如寓公的胡適，每隔一段時間便興致勃勃地和助手共同欣賞從大陸等地收集回來的一大堆批判自己的材料。他有一個判斷：“陳垣、陳寅恪都沒有罵我，可以想見他們對共產黨並不擁護。”這一點，胡適分析對了——陳寅恪確實從未參與對胡適的批判。 二、共產黨方面：從包容保護到風暴中的無奈 毛澤東：“國寶”之譽與“要選上”的批示 毛澤東對陳寅恪的態度，有一個從尊重到默認知其“問題”的變化過程。 “國寶”之譽與斯大林的詢問。早在抗戰時期，毛澤東就曾評價陳寅恪爲“國寶”。1949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時，斯大林突然問起陳寅恪的行蹤，原來斯大林所著的《中國革命問題》援引了陳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答應回國後查找，後來得知陳寅恪在廣州中山大學，便囑咐廣東當局要好好優待。 學部委員選舉的關鍵批示。1955年中國科學院選舉學部委員時，陳寅恪能否當選成爲突出問題。負責此事的張稼夫回憶：“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謝泳在《毛澤東與陳寅恪》一文中評價：“政治家總是比一般文人要有氣量，不管出於何種考慮，在這件事上，毛澤東表現出了他政治家的氣度。” 對批判材料的默認。1955年，中宣部在《關於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情況和今後工作的報告》中，稱陳寅恪“更惡毒地污衊這次批判運動”，罵別人做了“共產黨的應聲蟲”。這份報告經毛澤東批示“劉閱後照發”下發。謝泳分析：“毛澤東默認了報告中對陳寅恪的定性，如果不認可，毛澤東會刪除。” 周恩來：包容保護的基調奠定 周恩來是對陳寅恪態度最爲明確、保護最爲有力的國家領導人。 政務院講話中的包容定性。1954年1月28日，周恩來在政務院第204次會議上專門談到陳寅恪問題，這是一段極爲重要的歷史文獻。周恩來說：“老科學家中一部分思想未改造好……有的思想上守舊者如陳寅恪爲歷史學家，但他是愛國的，英國不去，美國不去，俞大維是他的妹夫，傅斯年也是他的親戚，我們請他作中古所所長，他要兩個條件，第一個是不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另一個要毛、劉二長保證，我們怎麼辦呢？第一我們問他是否是愛國者？是否新中國比舊中國好一些，因爲他不去臺灣，與美英帝國主義國家比較也好些。思想界線很保守，有反動思想不待言，他身體很壞，學問也不是了不起的（此處可能是‘很了不起’的筆誤），我們等待他，他已六十多了，曾留學美國，在舊中國呆了五十多年，在新中國只有幾年，能有我們這樣覺悟嗎？……我們等待他，看他四年、八年、十年，他會變的。” 這段話奠定了對陳寅恪“包容等待”的基調。謝泳認爲，這則史料直接表明當時高層對陳寅恪的評價，“同時也證明以往披露的關於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情況，很快就到達了高層並在高層形成了對陳寅恪的基本判斷”。 保護父墓的親自過問。陳寅恪父親陳三立的墓在杭州西湖邊，後因擴路而要被迫搬遷。陳寅恪致函周恩來希望得到幫助。周總理讓辦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動陳三立的墓。後來杭州將路線作了少許改動，陳三立的墓得以保存。 多次派人看望。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周恩來專門派人到廣州看望陳寅恪。陳寅恪腿摔斷後，周總理曾親自過問醫院的治療方案。 周恩來的這些做法，成爲後來陶鑄等人保護陳寅恪的重要依據。有論者指出：“新中國建立初期，周恩來總理得知陳寅恪拒絕隨胡適、傅斯年一起飛往臺灣的經歷後，曾在一次正式的場合專門打過招呼，說光憑陳寅恪不乘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去臺灣這一點，陳寅恪所有的問題都不成爲問題，應該予以包容寬待，好好發揮他的作用。” 陶鑄：地方主政者的傾力保護 時任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是對陳寅恪照顧最具體、保護最盡力的地方領導人。 生活上的特殊照顧。1962年陳寅恪摔倒致右腿骨折後，陶鑄第三天便帶上水果到醫院探望，要求醫院組織各科專家會診。由於陳寅恪目盲腿殘，陶鑄特派三名護士輪班照顧他的生活。因陳寅恪殘存的視力只能微弱地辨別白色，陶鑄命人在他樓前草地上鋪成一條白色的路，供散步之用。爲讓陳寅恪欣賞戲曲，陶鑄曾指示學校配備好的收音機，學校未照辦，陶鑄極爲生氣，說“學校不送我送”，隨後送去牡丹牌電唱機和32張唱片。 政治運動中的保護。1957年“反右”運動中，由於陶鑄的招呼，陳寅恪沒有被打爲“右派分子”。1966年“文革”爆發後，已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陶鑄委託祕書給廣東省委打電話，明確指示：“對於中大的陳寅恪，生活不能降，貼大字報不發動，貼也不干涉，對其批判要報中央。”並再三囑咐：“對於陳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狀不變。” 回應對照顧的質疑。1963年，有校領導向陶鑄反映“羣情”，認爲對陳寅恪的照顧太過分。陶鑄在會議上回應：“你們學校有人講，省三級幹部會上有人講，遠在‘新會會議’亦有人不滿。陳先生，七十四歲，腿斷了，眼瞎了，還在一天天著書，他自己失去了獨立生活的能力，像個不能獨立活動的嬰兒一樣，難道不需要人照顧嗎？他雖然是資產階級學者，但是他愛國，蔣介石用飛機接他他不去。你若像陳老這個樣子，眼睛看不見，腿又斷了，又在著書立說，又有這樣的水平，亦一定給你三個護士。” 曾擔任陳寅恪助手的胡守爲回憶，從當陳寅恪的學生開始到陳寅恪去世，“從沒聽老師說過後悔留在大陸的話”。 陳毅：尊重有加的探訪 1956年陳毅到廣州時專門拜訪陳寅恪，探討文史學術問題。這次探訪給陳寅恪留下深刻印象，七年後他還向友人憶及此事。陳毅是個軍人，本質卻是一個詩人，兩人相見頗有惺惺相惜之意。 胡喬木：以學生自居 胡喬木曾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就讀，聽過陳寅恪的課。1962年他到廣州拜訪陳寅恪，由陶鑄陪同，“以學生見老師的心態走到陳寅恪的跟前”。交談中，陳寅恪談到著作遲遲不能出版時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答：“出版有期，蓋棺尚遠。” 周揚、郭沫若：尊重但亦有分歧 周揚時任中宣部副部長，與陳寅恪會談後“掩飾不住興奮”。郭沫若曾拜訪陳寅恪，事後“向留在北京的祕書興奮地談到了與陳寅恪的這次見面”。據黃萱回憶，陳寅恪事後對郭沫若的著述作了這樣的評價：“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銅時代》。”但對郭沫若的一些做法，陳寅恪持保留態度，在續寫《論再生緣》校補記時“隻字不提郭氏名姓”。 康生：被拒後的怨恨 1962年康生到廣州“視察”，欲登門探訪陳寅恪。陳寅恪以病爲由拒絕。康生悻悻而歸，卻從此懷恨在心，日後《論再生緣》出版受阻，與此不無關係。康生最後亮出了他的結論：禁止出版《論再生緣》。 三、其他名人的態度 陳序經：生死相托的知己 陳序經是對陳寅恪幫助最大、情誼最深的人。1948年他力邀陳寅恪南下，1949年他拒絕杭立武的金錢誘惑，堅持留下陳寅恪。此後十餘年，陳序經始終是陳寅恪最堅實的後盾。即使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被批鬥至流淚，他仍未改對陳寅恪的照拂。1964年陳序經調往南開大學，臨行仍念念不忘老友的處境。1967年陳序經在南開大學含冤去世。 吳宓：一生的摯友 吳宓與陳寅恪相識數十年，情誼深厚。1961年秋，吳宓從重慶長途跋涉來到廣州探望陳寅恪。兩位摯友相見，“握手淚汍瀾”。陳寅恪贈詩四首，其一雲：“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汍瀾。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吳宓在日記中寫道：“寅恪兄雙目全盲……然精神奕奕，談吐如故。”兩人共話別後滄桑，都知這可能是最後一面。吳宓在“文革”中受盡折磨，1978年含恨離世。 劉節：以命相護的弟子 1958年批判會上，弟子劉節被要求揭發陳寅恪，他卻當衆宣稱：“寧可挨鬥，決不批陳！”甚至將1958年的政治運動比喻爲清代文字獄。此後每逢年節，他仍到陳宅行叩跪大禮，旁若無人。據說，當“造反派”要批鬥陳寅恪時，劉節還主動表示願代師挨鬥，“並視之爲一種榮耀”。1977年劉節死於喉癌，終年七十六歲。 黃萱：默默奉獻的助手 黃萱自1952年起擔任陳寅恪的助教，持續十餘年，每日往返四小時，風雨不改。陳寅恪稱“沒有她，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黃萱後來用“驚天地，泣鬼神”六字形容陳寅恪的學術人生。1973年，六十三歲的黃萱悄然退休，後在鼓浪嶼靜靜地度過餘生。 冼玉清：精神共鳴的知己 冼玉清與陳寅恪同樣秉持“門風家學之優美”，在劇變社會中互爲精神慰藉。她在自我檢討中坦言：“我最同情自古忠心耿耿而遭讒受屈之人。”這份精神共鳴，讓兩人成爲知己。冼玉清1965年去世，身後將價值數十萬港幣的股票全部捐給國家，此事直至1974年才爲大陸所知。 汪籛：師生情誼的悲劇 汪籛曾是陳寅恪的學生，1953年受命赴廣州勸說老師北上，遭陳寅恪嚴詞拒絕，致兩人關係破裂。但汪籛一直摯愛着自己的老師。1966年“文革”爆發之初，汪籛在家中自殺，終年五十歲，成爲那個瘋狂年代政治祭壇上的第一批祭品。 四、態度的邊界與時代侷限 國共兩黨領導人對陳寅恪的態度，呈現出一個基本格局：國民黨方面以蔣介石、傅斯年爲首，竭盡全力想把他“搶運”去臺灣；共產黨方面則在包容其不學馬列的前提下，給予生活照顧和學術尊重。 但無論哪一方，這種態度都有其明確邊界。周恩來的講話已點明：“思想界線很保守，有反動思想不待言”，但核心判斷是“他是愛國的”。1955年中宣部報告稱其“更惡毒地污衊”批判運動，毛澤東雖默認下發，但並未採取進一步打擊措施。陶鑄的保護也以“他雖然是個資產階級學者，但是他愛國”爲前提。 1966年“文革”爆發後，隨着陶鑄自身被打倒，這種保護難以爲繼。陳寅恪最終在1969年含冤去世。但即便如此，季羨林晚年回憶時仍說：“我不願意厚着麪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40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 小結 國共兩黨領導人對陳寅恪的態度，可概括爲：國民黨方面，蔣介石親自登門勸說、多次派機迎接，傅斯年屢屢催行、開具赴臺申請，杭立武以重金誘惑，但陳寅恪皆不爲所動；共產黨方面，毛澤東有“要選上”的批示，周恩來有“包容等待”的基調，陶鑄有傾力保護的行動，陳毅、胡喬木等人有尊重的姿態。這種態度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實屬罕見，體現了對一位“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愛國”的學術大師的特殊禮遇。 但也應看到，這種保護是有限度的。當更大政治風暴來臨，個人的力量終究難以抵擋時代的洪流。陳寅恪的晚年際遇，折射出那個特殊年代裏，政治與文化、原則與人情之間的複雜糾纏。而他最終選擇留在大陸，拒絕蔣介石、胡適、傅斯年的一切邀約，也成爲他“愛國”的最有力證明。

43天，330處劃線，74個想法，多次淚流滿面，心緒難平。繼《陳寅恪與傅斯年》之後，今天又讀完《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對寅恪先生其人、其事、其時有了更多瞭解。爲免讀過則忘，故將印象最深、觸動最大的一些細節記下來。 三次拒絕 從1949年到1969年10月7日寅恪先生去世，先生有三次影響深遠的拒絕。 一，拒絕去臺。從國民黨意識到敗走臺灣無可避免之時開始，蔣經國親自參與的“搶救學人”計劃就一直把寅恪先生列入其中。然而，寅恪先生之前多次拒絕到北平接他的飛機，直到和胡適一起才願意離開。且後輾轉到廣州之後再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次拒絕，可以說是一種命運的選擇。 二，拒絕北上。1953年，中國科學院欲讓陳寅恪任中古史所長，昔日弟子汪籛志在必得遠赴南國，卻迎來了被陳寅恪趕出師門的結局。陳寅恪在答覆信函中明確提出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是一次令人震驚的鐵骨錚錚的拒絕。 三，拒絕康生。1962年春，康生來到中山大學，要求見陳寅恪。然而卻被告知陳病了，未能得見。相比前兩次拒絕，這個拒絕對陳寅恪來說太平常不過了，他拒見的高官權貴，也不止康生一個。之所以對這次拒絕印象頗深，是這次拒絕再次印證了中國古語所說“寧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的醒世意義。因爲被陳寅恪拒絕，康生在幾年後直接批示不讓陳寅恪的書籍出版。對於潛心著作並一直痛苦地憂心“蓋棺有期、出版無日”的陳寅恪來說，康生這口“惡氣”出得很暢快！ 幾個知交 一，劉節。陳寅恪學生。大躍進時發論調“人人意氣風發，我看是一起發瘋”，在批判厚古薄今時他說“科學是求真，無所謂厚古薄今”，在組織者要求他批判陳寅恪時他說“批判（陳寅恪）有如大興文字獄”。在造反派要將陳寅恪拉出去批鬥時，劉節主動“代師挨批”，並說那是他的榮幸。 二，蔣天樞。陳寅恪的託命之人，以忠厚聞名，陳的著述都委託蔣整理出版，蔣亦不負所托。 三，冼玉清。嶺南文化研究者，陳寅恪晚年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一生立志於學，家世顯赫卻獨身獨守陋室，潛心著述爲學。在運動中被趕出一生引以爲家的中山大學，患病後去香港治療，提出最後兩個要求“應邀去幾所學校講學、赴日研究唐代中日交流”均被拒，去世後將一萬八千元現金留給親屬，十萬元港幣現金和幾十萬股權不動產全部贈予國家。 四，黃萱。時廈門首富黃奕住之女，著名醫學家周壽凱之妻，擔任陳寅恪助手十餘年。在陳寅恪雙目失明後，是陳寅恪著述的最大助力。 五，陶鑄。陶鑄是最高官至副總理，也是少數懂得陳寅恪價值的中共高級幹部。他多次親自關心陳寅恪，在運動中保護陳寅恪，陳寅恪的失明臏足後“三個半護士”護理、進口藥品、營養保障均在陶鑄的親自指示下落實。1966年6月7日，運動已然開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陶鑄下達了最後一個關於陳寅恪的指示“陳寅恪，生活不降，大字報不發動，貼也不干涉。批判要報中央”。 六，陳毅。陳毅與陳寅恪的談話不必多說，引兩段他在會議上的講話吧。1962年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廣州會議上說“十年八年還不能考驗一個人，十年八年十二年還不能鑑別一個人，共產黨也太沒有眼光了！”“如果說十二年的改造，一點成績沒有，他們全部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也不能交代。這等於說我們共產黨十二年來的領導是不行的，等於自己宣佈自己破產——共產黨你有什麼本事呀？” ……還有陳寅恪的夫人唐篔，晚清檯灣巡撫唐景崧之孫女，一生冬病多痛，卻在陳寅恪失明臏足後撐起整個家，且與陳寅恪精神投契、相知相惜。這種身心相偕的靈魂伴侶與現世夫妻，讓人多麼羨慕。 還有很多人，難以盡述。 他的精神 這段真的很難寫，但又覺得不能或缺。 先生的書，我一本都未讀過。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書，我沒有興趣，估計也不大看得懂。那又爲何爲先生而哭？ 最大的原因，也許是先生一生所堅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1927年王國維自盡後陳寅恪爲他撰寫碑銘中提出的，也是先生自己一生用生命捍衛的價值。原文節選如下: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寅恪先生在託命蔣天樞後寫到，回憶自己生平，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無論在什麼境遇下，先生也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儘管他的著述無法出版，依然痛苦而不失自信地說“知我罪我、以俟來世”……這種風骨、精神，也許就是我最爲敬仰的部分吧。 當然，先生“三百年一遇”之大才，更是隻有高山仰止了。 每個人都無法逃離他所處的時代，甚至也無法選擇生活。但是，高尚精神是打不垮的，文化之燈是吹不滅的。 敬哉，寅恪先生。 痛哉，寅恪先生。

《陳寅恪最後二十年》以冷峻而深情的筆觸，勾勒出一代史學大家在時代鉅變中的精神史詩。從嶺南康樂園到政治風暴的漩渦，陳寅恪以目盲足臏之軀堅守學術獨立之志，在《柳如是別傳》的書寫中完成對文化命脈的託孤。作者陸鍵東以檔案、書信與口述爲經緯，不僅復原了歷史現場的血色黃昏，更捕捉到知識分子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如何以孤絕姿態守護文明薪火。書中那些被風化的細節，如陳氏拒絕北上任職時在《對科學院的答覆》中擲地有聲的宣言，至今仍在叩問知識分子的精神脊樑。 這部作品超越了人物傳記的範疇，成爲解讀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精神密碼。當意識形態的浪潮吞噬個體價值，陳寅恪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爲桅杆，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錨定文化人格的座標。書中對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小樓的描摹，恰似一個時代的微縮劇場——窗外的批鬥聲與屋內的古典詩韻形成殘酷對位，將知識精英與政治權力的角力具象化爲觸目驚心的精神圖景。這種撕裂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整個民族在現代化轉型中的文化陣痛。 陸鍵東的寫作猶如考古學家拂去時光塵埃，讓被遮蔽的文人風骨重見天日。書中那些泛黃的會議記錄與檢查材料，在當代語境下迸發出新的警示意義。當我們在消費主義浪潮中重讀陳寅恪“貶斥勢利，尊崇氣節”的遺訓，方知文化傳承從來不是風花雪月的閒談，而是需要以生命爲祭的莊嚴承諾。這部泣血之作，既是爲消逝的士人傳統寫下的輓歌，亦是爲未來文明存續點亮的燈塔。

🖼️據我所知，陳寅恪先生學慣中西，是中國近代文史領域殿堂級宗師，單純論中古史、中外文明交流、古典文獻綜合解讀能力，一百年來無人能與之比肩，是文史研究領域的“天花板”，被稱作教授的教授。如此大師，後半輩子卻眼盲身殘，半生漂泊受盡委屈，空有滿腹才學，想想實在令人唏噓不已。 🌿讀《陳寅恪的最後20年》，最動人的莫過於大師的風骨—— 在時代的驚濤駭浪裏，陳寅恪先生以雙目失明之軀，守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底線。他拒絕趨附時流，拒絕放棄學術的純粹，在廣州的小樓裏，用十年心血寫就《柳如是別傳》，借亂世紅妝的氣節，寫盡知識分子不降志、不辱身的堅守。 ☕這本書沒有刻意渲染苦難，卻用平實的文字，讓我們看見一位學者在寒夜裏持守信念的微光。陳寅恪先生的最後二十年，是困頓的二十年，也是他人格光芒最亮的二十年。他讓我們明白，真正的知識分子，從來不是在順境中耀眼，而是在風雨裏，仍能守住心中那盞不熄的燈。✨

陳氏所理解的“自由”與“獨立”自然是繫於文化的傳承與更新，爲“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而存在。然而“禪機蚤悟”，俗累終牽，他在“俗諦”的世界中保持沉默與高傲是爲了主動地遮蔽自身，同時在歷史中向陶淵明、韓愈、陳端生與柳如是等同樣的“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身上開顯自身，因此，從他寫的詩與推崇的文章來看，他既身處“今日事”，又活在“古典”之中。頗爲滑稽的是，這部時代氣息濃厚的傳記通篇氾濫着文化、精神、人格之類的抒情，但作者除了將形骸化到成爲一種姿態的精神像咒語一樣重複無數遍之外，實際上根本無法觸及到精神的存在。當然，作者發掘材料之功不可忽視，目擊者所述66年大字報貼滿貼滿樓房和周邊樹木，如同一口紙棺材和招魂的白幡，想到春節要去中大看陳寅恪故居，閉上眼想象了一下實在駭人。

對陳寅恪的模糊印象留在了《南渡北歸》裏，這本書着墨甚多，對陳寅恪本人，所處的時代就有了更多的認識。 陳寅恪大家出身，學貫中西，49年留在了國內，把嶺南大學作爲歸宿。何兆武定性他爲“新舊文化交替時的學人”，我看到了他： 1、“晚年”學術生命力的旺盛，這是遠超同時期學人的。 2、他對於學術研究中追求獨立追求自由的身體力行，在高壓時代（可以看《篳路維艱》）這個意義也不小於其著作本身。 3、創造當中還是有很多女性繆斯的，冼玉清（有錢的女先生），黃萱（廈門鉅商之後，傳奇一生），高守真（澄海富商之後），廣州京劇團新谷鶯，夫人唐篔（名門之後），護士團，等等，終歸是男人，挺好。 4、陳寅恪因爲種種原因選擇留在了大陸，這裏面是怎麼考慮的，不知道。除了黨派，還有一層意思是家國？書中提到很多鮮明的個體，陶鑄，陳毅（十年八年的考驗還不能鑑別一個人gcd也太沒眼光了，十二年的改造沒有一點成績就等於說gcd的領導是不行的），陳序經，金應熙，蔣天樞，劉節梁方仲等等，一聲嘆息。 何兆武在《可能與現實》裏提到了這本書：即如《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是近年來最爲暢銷的一部書，作者曾付出巨大的精力收集陳先生晚年的資料，但美中不足的是全書的論述與陳先生晚年心力薈萃的著作未能緊密扣合，未能深入挖掘陳先生晚年內心的思想，不免給讀者留下若干遺憾。從何先生的角度再看這本書，寫史書寫傳記確實極其考驗作者本人的思維觀。

《嶺南雨夜裏的孤燈與絕響》 讀書有時候像是在走一段很長的夜路，四周黑漆漆的，只有手裏這一點光亮是真實的。 讀陸鍵東這本《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它不是那種讓人讀得熱血沸騰的英雄史詩，倒更像是一聲長長的、壓抑在喉嚨裏的嘆息，從1949年的廣州一直延續到1969年的那個寒夜。書裏講的事，其實並不複雜，就是一個名叫陳寅恪的老先生，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裏，如何守着那盞快要熄滅的燈，不肯低頭，也不肯閉眼。 這不只是一本傳記，更像是一份關於“尊嚴”的病歷報告。 不肯過江的抉擇 故事的開頭，總是帶着點宿命的味道。 1949年，大時代的浪潮捲過來，無數人收拾行囊，忙着上船，忙着離開。陳寅恪沒走。他留在了嶺南，留在了廣州。爲什麼？書裏沒給出一個那種教科書式的標準答案，但字裏行間透着一股子執拗。他是個讀書人，根紮在土裏，拔不出來。 這其實是一種很笨的活法。那時候的人都講究順勢而爲，講究站隊。可陳寅恪偏不。他像一塊又臭又硬的石頭，不管水流怎麼急，他就在那兒沉着。他拒絕去臺灣，後來又拒絕去北京任職，甚至在那份著名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裏，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十個字，像釘釘子一樣，釘在了那個時代的牆上。 讀到這裏，你難免會想，這老頭子是不是太不懂事了？但在陸鍵東筆下，這種“不懂事”恰恰是一種最高級的清醒。他不是爲了跟誰作對，他只是想保住心裏那塊乾淨的地方，不想讓學術沾上政治的塵土。這種選擇，在當時看來是孤僻，在今天看來，卻是一種近乎奢侈的奢侈。 黑暗中的柳如是 書裏最讓人揪心的部分，是寫陳寅恪晚年的著述。 那時候他的眼睛已經瞎了，腿也斷了，整個人像是被困在了一具破敗的軀殼裏。可他偏要在這種時候，去寫《柳如是別傳》。你說怪不怪？一個史學大家，不去寫帝王將相，不去寫朝代更替，偏偏要去寫一個三百年前的青樓女子。 陸鍵東在這裏用了很多筆墨去推演陳寅恪的心路歷程。慢慢地你就明白了，他寫的哪裏是柳如是，分明寫的是他自己。 柳如是那個女子，身雖在風塵，骨子裏卻比那些讀聖賢書的男人還要硬氣。陳寅恪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種在亂世中飄零，卻依然想要守住一點“氣節”的悲涼。他是在藉着柳如是的酒杯，澆自己心中的塊壘。 這一段讀起來特別慢，因爲你會感覺到一種巨大的孤獨。一個瞎眼的老人，在黑暗中摸索着歷史的碎片，試圖拼湊出一個關於“風骨”的故事。這不僅僅是做學問，這是在救命。他在用文字給自己搭建一個避難所，外面的世界越是喧囂，越是瘋狂，他在這個避難所裏就躲得越深。 最後的輓歌 書的後半部分，氣氛越來越沉重，像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梅雨。 運動一個接一個，大字報貼滿了牆，紅衛兵衝進了家。陳寅恪被折磨得不成樣子，但他始終沒有求饒。書裏寫到一個細節，紅衛兵逼他寫檢討，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我無過可悔。” 這就夠了。 陸鍵東沒有用那種聲嘶力竭的筆調去控訴，他只是平靜地記錄。記錄那些檔案裏的隻言片語，記錄那些親友的回憶。正是這種平靜，才讓人感覺到一種徹骨的寒意。一個大師，最後的日子竟然是這樣度過的：被批鬥，被抄家，在病痛和飢餓中慢慢熬幹最後一滴油。 1969年，陳寅恪走了。走得悄無聲息，像一片葉子落進泥裏。 讀到這裏，你會覺得心裏堵得慌。不是因爲憤怒，而是因爲一種深深的無力感。你看着一個偉大的靈魂，被時代的磨盤一點點碾碎，而你作爲讀者，除了嘆息，什麼也做不了。 爲什麼還要讀這本書 合上書，窗外可能還是車水馬龍，日子照樣過。但有些東西，不一樣了。 推薦這本書，不是因爲它能讓你學到多少歷史知識，也不是爲了讓你去憑弔一位古人。而是因爲在這個大家都急着往前跑、急着變現、急着站隊的時代，我們需要知道，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人，他用一輩子的時間，去踐行那十個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陸鍵東寫得很剋制，也很誠實。他把那些塵封的檔案翻出來，不是爲了揭傷疤，而是爲了告訴我們，人活着，除了喫飯穿衣，除了隨波逐流，還可以有一種活法，叫做“不妥協”。 這書讀起來不輕鬆，甚至有點苦。但良藥苦口，有些書，就是得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一個人慢慢地嚼，慢慢地咽。嚥下去之後，你會覺得脊樑骨裏，多了一股氣。

一轉眼，30萬字居然花了七天讀完。這一個星期，感覺過得太快，似乎又太慢。我想背後的原因是我對陳寅恪大師的不捨，但時光不會倒流，終有分別。感謝作者走訪調查，收集關於陳寅恪的資料，以便我們瞭解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時代與命運總是貫穿在每個人的人生中。 這本書不僅是講述陳寅恪的人格魅力、思想自由、學術領域，更是講述了一個時代的悲和遺憾，令人窒息。作者以真實客觀的筆觸，詮釋了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條，最終找到精神上棲息地，完成了封筆之作——《柳如是別傳》，爲青樓女子立傳託其心志。 書中所呈現的“遺憾”並非僅僅指陳寅恪的遺憾，更多是指中國學術界的遺憾……

最早是碩導強烈推薦學生閱讀此書，後來一直默默地放在待讀書單中，直到今日纔將此書讀完。而且剛讀完《沈從文的後半生》再讀此書，便有相近和比較之感。陳寅恪相比於沈從文，學術地位更隆，且在四九年之後的待遇更優渥。但是陳的性格相比於沈，更加遺世而獨立，故而他在歷次運動中顯得不屈不撓，但這種表現一方面固然源於他的品性，另一方面不可否認是一直以來得到的照顧。只是大環境的氣象突變，一會給玉米一會給棒子的情況，任誰身處其中都會變得無語失措，恰如陳老總所言顯得很蠢。因此，陳寅恪後面二十年的遭遇，雖有波折，但相比於書中所述劉節、吳宓等學人的遭遇，其實已然順遂，他們才更具時代激盪下的典型性和值得更多同情。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代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陳寅恪的哀感與痛感，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在近、現代所經歷過的哀感與痛感。這是歷史之聲。陳寅恪不幸代爲歷史言，所感受的切心之痛，一如他立於“高處不勝寒”的支點，終有“四海無人對夕陽”之嘆。 歷史已證明陳寅恪的中國文化的視覺比起那些“要摧毀、清算舊世界者”或“抱殘守缺者”都有着本質的區別。比起後者，陳寅恪多了一種“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礪;比起前者，陳寅恪又多了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寬容。陳寅恪的經歷與心態，稱其在二十世紀大半葉感受着中國文化跳動的脈搏絲毫也不算過譽。陳寅恪的文化人生，當爲後世有更多機會走向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提供文化價值取向的一個參照系! 剛好三十年前，批判陳寅恪的旋風源自北京大學燕園內，三十年後又由燕園的傑出學人對陳寅恪作出很高的歷史評價。陳寅恪的命運大體也可折射出中國現代社會的命運。 陳寅恪留給中國文化的只是“歷史的影響”。它只是一條默然流動的河流。在回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進程上，沒有誰可以繞過或撇開這一條河流。 花時近29小時，精讀完36萬字，字字感動、深受啓迪、數次落淚、惋惜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忘卻歷史，比無知更可怕！“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將永遠激勵着真正的知識分子努力前行。 合上書的一瞬間，無限感慨，益覺時不我待，願在同道的支持下，更多努力，使北京星河公益基金會對一地鄉土文化堅持不斷的挖掘、整理、研究，亦能成爲太行山乃至中國文脈的“一條默然流動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