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啓明等
晉常璩《華陽國志》問世以來,或以爲史,或以爲志,或以爲地記。實際上都是因爲其中體例較亂。本次整理,書家多次翻刻。宋人刻本今已不見,明清兩代刻本、鈔本衆多,但錯、訛、衍、倒之處不少。任乃強、劉琳二先生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對《華陽國志》所記人、事時間的準確性目前既沒有專門的梳理,更沒有系統編年。本次整理,(1)將《華陽國志》全書史實一事一目,按先後順序重排,用編年體結構全書。如一事跨越數年,則於該事末尾標明互見。(2)將《華陽國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正史所記同年、同人、同地、同族史實,及相關的政治、經濟、人物事蹟、地理、風俗對勘比較。並以按語呈現文字、史實異同。(3)將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和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及新舊版本對校,對其中的齟齬不合之處,指出並酌情考證。(3)結合野史、地下出土文獻、較新研究成果,驗證文獻考據的意見。(4)通過按語對《華陽國志》進行箋註。註釋部分形、音、義兼顧,字、句義兼顧,史實、風俗、民族、地理等兼顧。
系年校考,體例創新,亦爲校本之佳者。當配合任校、劉校或匯校本閱看,效果更佳。
系年校考,體例創新,亦爲校本之佳者。當配合任校、劉校或匯校本閱看,效果更佳。
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是多方面的,而一至四卷無疑是全書的精華。這裏記載着各州的歷史,郡縣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產,各地的風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名宦的政績,各縣的大姓,等等。它爲西南地區古代地理、政治史、經濟史、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在有些方面,其價值超出了西南一隅的範圍。除了一至四卷外,《華陽國志》的其他各卷,價值略遜一籌,但沙裏含金,決非可以輕視。當然,《華陽國志》這部書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少封建的糟粕。常璩寫作此書本來就是要爲封建統治者服務的,這從他的《序志》可見。他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天命觀和英雄史觀,在他看來,天命歷數決定政治的興衰成敗,地方官的好壞決定地方的治亂安危,“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的言行構成地方歷史的主要內容。而且他的思想是屬於東漢以來正統的儒家思想,所以在《華陽國志》中有不少三綱五常的腐朽說教和讖緯迷信的荒誕宣傳。因此這部書從思想性來看沒有多少可取之處。在編寫技術上也不是沒有毛病的,如有的地方考證不精,記載失實;有時敘事不夠嚴謹,以致疏漏錯亂;還有的材料瑣碎蕪雜,失於裁剪。不過總的來說,瑕不掩瑜。(《華陽國志校注。在北宋之時,《華陽國志》仍然是完本。到南宋之時,《華陽國志》已經殘缺不全。如今所流傳的《華陽國志》,是一部經歷代人士校勘、校改、刪補的殘缺本。 常璩(約291年—約361年),字道將,東晉蜀郡江原小亭鄉(今四川崇州三江鎮)人。常姓爲蜀中文學大族,族人多習文藝,因而常璩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精六藝、善文辭、通經史。公元304年,李雄在蜀中建立成漢政權後,常氏一族受到招撫,常璩亦入仕成漢爲史官。後桓溫伐蜀滅亡成漢政權後,常璩降徙建康,進入朝廷專門收藏珍貴圖書的祕閣掌管著作之事,又爲他從事《華陽國志》撰寫提供了方便。常璩入建康後,受到東晉中原士族排擠,鬱郁不得志,晚年無心仕途,專心文史。 公元301年(西晉永寧元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義。當地士族紛紛舉家遷往他鄉。 常氏以常寬爲首,跟隨杜弢等人遷徙到荊湘一帶。常璩當時年幼,家境貧困,沒能遷徙,改爲依附青城人範長生。李特死後,其子李雄繼續率領農民起義軍。 公元304年(西晉永興元年),李雄建立成漢政權,常璩一族受到李雄的安定撫慰。《華陽國志》讚譽了中國西南地區文化悠遠,記載描述了諸多中國西南的歷史人物,以此抗衡中原、揚越,反抗東晉士族對蜀人的輕藐。因爲資料新穎可靠,敘述有條理,文詞典雅、莊嚴,符合古代士流的愛好,所以能夠流行,成爲千百年來地方誌著作的取作準則,一部影響深遠的史學鉅著。曾祖:常廓,字敬業。以明經而聞名,早亡。從祖:常寬,字泰恭。博學多聞,西晉時歷任爲益州主簿、別駕、侍御史、繁令,著有《典言》《蜀後志》和《後賢傳》,成漢時爲武平太守
蜀自漢興至於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士命世挺生,感於帝思。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戔戔乎梁、益之鄉。而西秀彥盛,或龍飛紫闥,允陟璿璣,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故司馬相如耀文上京,楊子雲齊聖廣淵,嚴君平經德秉哲,王子淵才高名雋,李仲元湛然嶽立,林公孺訓詁玄遠,何君公謨明弼諧,王延世著勛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