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疆爾界：“門羅主義”與近代空間政治

$1917年1月22日，威爾遜在參議院發表了後來被稱爲“沒有勝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的演講，重新解釋了“門羅主義”： 所有國家應自願將門羅主義作爲世界性的原則。任何國家都不應將其政治體制擴展到其他國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體制，有不受阻礙、不受威脅、不必恐懼地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的自由，無論是小國還是大國和強國。 在這裏，威爾遜突破“西半球”或“美洲”的空間限制，將“門羅主義”解釋爲各國家或民族自己決定自身政治體制和發展道路的原則，因而具有適用於地球上一切地方的潛在可能性。從表達上來看，這種解釋與“羅斯福推論”之間存在張力——1904年，西奧多·羅斯福恰恰是以“文明程度”的名義，論證美國應當對美洲國家行使某種國際警察的權力，這對於美洲國家自己選擇政治體制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必然構成限制。但實際上，威爾遜說每個民族具有選擇自己政治體制的權利，並不意味着威爾遜對於各種政體一視同仁，乃至於承認有些民族可以自由地選擇反對民主體制。威爾遜事實上抱有這樣的假設：一旦一個民族有權選擇，它必然選擇民主制。因此，拉丁美洲國家並不能自由地轉向君主制，否則，就有可能招來美國的干預。 從實踐上來看，威爾遜不僅完全沒有放棄對拉美國家內政的干涉，甚至可以說還變本加厲了。他在總統任內數次發動對拉美的軍事幹預：1915年侵入並控制海地內政、1916年對墨西哥進行“潘興遠征”（Pershing's Expedition）、1916年軍事佔領多米尼加。對於深入瞭解“門羅主義”實踐的人來說，威爾遜的解釋幾乎就是“硬拗”，完全與美國在拉美的實踐背道而馳。但既然世界上大多數人並不清楚美國在美洲的所作所爲，威爾遜的解釋仍然能吸引大量聽衆。 威爾遜在這一演講中同時提出了建立普遍的國際合作的設想，這實際上是後來的集體安全機制的雛形，但威爾遜強調，它基於自願，不是一種義務性聯盟，這一強調也打着19世紀美國外交傳統的深刻烙印——慎於在美洲之外承擔國際義務。威爾遜設想的理想狀態是，美國基於自己的善意領導一個世界，卻無須對這個世界負剛性的義務。 1917年4月，美國打破中立，對德奧宣戰。威爾遜論證美國參戰的意義是：“必須讓世界變得對民主更安全”（The world must 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同時堅持了“沒有勝利的和平”的口號。然而1917年11月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政府宣佈俄國退出“一戰”，頒佈《和平法令》，公佈十月革命爆發之前俄國政府簽署的各項祕密外交文件。爲了防止歐洲各國被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吸引，威爾遜被迫提出一套戰後國際秩序構想，與布爾什維克競爭人心。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在美國國會演講中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其主要內容包括：廢除祕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簽訂貿易平等條約、減少軍備、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建立國際聯盟等。“十四點和平原則”中包含了支持戰敗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境內一系列少數民族獨立建國以及波蘭復國的內容，但並沒有出現列寧式的“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提法。 威爾遜並不是列寧。他在“十四點和平原則”中支持某些族羣獨立建國，首先是對戰敗國的打擊；其次，這些被威爾遜認爲有資格獨立建國的族羣，通常都被視爲白人而非有色人種。在種族主義盛行的美國南方長大的威爾遜，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超越白人至上的思維，他在聯邦政府中推行黑白種族隔離，並反對亞洲人與美國白人通婚。他無意主張歐美列強海外殖民地那些被歸類於有色人種的民族立即實行“自決”，即便是針對美國的殖民地菲律賓，威爾遜也會斷言“在政府與正義等深刻的事務方面，他們還只是孩子，而我們則是成人”，主張菲律賓人必須在美國的託管之下，形成自治能力之後，才能夠獲得獨立建國的資格。雖然他並未斷然將非歐洲族羣排除出“自決”的範圍，但後者首先要經過在更高的文明程度的列強“託管”（Mandate）之下，形成“自治能力”，這正是威爾遜所倡導的國際聯盟下的“託管”制度的思想根源。無疑，這與列寧所要求的當即實施的“民族自決”，不可同日而語。 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也公開否決了日本代表所提出的“種族平等”提案，擔心這一提案會對美國國內的種族不平等政策產生衝擊。然而，在威爾遜政府利用新設的“公共信息委員會”展開的全球宣傳之中，“民族自決”的地位不斷抬高，越來越被普遍化。在歐洲與亞洲諸多國家的報章將他的主張概括爲列寧式的“自決”的時候，威爾遜自己並沒有做出澄清，其結果是從埃及、印度到中國、朝鮮、安南的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渴望民族獨立的人士都對威爾遜產生了極高的期待，而當威爾遜無法滿足這些期待的時候，其聲譽也就跌落塵埃。 $1942年，太平洋戰爭在進行之中，荷蘭裔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 美國與權力平衡》（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用佩裏·安德森的評價說：“突顯了華盛頓長時段反思的空白。”在德日崛起的背景之下，斯皮克曼主張，美國如果要保障西半球的安全，就不能不尋求全球範圍內的勢力均衡。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者相信，由於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阻隔，德日聯盟在舊世界的全面勝利將不會影響到西半球的存亡，斯皮克曼對此不以爲然。他將美洲劃分爲（包括美國與加拿大在內的）盎格魯-撒克遜美洲與拉丁美洲，認爲如果德日入侵美洲，拉美國家基本上只會拖美國的後腿；即便沒有入侵發生，德日控制的舊大陸也能夠輕而易舉地對西半球發動貿易戰，並利用拉美國家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與盎格魯-撒克遜美洲的巨大差異，對阿根廷的親德政權實施和平演變，建立柏林控制的傀儡政權，進而在南美擴張，建立“大南美共榮圈”。因此，爲了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均勢，以保障西半球的安全，美國必須主動出擊，加入歐洲與太平洋戰事，擊敗德國與日本。 在1942年，斯皮克曼甚至設想了戰後國際體系的基本形態：美國需要吸取“一戰”之後草率退回美洲的教訓，積極介入歐洲與亞洲的聯盟體系，維持舊大陸的勢力均衡。斯皮克曼確定無疑地指出，在戰後亞洲，美國需要平衡的力量並不是日本，而是擁有更大經濟與軍事潛能的中國。斯皮克曼將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的名言“誰控制了東歐，誰就控制了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全世界”改成了“誰控制了邊緣地帶，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誰控制了歐亞大陸，誰就掌控了整個世界的命運”。而中國，就處於他所說的“邊緣地帶”的關鍵位置。 勢力均衡原則的政治心理基礎是“恐懼”，因爲“恐懼”，在很多時候就可以“先發制人”。論證“先發制人”正當性的思想，在西方傳統中源遠流長，從古羅馬的西塞羅（Cicero）到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隨處可見其蹤跡。1823年，門羅總統的論證訴諸了“恐懼”——歐洲列強對美洲革命的干預，最終有可能導致美洲乃至美國革命果實的喪失。1904年，羅斯福總統也訴諸了“恐懼”——如果拉丁美洲國家欠以德國爲代表的歐洲列強太多錢，導致後者上門武力逼債，就有可能導致美洲自主性的喪失，進而威脅美國的安全。而斯皮克曼的論證，則進一步擴大了“恐懼”的範圍。威廉二世確實把德國的軍艦開到委內瑞拉來了，而“二戰”中德國根本沒有向拉丁美洲派出軍艦，可也成爲斯皮克曼恐懼的根源。至於中國，在當時還在反抗侵略者的炮火中浴血奮戰，可也已經成爲斯皮克曼“均勢”盤算的對象。 不久之後，斯皮克曼的籌劃就變成了政策現實。美國確實全面介入歐洲與亞太事務，在歐洲建立了北約，深深介入歐洲大陸事務；在亞洲則通過與韓國、日本的安保條約，對中國與蘇聯進行遏制。只是，美國官方爲斯皮克曼式的“均勢”盤算，加上了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修辭。在今天，美國在海外擁有八百多個軍事基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密佈在中國周圍，形成一個C形包圍圈。中國海軍在第一島鏈內稍微活動一下，美國報章上就經常高呼“中國威脅”，彷彿中國海軍已經遊弋到了佛羅里達海岸一樣。在別人的家門口高談闊論“威脅”，要求別人承擔證明自己“人畜無害”的舉證責任，已經是美國掌權者的習慣。 在今天，美國的“門羅主義”運行的區域絕不僅僅是西半球；“門羅主義”早就已經越出了西半球，而這種逾越，意味着在美國執政精英眼裏，全球都應該是拉丁美洲的樣子。1903年5月，梁啓超曾拜訪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受到極大的震撼，他這樣概括美國官方對“門羅主義”的新解釋方向：“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

連着刷了作者兩本書，都受益匪淺。 原來“XX是XX人的XX"這個經典的句式來源於門羅主義，同時引發全球近代史上許多思潮和事件。 這席捲全球的思維模式當然也到了還算閉塞的蜀地，劉湘那"打回四川去，保衛大四川"，算是"XX是XX人的XX"這個句式的一個變體(>ω<)。話說回美洲，既然美洲是美國禁臠，那後來智利總統阿連德的遇難是否也應該算作美國門羅主義下的常規操作手法？畢竟按照“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這種思維模式，想在此地行社會主義路徑會直接觸發帝國最敏感的神經。 此外書中對卡爾施密特大空間理論的講解倒是可以看做一種安利，激發出下一步的閱讀興趣。

很有收穫。看的時候還讓我想到遊戲《文明6》，裏面老羅斯福的領袖特性“羅斯福推論”：在首都所在大陸戰鬥加力5點，想必對應的現實就來自這裏羅斯福推廣版本的門羅主義

優點和不足都挺明顯的。優點在於作者站在全球視野下，對門羅主義的闡釋，門羅主義在不同區域的演變，以及其概念轉變做了分析。不足就是作者是學法的，歷史分析相對薄弱了些。有的結論經不起推敲。但瞭解一下不同區域的門羅主義的演變也是可以的，順便複習了下門羅主義，威爾遜主義的基本概念。

意外非常棒的一本書，雖然是學術類書籍，但完全不枯燥，學術性和可讀性平衡把握的非常好。全書的主題是在講門羅主義的起源發展和在世界地區的衍生。但最根本還是在探究一種全球地區空間政治在近代的發展和衰落，在全球化浪潮減退的今天，我們仍然能從20世紀思潮裏看到今天的影像。 ps這本書也是疫期期間寫的，我發現疫情封城期間寫的書好像都很不錯

概念史的梳理與評註非常非常詳細。全書也正如劉小楓所說的一樣，資料充足但理論框架仍然有待豐滿，同時現實關懷與學術中立的確存在一定張力。但除開充實的概念史梳理以外，最寶貴的還是門羅主義-空間政治秩序這一近代以降國際政治主題與各民族國家觀念實踐之間的互動。後兩章回顧了中國回應門羅主義的歷程，並指出了一條由李大釗開創，經由列寧，在共產主義革命與國家實踐中淬鍊形成的話語的解放性。這是中國對門羅主義的回應，也是中國革命與國家敘事的基礎之一。同樣的衝擊與回應模式在諸多第三世界國家也被反覆演繹，拉丁美洲、非洲、東南亞…… 對於某種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的整體觀念建構而言，這或許也是一種可行的視角。

門羅主義就是個框，什麼都可以往裏面裝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

亞洲者 全地球之宗主也 中國者 亞洲之宗主也

門羅主義發源但溢出美洲，在全球各區域空間傳播、流變和實踐，最終能夠成爲多極化世界格局的話語養料還是被徹底拋棄，只有時間能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