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經典全集（全十卷）

看完這十卷厚重的《魯迅全集》，心裏沉甸甸的，像是剛經歷了一場漫長的、帶着痛感的精神手術。以前總覺得讀魯迅是一件“苦差事”，畢竟那十卷裏不僅有《吶喊》《彷徨》裏那些如刀般鋒利的小說，還有大量文言寫就的古籍序跋、讓人讀得直皺眉頭的譯文序跋。但真的一頁頁啃下來，才發現這根本不是什麼乾癟的文獻，而是一個滾燙的、在文言與白話、舊派與新潮之間來回撕扯的靈魂。 以前在課本里讀魯迅，總覺得他是個永遠板着臉、橫眉冷對的“神”。可在這十卷的縫隙裏，我卻看到了一個極其真實的“人”。他會爲了翻譯一本書而大吐苦水，抱怨翻譯之難；他會在《墳》的後記裏無奈地嘆息“我早已不能算個戰士”；他也會爲了考據和保護古書，頭頭是道地寫下一大堆文縐縐的序跋。他不是一個天生的鬥士，他也會疲憊，也會感到“使人氣悶的沉重”，甚至承認自己思想裏也“中些莊周韓非的毒”。但他之所以偉大，是因爲他早早看透了這世間本質的荒誕與殘酷，卻依然沒有選擇躲進象牙塔，而是“走下了神壇”，拼盡全力去“爲人生”。 這十卷書，其實就是一部中國人的“精神病歷”。小時候讀《阿Q正傳》《孔乙己》，只覺得他們可笑、可悲；可如今在社會里摸爬滾打幾年後再看，才驚出一身冷汗。孔乙己死守着“學歷”和“面子”的遮羞布不肯撒手，阿Q用“精神勝利法”在失敗中自欺欺人，還有那些在《藥》裏伸長了脖子、像“被提着脖子的鴨”一樣的看客……魯迅當年寫下的那些“病”，我們現在真的治好了嗎？職場裏爲了迎合潛規則而扭曲的“奴性”，網絡上不問青紅皁白就跟風網暴的“看客心理”，甚至是用“爲你好”的名義去綁架別人的“喫人”禮教，不過是換了件新衣罷了。 這也是爲什麼，時隔近百年，我們依然需要讀魯迅。他的文字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在“內卷”與“躺平”之間的掙扎，照出了我們在信息繭房裏的盲從與麻木。他一輩子都在做一件事：叫醒那些沉睡的人。他批判國民性，不是爲了嘲笑，而是出於一種深沉的、甚至帶着點笨拙的愛。他盼着青年們“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讀完這十卷，我最大的感觸是：魯迅留給我們的，絕不僅僅是匕首和投槍，更是一種“反抗絕望”的勇氣。他告訴我們，就算身處密不透風的“鐵屋子”，就算現實再讓人絕望，也不要放棄獨立思考，不要活成他筆下的“舊人”。我們或許改變不了整個世界，但至少能讓自己離那些“病”遠一點。這十卷全集，就是我們在暗夜裏趕路時，最不該熄滅的那把火。

喜歡魯迅先生，這個版本很齊全。

裏面很多的內容需要查找相關的背景知識，對魯迅先生有了更立體的認識，能夠看出那個年代各種思想、主張確實豐富多彩，也學到了很多適用於現今的道理。唯一讓人難以接受的就是，文章的角標的索引做的太差了，根本對不上，大大影響了讀書效率和體驗。

2021年12月9日 星期四 祝福早安 天氣晴朗 氣溫12℃ 《魯迅經典全集》 “當我沉默時，我感到充實”。 ——魯迅 爲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爲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 ——艾青 想要成爲靈魂有深度的人 就去讀讀靈魂有深度的人寫的東西 中國的魯迅 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們都是靈魂有深度的人 But the wisdom that comes from heaven is first of all pure; then peace-loving, considerate, submissive, full of mercy and good fruit, impartial and sincere. (James 3:17 NIV)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雅各書 3:17 和合本) 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爲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着的階級中，所以他有甚深的瞭解，甚大的憎惡，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爲致命與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並非要將本階級或資產階級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於他們的不能改良，不能較長久的保持地位，所以從無產階級的見地看來，不過是“兄弟鬩於牆”，兩方一樣是敵對。但是，那結果，卻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爲一粒泡沫的。對於這些的作品，我以爲實在無須稱之爲無產階級文學，作者也無須爲了將來的名譽起見，自稱爲無產階級的作家的。 但是，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點，看不透病根，也就於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現在的作家，連革命的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它的底細，尤其是認爲敵人的底細。隨手舉一個例罷，先前的《列寧青年》[13]上，有一篇評論中國文學界的文章，將這分爲三派，首先是創造社，作爲無產階級文學派，講得很長，其次是語絲社，作爲小資產階級文學派，可就說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爲資產階級文學派，卻說得更短，到不了一頁。這就在表明：這位青年批評家對於愈認爲敵人的，就愈是無話可說，也就是愈沒有細看。自然，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個戰鬥者，我以爲，在瞭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唯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瞭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纔有希望。我想，這是在現在環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還可以做得到的。 在現在，如先前所說，文藝是在受着少有的壓迫與摧殘，廣泛地現出了饑饉狀態。文藝不但是革命的，連那略帶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現狀的，連那些攻擊舊來積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這情形，即在說明至今爲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爲“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厲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 在一部舊的筆記小說——我忘了它的書名了——上，曾經載有一個故事，說明朝有一個武官叫說書人講故事，他便對他講檀道濟——晉朝的一個將軍，講完之後，那武官就吩咐打說書人一頓，人問他什麼緣故，他說道：“他既然對我講檀道濟，那麼，對檀道濟是一定去講我的了。”現在的統治者也神經衰弱到像這武官一樣，什麼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佈置了比先前更進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卻用着更厲害的流氓手段：用廣告，用誣陷，用恐嚇；甚至於有幾個文學者還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圖得到安穩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學者，就不但應該留心迎面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復的暗探了，較之簡單地用着文藝的鬥爭，就非常費力，而因此也就影響到文藝上面來。 現在上海雖然還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謂文藝雜誌，其實卻等於空虛。以營業爲目的的書店所出的東西，因爲怕遭殃，就竭力選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如說“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類，那特色是在令人從頭看到末尾，終於等於不看。至於官辦的，或對官場去湊趣的雜誌呢，作者又都是烏合之衆，共同的目的只在撈幾文稿費，什麼“英國維多利亞朝的文學”呀；“論劉易士得到諾貝爾獎金”呀，連自己也並不相信所發的議論，連自己也並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說，現在上海所出的文藝雜誌都等於空虛，革命者的文藝固然被壓迫了，而壓迫者所辦的文藝雜誌上也沒有什麼文藝可見。然而，壓迫者當真沒有文藝麼？有是有的，不過並非這些，而是通電，告示，新聞，民族主義的“文學”，法官的判詞等。例如前幾天，《申報》上就記着一個女人控訴她的丈夫強迫雞姦並毆打得皮膚上成了青傷的事，而法官的判詞卻到，法律上並無禁止丈夫雞姦妻子的明文，而皮膚打得發青，也並不算毀損了生理的機能，所以那控訴就不能成立。現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訴他的女人的“誣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於生理學，卻學過一點，皮膚被打得發青，肺，肝，或腸胃的生理的機能固然不至於毀損，然而發青之處的皮膚的生理的機能卻是毀損了的。這在中國的現在，雖然常常遇見，不算什麼稀奇事，但我以爲這就已經能夠很明白的知道社會上的一部分現象，勝於一篇平凡的小說或長詩了。 除以上所說之外，那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鬧得已經很久了的武俠小說之類，是也還應該詳細解剖的。但現在時間已經不夠，只得待將來有機會再講了。今天就這樣爲止罷。 拿來主義 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麼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着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徵主義”[1]，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裏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徵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但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說道：拿來！ 當然，能夠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只是給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後呢？幾百年之後，我們當然是化爲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只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這種獎賞，不要誤解爲“拋來”的東西，這是“拋給”的，說得冠冕些，可以稱之爲“送來”，我在這裏不想舉出實例。 我在這裏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麼，否則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爲“拿來主義”。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爲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爲祖上的陰功（姑且讓我這麼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麼，怎麼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爲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 他佔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只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蔔白菜一樣的喫掉，只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衆摔在毛廁裏，以見其徹底革命，只送到藥房裏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只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揹着周遊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羣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爲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爲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着，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爲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爲新文藝。 六月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華日報·動向》，署名霍衝。 註釋 [1] 該句意在諷刺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報》有關梅蘭芳一事所作的歪曲報道。 以眼還眼”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於‘與其看一部新的書，還不如看一部舊的書’的心情”，重讀了莎士比亞的《凱撒傳》。這一讀是頗有關係的，結果使我們能夠拜讀他從讀舊書而來的新文章：《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羣衆》（見《文藝風景》創刊號）。 這個劇本，杜衡先生是“曾經用兩個月的時間把它翻譯出來過”的，就可見讀得非常仔細。他告訴我們：“在這個劇裏，莎氏描寫了兩個英雄——凱撒，和……勃魯都斯。……還進一步創造了兩位政治家（煽動家）——陰險而卑鄙的卡西烏斯，和表面上顯得那麼麻木而糊塗的安東尼。”但最後的勝利卻屬於安東尼，而“很明顯地，安東尼的勝利是憑藉了羣衆底力量”，於是更明顯地，即使“甚至說，羣衆是這個劇底無形的主腦，也不嫌太過”了。 然而這“無形底主腦”是怎樣的東西呢？杜衡先生在敘事和引文之後，加以結束——決不是結論，這是作者所不願意說的——道—— “在這許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記把羣衆表現爲一個力量的；不過，這力量只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他們的感情是完全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着，所操縱着。……自然，我們不能貿然地肯定這是羣衆的本質，但是我們倘若說，這位偉大的劇作者是把羣衆這樣看法的，大概不會有什麼錯誤吧。這看法，我知道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羣衆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至於我，說實話，我以爲對這些問題的判斷，是至今還超乎我的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詞。……” 杜衡先生是文學家，所以這文章做得極好，很謙虛。假如說，“媽的羣衆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據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現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現在是“這位偉大的劇作者”莎士比亞老前輩“把羣衆這樣看法的”，您以爲怎麼樣呢？“巽語之言，能無說乎”，至少也得客客氣氣的搔一搔頭皮，如果你沒有翻譯或細讀過莎劇《凱撒傳》的話——只得說，這判斷，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於是我們都不負責任，單是講莎劇。莎劇的確是偉大的，僅就杜衡先生所紹介的幾點來看，它實在已經打破了文藝和政治無關的高論了。羣衆是一個力量，但“這力量只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據莎氏的表現，至少，他們就將“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況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對於這些問題不能判斷了。一本《凱撒傳》，就是作政論看，也是極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卻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羣衆的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自然，在杜衡先生，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應該愛惜這一位以《凱撒傳》給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斷了那一種“朋友們”，卻未免太不顧事實了。現在不但施蟄存先生已經看見了蘇聯將要排演莎劇的“醜態”（見《現代》九月號），便是《資本論》裏，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嘗說他有罪麼？將來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來證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責莎士比亞的迷信一樣，會特地“弔民伐罪”[1]，和杜衡先生一般見識的。 況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寫給心情和他兩樣的人們來讀的，因爲會看見《文藝風景》這一本新書的，當然決不是懷着“與其看一部新的書，還不如看一部舊的書”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書，可也就不至於只看一本《文藝風景》了，講莎劇的書又很多，涉獵一點，心情就不會這麼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動家）所煽動。那些“朋友們”除注意作者的時代和環境而外，還會知道《凱撒傳》的材料是從布魯特奇[2]的《英雄傳》裏取來的，而且是莎士比亞從作喜劇轉入悲劇的第一部；作者這時是失意了。爲什麼事呢，還不大明白。但總之，當判斷的時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預言的痛快，簡單。 單是對於“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羣衆”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兩樣的就有的是。現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國的顯斯妥夫（Lev Shestov）[3]先生的見解，而且是結論在這裏罷—— “在《攸裏烏斯·凱撒》中活動的人，以上之外，還有一個。那是複合的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說‘羣衆’。莎士比亞之被稱爲寫實家，並不是無意義的。無論在哪一點，他決不阿諛羣衆，做出凡俗的性格來。他們輕薄，胡亂，殘酷。今天跟在彭貝[4]的戰車之後，明天喊着凱撒之名，但過了幾天，卻被他的叛徒勃魯都斯的辯才所惑，其次又贊成安東尼的攻擊，要求着剛纔的紅人勃魯都斯的頭了。人往往憤慨着羣衆之不可靠。但其實，豈不是正有適用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來的正義的法則的事在這裏嗎？劈開的來看，羣衆原是輕蔑着彭貝，凱撒，安東尼，辛那[5]之輩的，他們那一面，也輕蔑着羣衆。今天凱撒握着權力，凱撒萬歲。明天輪到安東尼了，那就跟在他後面罷。只要他們給飯喫，給戲看，就好。他們的功績之類，是用不着想到的。他們那一面也很明白，施與些像個王者的寬容，藉此給自己收得報答。在擁擠着這些滿是虛榮心的人們的連串裏，間或夾雜着勃魯都斯那樣的廉直之士，是事實。然而誰有從山積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來的閒工夫呢？羣衆，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從羣衆看來，不過是餘興。在其間，正義就佔了勝利，而幕也垂下來了。”（《莎士比亞〔劇〕中的倫理的問題》） 這當然也未必是正確的見解，顯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說他是哲學家或文學家。不過便是這一點點，就很可以看見雖然同是從《凱撒傳》來看它所表現的羣衆，結果卻已經和杜衡先生有這麼的差別。而且也很可以推見，正不會如杜衡先生所預料，“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羣衆的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亞發愁。彼此其實都很明白：“陰險而卑鄙的卡西烏斯，和表面上顯得那麼麻木而糊塗的安東尼”，就是在那時候的羣衆，也“不過是餘興”而已。 九月三十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學》月刊第三卷第五號“文學論壇”欄，署名隼。同年九月三十日《魯迅日記》：“夜作《解杞憂》一篇”，即此文。 註釋 [1] “弔民伐罪”：舊時學塾初級讀物《千字文》中的句子。 [2] 布魯特奇（Plutarch，約46—約120）：今譯普魯塔克，古希臘作家。《英雄傳》，即《希臘羅馬名人傳》，是歐洲最早的傳記文學作品，後來不少詩人和歷史劇作家都從中選取題材。 [3] 顯斯妥夫（Л.Шестов，1868—1938）：俄國文藝批評家。著有《莎士比亞及其批評者勃蘭兌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等。 [4] 彭貝（G.Pompeius，前106—前48）：古羅馬將軍，公元前七○年任執政；後與凱撒爭權，公元前四十八年爲凱撒所敗，逃亡埃及，被他的部下所暗殺。 [5] 辛那（L.C.Cinna）：公元前四十四年任羅馬地方長官。凱撒被刺時，他同情並公開讚美刺殺者。 盧梭和胃口 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於沒有完。連在和“民約”沒有什麼關係的中華民國，也難免這一幕了。 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愛彌爾》[1]中文譯本的序文上，就說—— “……本書的第五編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張非但不徹底，而且不承認女子的人格，與前四編的尊重人類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來，他對於人類正當的主張，可說只樹得一半。……” 然而復旦大學出版的《復旦旬刊》創刊號上樑實秋教授的意思，卻“稍微有點不同”了。其實豈但“稍微”而已耶，乃是“盧梭論教育，無一是處，唯其論女子教育，的確精當。”因爲那是“根據於男女的性質與體格的差別而來”的。而近代生物學和心理學研究的結果，又證明着天下沒有兩個人是無差別。怎樣的人就該施以怎樣的教育。所以，梁先生說—— “我覺得‘人’字根本的該從字典裏永遠註銷，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爲‘人’字的意義太糊塗了。聰明絕頂的人，我們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樣的叫做人，弱不禁風的女子，叫做人，粗橫強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裏面的三流九等，無一非人。近代的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觀念，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人類的差別。近代所謂的男女平等運動，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男女的差別。人格是一個抽象名詞，是一個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點的總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點既有差別，實即人格上亦有差別。所謂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認一個人特有的人格，盧梭承認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盧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殺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纔是侮辱女子人格。” 於是勢必至於得到這樣的結論—— “……正當的女子教育應該是使女子成爲完全的女子。” 那麼，所謂正當的教育者，也應該是使“弱不禁風”者，成爲完全的“弱不禁風”，“蠢笨如牛”者，成爲完全的“蠢笨如牛”，這才免於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經從字典裏永遠註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暫且使用——的人格了。盧梭《愛彌爾》前四編的主張不這樣，其“無一是處”，於是可以算無疑。 但這所謂“無一是處”者，也只是對於“聰明絕頂的人們”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卻是“正當”的教育。因爲看了這樣的議論，可以使他更漸近於完全“蠢笨如牛”。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這種議論還是不會完結的。爲什麼呢？一者，因爲即使知道說“自然的不平等”，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積漸的人爲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爲凡有學說，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則容納之，且從而宣揚之”也。 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談亞諾德[2]，今年大談白璧德，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罷。 許多問題大抵發生於“胃口”，胃口的差別，也正如“人”字一樣的——其實這兩字也應該呈請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國的Upton Sinclair[3]的，以尊重另一種人格罷—— “無論在那一個盧梭的批評家，都有首先應該解決的唯一的問題。爲什麼你和他吵鬧的？要爲他的到達點的那自由，平等，調協開路麼？還是因爲畏懼盧梭所發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對於他取了爲父之勞的個人主義運動的全體懷疑，將我們帶到子女服從父母，奴隸服從主人，妻子服從丈夫，臣民服從教皇和皇帝，大學生毫不發生疑問，而佩服教授的講義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麼？ “阿嶷夫人曰：‘最後的一句，好像是對於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 “‘奇怪呀，’她的丈夫說。‘斯人也而有斯姓也……那一定是上帝的審判了。’”

終於讀完了《魯迅經典全集（全十卷）》，發現魯迅的文字並沒有過去想象中的那麼艱澀難懂，反而有些親切感，大概是因爲過去只是在中學語文課本上看到幾篇課文，那時候又年幼無知，讀他的文字，實在有難度，這次看完他的全集，是一個比較全方位的品讀他的文字，看到了一個有血有肉立體的魯迅，看到了一個反封建反國民劣根性的鬥士，看到了一個既冷峻也不乏溫情的魯迅，看到了一個具有黑色幽默，甚至有點可愛的魯迅，看到了一個君子坦蕩蕩式的魯迅。看他的文字要放在那種特殊的年代去看，更能感覺出來力量感，以及他對祖國深厚的感情和對那些麻木不仁的國人的救贖心。他刻畫的人物，寥寥幾筆總是那麼的典型，如祥林嫂、閏土、阿Q、狂人日記裏面的我等等。他描寫的風土人情、節日活動等，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用筆簡潔深刻，總能抓住最關鍵的部分，展示給人看。他的筆墨並不多，卻把中國當時的社會背景、政治生活、社會各層面的人生百態，真實地展現給讀者，並總能發人深省，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我總在想：他要是生活在當下，會寫些什麼文字呢？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願意開窗了。 魯迅先生，清醒第一人。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這套書排版不是按分集出版的，不過很好，魯迅全集對研究魯迅有用，對於讀的話，這些就夠了。

我買過實體書，裏面的內容百分之40以上都是重複的…… 怪自己無知，想清楚分冊名和魯迅全集兩個字應該都能知道是個什麼羊頭狗肉。

有的是重溫，有的雖是新看、也不是很懂，但還是值得學習、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