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嶺之春

張資平是歷史複雜的一位作家。 1893年：農曆四月初九生於廣東梅縣，原名張星儀，出身沒落封建家族。 1902—1910年：讀私塾，後入美國傳教士創辦的廣益中西學堂；1910年考入兩廣高等警察學堂，開始接觸林譯小說。 1912年：赴日留學。到日本後接觸了大量日本、歐美的文學作品，並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思想。 1919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院地質系。 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創造社，完成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成爲創造社主要小說家。 1922年：回國，任蕉嶺鉛礦廠經理，創作《梅嶺之春》等婚戀題材小說。 1924年底：任武昌大學生物和國文教授。 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任總政治部國際編譯局少校編譯。 1928年：赴上海蔘與創造社出版部工作，不久脫離；9月自辦樂羣書店。 1930年：參加鄧演達組織的反蔣團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任中央委員兼宣傳委員，1931年底因爲怕擔風險脫離該組織，隱居上海郊外。 1930年後：創作進入高峰期，作品量大但受進步作家批評。 1932年後：先後參與“潔茜社”及其《潔茜》雜誌、“文藝座談會”及其《文藝座談》雜誌、“汗血社”及其《國民月刊》雜誌的組織與創辦工作，還曾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輯、編譯，出版有關地質學方面的著作。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度逃往香港。 1939年：化名張聲，接受日軍資助創辦《新科學》月刊；年底訪問日本。 1940年：任汪僞政權農礦部職務。 1941年：任“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主任，主編《中日文化》。 抗戰後：蟄居以翻譯爲生。 1948年初：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以漢奸罪判刑一年零三個月，1949年初判決撤銷。 建國初期：任上海振民補習學校地理教員，爲商務印書館編譯、審訂《化工大全》。 1955年6月：以反革命罪被捕。（關聯事件：1955年春，潘漢年因“內奸”問題遭逮捕審查。1982平反，宣告潘漢年無罪） 1958年9月：被判刑20年。 1959年：被押往安徽南部勞改農場；12月2日病逝於農場。 1959年，一位自稱“愛琳”的忠實讀者，因聽說作家張資平被關押在安徽白風嶺監獄，出於舊日閱讀記憶與惻隱之心寫信。刻意避開政治評判，只用“世事難料”“令人唏噓”“總覺不忍”來表達私人層面的惋惜，並關心對方健康。 張資平8月回信中拒絕“先生”“同志”的稱謂，自稱“罪有應得”。並詳細記錄從上海到白風嶺的三天行程，描繪荒涼、鹽鹼、茅草屋、紅糙米的惡劣環境，並說明身體狀況。在前往監獄的路上，他特意寫到經過岳飛溝時熱風呼呼的響聲，好似”數百年前死去的古代士卒在孤獨哭泣”，好似將自己的遭遇，比喻成忠臣良將的蒙冤受難。又提到“警衛、管教和我們一起受苦”“幫助我們思想上進步”，表面雖無沒有一句議論，讀者很難不感受到字面下的反諷，同時有對環境與歷史的冷峻審視、對命運的悲涼接受、有對政治的表面順從，對自我價值的隱祕堅持、與對讀者的真誠感激。結尾他·以“必將埋骨於此”作結，果不其然，張資平於12月份病逝，結束了他頗有爭議的一生。 他的文學生涯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至1930年） 留日歸國後，他以《沖積期化石》《梅嶺之春》等作品成爲上海灘首屈一指的言情小說家，文風受谷崎潤一郎等日本唯美主義影響，頹廢哀豔，被視作中國“青春文學”鼻祖，一度因暢銷致富，購置專門創作室。 第二階段（1930—抗戰初期） 經鄧演達推薦加入“第三黨”後，創作風格轉向抗日文學。《天孫之女》用日式唯美主義辛辣諷刺日軍暴行，被視爲國內抗日文學濫觴，三年再版五次，被譯介至日本後引發日方強烈不滿，本人遭威脅。《紅海棠》等作品進一步奠定其“抗戰作家”聲譽。抗戰爆發後，他南下廣西大學任教，後因遭排擠、戰事所迫，經越南倉促回滬。 第三階段（回滬後） 回滬後遭汪僞特工總部持續脅迫，被迫出任僞“農礦部技正”等職，雖曾試圖推辭部分職務，但最終因性格孱弱、處境艱難而愈陷愈深，原可成爲抵抗文學領軍人物，卻因戰時抉擇走向反面，成爲名噪一時的“文化漢奸”。 張資平創作生涯中不同階段的重心，與其人生軌跡形成了清晰的對照，其作品大致可分爲四類： 第一類：留學生活 以處女作《約檀河之水》（1920）爲代表，書寫中國留日學生與日本女性的戀愛悲劇。這類題材與他自身的留日經歷密切相關，情感哀婉，帶有早期自傳色彩。 第二類：自傳性文章 包括《脫了軌道的星球》《從黃龍到五色》《曙新期的創造社》等，集中追述學生時代及創造社時期的經歷。這類作品爲理解其早年文學生涯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第三類：戀愛小說 這是張資平最廣爲人知的創作領域。代表作《飛絮》《最後的幸福》《苔莉》等一再重印，發行量可觀，他也因此被公認爲“戀愛小說家”。這類作品多聚焦五四時期青年對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筆調清新柔婉，在都市青年讀者中影響極大，對應其第一階段在上海文壇暴得大名、憑藉暢銷致富的時期。 第四類：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小說 以《天孫之女》（1930）爲開端，延續至《紅海棠》《無靈魂的人們》等作品。這類創作標誌着張資平從言情作家轉向抗戰文學的階段，書中對日軍暴行的直接控訴引發日本方面強烈反彈，也讓他一度成爲頗具聲望的“抗戰作家”。 五四運動後，青年一代雖受新思想啓蒙，現實中卻缺乏出路，精神普遍苦悶壓抑。且性愛長期以來是文學的“禁區”，戀愛與情慾的解放因而成爲部分年輕人的熱衷追求。 張資平的創作，起初正是這一社會心理的反映，爲苦悶中的青年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出口。然而到了後期，他的創作逐漸轉向“利用”這種心理，將文學變成逐利的工具，一步步陷入商業化的泥沼。魯迅也曾批評“張只爲利”。 張資平本人曾公開提出開設“小說工廠”，——在他那裏，小說成爲商品，讀者變成“顧客”，寫作完全瞄準市場。據說他在上海期間，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招募了一些有寫作才華的年輕人，在他的“望歲小農居”別墅裏，採取作坊式的流水作業：由他出故事、出情節，讓學生髮揮，完稿後由他再潤色修改，即予刊行。一年下來，可出長篇三四本，上百萬字。 不得不說，這一想法頗爲“先進”，頗有當下套模板量產化爽文的感覺了。 文人也要爲稻粱謀，這一工作方式放在今天來看，似乎也無可非議。 本質上，兩者都是市場驅動，爲讀者提供現實缺憾的想象性補償，也同樣面臨着“迎合市場——陷入套路——文學價值被稀釋”的困境。 他也在《梅嶺之春》借吉叔父之口，點出“要顧飯碗就不能不把良心除掉。在現實社會上只管顧着良心是會餓死的”這一現實，顯示出其當時具有一定進步傾向。 如果說五四後張資平的戀愛小說“一出書便搶購一空”，是因爲它們爲青年提供了“個體解放”的想象；那麼當下的系統文、種田文，反映的則是一種對“秩序”的渴望，以及對“公平競爭”的失望。 這背後涉及階級固化的話題。而網文生態本身，恰恰能夠體現這種壁壘。 傳統文學期刊、出版社的版面極其有限，且被作協體系、學院派、名家圈層把持，這個標準本身未必有問題，問題在於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圈子，圈內人互相認可、互相推薦，圈外人很難進入。 且傳統文學往往要求作者具備足夠的文化積累、文學史視野、理論素養——這些本身就是隱性門檻，對普通家庭出身、非科班的寫作者並不友好。 於是，網文成了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出口：它是少數不問你出身、學歷、背景的發表渠道；它直接面對讀者，無需經過批評家或編輯的“認證”；它的反饋機制是即時且量化的。 說這麼多，我只是想表達：一種文學能夠流行，必然有其道理。因此，我不想否認張資平戀愛小說存在的意義。 回到《梅嶺之春》——這篇小說1924年8月8日寫於梅縣的蕉嶺礦山中，發表於1925年《東方雜誌》第21卷第20號。 這一時期，張資平有機會接觸家鄉的農民，深入農村生活，文思由此得以豐富。小說中生活氣息濃厚，語言質樸自然、清新明快，體現了自然主義的寫法。 所謂自然主義，源起於19世紀後期的歐洲，後傳入日本，形成了一股文學思潮。1907年，田山花袋模仿霍普特曼的《寂寞的人們》創作了《棉被》，由此開啓了自然主義“私小說”的創作道路。私小說旋即風靡日本文壇，深刻影響了張資平、郁達夫等人，魯迅、郭沫若、巴金亦曾受到自然主義創作思想的薰陶。（私小說又稱身邊小說、實驗小說或個人小說，其寫作模式多圍繞作者自身的愛情悲劇、情慾糾葛、文壇逸事、家庭糾紛，以及貧困生活中的心情與見聞雜感展開。） 張資平作爲自然派作家，相較於舊派小說作者，他的寫作態度更爲嚴肅，並不摻雜過多個人的情緒與情感。筆調相較於當代某些性描寫作品顯得含蓄保守。 情慾描寫旨在如實呈現生活，幫助讀者從更深層面理解人物的命運。《梅嶺之春》正是這樣一部作品。 小說中呈現出複雜的鄉土情感，深蘊着客家人的戀鄉情結，同時又與“五四”時代的主流話語相契合。通過保瑛的不幸遭遇，大膽揭露並批判了客家文化中落後消極的因素與殘酷野蠻的陋習。不愧爲自然主義的代表作，體現了“直”“實”的精神。 左翼批評家錢杏邨（阿英）在論及《梅嶺之春》的創作方法時，他又說：“如一個科學家一樣，很精細地從各方面去考察、去描寫，描寫得異常深刻。”（錢杏邨《張資平的戀愛小說》） 的確，在人物塑造上，張資平並未將其處理成概念化的人物，而是依照其性格發展的邏輯，細膩刻畫其心理特徵，從不刻意拔高人物。他筆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命運，正是客家婦女苦難人生的縮影。是啊，保瑛這輩子都沒走出去過，她才見過幾個男人？“黑奴”老公？捉弄她的同學？虛僞的好漢叔父？她似乎沒有選擇的餘地。 我對這段話印象尤爲深刻—— “……若她和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關係，是要從此地方的習慣，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撻，最後就用錐鑽刺死她；把男的趕出外地去，終身不許他回原籍。” 讀至此處，不禁令人聯想起近日觀看的2026版《呼嘯山莊》，片頭便是吊死一個男人而衆人狂歡的場景。無論是在英國的荒原，還是中國的鄉村，當個體的情感自由與根深蒂固的社會秩序發生衝突時，等待反抗者的往往是毀滅性的結局。 在藝術表現上，小說根據情節發展的需要，三次借用山歌，將人物在特定環境下的微妙心境與歌聲緊密融合，增強了作品的民俗氛圍與藝術感染力。張資平不僅善於從民間歌謠中汲取營養，也注重提煉通俗生動的語言，使小說兼具雅俗共賞的特質，可見其功力。 在思想上，揭示社會與男女問題，深刻反映了五四時期青年男女追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時代呼聲，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在文化層面上，小說細緻描摹了客家地區的鄉村景觀、居住環境、生活習俗、宗族制度等，爲讀者呈現了客家人日常生活的真實圖景，具有風俗史的史料價值。 簡言之，《梅嶺之春》是一多方面均具價值的小說。因此，我也贊成對張資平其人其作進行客觀剖析，做出應有的公正評價。

一些文學史的敘述，或許可以理解爲什麼是合理的人的生活“好的一篇。以下： 小說敘述的是保瑛和叔父之間的亂倫故事，而它之所以得到較爲一致的好評，就在於它突出了在保瑛性意識覺醒的同時，個人的自我意識也在逐漸甦醒。主人公之前是童養媳，然而沒有愛情的婚姻讓她實在難以忍受，因爲忍受不住性的苦悶，衝破宗法制度和教會學校的雙重束縛，與遠房叔父暗中結合。這兩種生活狀況的對比是鮮明的:前者是無愛的非人的生活，後者雖然不容於社會，畢竟是人的正當生活在特定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一種形式，所以作者間接肯定的，就是“合理 有情”的“人的生活”。

症候兩點:“黑奴般的泰安”和權力內省下對情慾的轉向。比起所謂個體意識的覺醒，這種小資劣根性黑孔般的噬力纔是最真實的地方。

這是20年代作家小說裏讓我看得最爲不適的一篇了，主人公保瑛，一個悲慘的女子，讓人哀其不爭怒其不幸。她接觸到學校教育，反感基督教會的假仁假義，觸及到了新新女性的門檻，然而也僅僅是觸之即離，骨子裏依舊是舊式女性把人生寄託在男人身上的老氣，因而既大膽又無力、既癡情又愚昧。她厭惡自己從小童養媳的身份，卻無可奈何，叛逆地與有婦之夫曖昧，甚至懷子，與她叔父之間的交往充斥着不倫的淫穢色彩。與其說這是對傳統禮教的反叛，不如說是一種自甘墮落，是舊時代女性眼光的侷限性，是不計後果的不成熟行爲。 叔父更是令人作嘔的男性形象，明明有妻有子，譴責着教會里段副教授的可恥行徑，自己卻也是一丘之貉：怯懦、不負責任、淫慾上頭…他並非沒有良知，只是自己的自控力遠比不上性慾的誘惑，情愛的真心比不上事業錢財。 這就是舊社會企圖追求自由戀愛的女性悲劇命運的縮影，如果不合倫理或稍有來自家庭社會的阻礙，最終只能是毀滅與分離。男方或有機會換個地方重新開始，女性卻只能任由命運凌遲…

我實在get不到這裏寫的所謂的“合理有情”的“人的生活”，即使小說以悲劇結尾也沒能讓它因此顯得更雋永或更崇高。如果女性的自覺意識要靠性意識自覺來彰顯，那麼爲什麼是以這種亂倫的方式進行呢？也許真愛確能衝破一切阻礙，然而小說裏我沒有看到這樣驚世駭俗、感天動地的真愛，反而更突出的是懷春少女的有意無意的性暗示，以及卑怯懦弱的中年男人的意淫與貪婪。這樣的亂倫之戀確實撼動了封建禮教，然而不過是陷入了“以疑決疑”的循環，無法作爲女性意識覺醒或是愛情衝破阻撓的代表。因爲除了性行爲或與性有關的行爲是某種意義上的突破，其他方面不足爲奇。

小說以“性壓抑--覺醒--反抗”爲線索，通過保瑛從“被凝視的童養媳”到“覺醒的知識女性”的身份轉變，隱喻五四後新舊文化碰撞中女性身體的啓蒙困境：在個體性意識和自我意識覺醒的同時，又深受宗法制度和教會學校的雙重束縛。張資平一方面以性慾和情愛的描寫呼應“直面社會性壓抑問題”的時代精神，間接肯定雖違揹人倫但舒張人性的“逾矩”行爲；另一方面也用“反才子佳人”的顛覆性敘事，暗示標榜爲拯救者和啓蒙者淪爲施害者的虛僞性。 即便如此，字裏行間裏仍透露着男性凝視的文本無意識，讓人深感不適：保瑛在叔父的慾望投射下不過是承載性幻想的客體，如對胸部的物化描寫和鋼琴邊刻意的肢體接觸；保瑛看似在以性自主反抗命運，實則其只不過是從“父權對身體的剝削”轉爲“叔權對身體的佔有”。換言之，女性在性解放運動中仍被假定需要仰仗愛情的力量和依賴男性的救贖，這本身就是一種自反性的男凝立場。

很難評，無法理解爲什麼錢杏邨評價張資平的這本小說是＂五四＂時期女子解放運中的產物，保瑛也能看出一點＂女性覺醒＂的影子，從堅持要讀中學，對傳統＂童養媳＂的厭煩、追求不倫的真愛勉強算她有點進步的思想，但是她到叔父家去後又不願去讀書，又對叔父產生情愫，還在叔母去世兩個月內就和叔父在一起，懷了孩子也不告訴丈夫（ 雖然人家自己猜出來了）這算什麼？這就是純潔的、人情的美嗎？ 另外，書中反覆提及的處女字樣讀來真的令人很不適！還是說作者本人爲了突出主角的純情才反覆用這個詞？我只感受到撲面而來的男凝和大男子的某些可笑情結。感覺作者想塑造一個敢於突破世俗、打破傳統、勇敢追愛的時代新人形象，可惜作者本身就帶有一種不自知的偏見，筆下的保瑛也就變得不倫不類了

作者試圖突破“性”的限制，同樣是寫亂倫，在閱讀《百年孤獨》時並沒有感覺不適，但卻在這篇文章中感覺到了“凝視”，可能是個人能力還不到家。

男性視角下對女性心理的臆想，完全爲男性自我服務，脫離了女性真實的內心世界。

豔情有餘而筆力不足，說是要歌頌自由愛戀與衝破封建束縛，但採取的情節與描寫卻很少能凸出這一主旨。寫了女主受性的苦悶壓迫與追求性的解放，但和書友所說一樣，這女子所受的“教育”似乎是隻讓她生了從傳統包辦婚姻裏逃離的想法，但也就僅止於想法，明明對於這一點可以有更多的闡述空間，卻被情慾一筆帶過，於是乎女主的書似乎是白讀了，又或者“義務教育”只是一個幌子，只是和叔父扯上關係的情節工具。而對於自身的“解放”追求，又是傳統的性緣敘事，飢渴男女的相遇，身份權力的不對等。給女主安排將自己的身體和情慾寄託給喪妻的叔父，與其說是反抗封建包辦倒不如說是換了一條狗鏈戴上，而好色儒弱迷戀處子的叔父自然承擔不起這個“新主人”的身份，理所當然的逃逸與未婚先孕的結果，倒是頗有一種青春疼痛文學的色彩。而結局的對於一地雞毛的自然妥協，就好像一開始的反抗就是個笑話，只是在既定的結局裏添了一個孩子罷了，沒有深思與血淚，徒有露水情緣，何來深刻的反抗意義？這裏面有逃離，有懦弱，有決絕與妥協，有性，有粉飾出的情，但毫無自由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