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夫
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在傳統中國的話語體系中,代表着兩個極端的人生處境。在這兩個極端的人生處境之中,“憂其民、思其君”,對家國天下的關懷不因身份之改變而改變。這種頑強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自誕生以來就不曾被中斷的原因所在。本書從器物而起,窺探器物之下的先秦文化符號;至諸子層面,尋找支撐五千年不曾斷裂文明的精神內核;終於秦漢之際的烽火,發現中華民族風骨之所在。在用散文一般的文字娓娓訴說公元紀元之前歷史的同時,將中華民族傳承五千年的精神進行深入的剖析;又將這些深層次的精神指引,用通俗易懂的語句呈現於紙面,爲讀者掀開歷史的迷霧,發現在歷史中傳承着的中國文化。
寫的比較散而淺,且作者帶着很強的自我情緒與價值在玩弄筆墨的方式感覺不是太適應。
《徘徊:公元前的廟堂與江湖》 夏的質樸,商的絢爛,周的儒雅,漢的強悍,唐的開闊,全都融進了一件件精美絕倫的禮器之中,雖然這些已成昨日過往雲煙,但在時間長河中仍泛着瑰麗和光芒。 那是我們的先祖用智慧和文明留下的寶貴遺產,早已注入我們的精神血脈,無形地滋養着一代代華夏子民。 孔子曾以“思無邪”點明《詩經》宗旨,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爲立言、立行的標準。孔夫子以獨特的眼光審視、篩選,去蕪存菁,去僞存真。將遺存下來的三千多首詩,經過歸納整理,挑出三百零五首他認爲是精品的篇章,教給他的學生。 一部《詩經》,滋養了中華文明數千年。 《詩經》所透露出的,是我們的祖先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等諸方面鮮活的折射。一部《詩經》經過三千多年的咀嚼,我們至今仍津津樂道,齒頰留香,可見其無窮的魅力。 《詩經》以前沒有“詩”,可以說,“詩”這個字是專門爲《詩經》造的。這些詩,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留下來的詩歌——上,可追溯到周以前的商末;下,可延續到平王東遷至西周覆滅的春秋中葉,其間跨越至少六百年。 何時又稱爲“經”?那是在經歷了春秋、戰國、秦代之後。漢初,一些讀書人把先秦時期遺留下來的詩歌重新又分幾家加以解釋,“經者,常也”。自漢武帝時起就把“詩”稱爲“經”。古代織布機上面的線,橫的就是“經線”,豎起用梭子穿來穿去的那根線,就叫“緯線”。所謂“經”,就是常說的以什麼爲“綱”,一個社會需要的有綱領性的東西,就叫“經”。 到了漢代,這些看似彼此互不關聯的詩,必須“串”起來讓人受用,就稱爲《詩經》。 《詩經》中的詩大多源自周初,就是武王、成王那個時期,王室專門派官員到民間去搜集流行歌曲,拿到王宮裏,由專門的人誦讀、吟唱。 周人是很用心的,那時還形成了專門的制度,叫“采詩”。每年春天,他們搖着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爲施政的參考。那些無據可考被標記爲佚民的作品,佔據了《詩經》的絕大部分。 《詩經》裏的詩歌內容,可以說主要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堪稱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寶鑑。 《關雎》在《詩經》的篇首,作爲開篇之作,如果細究,這絕對不是隨意放的,因爲一個社會是以家庭爲單位,而家庭的構成建築在愛情的基礎上。 可以說,《關雎》就是《詩經》的壓艙石,是它,爲一部中華文明的鴻篇鉅製定下了基調。 我們可以透過《詩經》這個歷史的窗口,管窺三千年前的六百年間,我們的先人身上,那種我們今天仍無限憧憬卻難以碰觸的文明、自由和娛樂方式。 “上巳節”是周初誕生的一個節日,這是爲接受了笄禮和冠禮的姑娘和小夥子們特設的一個盛大節日。時間是在仲春之月的三月三。按照周禮的規定,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性愛和自由。順便說一句,書法界享有赫赫威名的《蘭亭集序》創作背景也發生在三月初三的“上巳節”。 上面是蒼天,下面是黃土,人在天地間苦苦奮鬥。“勞者歌其事,飢者歌其食”。所以《詩經》裏沒有一首是爲藝術而藝術的,結果恰恰相反,它們是最具藝術魅力的詩歌。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焚書坑儒,燒的第一卷書就是《詩經》,可是他忘了有一種東西叫做文化,這種東西不是外力所能夠摧毀的,也就是戴望舒的詩寫的:“一切好東西都永遠存在,它們只是像冰一樣凝結,而有一天會像花一樣重開。” 《徘徊:公元前的廟堂與江湖》取道精妙,其特意選擇了信史的源頭展開剖析先民生活細節的在在處處,只是個別章節處理得較爲粗糙。試舉例如下: 1.“爲了控制廣大被征服的地區,武丁把自己的妻、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數民族首領分封在外地,被分封者稱爲侯或伯。此舉開了分封制的先河。” 西周初年,封地分別在齊與魯的姜尚與周旦就因要繼續征伐與輔佐成王分身乏術而促使各自的長子就藩,呂伋與伯禽因此成爲齊地與魯地實際的第一任地主。 這裏說,武丁將妻分封在外,建議將封在何地再展開來講述一番,以加深讀者印象,也可以拓展該地的歷史。 至於分封的侯與伯,據李碩的《翦商》可知是存在顯著差異的。與商王一族的爲“侯”,如《封神演義》中的“崇侯虎”,對應到碾子坡(崇國)遺址出土的甲骨卜辭裏則是“崇侯”;與商王異族的爲“伯”或“方伯”,如《封神演義》裏的“西伯侯”,其歷史原型則是文王周昌,在爲商抓捕羌人獻祭的時期是商王分封的“西伯”。 2.“而後來將分封制發揚光大的周王朝,就是在武丁時代被征服後接受了商的封號而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此處存疑。 前文提到前1247年,武丁得夢啓示,於民間覓得版築匠傅說輔佐自己。 《翦商》觀點認爲,泰伯與仲雍不滿父親古公亶父自甘爲商捕捉羌人獻祭的爪牙而遠赴東夷了。古公亶父只得將衣鉢傳於幼子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生武王發,即古公亶父是周武王的曾祖父。“血流漂杵”的“牧野之戰”發生在前1046年,距離武丁發夢的前1247年有200年時間。根據現今人們的四世同堂來算,怎麼也夠不到200年,更遑論3000多年前的生活水平了。 3.“周禮廢除了殷商時期不把人當人的人祭制度。” 根據已出土的甲骨卜辭顯示,人祭現象到周禮頒佈前,已伴隨着冶鐵、鑄銅技術的提升而在華夏大地存續了兩、三千年之久。它不是商的首創,只可說巔峯期或在商王武丁時。商延續夏的傳統,凡遇大型工事,以及征伐與祭祀時,就會伴生“用人”需求,當時的傳統是:國之重器,在戎在祀。 哪怕《周禮》的誕生也沒能阻止人祭徹底消亡。比如,秦公一號大墓就被髮掘出有186具殉人,其中三層臺上環槨室置殉人166具,填土中埋人牲20具。再比如,中國最後一箇中央集權專制王朝——清代的世祖章皇帝早殂,爲了平息衆怒,孝獻端敬皇后無寵的族妹董鄂氏“自願”相從於九泉。但凡有貴族離世,爲他們修建的地宮就有機會成爲大型“用人”單位。 因此,僅說“廢除殷商的人祭”似有夾帶私貨之嫌。 4.“周公生活在夏商周時期的那個周王朝。” 確切來講,周公主要的生活年代可以劃分爲兩個階段,即分別在帝辛執政時期的商末和文王翦商、武王伐紂、七載輔佐成王的周初。 就像人們常常誤解曹操是三國梟雄,而實際上他活躍於羣雄割據的東漢末年。 5.再比如,書中寫到孔子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終其一生,他都在爲了“克己復禮”而孜孜以求地周遊列國,孔子力主推行“丁憂”之制。 孔子,子姓,本是帝乙庶長子微子啓的後裔。成王時,周公歷時四載剿平“三監之亂”,紂王殷受子武庚死,除封。成王建宋國,命微子啓就藩。除了跟隨老子學習十三載外,孔子對周公亦極盡推崇。而“丁憂”貫徹效果並不佳,直到武氏爲後時,向李治上書《建言十二事》,鄭重要求“丁憂”應惠及母親,積極提升女性角色在家族中的地位,也是爲了自己與李治“二聖”臨朝鋪平前路。好巧不巧的是,武則天創立的王朝國號正是“周”,史稱“武周”。 6.寫到文王周昌的父親季歷時,書中寫“本名王季”。 這樣的描述真令人啼笑皆非。古人排行伯仲叔季,長兄泰伯、次兄仲雍因不滿父親甘心作爲商的“獵頭”四處捕捉羌人而去了東虞發展,成爲後來的吳國的先祖。留下弟弟季歷承繼了衣鉢,“王季”是翦商後,“受天命”開創了“周”,制定了《禮》。《周禮》規定:天子七廟,向上追封的“王”。即等於說,在世時,沒有什麼“王季”,就是三子季歷。季歷死於商王文丁之手,這纔有了“文王”決意翦商的初衷。 硬要說在世時叫王季是說不通的,就好像前些年的《康熙王朝》裏,斯琴高娃頂着清末纔有的“兩把頭”言辭灼灼地自稱“我孝莊”那樣無稽。因爲,不管是“王季”、“周文王”、“周武王”,還是“清孝莊文皇后”,那都一樣,都是諡號。試問,有誰能未卜先知自己的諡號呢?統御宇內六十載的乾隆倒是想着弄個“某祖”噹噹,結果好大兒顒琰給他整了個“高宗”,把乾隆氣得差點當場掀了棺材板跳將出來。“高宗”,這個廟號明褒實貶,向來是與趙構劃等號的。扯遠了,扯回來。我倒想起一個人物來,或許只有她,是唯一一個在生時就預知自己諡號的人——乾隆的嫡後富察氏——孝賢純皇后。她這是看“治水小能手”高斌的女兒——初封貴妃的高氏薨逝了以後,乾隆贈了個“慧賢皇貴妃”的美諡,富察皇后眼熱,於是巴巴兒地央求皇帝將來也要把“賢”字賜給自己做諡號。 7.“周王姬亶特別鍾愛小兒子王季之子姬昌,周都是嫡傳,爲了讓王位傳給弟弟王季,以再傳於姬昌,身爲哥哥的太伯和仲雍兄弟倆一起,主動逃到荊蠻之地,以成全弟弟兒子繼承大業,此舉成爲中國歷史上兄弟禮讓友愛的千秋佳話。” 儒家宗法嫡長子繼承製是周開始的,而直到“牧野之戰”前,他們一家都是生活在商的統治之下的。非說嫡傳,文中提到季歷是同母的第三子了,長兄和次兄如何算不得嫡傳了?他們是因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主動離家的嗎?可見,本書所謂“祖父特所鍾愛某一位賢孫,其餘孝子主動出讓繼承權”的觀點如同朱棣看好朱瞻基才傳位給短命的朱高熾和康熙認準弘曆才命喜怒不定的胤禛繼位一樣無稽。 該書結構較爲鬆散,如能在細節上加以深入,則可讀性將大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