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的制度：跨學科視野下的制度研究

《多面的制度：跨學科視野下的制度研究》是一部以制度爲核心議題的跨學科研究著作，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跨學科視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講座的九場講演結集而成，集結了閻步克、邢義田、鄧小南、劉志偉、侯旭東、應星、周雪光、周黎安、劉世定等多位來自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不同領域的知名學者。本書秉持縱覽古今的研究視角，從遠古時期直至現代品秩爵位體系，從中央集權到地方治理實踐，完整呈現了制度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形態特徵與社會功能。著作聚焦制度運行中的多重內在張力，深入探討正式規章與潛在規則並行、自上而下設計與自下而上實踐相互作用等現實議題，深刻揭示了制度本身的複雜性與多樣性。書中還實現了跨學科方法論的深度對話，歷史學家梳理制度的形成與變遷脈絡，政治學者剖析權力結構與治理邏輯，社會學者考察制度與社會行爲的內在關聯，經濟學者闡釋資源配置與激勵機制，共同爲制度研究搭建起立體多元的觀察框架。學者們圍繞何爲制度、制度如何形成呈現與演進、其發展動力機制何在等學界尚未形成共識的基礎問題，結合具體案例與理論思考展開深入探討。全書以多學科視角系統梳理制度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輔以豐富的歷史與現實案例，全面展現了制度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多重意義，爲理解與深化制度研究提供了兼具系統性與豐富性的重要參考。 （AI整理）

閻步克用明確的圖示揭示出宴飲中的酒尊朝向（遵位）如何演變爲“尊卑”，從而具有班次上下的意味。 邢義田以圖像方式，從印綬（印章穿孔的綬帶）和鞶囊（裝印的袋子）出發，提示印綬的多寡顯然繫有官職上下的含義。 鄧小南提倡走向“活”的制度史，“下死功夫，做活歷史”，採用跨學科的方法，講宋史研究與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相碰撞，部分兼納周雪光“非正式制度”的理論，讓文本上“死的制度”，通過案例“活了過來”，變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劉志偉通過公衆對“一條鞭法”認識的偏差（張居正在位時明廷應當還未推行一條鞭法）的糾正，進一步明晰其內涵，繼而討論了“配戶當差”制度的演變，以及清朝時“圖甲制”下“戶”概念的變更。 侯旭東梳理了“制度”如何成爲“制度史”的由來，辨析了古人眼中的制度（特別是目錄學的分類依據）與今人觀念的不同，指出制度是變化的，要把人和事重新納入制度的研究中，如此才能更好地認識古代的歷史。 周雪光周黎安周飛舟“三週讀懂中國”。周雪光《國家建設與政府行爲》周黎安《轉型中的中央政府:官員的激勵與治理》周飛舟《以利爲利:財政關係與地方政府行爲》，本書中的兩篇沒有脫離他們各自理論的範疇。

多面的制度：跨學科視野下的制度研究 一、閱讀動機： 本人未來想從事制度史研究，關於改如何研究，用什麼方法研究，從什麼角度研究，不管是研究思路，方法論還是研究體系方面，本人都極度缺乏，沒有頭緒。因此希冀在跨學科視野下拓寬自己未來的研究視角。 二、閱讀疑問🤔： 何爲制度的“可視性”？制度是僵死的律例條文還是靈活具體實現？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制度如何成爲制度史？多視域下的制度史研究？ 三、核心概念： ㈠原生性等級標識的三個層次 ㈡走向“活”的制度史：制度本身是活動的、動態的，那麼相應地我們對於制度史的研究也就不能只注重那些對典章制度、靜態規定的梳理，而應該盡力追索，關注當時具體的活動方式 ㈢無意形成與有意建構的制度：經歷長久，約定俗成，無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倫理、信仰、儀式、節慶等制度；爲特定需要、目的（如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法律等），依特定權力分配關係、標準和程序（如地緣、血緣、財富、才德能力、意識形態、公民大會、議會、鄉舉裏選或科舉等）而有意建構出來的多重秩序網絡。 ㈣非正式制度：指政府官員在日常工作中所表現出的價值取向和行爲習性。 ㈤“官場+市場”模式：“+”的意義，一方面體現在地方官的政治命運，或官場競爭的命運取決於其轄區內的企業在市場上競爭的命運；另一方面，表面上看是兩個地方的企業之間在市場上展開競爭，實則企業的背後站着的，是非常關心它們競爭命運的地方官員，這些地方官員會盡其所能，動用其行政、財政、金融等資源幫助本地企業更好地贏得市場競爭。政府補貼、廉價土地支持、融資便利、產業集聚等都是地方政府助力本地企業贏得市場競爭的各種方法。所以，“+”是一種雙重嵌入，一種中國特色的政經互動模式。 ㈥：行政發包制：將行政和公共事務，譬如經濟發展、教育、醫療、質檢等相關的公共服務發包給屬地的主政官，地方出了事，或者沒做好，主政官就要負責。同時主政官也要盡力籌集財政資源完成上級下發的任務。經過層層發包，基層政府，譬如縣級政府，就成了絕大多數公共服務的最終承包方。 四、內容概述： ㈠制度史視角中的酒爵酒尊 ——周代爵制的可視化形態（閻步克） ⑴爵位、齒位與遵者 閻步克老師認爲，原生態相對於充分行政化了的爵制而言，是萌生期的爵制，曾存身於一種物化的、可視化的形態之中。爵、尊又作身份之辭，就是這種“原生態”的爵制遺留下來的歷史胎記，而且與飲酒禮息息相關。“五等爵”與卿大夫士爵這兩套爵，大約是從西周後期到春秋才逐漸成熟起來的。最早的爵位就是飲酒禮上的席位。“齒”就是年齒。傳統社會敬老，鄉飲酒禮也是一種敬老之禮，敬老就是“尚齒”。酒尊之東，就是諸公、大夫或說“遵者”的席位之所在。所以什麼是“遵者”呢？酒尊之東的那些人就是“遵者”，其地位最尊，兩個高高的酒尊構成了他們的身份標識，使之跟其他人區別開來。這就是鄉飲酒禮上“人—尊”的格局。父族就是賓、介和三賓，他們是父老，在堂上有席位，按年齡從西向東排列，臉朝南，這個叫“南面東上”。子弟輩分的來賓立在堂下、西階下，“東面北上”，面向東方，排列方式是越北地位越高。擁有朝廷爵命的人到來之後，一命的官跟子弟在一起，這就是“壹命齒於鄉里”；再命的官跟父老在一起，這就是“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說的是三命以上的“遵者”坐席，別在酒尊之東，不與任何鄉人齒列。 ⑵統於尊或統於君 燕禮的樣式之一，就是國君宴請自己的臣子。在國君出場的情況中，席次、爵次依然跟爵級息息相關。在席次上：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依次就位於下（“小卿”就是“少卿”，後代仍有“少卿”這個官名）。再從爵次上說，在燕禮上由宰夫做獻主，他先獻君，隨後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完全依照爵級，自上而下地獻。這些人也一個個地旅酬，即舉杯相互致意，像接力賽似的從卿、大夫、士直到庶子，自上而下依次酬答。《禮記·玉藻》說：“唯君面尊，大夫側尊，士側尊。”這就是一個“人—尊”關係的原則。只有君主才能正面對着酒尊，這四個尊都面向着君主。而大夫和士不能面對酒尊，只能以側身對着酒尊，是所謂“側尊”。這體現出的是尊崇君主的手段，即所謂“統於君”。在鄉飲酒禮上，來賓跟主人身份相近；即便有諸公、大夫來觀禮，主人跟他們也大致平起平坐。在這種情況下，來賓的坐席佈局就以兩個酒尊爲準，用鄭玄的話說就是“統於尊”。“統於尊”，就是各種來賓的坐席，越接近酒尊的人地位越高。酒尊西側的那些賓，最接近酒尊地位最高；而酒尊東側，“遵者”諸公、大夫處在場面的東北角，地位最高，可鄭玄特別強調“不言東上，統於尊也”，“不言東上”意思是說在酒尊東側，並非越往東地位越高，而是越接近酒尊的地位越高。大夫離酒尊較遠，其地位較低；諸公緊挨着酒尊，其地位最高。在這個場面中，酒尊是坐席的基準點，這種佈局原則，就叫“統於尊”。 ⑶飲酒慶功禮：書勳、書服、書名 飲至禮，就是打了勝仗之後舉行的一種飲酒慶功禮，其中包含“舍爵”的環節，“爵”就是酒爵。 飲至禮的流程，大致包含三個環節：設爵飲酒，以爲慶賀。策勳，即記載功勳。大賞，即賞賜財物。“策勳”時所記錄的，可以包括以下三個事項：1. 書勳：記錄功勳業績。2. 書服：記錄大賞的物品。3. 書名：記錄立功後所授予的新名號或新名位。“書勳”即由有司來認定與記錄功勳。據史料所記，重大的“書勳”事宜，由最高行政官司徒、司馬、司空三人主持。勳書則由內史、太史、司勳等負責製作和保藏。收藏勳書的地方，在周廷是“盟府”，在列國是“公府”。“書服”就是記錄天子或國君所賜物品的意思。命數可以視爲“行政化等級”的一個前奏、位階制的一種萌芽。這就涉及“書名”之事。“書名”就是確認名位，我們認爲“命數”是名位的一種形式，“書名”就包括確認並記錄與命服對應的命數。立功後將有飲酒慶功之事，飲酒時功大的人可能居於上位、先敬酒，這時候的酒爵和功勞大小相關。隨後經過書勳、書服和書名，立功者就可能獲得新命服、新命數，而這就可能給立功者帶來新班位。隨後，這命數、這班位將影響飲酒禮，以及各種典禮上的席次與爵次。這種席次與爵次，就被我們視爲一種原生態的爵。班位是空間關係中的等級權勢，而命服是一種物品化的等級權勢。“爵”本是飲酒器之名，後來又指封爵；“尊”本是盛酒器之名，後來用爲尊卑之尊。行政化的品秩勳爵產生之前，西周春秋的等級制寄託於直觀可視的形態之中，由此影響了漢語發展，導致了“爵”“尊”二字的一字二義。所以我們說，這種“一字二義”，就是早期原生可視性的等級標識所留下的一個歷史胎記。 ㈡從制度的“可視性”談漢代的印綬和鞶囊（邢義田） ⑴極小的漢印與其使用方法 秦漢時期不管是皇帝、諸侯王、官員的印，還是一般人的印，大小都在2厘米左右。它們上方都有所謂的鈕，鈕上有一個可以穿繫帶子的洞孔，用來系印的帶子就是“綬”。而漢印之所以這麼小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爲漢代紙張還不夠普及，印章基本上都用在極窄小的長條形竹木簡牘上，竹木簡一般長23—69厘米，寬只有1厘米多（名爲札）至2厘米餘（名爲兩行），木牘和供加封用的“檢”較寬，但檢上的凹槽一般也只有3厘米左右見方，印大了根本無法使用。秦漢的印基本上是陰文印，壓蓋在竹木簡牘、囊袋或其他形式容器須用“檢”加封的封泥上。陰文印蓋在半乾的封泥上，泥上印文就會凸起。還有另一種方法，即直接將半乾半溼的泥塊粘在寬2厘米多的簡上，然後在“爲信”二字之間的泥塊上加蓋印章。在簡帛的時代，保證公私文書真實性和權威性的方式主要在於印章。印章是權力和身份的重要象徵。兩漢官吏有印綬者，須將有綬帶的印章佩系在腰間皮帶上或腰旁鞶囊內，隨時備用。印綬成爲一種權力的象徵，佩戴印綬的人有印在手，纔有權定策、蓋印和發文。兩漢文獻裏常有“解印綬”“上印綬”“收印綬”這樣的話，意即棄官、去官或有罪解職，也就是失去了職位、權力和身份。 ⑵印章因綬帶而可視化 古人很聰明，用一條長、寬和顏色都十分誇張的大帶子系在小小的印章之上。綬帶容易被看見，又可使人聯想到所繫的印，權力和身份也就借綬帶而展示出來了。孫機先生在《說金紫》一文中說：“在漢代的官服上，用以區別官階高低的標誌，一是文官進賢冠的梁數，二是綬的稀密、長度和彩色。” ⑶印綬形制 秦漢的綬帶是用絲織品做成的。據《後漢書·輿服志》，皇帝綬長二丈九尺九寸（6.88米，另有二丈三尺，二丈九尺不同記載）、諸侯王綬長二丈一尺（4.83米）、公侯將軍綬長一丈七尺（3.91米），以下各有差等，最低百石吏綬長一丈二尺（2.76米），寬度都是一尺六寸，也就是36.8厘米左右。乘輿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乘輿”即皇帝，皇帝佩戴的綬帶是以黃中帶紅的顏色爲底色，其上有五種顏色織成的紋飾，但記載中實際僅列了黃、赤、縹（青中帶白）、紺（紅中帶青）四色。大體來說身份越高，綬的長度越長，色彩越多，絲縷和織造也越細密；身份越低的就等而降之。“吏”有秩級而“宦皇帝者”無秩級，也如“吏”有印而“宦皇帝者”無印一樣。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謁者、郎官，則無印綬。印章是“吏”行使權力的憑證。治事、有官屬，就有印，哪怕那印綬卑微到了“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的程度；不治事而無官屬，就無印。大夫、博士、謁者、郎官、舍人無印，是因爲他們“非吏”，不治事。 ㈢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爲例（鄧小南） ⑴走向“活”的制度史 制度所試圖提供、試圖規約的基本上是利益關係與行爲模式。而特定的官方行爲模式在歷史上究竟存在與否、如何存在，取決於它是否曾經通過運行過程體現出來。一個制度設計的初衷和它最終實現的終端之間，往往會有明顯的參差。這種參差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我們首先需要觀察制度的運行方式。制度都是有特定目標的，這些目標是在出發點的“彼岸”，因此需要觀察通向彼岸的路徑。路徑上有若干節點，就像我們看到的橋樑，它有若干橋墩，若干節點組成一個單元，若干單元實際上就構成了這一路徑。 ⑵內外層級中的宋朝信息渠道 ①君主與臣僚 宋代的“言路”官員，包括給事中、中書舍人與臺官、諫官，他們與宋廷的信息渠道有直接密切的關係。宋代的臺諫官原則上不是宰相的屬官，而是直屬於皇帝的。在某種程度上，當時形成了一個權力的三角形：頂端的當然是皇帝，下面的一端是以宰相爲首的行政體制，另外一端是臺諫所代表的監察體制。首先是章奏，即書面的進言。在一些特別的情況下，也會號召中外臣僚，甚至所有的臣民都“實封言事”，要提的意見、進諫的內容可以密封起來送到朝廷。除了這些章奏，即書面的文本以外，當時在京的官員會有輪對、轉對的機會。另外還有一些進言者是皇帝的老師，在經筵裏邊給皇帝講經講史的人。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屬於君主個人的信息渠道，像親隨、軍校、宦官、皇城司、閤門司、走馬承受，還有一些來歷不明不白的“伺察者”，這些都是可能直通皇帝個人的信息渠道。在特別時期，比方說新皇帝登基，或者碰到日食、地震及某些重大事項，皇帝也會下詔“詔求直言” ②禁中與外朝 由於奏章太多，皇帝一人批閱不過來，就會需要其他人的幫忙，於是就出現了專門處理這些信息的內夫人。“內夫人”指的就是內廷裏邊的女性宮官。“人主”批覆外朝的“手詔”“御筆”，往往不是皇帝親筆寫的，而是“內夫人代之”。這些內夫人着男裝，替皇帝辦理一些內廷的文書事務。 ③朝廷與地方 宋代在朝廷之下，大體上形成了三個層級，或者說是“兩級半”的結構，因爲“路”這一級，基本上是監察區而不完全是實體的行政層級。我們現在姑且說地方上是三級的層級結構。州郡的官員要負責州、縣下屬官員的考覈，每年都要進行考覈統計，要填寫朝廷頒發的“印紙”。路一級在當時有職責不同的四個部門：安撫使司、轉運使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這四個部門基本上是平列關係，彼此互查互申，並沒有一個統轄全路的最高主管部門或主管官員。其中後三個部門並稱“監司”，負責按察官員，包括評鑑、舉薦和彈劾。中央也有監察部門，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臺諫官，特別是御史臺。御史臺負責對官員進行考察，包括巡視、訪聞、體量（體量，主要是指針對個別事件、個別人的核查）以及彈劾。這樣一些材料最終匯總到中央人事部門，即當時的吏部。吏部會把各方面送來的消息進行覈驗比對，覈驗的結果作爲將來黜陟和任免的依據。其實就是一種連帶的責任保證關係——官員上下彼此之間互保，以後出了問題就來找這些人，這在當時被稱爲“保明”。保明有不同的類型：一種是縱向的“次第保明”，上級保下級；一種是橫向的“同共保明”，就是周邊的同級官員之間，比如剛纔說到路一級有四個機構，這些機構之間要互查互申，相互保明。另外，保明都是要承擔責任的，事後可能會追責，這就叫“結罪保明”。 ⑶“制度文化”：制度運行的生態環境 人們的行爲方式，會影響信息渠道的運行，但問題是否僅僅在於這些行爲者？我們知道各種制度都需要實施條件，包括充分的技術手段、可供比對的信息採集路徑、適宜合理的抉擇評判標準等。有些技術條件宋代確實受限制，不具備。更重要的是，信息的收集傳佈，並非純粹的技術問題，從來都聯繫着判斷決策及其背後的風險，包括體制性的風險，比如信息的閘門要開多大、管控的方式是什麼；另外信息提供者、收集彙報者也會面臨風險：體制內的官員對於行爲方式的選擇，首先會考慮個人仕宦所面臨的前景和政治風險，所以跟信息呈遞有關的官員都會進行“預評估”，儘量有所把控。 五、月章星句： ⑴幹部等級制是中國社會分層的主幹，社會管理者階層在各階層中居最高地位，這在古代已然。雖然有時民間和政府的行爲邏輯不同，比如說宗教羣體、工商羣體、知識文化羣體在局部上有自己的身份尺度，但整個社會結構是被行政級別塑形的。 ⑵我們說到信息，首先會問真實不真實；我們還需要追問的是，到底誰真正關心信息是不是準確真實？是信息的申報者？彙集者？篩選者？朝廷的決策者？究竟誰真正關心？君主宰執期待獲知天下信息，但“玉色”、朝旨恰恰可能是信息阻滯扭曲的原因。當時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呈報、核查制度，但是也有各類官場生態的影響。官員們有的窺伺動靜，隱瞞、虛報；有的無所作爲，怠惰、漠視；有的體察上情，擱置、淡化……所以我們看到，信息渠道並不是通暢的道路，不是說有渠道，信息自然就會流通。不同的核心關切和利益訴求往往是信息保真或失真的原動力，我們不能簡單地以“非真即僞”的觀念去認識流通中的信息；關注信息流通過程中發生作用的“關係”與“行爲”，才能更切實理解制度在現實環境中的運轉邏輯。 ⑶“制度文化”是多種因素互動積澱產生的一種綜合狀態。其中包括制度規定本身，也包括制度的設計者、執行者、干預者、漠視者、扭曲者、抵制者等人的意識、態度，以及由此導致的行爲和周旋互動。制度設計者對於相關信息的把握、在此基礎上的判斷與決策，執行者對於制度實質精神的理解和實施中的變通，都是研究者關注的內容；實際上，被制度捲入的人物、制度鼓勵或限制的對象，其行爲傾向都對制度的運行起着不容忽視的作用。 ⑷裏甲制到圖甲制的轉變，是明代到清代社會結構一個基本的轉變，圖甲制意味着一個新的國家體制和社會秩序的形成，其背後的轉變，就是做社會史研究的學者常講的一個概念，即“民間社會的自治化”。圖甲制下，一個上千人組合在一起的戶，其運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基層社會的自治機制。但是這種自治並沒有脫離國家體系，而是在“一條鞭”的原則下，不改變洪武體制“夏稅秋糧”的稅收結構，也不用廢除裏甲體制，仍然在原有框架下通過民間自治的方式去運作，仍然是國家財政、賦稅和戶籍的基本制度。這樣一來，所謂的民間自治和大一統的集權國家就有了新的、更穩定的整合機制。明朝出現的很多問題，到了清朝就沒有了，比如明朝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是逃戶，清朝的情況恰恰相反，非但沒有逃戶，大家反而想方設法擠進戶籍系統，因爲只有進入了戶籍系統，買的田產纔有合法性，才能考科舉，打官司纔有確定的身份定位（不在戶籍系統中的人屬於“無籍之徒”、賤民）。 ⑸正式與非正式的並存和轉化關係是中華帝國治理的核心所在。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間的深刻矛盾意味着中央與地方關係不得不處在‘上收—下放’的不斷調整之中……在歷史上，這一週期性循環更多地通過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間微妙而隱蔽的轉換調節來實現，即在正式制度上中央集權的一統體制穩定不變；但在實際過程中，中央與地方關係更多地通過前者限制或默許後者的非正式制度運行的範圍和程度而不斷調整、演變。 六、讀後收穫：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簡稱“文研院”）推出了“跨學科視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講座，邀請了一批來自各個領域的學者，聚焦“制度”這一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核心主題進行討論。講座的講稿經過整理和完善後，在三聯書店出版。來自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的各領域學者齊聚一堂，一同探討各學科眼中的制度史研究。作爲歷史系學生，我更多關注的是閻步克、鄧小南、邢義田等老師的文章。此外，通過對歷史學，社會學與政治學領域學者對制度的研究與探討，也加深了我對跨學科視角下制度史研究的思路。固然，不同學科視角下的制度史研究肯定會遵循其學科特點而採取不同的研究視角，通過各學科融合探究可以打破學科壁壘，交叉學術邊界，擴大研究路徑。除了獲得具體的知識外，更多的收穫是在跨學科視域下，我明白了該如何拓展和延伸自己未來的研究路徑，除了精通曆史專業自身的研究方法與學術思路外，擴大對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學習與研究，在學科與學科的碰撞出擦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確實是如題目所說是一部跨學科的論文集。個人偏好而言，最喜歡閻步克和邢義田兩位先生關於“酒尊與酒爵”、“印綬和鞶囊”這兩個具體問題的研究；其次是鄧小南和劉志偉兩位先生的“活”的制度史、自下而上的制度史；再次是周雪光先生的“非正式制度”、周黎安先生“經濟學的制度範式與中國經驗”；其餘三位先生的文章，個人感覺偏向於方法論，雖然硬着頭皮讀了下來，但是對於我這個業餘讀者來說，有些枯燥。 另一個感到有意思的事情是，在微讀中搜索劉志偉先生的作品，竟然搜到了完全同名的、主要學術方向爲魏晉六朝文學的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看了他的《齊梁蕭氏文化概論》，感覺也可以一讀

在歷史學、考古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不同領域中關於“制度”的研究。這本書是各領域老師們的講座集，算是他們各自研究工作的導論。更具體而微的專題討論還是要研讀他們的專題著作。

閻步克的研究，若以學界行話拆解，堪稱“制度史觀”的典範操作，其方法論深得“結構功能主義”與“長時段”（longue durée）分析之精髓。他深耕秦漢至魏晉南北朝的官僚制度，以**“二重分等”理論**解構官階體系，將“品位”與“職位”的張力提煉爲制度變遷的核心動力，這種**“制度生命體”**的詮釋框架，顛覆了傳統官制研究的靜態描述模式。 在《察舉制度變遷史稿》中，他通過**“制度內卷化”**視角，揭示察舉制從“動態選拔”到“身份固化”的異化過程，將政治精英流動機制置於社會結構裂變的背景下考察，堪稱**“制度考古學”**的硬核實踐。其對祿秩與散階的辯證分析，更被視作**“職事官—散官二元體制”**研究的奠基性突破。 不過，批評者或指其過度側重**“制度的自主性邏輯”**，對制度運行中的人爲干預、地域差異及偶然性事件（如戰爭、災異）的擾動效應關注不足，存在**“結構決定論”**傾向。此外，其以官僚制度爲軸心展開社會史研究時，對非制度性因素（如士族文化心態、經濟基礎變動）的聯動分析稍顯單薄，或可歸爲**“制度中心主義”**的侷限性。 總體而言，閻步克的研究是**“新制度史學派”**在中國中古史領域的標杆成果，其以精密制度解剖重構政治社會演化的路徑，爲後續學者提供了**“制度動力學”**的經典範式，但如何進一步整合文化史、物質史視角以突破制度解釋的邊界，仍是未來可深挖的學術增長點。

圍繞“制度”這個主題，本書彙集了歷史、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多個領域專家的研究成果，水平很高，尤其是漢代印綬、自下而上的制度史、非正式制度這幾篇擊中我了。

現在我們說“明目張膽”，基本是表達負面意義；但在宋代這是正面的表述，有很多臺諫官都表示要“明目張膽”、直言進諫。 如果沒有人事任命權和政治權力的集中，聚焦經濟發展的政治錦標賽、官場競爭就不存在，也難以推動20世紀80年代開啓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官場競爭與市場化改革、全球化捆綁在一起，如果沒有與市場競爭的結合，官場競爭就可能演變成純粹的權力遊戲，上演“大躍進”時期競相“放衛星”的局面。 層層加碼，變通，共謀

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衆多大佬雲集，就制度研究的方法、路徑、理論等進行闡釋，獲益匪淺。推薦~

20260120彙集了九位來自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領域的知名學者，深入探討了制度在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的形成、演變及其對社會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