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中華古籍國學寶典文庫）

從《資治通鑑》過來的，因爲感覺漢朝時的人精氣神最好，想仔細瞭解具體的人和事。 閱讀下來，果然不讓人失望。 尤其在人事這方面，帝王將相，王侯子孫，循吏酷吏，忠臣奸臣，商人遊俠，貪官清官，貪名貪財，對內對外，各色人等事件遵循登上歷史舞臺，演繹着各種結局的歷史劇，或感敬佩，或感激憤，或藉此進一步看清了自己的路。 值得讀。

劉病已的選擇是明智的。哪怕霍光是真心還政，這個時候也不能批准。下車伊始，根基未穩，有霍光在，自己只需要面對霍光；一旦霍光解職，自己面對的將是滿朝大臣。御下如同牧羊，牧羊人只要控制住領頭羊，就能讓羊羣朝着自己規劃的方向走，一旦羊羣中缺少領頭羊，羊羣就會陷入無序，牧羊人的麻煩也就無可避免。優秀的統治者，往往會通過培養領頭羊、控制領頭羊和更換領頭羊來達到御下的目的。對劉病已來說，霍光就是那個領頭羊，儘管這個領頭羊過於強勢，但只要鞭子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後期再培養幾隻牧羊犬，不愁它不聽話。當務之急，不是更換領頭羊，是拿到鞭子。想要拿到權力的鞭子，就需要對權力的擁躉施恩。所以接下來，肯定要找個由頭論功行賞了。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後，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鹹伏其辜。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 宣帝對於刑獄體會很深。必然的，害他成孤兒了 民心就是這樣一點點丟失的。民心一旦丟失了，想要挽回，就比較難了 宣帝雖屢屢大赦天下，但對於重罪之人，該罰該殺的還是不手軟的。外儒內法，文帝宣帝治國興國之道也。

漢書5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猶雲“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樞怨強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潔己，爲近世表。張敞衎衎，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惰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之首，懸于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睏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贊曰：蓋寬饒爲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採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雲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跡，然毌將污於冀州，孫寶橈於定陵，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雲。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暱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贊曰：孝元之後，遍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詩》雲“貪人敗類”，古今一也。 臣（匡衡）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貴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思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鳩。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於後。當王莽之作，外內鹹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於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撰《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撰《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動不克鹹，本諸身。撰《修身》第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奸罔。撰《問道》第四。 神心曶恍，經緯萬方，事系諸道德仁誼禮。撰《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撰《問明》第六。 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幽弘橫廣，絕於邇言。撰《寡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於羣倫，經諸範。撰《五百》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撰《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撰《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於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撰《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旁開聖則。撰《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撰《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雲。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範逡敬焉，而桓潭以爲絕倫。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餚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向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卷八十九·循吏傳第五十九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後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闢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雲。 卷九十·酷吏傳第六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奸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浸以耗廢，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卷九十一·貨殖傳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插圖]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佈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櫱，澤不伐夭，蝝魚麛卵，鹹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鹹足。故《易》曰“後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雲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于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闢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卷九十二·遊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併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由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強，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李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 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 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後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延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2025.11.27 因先看的《史記》，後看的《資治通鑑》，現在才翻得這本《漢書》。這本《漢書》更像是《史記》與《資治通鑑》的“拼接版”。當然《資治通鑑》從漢武帝到王莽都是借鑑的《漢書》裏內容。我只是按照我的閱讀順序這麼說。 漢武帝以前，基本都是從《史記》搬運而來；而漢武帝到王莽，《資治通鑑》基本都是從《漢書》搬運而來。 所以這本《漢書》我翻得很快，因爲大多數之前在《史記》以及《資治通鑑》裏都已經讀過了。 個人推薦一些比較好的章節： 《李廣蘇建傳》 ： 從這裏更能深刻理解李陵爲何降匈奴，以及後面霍光執政後派人勸李陵回來、李陵爲什麼還是不回來的苦衷。這裏還有蘇武牧羊的故事。辛棄疾有首詞寫的好啊：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 就是寫的李陵與蘇武的最後一別。 《外戚傳》 ： 西漢歷代外戚。王姑媽王政君不在此傳，因爲她老人家影響太大，所以單開了一個傳記。 《元后傳》 ： 影響西漢後期格局最大之人，沒有之一，王莽姑媽王政君。 《王莽傳》 ： 最長的一個個人傳記，王莽實至名歸。

翻開厚重的《漢書》，彷彿置身於那個波瀾壯闊又波詭雲譎的大漢王朝。十五帝兩百一十年的西漢，從漢初的休養生息到武帝的開疆拓土，再到昭宣中興的餘暉，班固筆下的每一個字，似乎都在無聲地印證着《尚書》中那句振聾發聵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惟危”，在《漢書》的帝王將相錄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漢初諸帝深知秦亡之鑑，面對滿目瘡痍的江山，他們壓抑了開疆拓土的私慾，選擇了黃老之治的“無爲”。然而，當盛世降臨，人心中的“危”便悄然滋生。漢武帝雄才大略，卻也難逃“人心”中好大喜功與窮奢極欲的驅使。晚年的巫蠱之禍，正是私慾膨脹、人心失控導致的慘痛代價。權臣霍光雖能廢立皇帝，卻也因家族權勢過盛而招致滅門之災。這一切都印證了“人心”若不加節制，便如懸崖勒馬，稍有不慎便是萬丈深淵。 與之相對的，是“道心惟微”。那是一種合乎天道、悲憫蒼生的治國良知，它隱微而難明，往往在權力的喧囂中被淹沒。在《漢書》中，我們看到那些真正能守住“道心”的時刻，往往是王朝最安寧的瞬間。比如文帝廢除肉刑，比如宣帝設立常平倉，這些決策背後，是統治者超越了個人私慾，體察到了百姓的疾苦與天道的運行規律。這種“道心”雖然微弱，卻如暗夜微光，是維繫王朝長治久安的根本。 那麼，如何在“危”與“微”之間找到平衡？班固在字裏行間給出的答案，便是後半句的“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治國如同修身，需要精誠專一的態度，不偏不倚地堅守中正之道。漢初的“蕭規曹隨”是一種“執中”，既尊重前任的智慧，又順應民心的渴望；昭宣時期的“霸王道雜之”，也是一種“執中”，在儒家的仁義與法家的刑名之間找到了動態的平衡。 讀罷《漢書》，掩卷沉思。這十六個字不僅是帝王南面之術，更是我們每個人在紛繁世事中的處世哲學。在這個充滿誘惑與焦慮的時代，我們同樣面臨着“人心”的躁動與“道心”的迷失。唯有時刻保持警醒，以“惟精惟一”的專注去體察事物的本質，以“允執厥中”的智慧去處理複雜的關係，方能在人生的起伏中，守住內心的安寧與方向。這，或許就是歷史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另《漢書》下酒的典故，喝的不是書，而是書中那股跌宕起伏的英雄氣概和悲壯的歷史情懷。典出蘇舜欽（字子美）和他的岳父杜衍。宋代龔明之的《中吳紀聞》載，蘇舜欽被貶，住在岳父杜衍家。他每天晚上讀書都要喝一斗酒。杜衍覺得很好奇，就悄悄派人在窗外偷聽。結果聽到蘇舜欽在讀《漢書·張良傳》，當讀到張良在博浪沙刺殺秦始皇，卻誤中副車時，蘇舜欽拍着桌子惋惜道：“惜乎擊之不中！”於是滿飲一大杯。接着讀到張良對漢高祖說“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時，他又拍案感嘆：“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再次舉杯痛飲。杜衍聽完大笑說：“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誠不爲多也！”

你問我推不推薦，當然是推薦了。起碼在微信讀書上是完整版《漢書》，不是節選版。但是得吐槽所謂校注，比如《武帝紀》的“灑水王”，其實是泗水王，在《昭帝紀》裏反而沒錯，也不像中華書局版有校勘。 其實還是首推帶顏師古註解和中華書局校勘的版本。 要大致看懂《漢書》本紀和列傳部分倒是不難（除去一些詔書，對策，文章），但要完全看懂理解就需要其他書籍了。推薦和《史記》《資治通鑑》《漢紀》對照着看。像《史記》裏的《景帝本紀》《武帝本紀》《三王世家》《賈誼列傳》《董仲舒列傳》，《漢書》裏反而記載詳細。 除去顏師古的註解，還可以看王先謙的《漢書補註》和周壽昌的《漢書注校補》 當然重要的還有現代的一些專著論文，畢竟古代人看不到近現代出土的簡牘。 舉個例子，顏師古引漢末魏晉學者的註解，有時候會把東漢或者西漢後期的規定帶到西漢初期，比如《高帝紀》“八月初爲算賦”，顏師古引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從出土漢簡來看漢初的“算賦”制度，深受爵制的影響，年齡僅是其中一個因素。那麼，如淳所引《漢儀注》年15—56的算人制度，是否爲爲漢初制度值得商榷，其存在只能是二十等爵式微之後的事情。而從居延簡反映的情況來看，僅以年齡爲服役標準的做法，只能是在東漢時期。 再舉《昭帝紀》的例子，元鳳四年詔 “三年 以前通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 ，顏師古引如淳曰“更三品”“戍邊三日”制度，從出土漢簡來看西漢也沒有這個制度

《漢書》是史書中的精品，《漢書》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爲“前四史”。前四史是私修史書，真實性比後二十史高很多，評價也是最高的。如果熱愛歷史，前四史不可錯過。初讀推薦先讀感興趣的人物傳，再用紀來串聯人物。直接讀紀會感覺很枯燥，很無聊。

《漢書·文帝紀》裏，東漢人班固這樣撰寫讚詞：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同樣是疾呼“仁哉”，司馬遷在《史記·孝文本紀》的“太史公曰”評論卻有另一個視角：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看似相近，其實相去甚遠。司馬遷的評論，包含了兩個時間段：其一，是以“必世然後仁”。這句話，《史記集解》的註釋是：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漢文帝在位23年，距離30年相去不遠，加上之前的漢初20多年，40多年的政策延續性，算得上一個“仁”字。最重要的是第二個時間段，即“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文帝之後百年，劉氏的後人們有沒有做到“勝殘去殺”“幾致刑措”“備刑罰而無用，天下向治”？當然沒做到。後半段的讚詞已經點了漢武帝的名，所謂“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廩廩的意思是“庶幾”“漸近”，也就是幾乎就把服色改了、封禪去了，這個說的是賈誼、公孫臣上書漢文帝改正朔、服色，結果漢文帝只是做了準備，實施則留待後人，完成這項“大功業”的後人正是漢武帝。在《史記·封禪書》裏司馬遷是這麼記錄漢文帝“謙讓”的：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一個“怠於”、一個“不往焉”，這還是“謙讓”嗎？這是被方士新垣平忽悠之後惱羞成怒，乾脆完全不信這一套。如果說司馬遷因爲時代原因，有話不敢全說，那麼，班固直斥漢文帝之非，就更能完整補全“文景之治”這個西漢“仁政”頂點的真相。見《漢書·刑法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這是一通誇，說漢文帝的時候，刑罰大省，可到了千古留名的“廢肉刑”事件，班固又寫道：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這可是漢文帝的重要歷史功績，後人大誇特誇的故事，卻是“外有輕刑之名”，實際上殺人。當然，這不是班固比司馬遷骨頭還硬，而是這個問題由漢景帝坦白認賬，見《漢書·刑法志》記載：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翻譯過來就是說，肉刑換笞刑，結果上和死罪差不了多少，哪怕僥倖沒抽死，人基本也就殘廢了。因爲由剁掉腳趾改成用竹片“笞”500下，照樣能打死人。而秦朝的“笞刑”一般針對的就是“事罪”，比如損壞公物之類，所以打個10下、30下、50下比較常見，除了“熟笞”算是情節嚴重要加刑，那是打滿100下。可像漢文帝這種300下、500下抽下去，腳趾頭和鼻子是保住了，命基本也沒了，所以漢景帝元年進一步加惠於民，先是減少了“笞”的數量，500減到300，300減到200，結果會不會有變化，可以自己想象。所以，漢景帝中六年，又下詔，減300爲200，減200爲100，又規定了刑具必須是竹板，大小厚薄的規制，強調只能打臀部，且中途不得換人。仁義不仁義？事實上，過往對秦漢交替之際的講述，基本延續了《史記》《漢書》中的講述，即秦代法網嚴密、百姓苦之，漢高祖弔民伐罪、約法三章，所以爲政寬簡，之後又行黃老、清靜無爲，百姓得而休息，遂成就“文景之治”。這個解釋體系，可以理解爲漢代的官方宣傳，如果沒有一波又一波秦簡、漢簡中律令材料的出土，這個官方解釋可能還會繼續延續2000年。然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出土，給我們展示了“清靜無爲”的真正背景，就是西漢初年的律令制度體系完全是對秦代的繼承，只是根據漢朝的政略調整，略做修正。對此，漢朝人心知肚明，屬於不需要進一步解釋的世界存在本身，對於我們，乃至於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都已經是兩個世界的故事了。因爲世易時移，這種認識衝突，可謂比比皆是，比如在我們的意識裏，軍事和法律是不搭界的兩個概念，可班固在《漢書·刑法志》裏卻明確指出：《書》雲“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撲。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上天指定爵命次序（爵位、身份），所以聖人順應天命制定了五禮的禮制，上天又要懲罰有罪之人，所以依據上天的意志創制了五刑，其中最大的“刑殺”就是甲兵、軍隊，以下才是死刑、肉刑、鞭笞之類。換句話說，軍旅征伐和法條刑罰都是用暴力維護“天意”的手段，只是施加的場所不同，一個是在原野上列陣展示，一個是在朝堂、市井表現。秦漢時代的所謂“法律”，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其最本質的立法原則，並非是規定你什麼不可以做，而是規定你應該怎麼活，如果你不按照這個“法”來做，你違背的就是“天”的意志，也就不必活了。“文景之治”的“仁政”，比如漢文帝、漢景帝父子對於肉刑的一步步減輕，正是在上述成熟的制度體系基礎上進行的微調，其結果仍是“率多死”，也就是執行中被打死的人很多，這個數目究竟有多少，咱們不得而知。只看《漢書·刑法志》中有記載的，在漢武帝刪定漢律後，又經歷了漢宣帝、元帝、成帝連續三代簡省法條，漢帝國仍然有數目驚人的“罪犯”：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也就是班固平均了一下，西漢中後期的各代每年的死刑決獄，占人口比例的0.5002‰～1‰，西漢元始二年的總人口數，約爲5900萬，則每年的“死刑犯”有29514～59000人。耐罪算是最低的“肉刑”，要剃掉犯人的鬢髮，斬右趾頭則是最重的肉刑，三倍於死刑，則應該有88542～177000人。也就是說，每年的服刑人數（不是犯罪人數）合計爲118056～236000人。這還是前朝，班固所處的東漢初年的死刑數字則是：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也就是，東漢初年，每年死刑犯超過1萬人，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請注意，西漢建國初年估計人口數爲1500萬～1800萬；漢文帝末期，估計人口數爲3000萬左右；漢武帝末期，估計人口數爲3600萬左右；漢平帝元始二年，統計人口數爲5900萬左右；東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全國人口爲2100萬左右。更可怕的是，《漢書·刑法志》中的數據，只涉及“死刑決獄”，而沒有涉及“非正常死亡”，因爲漢朝的“犯人”，除了砍頭和贖罪脫罪的，肉刑或許不是人人都撈得到，徒刑，甚至終身勞役卻是跑不了的。1972年，在陝西省涇陽縣高莊鎮狼家溝村修水渠時，在村子的南邊，景帝陽陵封土的西北1500米處，發現一處刑徒墓地。隨後陝西省文管會和陝西省博物館對刑徒墓地進行了部分清理，發掘了29座刑徒墓，共有35副骨架。許多屍骨戴着鐵鉗、鐵鈦等刑具。經預測，刑徒墓地有8萬平方米，可能埋葬有上萬具刑徒屍骨。從已發表的漢武帝茂陵、哀帝義陵的調查簡報看，武帝陵園也有刑徒墓地（報告稱修陵人墓園地），義陵沒有發現刑徒墓地。武帝刑徒墓地試掘後和漢陽陵的情況大體一致，佔地面積約4萬平方米，埋葬至少2萬具屍骨。類似的刑徒墓地，在河南省偃師縣西大郊村，於1964年發掘了522座，系東漢安帝永初元年至永寧二年徵調到都城洛陽服役的刑徒的墓地。經鑑定，刑徒絕大多數是男性青壯年，椎骨有明顯的勞損痕跡，有的骨骸上留有被器械刺殺、砍擊造成的創傷，這表明刑徒多是在強制性的沉重勞役下被折磨致死，有的是受酷刑死亡或遭殘殺的。這些刑徒，來自9個州所轄的39個郡國167個縣，這已經是“文景之治”200年後。真正諷刺的是，相比之下，文帝、景帝父子生前的施政又絕對當得一個“仁”字，而上述的殘酷事實，恰恰說明了秦漢王朝的制度性殘暴，超出了任何現代人的想象。 摘選自《漢瓦》

可以說是囫圇吞棗式的讀完了。相比史記和資治通鑑，漢書確實難讀一些。可能是受漢賦的影響，加上行文務求簡略，導致很多內容可以有多種理解，對普通讀者和學者都不友好，大概創作時就是打算行之於館閣吧。我認爲《漢書今注》會比這本好一些。如果嫌過於繁瑣，其實讀《二十五史簡明讀本·漢書》會更實惠一些。 《漢書》比史記的文筆差點，但勝在詳盡。貨殖列傳等內容，從學術上看，非常有價值。司馬遷寫史有自己的態度，班家父兄妹及徒四人更客觀。如今粗讀一遍，有時間一定會二刷，前四史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