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中華古籍國學寶典文庫）

駱玉明: 司馬遷對歷史的理解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位淵博的學者，任太史令之職。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父親到長安，曾師從經學名家董仲舒、孔安國。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遊。以後又因奉使外出、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遊歷各地。他的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在這過程中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蒐集了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父親去世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也繼承了父親著述歷史的遺願。 這以後發生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力戰之後，兵敗投降。司馬遷出於對李陵的瞭解和同情，憤於朝臣一味逢迎上意、痛詆李陵的醜態，便爲之作了辯護。然而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爲主帥所致，他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於司馬遷來說，這是遠比死刑更爲痛苦的奇恥大辱。只是因爲不願寶貴的生命在毫無價值的情況下結束，他才“隱忍苟活”，而將著述歷史視爲生命的完成。這也是一位知識者對君主的淫威和殘酷的命運所能採取的反抗形式。在約寫於太始三年的《報任安書》中，提到《史記》已大致成書。此後其事蹟不清，大概卒於武帝末年。而東漢衛宏的《漢書舊儀注》則說他“有怨言，下獄死”。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始稱《史記》，總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是古代第一部通史，又是到那時爲止規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書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本紀”用編年方式敘述歷代君主或實際統治者的生平和政績，是全書的大綱；“表”用表格形式分項列出各歷史時期的大事，以便查檢；“書”是天文、曆法、水利、經濟等各類專門事項的記載；“世家”是世襲家族以及孔子、陳勝等在漢代祭祀不絕的人物的傳記；“列傳”爲本紀、世家以外各種人物的傳記，還有一部分記載了中國邊緣地帶各民族的歷史。《史記》通過這五種不同體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這種著作體裁又簡稱爲“紀傳體”，以後稍加變更，成爲歷代正史的通用體裁。 《史記》紀事，其時間上起當時人視爲歷史開端的黃帝，下迄司馬遷寫作本書的漢武帝太初年間，空間則包括整個漢王朝版圖及其四周作者能夠了解的所有地域。它實際上就是司馬遷意識中通貫古往今來的人類史、世界史。司馬遷本人在《報任安書》中說他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既意味着以宏大的眼界全面地總結歷史，也意味着以個人的思考深刻地理解歷史。 首先，在那個專制制度高度強化、歌頌成爲文人的職業的時代，《史記》卻拒絕歌頌而採取批判的態度。尤其對漢王朝的歷史，對當代即武帝時代的政治，司馬遷始終保持冷峻的眼光。對武帝任用酷吏、殘害人民、選用人才唯己所好以及迷信求仙、濫用民力等種種行徑，司馬遷都無畏地加以揭示，至於官僚階層中種種勾心鬥角、厚顏無恥的現象，更是紛呈畢現於他的尖銳的筆下。這些揭露與批判，並不帶有醜化的傾向，也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基於自己有系統的思想立場和對史實的考察。在政治上，司馬遷較爲讚賞漢初以來以黃老思想爲指導的“清靜無爲”的統治政策，認爲這對於安定人民的生活和民間財富的增長起了好的作用，而景帝、武帝時代皇帝獨裁的強化和他們好大喜功、與民爭利的舉措，在他看來是造成一系列社會危機的根源。 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歷史活動？這是司馬遷關心的同時也爲之困擾的問題。作爲一個忠於生活的觀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清楚地看到：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一種不可遏制的衝動。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不厭其煩地列舉多方面事實，證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好利”。那麼道義的力量何在？《史記》七十列傳以《伯夷列傳》爲第一，這表明了某種理想主義的態度。但也就從伯夷、叔齊“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的事實中，他發出了“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的追問。在司馬遷的歷史描述中，那些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權勢的人物，並不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是因爲擁有高貴品質和道德正義，纔得到他們的地位；有時恰恰相反，品質高貴和信守道義的人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敗的。雖然司馬遷不曾對這些現象給出明白的解釋，卻足以啓發人們作一種深入的反省。 而史家的責任，司馬遷認爲就是要讓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們得以垂名後世，而這裏面也包含了許多懷才不遇的人和失敗的英雄。歷史必然包含了評價，但《史記》並不以官方的、現時的、習見的評價作爲標準，他試圖找到自己的更爲合理的方法。獨立而自由的思考使司馬遷意識到歷史的複雜性。《史記》所記述的人物，雖以上層政治人物爲主，但也涉及更廣泛的社會範圍，包括一部分社會中下層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在帝王、卿相之外，文學家、思想家、刺客、遊俠、商人、戲子、醫師、男寵、卜者等等，也各各顯示出人類生活的不同側面，多少呈現了社會的複雜組合。而作者對人物的褒貶，也並非很簡單的，前後有些矛盾也無妨。例如《伯夷列傳》歌頌了兩位賢君子“不食周粟”的忠節，《管晏列傳》卻又讚美先後奉事互爲死敵的公子糾與齊桓公的管仲，說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在指明瞭遊俠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性的同時，卻不妨讚揚他們重然諾輕生死的義風；甚至，《酷吏列傳》激烈抨擊了酷吏的殘忍，《太史公自序》又說“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似也有存在的理由。這些並不是因爲司馬遷觀念混亂，而是由於社會本身的複雜，他需要廣泛而多視角地理解各種人的生存方式。 班固對司馬遷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其實主要是謬於漢代的統治思想——深感不滿。然而，正是由於司馬遷較少受統治思想的束縛，敢於蔑視世俗道德教條，也不從某種單一的學說出發來理解人和描寫人，《史記》方能成其豐富和博大，產生一種獨特的魅力，而區別於後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記》的文學成就 《史記》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 司馬遷的個性和他寫作《史記》的心態，首先決定了這部史書的文學性。從《報任安書》和《史記》中，處處可以看到他富於同情心、感情強烈而容易衝動的性格特點；他由李陵事件而罹禍，本也是一場由性格導致的悲劇。總之，司馬遷其實是有着詩人氣質的。而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把《周易》、《詩經》、《離騷》等等，歸結爲“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這種“發憤著書”之說不一定完全符合那些古人著述的實情，卻完全符合於《史記》的實情。他把寫作《史記》當作宣泄內心的痛苦和鬱悶、向現實作抗爭的手段，因而在書中處處滲透了自己的感情。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說《史記》是“無韻之《離騷》”，正是從這一特點而言的。與此相應，司馬遷對歷史的關注，一箇中心的內容是對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物命運的關注；而描述歷史人物的事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和這些人物的對話。舉例來說，司馬遷在受刑之後是“隱忍苟活”的，這雖有最充足的理由，也仍然刺痛着他的心。他無疑有着死亡的慾望，而《史記》中也一再寫到壯麗的死亡：項羽在可以逃脫的機會中，因無顏見江東父老，拔劍向頸；李廣並無必死之罪，只因不願以久經征戰的餘生受辱於刀筆吏，橫刀自刎；屈原爲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這種悲劇場面不僅表現了崇高的人對命運的強烈的抗爭，寫作本身也成了司馬遷自己對死亡的心理體驗。 因爲關注人在歷史中如何生存、人的命運爲什麼力量所決定這些問題，司馬遷創立了以“紀傳”爲主的史學體裁，第一次以人爲本位來記載歷史。當然，過去的歷史著作也都記載了人的歷史活動，但這些記載都是以時間、地域、事件爲本位的，人的主體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識到和表現出來。而且，過去的歷史著作通常只記載上層政治人物的事蹟，再加上一部分遊士等，而《史記》力圖考察宏大而複雜的社會現象，它的人物面貌要豐富得多。 從總體上說，《史記》所描寫的人物具有數量衆多、類型豐富、個性較鮮明三大特點。它以大量的個人傳記組合成一部宏偉的歷史，其中寫得比較成功、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廣、李斯、屈原、荊軻等等，就有近百個。這些人物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從事各不相同的活動，經歷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從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敗者，有剛烈的英雄，有無恥的小人，共同組成了一條豐富多彩的人物畫廊。這些人物又各有較鮮明的個性。不同身份、不同經歷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區別的，身份和經歷相似的人物，也並不相互混淆。張良、陳平同爲劉邦手下的智謀之士，一則潔身自好，一則不修細節；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種種，在給予我們歷史知識的同時，又給予我們豐富的人生體驗。 在描寫人物一生的過程中，司馬遷常特意表現人物命運的巨大變化。如劉邦微賤時遊手好閒，父親不喜歡他，做了皇帝之後劉邦還不肯忘記把他嘲弄了一番；李廣免職時受到霸陵尉的輕蔑，復職後他就藉故殺了霸陵尉；韓安國得罪下獄，小小獄卒對他作威作福，他東山再起後，特地把獄卒召來，舊事重提……這些命運變化和恩怨相報的故事，將人物的性格、人性中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東西暴露得尤爲充分。 對於《史記》所描寫的人物，人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們面目活現，神情畢露，如日本近代學者齋藤正謙所說：“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時人，親睹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愕，乍懼乍泣，不能自止。”（《史記會注考證》引《拙堂文話》）這是因爲司馬遷在寫作人物傳記時，使用了文學的敘事方法。 《史記》的人物傳記，極少有後代正史中常見的排比人物履歷的寫法；作爲歷史著作，特別是在記載重要歷史人物的事蹟時，它不能避免某些必要的交代，但傳記的核心部分，通常是一系列經過精心選擇並精心描繪出來的具體生動的事件，有些並具有很強的故事性。如《項羽本紀》中從誅宋義、救鉅鹿、鴻門宴直到垓下之圍、烏江自刎，均非平淡的敘述。文學敘事的特點，就是要構造鮮活的場景，令讀者獲得如臨其境的真實感，這和歷史所追求的真實是不同的。《史記》以“實錄”著稱，這是指司馬遷具有嚴肅的史學態度，在重要史實方面嚴格推究，不虛飾、不隱諱。但他的筆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實的。爲了再現歷史的“現場”和人物的活動，必然要在細節方面進行虛構。如《李斯列傳》一開始就是這樣一段： （李斯）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但不僅從史學角度來看這種細瑣小事是毫無價值的，而且從邏輯上推斷，其真實性也十分可疑：李斯上廁所，誰看見了呢？然而作爲文學性的傳記，這種細節卻是展現人物性格及其內心世界的重要手段。《史記》中用許多這樣的細節描寫塑造人物形象，避免了抽象的人物評述。 《史記》的敘事手段也非常豐富。譬如說司馬遷很喜歡描寫戲劇性的場景，像著名的“鴻門宴”故事，簡直是一場高潮迭起、扣人心絃的獨幕劇。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座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這一類戲劇性的故事，具有很多優點：一則能夠營造逼真的場景與氛圍；二則避免了冗長鬆緩的敘述，具有緊張性，由此造成文學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則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中，人物彼此對照，性格愈顯鮮明。在關於鴻門宴的不算很長的描寫中，我們可以那樣清楚地看到劉邦的圓滑柔韌，張良的機智沉着，項羽的坦直粗率，樊噲的忠誠勇猛，項伯的老實迂腐，范增的果斷急躁。 《史記》的語言也歷來被尊爲典範。司馬遷極少運用當時文人慣用的鋪張排比手法，淳樸簡潔、疏宕從容、流暢而富於變化，是《史記》基本的散文風格；因爲司馬遷在敘述中始終是注入情感的，他的文字很自然地形成了與情緒相適應的節奏感。在寫人物對話時，《史記》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語，也增加了語言的生氣。 《史記》在文學史上的影響 《史記》在文學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從《史記》開始，中國纔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性的敘事散文。在這以前的歷史著作，當然都屬於敘事散文，並且多少不等地包含了文學成分，但它們本身還不能夠稱作是“文學性”的。這種文學性敘事散文的成立，最直接的影響首先在傳記文學方面。自《漢書》始，歷代史書大多繼承了《史記》的紀傳體，從中產生了不少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而史傳以外的各種類型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統有淵源關係。另一種重要影響則是在小說方面。雖然小說的性質與史傳不同，但在把敘事與塑造人物形象緊密結合這一點上，兩者仍有很大的共同基礎。從唐傳奇開始，文人創作的小說多以“傳”爲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爲脈絡，大體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徵，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 此外，《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由於司馬遷喜歡突出人物的某種主要性格特徵，使得一部分人物形象具有類型化的意味，從而有可能爲後世的虛構性文學創作提供原型。譬如項羽的勇猛粗率，張良的文弱善謀，都在後來的文學中投下了影子。至於《史記》中的人物故事被後代的小說、戲劇用作素材的情況，更是多見。 《史記》對其他散文也有影響。由於東漢以後散文漸趨駢偶，至魏晉南北朝及初唐駢文盛行，《史記》的影響尚不是很明顯；至中唐韓愈等人倡導古文運動起，直到明、清的古文家，多將《史記》推崇爲與駢文相對的“古文”的典範，規模其文章者甚多。只是其間的得失較複雜，需要分別研究。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司馬遷 - 報任安書

迅哥說：“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確實名不虛傳，感覺沒有更好的詞語形容這部書的美好了🌹🌹🌹

有所思，有所得，惟樂在其中，何必究其真假本源。

民天實出自酈生之言，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酈生的理論有點意思，王事以民爲根本，而民事以食爲根本，天，極言其重。酈生勸劉邦攻取滎陽，根據在成倉。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是西漢時期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所著，記載了上起軒轅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共三千多年的歷史變遷。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它規模宏大、體制完備，涉及了哲學、政治、經濟、文學、美學、天文、地理甚至醫學占卜等方面，幾乎囊括了各個歷史時期社會活動的全部內容，堪稱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鴻篇鉅製，位列“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贊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