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需的遺忘與不容推卸的記憶

【閱讀隨想】2025年閱讀隨想之三十二——克里斯蒂安·邁耶《必需遺忘與不容推卸的記憶》 今天讀完這本書後，遺忘和記住，依然讓我困惑。記住歷史是爲了讓我們警醒，爲了不讓歷史重演，記住並不是讓人們帶着仇恨生活。戰爭和災難結束後，有些人選擇遺忘，特別是那些受傷很重的人會不自覺地選擇遺忘，因太痛苦就不想記住；施暴者也會選擇遺忘，羞恥感想讓他們忘記。 “如果回顧一下歷史上人們是如何對待自己陰暗的過去的，我們就會發現，德國自1945年以來都處在一個世界歷史上全新的格局中（如果我沒有遺漏一些重要的複雜情況的話）。那時發生了對人們目前認知水平來說十分可怕的事情，這完全超出了世界歷史所載的一切戰爭罪行和恐怖事件。這個國家不但在軍事和政治上徹底崩潰，而且面臨着道德的坍塌。” 從作者的回顧，感覺現在並沒有進步多少，如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暴力行爲，以清洗哈馬斯爲名，對加沙地帶隨意轟炸，數萬平民因此傷亡，並且還有很多是兒童，我感覺現在根本不是簡單的巴以衝突了，而是一場系統性的暴力壓迫。 記得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還會遮遮掩掩，還怕世人知道，當時“德國納粹對集中營的存在和其真實目的進行了嚴密的隱瞞與欺騙，他們將集中營僞裝成‘勞動營’、‘改造營’，對外宣稱是爲‘重新安置’、‘淨化’猶太人及其他‘不受歡迎者’，但內部進行着大規模的奴役、折磨、祕密處決和人體實驗，並通過銷燬檔案、嚴控信息來掩蓋真相，直到戰後倖存者證詞和盟軍解放才完全揭露。” 而今天的以色列士兵卻將一些屠殺現場拍成視頻，或者跑到巴勒斯坦家，不僅把全家人驅趕出去，還砸爛他們的家，並且把自己的惡行拍成視頻放到網上在社交媒體上炫耀。他們不僅槍殺傷者，羞辱活着的人，還羞辱屍體，對着廢墟歡呼，有時我看到這類視頻，常常讓我不自覺陷入沉思，也會對以色列的教育產生好奇，是什麼樣的教育使這些年輕的以色列士兵變成這樣？這是我最不解的地方，他們爲何毫無羞恥感？如果羞恥感尚存，怎會有將暴行當作戰利品展示？羞恥本是人性最後的防線，一旦這條防線潰敗，暴力就會便成了日常，就如作者說：將“面臨着道德的坍塌。” 想起《奧斯維辛：一部歷史》一段文字：“納粹的政治宣傳給人們灌輸的思想是，敵人常會潛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當時有很多人都讀過一本名爲《毒蘑菇》的反猶主義兒童讀物，這本書用那些表面美麗、實際有劇毒的蘑菇來進行比喻，警告讀者提防猶太人內在的危險性。因此，在很多時候，比如看到一名囚犯遭到毒打，即使產生了惻隱之心，他們也會鄙視自己的這種感情。他們接受的教育是，任何憐憫都是中了犯人詭計的表現。”這種宣傳不僅毒害了一代德國人，我在想以色列人是不是也是從小受到這種類似的教育和灌輸？ 那天在書中讀到這段文字：“肆意殺害數百名希臘人和'二戰'期間對600萬猶太人進行的大規模有組織屠殺一樣，都包含於本文所指的'惡行'之中，關於這些事件的記憶自然也都是'陰暗的記憶'。重要的是，它需要涉及一個羣體對待無比困擾又折磨自己的回憶之方式。而我們在此想要探求的問題是，這種對待回憶的方式是如何達成的？” 那一刻，我立刻想到加沙。這段反思，不應只屬於猶太人，同樣適用於巴勒斯坦人和其他族羣。猶太民族曾是人類深受苦難最重的一個族羣，可爲何今天，他們中的一些人卻成了暴力的執行者？從受害者到施害者是如何轉化？這種轉化過程也讓我產生好奇，難道是過去創傷的扭曲延續？還是佔領本身便註定滋生暴力？這種暴力發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爲什麼許多西方國家會在公開立場上保持沉默或偏袒？站在以色列這邊，這也是最讓人困惑的地方。 我們現在許多人都記住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屠殺猶太人這段歷史，也記住了德國納粹對600萬猶太人進行的大規模有組織屠殺這段歷史，正是因爲記住纔會害怕類似事件重演，人們開始思考人和人之間、種族之間的平等，對猶太人不能帶着偏見和歧視。 可今天呢？如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是否構成新的“惡行”？爲何國際社會對此還是集體保持沉默？面對那麼多加沙孩子的死亡，爲何世界只是觀望？德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是否真的源於贖罪的良知，德國對猶太人的愧疚感，讓他們爲這顯而易見的暴力選擇沉默？這種“選擇性記憶”是否已經違背了記憶的初衷？今天，當加沙的兒童在廢墟中窒息，當醫院、學校、難民營一次次被精確轟炸，面對加沙廢墟上的兒童屍體和那些斷水斷糧的孩子，歷史又會如何定義這場巴以衝突？這場持續數幾十年的佔領與抵抗？歷史又將如何書寫這一刻呢？ 戰後，當人們回首那段歷史時，德國人很長時間都緘默寡言，不願面對的過去，不願提起這段往事，人們一致性選擇忘記那段恐怖的歷史，不想憶起，無法正視，他們甚至否認——聲稱大屠殺被誇大，曾經還有一種流傳說那段恐怖的歷史是猶太人誇大的，因爲那段歷史涉及面太廣，涉及人數過於龐大，已經無法按照慣例走清算流程，似乎德國每家都會有納粹成員，大家也會不自覺地選擇忘記。他們選擇遺忘也許害怕記憶會摧毀他們民族認同，因害怕每個家庭活在這種罪責的陰影中，於是，許多人就會選擇遺忘，讓自己都感覺得這事從沒發生過。 今天，以色列社會是否也在經歷類似的記憶建構？我很好奇，他們幾十年來又將如何定義他們的現在？當他們將暴力正當化爲生存必需？這個民族的歷史記憶又將會如何書寫？這種記憶對他們來說本身就是暴力的延續。 我曾經思考過德國納粹的心理， 我始終無法理解，那些參與系統性暴行的人，他們是怎樣說服自己的？像那些納粹軍官下班後回家擁抱自己的孩子，享受家庭的溫馨，第二天繼續簽署屠殺命令。就如艾希曼到死都沒認爲自己有錯，艾希曼只認爲自己再盡職做一份工作，如果沒有這場戰爭，艾希曼也許只是個平庸的好父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作人員，可這場戰爭把艾希曼這個平庸的人推上高位，讓他們以“愛國”之名，麻木地執行命令，他們真的沒有良知嗎？還是說，他們的良知已被意識形態、服從命令或羣體壓力所遮蔽？記得以前在書中讀到過，如果只有獨自一人時，有些德國士兵會流露出他良善的一面，一旦在集體中，他們會表現的極其邪惡的一面表現的淋漓盡致。阿倫特曾經斷言：“是艾希曼的‘平庸性’註定他成爲那個時代最大的罪犯之一。” 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書中：“她堅稱只有善才擁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惡從來不是。惡只能是極端的，因爲它既不具備深度，也不具備魔性維度——而這正是它的恐怖之處，它可以像真菌一樣散佈在地球表面，把整個世界變成一片荒蕪。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墜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 曾在《奧斯維辛：一部歷史》讀到一個案例：“書中一位名叫漢斯·弗里德里希的受訪者，他的話可以很好地概括這些納粹分子的想法。弗里德里希曾是帝國東部一支黨衛軍部隊的成員，他承認自己親手射殺過猶太人。直到納粹政權倒臺多年後的今天，他仍不後悔當初的所作所爲。他完全可以用‘執行命令’或‘被政治宣傳洗腦’來爲自己辯護，但他內心的信念是如此堅定，以至於拒絕使用這些藉口。當年他發自內心地認爲槍斃猶太人是正確的，現在也毫不掩飾地表示這一信念從未改變。這無疑是一種可憎的立場，但同時也發人深思。當代研究成果表明，這樣的人並非個例。” 同樣的問題，問問今天的以色列士兵，當他們在視頻中大笑，嘲笑巴勒斯坦人，以折磨巴勒斯坦人爲樂，他們是否也曾深夜驚醒過？他們是否會在多年後，面對自己的孩子，想起某個在廢墟中睜着眼睛的巴勒斯坦孩童？他們會不會也會同德國納粹一樣選擇遺忘，逃避這類痛苦？如果有良知，施害者與受害者同樣痛苦——只是前者的痛苦來自記憶的折磨，後者的痛苦來自現實的毀滅。最初我一直認爲施害者和受害者一樣都會痛苦，因爲有良知在折磨着他們(如果有良知的話)，我不相信所有的納粹都是沒有良知的人，可今天我不這麼認爲了，像艾希曼這類人很多，因爲平庸他們不知良知爲何物？因爲平庸他們無法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在書中讀到：“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人們都在面對許多棘手的問題：羞恥感，還有擔心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及它所代表的德意志民族，在繼承政權的合法性方面，因納粹時代的恐怖罪行而被玷辱和蒙羞。在這方面，對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記憶史是德國身份認同史的一部分。德國人不但以個人名義，而且作爲一個集體受到了影響。當德國人在最初的空前震驚之後，徹底封閉了自己的眼睛、耳朵和頭腦，以壓抑這些記憶的時候，這同樣關係到他們作爲一個民族是以怎樣的形象站在世人面前的。” 他們和受害者一樣想要忘記和逃避那段歷史，他們想把曾經這段不恥的歷史深深地埋在心中，能夠忘記嗎？還有許多無法忘記這段恐怖歷史，無法忘記他們曾經所犯過的恐怖罪行，有些人選擇自殺，有些人選擇移民，隱姓埋名過一段和過去完全切斷的生活，好想把他們的前半生全部切斷，忘記曾經那個自己，好像他們把自己的這段歷史讓它完全消失。我這段文字是針對那些還是有點良知，能感受到痛苦的人說，對艾希曼和漢斯·弗里德里希這類人是不受用的。 邁耶寫這本書用意也是爲提醒世人：“記憶不是爲了復仇，而是爲了清醒。真正的和解，不是遺忘，也不是寬恕，而是直面。直面自己曾是加害者的可能，直面民族敘事中的黑暗面，直面暴力如何在‘正義’的名義下滋生。否則，我們所記住的奧斯維辛，終將成爲另一個被工具化的符號，而新的惡行，正在我們眼皮底下重演。” “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能夠體會到這種記憶是不可或缺的。大多數人堅信，至少在這種情況下，保護人們免於重蹈覆轍的不是'遺忘'，而是'記憶'。美國哲學家喬治·德·桑塔亞納於1905年出版的一本書中的這樣一句話，時至今日仍然經常被人引用：那些不能謹記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這在歷史中是否真的能一一應驗，恐怕還很難說，畢竟我們可以舉出充分的理由來反駁這一觀點。例如，德國人對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經歷痛徹心扉、刻骨銘心，卻依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更爲離奇的錯誤和加倍深重的罪行。如果事態在其他情況下的具體表現又有千差萬別，那麼可能也只有上天有能力來解釋其原委了。這也爲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記憶是否應該以這種方式被功能化。但除此以外也還有別樣的論點（並且在有關德國的案例中，這些論點是令人信服的）：紀念是對受害者及其親屬尚能進行的最後的致敬。而且，爲整個世界所知曉的，或至少有一大部分人無法忘記的歷史，在那個負有罪責的民族心中也必須被始終牢記。 “與人們通常擔心的情況正好相反，現如今，已然沒有從記憶中衍生出來的報復威脅了。除了戰爭結束後的最初幾年，這樣的事從未發生過。德國從過去到現在所應付出的經濟補償很少會被人同它實際應承擔的罪責相比較。應該做出怎樣的懲罰，長期以來一直屬於德國司法所管轄的領域。而且很快就再也沒有可以懲罰的對象了。” 當一個社會願意持續講述這些痛苦的往事，不是爲了讓人們記住仇恨，而是爲了不讓死者成爲被抹去的數字，在德國，這種記憶工作已經滲透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小學的歷史課本不會跳過納粹章節，文學作品不斷回望那片黑暗，媒體反覆討論戰爭責任，紀念館和紀念碑遍佈城市角落。無數展覽、紀錄片、證言錄、回憶錄不斷湧現，不是因爲人們熱愛痛苦，而是因爲他們明白，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共謀。” 這也是爲什麼那時會有那麼多有關奧斯維辛書籍出現？無論是受害者還是施害者回憶錄，反思文章，這些讀物可以讓我們讀者身臨其境走進那段歷史。 “1990年，東德在舉行首次自由選舉後，其議會曾以全體公民的名義發表莊嚴聲明，承認德意志民族對猶太人的迫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表達羞愧與哀悼，並請求寬恕。這一舉動，不只是政治姿態，更是一種集體良知的覺醒。它表明：一個民族願意爲歷史罪行承擔道德重量，哪怕那罪行並非由當下活着的人親手犯下。這種承擔，或許正是德國在戰後逐漸重建國際信任的基礎。”  作者寫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第一個由人民自由選舉的議會以這個國家全體公民的名義莊嚴承諾，我國將與其他所有涉事方一道，對侮辱、驅逐和謀殺猶太婦女、男子和兒童的行爲共同承擔責任。我們深感悲哀和羞愧，並承認德意志民族的這一歷史負擔。我們請求全世界猶太人的寬恕。我們請求以色列人民原諒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官方政策對以色列展示出的虛僞和敵意……” 這段文字讓我們想到：會不會是現在在巴以衝突上德國一直站在以色列這邊的根本原因？他們對猶太人一直有愧疚感，還是其他利益的原因？前兩天在網上讀到一句話：“人類的希望在於每個人都能學到足夠的知識，從而能夠遵循自己的良知，而不被任何政黨（民主黨、共和黨等等）的意識形態所矇蔽。如果這一點無法實現，那麼國家就會淪爲那些企圖利用國家謀取私利而非造福人民之人的犧牲品。”我很是認同，我們的內心應該跟隨自己的良知，不是跟隨某些意識形態、利益集團和對我們有利的政策。 這句話令人深思，真正的良知，不應依附於立場和意識形態，如果記憶只停留在“我們曾傷害過猶太人”，卻拒絕看見“猶太國家正在傷害巴勒斯坦人”，那麼這種記憶就是片面的，是選擇性的。曾經我一直感覺：“德國對二戰的反思確實很深刻。從政府領導人的公開道歉，到普通民衆對歷史的銘記，從法律層面禁止納粹相關符號和言論，到教育體系中對那段歷史的深入剖析，都能看出德國一直在努力承擔歷史責任，避免重蹈覆轍。這種態度也讓他們在國際上贏得了更多的尊重和信任。” 我認爲記憶是對受害者的最後致敬，也是對人性底線的守護，就如曾經有人把死去的加沙孩子的名字一一記錄下來，簡短介紹下他們的小故事，讓我很是感動，這種記錄讓我明白那些孩子不只是一個數字，每個名字背後，都是一個未完成的生命。我知道這樣做不能完全阻止悲劇重演，但對我們活着人很是重要，當我們選擇記住一些事，遺忘另一些事時，同時也在思考自己將要成爲怎樣的人？ 2025.12.13 星期六 雨天

對於歷史中的陰暗過去，集體記憶會選擇如何處理？ 在《活出生命的意義》這本書中，弗蘭克爾記錄了自己在集中營中的悲慘遭遇，並講述瞭如何克服艱難的條件，實現自我的超越與成長。 這符合人們對苦難的認知，在面對苦難的時候，個體處於被動的狀態，很難去改變命運的洪流。但精神世界不受現實的束縛，在經歷這些遭遇時，一個人可以選擇藉由苦難，實現心靈的成長和突破。 這無疑是個體對於陰暗過去，最佳的處理方式。 那集體會怎樣對待這種陰暗過去呢？ 慕尼黑大學古代史榮譽退休教授克里斯蒂安·邁耶在《必須的遺忘與不容推卸的記憶》這本書裏，用詳細的史料，闡述了這個觀點——集體記憶在處理歷史中的陰暗過去時，“一邊是人們試圖通過記憶來防範重蹈覆轍的危險，另一邊卻在竭力抹除這些回憶，生怕因爲它而再次造成惡端。當我們總攬史冊，便會發現人們通常會選擇後者的做法。” 下面，我們根據這兩種做法，做進一步的闡釋和說明： 一、記住曾經發生的事 有一句名言，“嘗試遺忘只會讓流亡加倍綿長，而結束這痛苦的方法只能是去恆久的記憶。” 在《申命記》中記載着一條戒律，“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將你從埃及地、爲奴之家領出來的耶和華……你要記念你們出埃及的時候，亞瑪力人在路上怎樣待你……你當記念不忘，你在曠野怎樣惹耶和華你的神發怒。” 這些流傳下來的話語，在警告着後來人，要通過記憶過去，避免在重複在一個坑裏栽跟頭。記憶和歷史，是一個族羣吸收經驗教訓的絕佳途徑。 在面對歷史和過去時，遺忘有時代表着一種不公正，對受害者的一種不公正。通過記憶，對惡行進行懲罰和揭露，會在一定程度上對不好的行爲進行壓制，讓想要做壞事的人知道：對於曾經的所作所爲，需要付出代價。 如果所有人都對過往保持沉默，那麼“兇手”們就會總結出這樣一個觀點：“自己在將來仍可以爲所欲爲，而且無須爲此付出代價。” 二、遺忘難以承受的過去 在涉及到有人傷亡的事件時，受害者會召集尚在人世的親朋，向肇事者發起挑戰，引發後續的一些列悲劇事件。 這種做法明顯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在對肇事者進行了相關的懲罰後，對事件進行遺忘，會更有利於集體的和平共處。 《必須的遺忘與不容推卸的記憶》這本書中，也對此進行了總結，“如果有能力爲一切惡端設下一個終點，人們終究會自覺地放棄對許多不公現象的追懲——說到底還是爲了和平。” 而對於集體的罪行，書中也做了這樣的歸納，許多戰犯並不是具有犯罪傾向的人，當社會秩序迴歸正常之後，他們就會同普通人一樣，變成社會的建設者。 而關於認錯，書裏也有精彩的見解：“認錯和認罪對於個人來說更爲容易，因爲這只是關乎他們自己。但對國家而言，這是一個無數人賴以生存的實體，它負有保護無數人的職責，並應當隨時爲了他們挺身而出。” 總結來說，對於陰暗的記憶，沒有一個特定的處理方式，無論是選擇記憶、壓抑還是遺忘，都無可挑剔。

集體的記憶，可以被壓抑或挑起，篡改或修正，集體的記憶是個人的記憶的集合，卻來自於對個人的記憶的壓抑，挑起，篡改或修正。我們需要主動記憶——不同於由當權者刻意誘導出的在公共場合的某種潛意識反應，而是作爲一個人，去再現自己雙眼所見，相信自己的感性認識。

戰後德國構建民族認同非常弔詭的一點就是把集體記憶投射在了“奧斯維辛，不能再來”之上，記住什麼，遺忘什麼，“我們”就是誰。同時身爲記憶的主體，“我們”記住的到底還是對事件的強烈情感，追求的從來都是正義。 想起了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