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爾斯·埃利斯
查爾斯·埃利斯,他在自己創立的格林尼治諮詢公司中擔任了30年的董事合夥人並且爲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一流金融服務機構提供過諮詢服務。他曾是耶魯大學投資委員會主席和受託人、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受託人、領航投資的董事、懷特黑德生物化學研究院的主席,併爲亞洲、歐洲和北美的主要機構提供投資諮詢服務。
看完這本《高盛帝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高盛每一代領導人對核心價值觀的堅守。從猶太裔家族創辦的票據經紀行,到影響全球經濟的頂級投行,高盛的每一次跨越與轉折,都離不開核心價值觀的指引,而歷代領導人的決策與關鍵事件的應對,更讓這些價值觀變得可感可觸。 高盛的價值觀並非空洞的口號,而是在生死考驗中淬鍊出的生存智慧,“客戶至上、誠信擔當”是其最鮮明的底色。1929年大蕭條前夕,時任掌舵人瓦迪爾·卡欽斯背離穩健傳統,投身激進股票投資,推出的高盛貿易公司在股災中崩盤,讓公司虧掉92%的原始投資,資產退回30年前水平。這場滅頂之災成爲價值觀的試金石,薩克斯家族力排衆議啓用西德尼·溫伯格,這位“現代高盛之父”以刮骨療毒的勇氣關停虧損業務,深耕核心商業票據領域,更以九年免費顧問的耐心綁定福特家族,最終拿下1956年福特IPO這一戰後最大上市案,將高盛從聲譽谷底拽回巔峯。溫伯格用行動詮釋了“長期主義”的價值內核——客戶關係不是一次性交易,而是跨越歲月的信任沉澱,這一基因從此融入高盛血脈。 約翰·溫伯格與約翰·懷特黑特開創的“雙頭管理時代”,則將價值觀系統化、制度化,讓“追求卓越、勇於創新”成爲發展動能。面對1970年代的惡意收購浪潮,兩人率先推出反收購顧問服務,打破傳統投行邊界;1981年收購J阿朗公司殺入大宗商品領域,打造出常年貢獻30%以上營收的利潤支柱;懷特黑特主導的全球化戰略,從倫敦到亞洲逐步鋪開,讓海外業務收入穩定在40%左右。更重要的是,懷特黑特制定的“高盛14條業務原則”,將誠信、合作等理念固化爲行爲準則,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市崩盤時,高盛作爲英國石油BP私有化主承銷商,即便面臨鉅額虧損且英國財政部拒絕啓動不可抗力條款,仍堅持完成交易,用短期損失換來了英國市場長期的信任與合作機會。這種“寧可虧交易,不可虧信譽”的抉擇,正是高盛价值觀最硬核的體現。 然而,高盛的價值觀並非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在時代變革中面臨考驗與調適的動態體系。1999年上市後,從合夥制到公衆公司的轉型,讓“股東價值最大化”與傳統“客戶至上”產生潛在衝突。魯賓時代通過深度參與政治博弈推動金融管制放鬆,雖爲高盛贏得發展空間,但也讓其逐漸捲入更多利益糾葛;2008年金融危機中,高盛轉爲銀行控股公司,自營業務與客戶利益的邊界爭議,使其價值觀遭受質疑。但值得關注的是,危機後高盛並未拋棄核心價值,而是在監管約束下重構業務架構,2022年重組三大業務板塊,迴歸“一個高盛”的客戶服務理念,正如大衛·所羅門在致股東函中所言:“無論戰略如何演進,支撐我們150年的核心價值觀從未改變——合作、客戶服務、誠信與追求卓越”。 回望高盛的百年曆程,其帝國根基並非資本堆砌,而是價值觀的代代相傳。亨利·戈德曼以市盈率創新估值邏輯,奠定專業立身的基礎;溫伯格用長線佈局重塑客戶信任;懷特黑特將價值觀制度化;即便在上市後經歷文化漂變,高盛仍能在反思中迴歸初心。這啓示我們:偉大的企業從不依賴短期機遇,而是以穩定的價值觀爲錨,在堅守與調適的平衡中穿越週期。高盛的故事不僅是一部金融傳奇,更是一曲價值觀驅動成長的讚歌——唯有將誠信、卓越、長期主義深植於企業血脈,才能在時代浪潮中屹立不倒。
讀《高盛帝國》,最容易犯的錯誤,是把它當成一本成功學來看:一個猶太移民家族如何進入華爾街,一個投行如何從票據生意做成世界金融巨獸,一羣極聰明、極勤奮、極自律的人如何在資本市場中不斷勝出。 但如果只讀到這裏,這本書就讀淺了。 《高盛帝國》真正值得看的地方,不在於高盛如何成功,而在於它揭示了現代金融資本主義的一種深層機制:當聰明被組織起來,當聲譽被制度化,當風險被模型化,當人情、政治、產業、國家命運都被轉換成可交易的金融語言時,一個投行就不再只是企業,而會逐漸變成一種帝國式的權力裝置。 摩根財團代表的是舊時代的金融貴族。它依靠關係、家族、聲望、跨大西洋資本網絡和準國家性的政治影響力,扮演美國工業化與帝國擴張背後的信用組織者。摩根更像一座金融教堂,嚴肅、封閉、等級森嚴,帶着十九世紀的貴族氣息。 而高盛不同。高盛代表的是現代金融資本主義的進化版本。它沒有摩根那種古典貴族姿態,它更機敏、更技術化、更現實,也更能適應市場社會。摩根像教堂,高盛像一臺高速運轉的算法機器;摩根掌握秩序,高盛捕捉機會;摩根靠的是信用的威嚴,高盛靠的是信息、人才、紀律、交易和對風險的冷酷理解。 所以,高盛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它貪婪,而是它太聰明;不是它沒有道德,而是它把道德也納入了風險管理。 這正是《高盛帝國》最有價值的地方。它沒有簡單把高盛寫成惡棍,也沒有把它包裝成商業英雄。高盛的早期合夥制,本質上確實建立在一種極強的自我約束之上。合夥人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下注,聲譽不是宣傳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資產負債表。一個錯誤判斷,不只是公司虧錢,而是個人破產、家族蒙羞、職業生涯終結。 因此,早期高盛的“客戶第一”“長期聲譽”“謹慎風險”,並不是廉價的企業文化標語,而是一套制度安排下的理性結果。合夥制把個人命運和公司風險牢牢綁在一起,於是聰明必須服從紀律,慾望必須接受約束,短期收益必須讓位於長期聲譽。 但現代金融最弔詭的地方也正在這裏:一套優秀的制度,一旦脫離原來的約束條件,就可能變成完全相反的東西。 當高盛從合夥制走向上市公司,它就不再只是少數合夥人共同承擔風險的金融共同體,而變成了面向資本市場、股東回報和全球擴張的金融機器。過去,聲譽約束利潤;後來,聲譽本身也可以被資本化。過去,風險由合夥人自己背;後來,風險可以被切割、轉移、證券化、全球分發。過去,高盛服務客戶;後來,高盛既可以服務客戶,也可以站在客戶對面,甚至比客戶更早看見客戶所看不見的市場結構。 這不是簡單的道德墮落,而是制度激勵改變之後的必然結果。 現代金融資本主義最深的危險,不是出現幾個壞人,而是讓一羣極聰明的人在合法框架內,把整個社會的風險結構重新編排一遍。它不需要撒謊,只需要選擇性披露;不需要搶劫,只需要設計產品;不需要發動戰爭,只需要重新定價;不需要直接統治國家,只需要成爲國家、企業、養老金、主權基金和富人資產之間不可繞開的金融管道。 這就是高盛的“帝國性”。 它不是領土帝國,而是解釋權帝國;不是軍隊帝國,而是定價權帝國;不是殖民帝國,而是資產配置帝國。它不佔領土地,卻能決定資本流向;它不制定法律,卻能深度影響政策;它不生產鋼鐵、汽車、芯片和能源,卻能在這些產業背後決定融資成本、併購結構、上市節奏、債務安排和估值敘事。 從這個意義上說,高盛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例外,而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濃縮。它把美國最核心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把人的野心組織起來,把不確定性產品化,把信用轉換成槓桿,把未來折現成今天的價格。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高盛總是能在危機中受到指責,卻又很難被真正拋棄。因爲現代國家一方面痛恨華爾街的貪婪,另一方面又離不開華爾街的能力。財政部需要它,央行理解它,企業依賴它,富人信任它,全球資本市場也默認它的語言。它既是問題的一部分,也是系統運轉的一部分。 這就是現代金融權力最曖昧的地方:它製造危機,又參與救火;它放大泡沫,又負責善後;它推高風險,又解釋風險;它站在市場之中,卻常常擁有超越市場的地位。 讀《高盛帝國》,不能只看到高盛的成功,也不能只滿足於對華爾街的道德憤怒。更重要的是要看見: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從“產業資本主義”深度轉向“金融資本主義”。在產業資本主義時代,企業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組織生產;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金融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組織未來。生產創造商品,金融創造可能性;生產面對現實,金融折現預期;生產依賴工人、機器和廠房,金融依賴信息、信用和敘事。 這正是現代世界的危險所在。因爲一旦金融凌駕於產業之上,社會就會慢慢變成一張巨大的資產負債表。工廠不再首先是生產組織,而是現金流;員工不再首先是共同體成員,而是成本項;技術不再首先是文明進步,而是估值故事;國家不再首先是公共秩序,而是債務發行主體。 高盛帝國的興起,最終講的不是高盛一家公司的故事,而是一個時代的故事:工業資本主義如何被金融資本主義馴服,企業家精神如何被交易員精神改寫,長期建設如何被短期定價壓縮,社會共同體如何被資產邏輯重新拆解。 當然,不能因此把高盛簡單妖魔化。恰恰相反,高盛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爲它太優秀了。它證明了人類組織聰明才智的能力可以達到何等驚人的程度。它也提醒我們: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平庸的貪婪,而是高度紀律化、高度智力化、高度制度化的貪婪。 《高盛帝國》讀到最後,最令人不安的不是高盛做錯了什麼,而是它在很多時候做得太對了。它太懂市場,太懂人性,太懂風險,太懂權力,也太懂如何在每一次時代轉換中站到正確的位置上。 這本書的真正價值,也正在這裏。 它讓我們看到,現代金融不是資本主義的附屬品,而是資本主義的操作系統。高盛不是這個系統裏的一個普通玩家,而是最懂系統規則、也最會重寫規則的玩家之一。 所以,讀完《高盛帝國》,我們真正要問的不是“高盛好不好”,而是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當整個世界都被金融化,當聰明、勤奮、紀律和技術最終服務於資產定價與風險轉移時,人類到底是在建設一個更高效的文明,還是在建設一臺更精密的收割機器?
極好的書。美國的歷史就是一部現代金融史,而高盛的歷史其精彩程度也絲毫不遜色於一個朝代的歷史。書中清晰地闡述了人物是推動公司歷史發展的核心,每一位領導人物的經歷、決策和互動都生動地展現了高盛的演變歷程:從最初馬庫斯·戈德曼的商業票據交易業務起步,到塞繆爾·薩克斯開始向投資銀行業務拓展,再到亨利·高盛大力拓展承銷業務;隨後,西德尼·溫伯格力挽狂瀾,在大蕭條的危機中將高盛帶入了現代投資銀行的行列,並奠定了其深厚的政商根基;之後,天才交易員格斯·利維開創並主導了高盛的大宗交易和風險套利業務,極大地提升了公司的市場地位;最後,約翰·懷特黑德和約翰·溫伯格的共同領導則推動公司向更現代的公司治理結構過渡。正是這些關鍵人物的接力與塑造,構成了高盛波瀾壯闊的百年發展史。
🗓日期:2022/11/15(前置) 📕課程: 《高盛帝國》之紀律部隊 🍎關鍵詞:專業、勤勉、不作惡 🏆方程式:信用=共生履約+雙贏+創造價值 1/高盛公司有著嚴格紀律,每天7:00開始工作,由合夥人們親自給客戶電話報告投資分析與建議,即使辦公區條件有限也要西服革履,即使被客戶或市場誤會也要堅守職業道德? 2/當然,高盛歴史上也出現過被動過失,如1970年賓州中鐵破產案被罰8700萬美元,核心原因在於主辦人初期盡調不夠,發現問題後又沒有為新投資人盡職警示;1991年英國馬克斯威爾舞弊被迫賠償2.54億美元,核心教訓是犯罪人通過皇室、富豪、宮殿與奢侈品營造的騙局,專業機構不夠警醒,主管人也沉迷於享受而失去了慾望剋制? 3/《高盛帝國》以不同時期的核心人物為主線進行描述,體現金融業務高度依賴於從業者“紀律+專業+天才”的特性,偉大公司培養了卓越金融家,同樣卓越金融家也造就了偉大公司? 4/合夥人領袖溫伯格先生脾氣暴躁,戰時快刀斬亂麻地完成了國家使命,和平期間卻給少量部屬與客戶帶來煩惱;他公正勤儉,1969年去世遺產僅有500萬美元,樂於搭乘地鐵通勤“幹嘛花錢乘坐專車而只看到司機的後腦殼,乘坐地鐵可以瞭解現實社會併結識新朋友?” 5/合夥人佛裏德曼同樣堅韌不拔,得知阿帕奇石油公司面臨惡意收購後主動聯繫石油公司高管,遭到近20多次電話拒絕而不灰心,最終取得了客戶信任併成功完成任務? 6/建立戰略聯盟,高盛人員通過個人嚴謹工作成效取得行業客戶信任,往往執行合同時與雷曼兄弟合作;同時,在一些自己不擅長領域搭合作夥伴便車而訓練自己團隊,合作中最大程度為夥伴排憂解難而建立了崇高聲望? 7/高盛這種從高層領導到前線員工嚴於律己的專業水準獲得了客戶高度評價,同時採用共生互贏的策略聯盟提升了企業在金融界的領導力與市場參與度? 8/相反,福特二世因僱傭搶手提交畢業論文被耶魯大學開除,成為這家500強汽車公司的永久警鐘?
雖然感覺這本書的連貫性很差,敘述事情有點亂七八糟,不過我還是從中感覺到資本的遊戲玩法的多樣性,金融人對於錢的玩法和市場需求的變化感知真是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希望我多多熟悉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讓自己徜徉在一堆不知道名詞的觀念中,真難受!不過,也還好,我相信我慢慢就會明白的!
對於低認知低素質羣體。忍一時得寸進尺,退一步萬丈深淵!
10年或20年前,也許還有人認爲證券行業中有其他公司比高盛更優秀,但是現在不會了。(更早之前,幾乎沒有人認爲高盛是行業的領軍者。)多年以來,我一直很清楚高盛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與競爭對手相比,高盛員工更爲公司着想;他們擁有共同的信念,或者其“文化”意識更強烈;高盛的每一級領導者都更認真,更深謀遠慮,更注重從長期的角度來改善公司的點點滴滴;他們放眼長遠利益,同時注重細節;他們更瞭解員工,更關心員工;他們加倍努力工作,而且非常謙遜;他們知識淵博,又求知若渴;他們總是致力於尋找改善的方法,並改善良多;他們的抱負不是想成爲什麼,而是要做成什麼。 60年前,高盛還只是一家三流的美國東部商業票據交易商,擁有不到300名員工,它從依賴信用度低的小客戶投資銀行業務起家,發展成爲全球投資銀行界的主宰者,先後經歷了從小代理商到大代理商再到重要合作伙伴這一系列發展過程,最後將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爲金融領域最重要的投資者。它擁有的優勢是其他公司無法超越的:它在投資的任何金融市場中,可以自由決定條款、選擇合適的規模、挑選有利時機、選擇感興趣的合作伙伴,完全沒有任何外部限制。
冗長,外行看起來有點平淡倦怠。
聽完的。 能夠更加客觀一點,纔行。
歷史兩個月讀完,繼續閱讀下一本,高盛帝國下,很有意義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