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的百年史

這本書裏的觀念說起來毫不新奇，理智上也容易接受，難的是操作過程中如何協調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論起來，日本開放比清朝開放還晚了二十年，面臨的困境也很相似，日本開放成功了，清朝沒成功，原因除了日本接受新事物強的原因外，總有一些別的原因。清朝融入世界潮流是跛着腳的，跛腳的原因是清朝對內防漢的壓力太大了，比起列強，清朝統治者更怕他治下的百姓，所以清朝直到滅亡前夕都不願意擁抱世界潮流，日本的天皇不存在這個問題，萬世一系，護佑皇基護佑的只是這個皇，清朝的護佑皇基就未必是清了，所以日本改革改的快。 第二是開民智的問題。中國有舊文化的衛道者，日本也有，但日本的士是武士集團，從未形成一個龐大的文士集團，所以在新舊文化衝突中，反對的聲浪很小。中國的士農工商士指的是文士集團，因此中國的民智開的格外艱難。中國真正開民智要等到五四以後，因爲廢除了科舉，文士集團崩潰，新的學子成長起來纔有了開民智的社會氛圍。可那時，日本明治時代都結束了，中國錯過了第一個發展時期。 日本的戰爭年代是一筆帶過的，對戰後的恢復倒是用了很大的筆觸描述，掌握權力的人員應該好好讀讀這部分內容，發動戰爭的狂人帶給國家的也不是通往康莊大道的幸福之路。戰與被迫應戰的國家，最終都是把代價轉移給了底層的普通民衆。爲政者不可不慎乎？ 關於和美國人打交道一節，也值得我們學習，少一些權謀，多一點真誠，這其實是政治對話中的不二法門。無奈中國的讀書人深受權謀困擾，在政治對話中不耍點小心思，好像對話就不完全。試舉一例，戰後日本和美國人的糧食談判，講明我方的觀點，給出統計數據，拿出自己的態度，然後靜等對方思量，其實普通人談判也是這麼個過程，但就是這種常規過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對比同期和美國人打交道的國民黨，放不下自己的姿態，本來就是求人的事情，還要顧及同僚看法、委員長看法、國民看法，一個國際社會救助，拖四五年才能落實到位，這些人就不是爲國的心思，愛自己的利益高於了愛國家和社會的利益。有書友說，日本政府因爲當了美國的狗才能這麼順利，當年老蔣的政府何嘗不想當，但是他爲什麼又拿不到實際利益也難以獲得尊重呢？二戰打的最艱難的那幾年，蔣介石代表中國政府和美國羅斯福、蘇聯斯大林開會，會議簡直是三輸，蔣介石覺得斯大林和羅斯福不尊重他，在日記裏大罵，羅斯福和斯大林覺得蔣介石不像一個大國領袖，互相鄙視，把增加合議的會生生開成了充滿芥蒂，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吉田茂身處的時代，民粹主義剛剛破產，極端民族主義還沒有抬頭，這也是他能獲得成功的一大助力。而且日本本身沒有民族主義的拖累，也容易更好的凝聚發展的力量。二戰帶給那一代人普遍的反思，戰後政治家也好，普通民衆也好，都開始厭惡戰爭這個怪胎，世界局勢雖有衝突，但大和平觀念還是以不可抵擋的氣勢轟然向前，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財富，這些客觀上都促進了日本的崛起。對內施政，吉田茂政府在“實”字上下功夫，一代又一代政府接力，創造了日本經濟騰飛的奇蹟。如果把目光拉長放遠看，日本經濟在騰飛，全世界的經濟也在騰飛，這是發展的時代，日本趕上了這個浪潮。如果身處衰退的大潮流裏，不管怎樣努力，也難以取得大發展。拿上世紀二戰結束後的世界發展潮流與今天的世界潮流對比，才能更加深刻的認識到，人類是一個整體，沒有哪個國家的發展是能真正遊離於世界潮流之外的，當世界經濟增長，各國的經濟也能獲得快速的增長，當世界經濟處於寒冬，各國的經濟也難以展足。如果說二十世紀，是革命理唸的爭執，是發展方向的爭執，那二十一世紀的主旋律該是如何把人類共同體這個概念增強，少一些爭論，多一些發展的共識。 國家發展的目的是每一個具體國民的福利增長，這是本。 許多人閱讀這本書是因爲王岐山的推薦，這是他年輕時候閱讀過並且推薦的書籍，他從沒有講過他從這本書裏學到了什麼？但從他之後的從政事蹟來看，揣度應是爲自己負責、爲社會負責、爲國家負責以及實事求是。實事求是的理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大力提倡，但那是口號，是原則，這本書裏對政治的實提供了一種故事性的說法。北京非典時期，王岐山臨危受命主政，當時強調的是對人民講實話，天塌不下來。他把實際感染的數據公佈出來，讓老百姓瞭解真實的情況，這就是實。最終的結果也表明，天沒有塌下來。 上個世紀的政治，塑造了今天的社會。今天的社會，將會塑造五十年後子孫生活的那個世界。所以對一百年前的世界我們應該有所瞭解，即瞭解本國的歷史，也瞭解世界的歷史，即瞭解本國學者書寫的本國曆史、世界歷史，也瞭解他國學者書寫的本國曆史和世界歷史。更何況這本書還是實際政治家所書寫，更有了解的必要，哪怕藏着掖着，也比沒有的強，這對於我們瞭解一百年前的世界有幫助。 學習歷史，是認清來時的路，學習歷史，是爲了更好的指導現在的生活。對從政者而言，學習歷史是爲了避免曾經的錯誤再次出現在這片大地上。因爲不管是和一百年前比，還是和兩千年前的老祖先比，我們的人性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人性不變，對待權力的態度也就不會有大的變化，唯一的區別只是當時逐鹿的天下小，而今逐鹿的天下大罷了。 最後說一句題外話，我希望我國的從政者學習一下日本的這種公文文風，有事就老老實實說事情，不要拿一大堆大詞套詞包裹，尤其是涉及社會民生的事務，更該老老實實告知民衆，讓民衆看得懂，知道一項政策出來到底是便民還是妨民，這樣也能充分激發民衆對權力的監督熱情。穿靴戴帽，是糊弄。涉及民生的政策，民衆反而看不懂，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諷刺嗎？ 以古知今，願一百年前的苦難永遠的從這個世間根絕。

日本並沒有固有印象中的那麼小，和法國德國差不多，比英國本島還要大1/3，放下固有的偏見去理解，還是非常深刻的，儘管對有部分分析的理解並不深刻。 最近熱播和百年相關的各類作品，對中國的歷史轉折和歷史選擇，也有一定認識。 同樣對歷史關鍵時期，只能說當朝政府的戰略選擇和戰略眼光還是有非常之人，但能不能將戰略凝聚全民共識、打破既有利益阻礙、轉化爲執行層面，再加上當時的外部氣候、外部勢力集團干涉等，決定了每次改革能否堅決推動。 日本在歷史選擇的關鍵時間點，也存在各種勢力集團的博弈，但持續時間、博弈劇烈狀態確實要少不少。在宗教、政治體系、社會等級、社會文化、國民性等方面，卻有自己文化的獨特性

大家知道，明治維新是日本“改革開放”的關鍵，明治維新後，日本堅定地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隨之國力日益強盛，不但在甲午海戰中戰勝了清朝，並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羅斯，且幾乎全殲了當屬全盛時期的俄羅斯艦隊，開創了亞洲海軍打敗歐洲海軍的先河。 也許是盛極必衰的因果，不斷的勝利帶來的是囂張的狂妄。這樣的狂妄，無疑給亞洲，尤其是中國人帶來了極大的傷害，繼而成爲二次大戰中唯一遭受原子武器攻擊的國家，也給日本民族帶來了永遠的傷痛。 戰爭，總是讓雙方的民衆遭受難以忍受的痛。 這本《激盪的百年史》是日本戰後第一任首相吉田茂的作品。儘管對二戰這段歷史，仍不乏粉飾的成分，卻也沒有強詞奪理。在對其民族性格，武士道根源的分析過程中，着墨於“士”這一階層的處境和內在冒險精神的分析。有點中國遊俠故事的味道，在嚴肅中透着一絲趣味。 對應於中國的歷史，書中的幾個數據，還是發人深省的。譬如，1871年日本，已經有許多留學歐美的女學生，成爲外交家的助理或隨員。可以想象，當時男性的留學生應該更多。這是明治四年，可見在明治維新以前，就已經有許多人通過民間或官方的渠道留學歐美。也許，由此可以推斷出，1894年甲午海戰的勝敗結果。 儘管日本也屬皇權國家，但當時的官場與滿清相比，要開明得多。與許多留學歸國的人才，並沒有得到滿清朝廷重用不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大批歸日學者，有許多人是真正進入了朝廷的高層，併成爲決策者。 相比之下，明治，更有用人之魄。 吉田茂認爲:隨明治的駕崩，日本進入了另一個時代。一方面由於日清和日俄戰爭的勝利，國民的好戰情緒佔了上風，這爲後來日中戰爭的爆發和二戰的失敗留下了禍根。另一方面是明治的英明，使後來的天皇很難承繼這種輝煌，這種精神的壓力，很容易導致鋌而走險的結局。 吉田茂還認爲:“日本的戰後興起，是朝鮮戰爭給了日本以機會，處在失望多於希望之中的民族，是日本的敵人給了我們以最大的希望。” 其實，這樣的機會，仍然來自於民族的戰後團結，和自身喫苦耐勞，自強不息的精神。 書後有戴季陶先生《日本論》和魯思.本尼迪克特先生《菊與刀》也是幫助我們理解日本和大和民族的兩篇有見地的論文，同樣值得一讀。 看完本書，覺得日本在二戰前的政治家中，仍然存在許多清醒人的，他們指出了日本當時存在的許多問題，並預示着這場戰爭的必然最終失敗。他們積極反戰，只是這種聲音在主戰者強勢的聲浪中，顯得太過微弱。 爲什麼?清醒的人，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愚癡之人卻總能在自己爬滿臭蟲的袍子上找到唯一的精彩，並加以極力的炫耀。 笑所有喜歡炫耀的傻蛋。當然，也笑我自己。

不斷的讚歌和遮羞布。後邊把戴季陶的《日本論》拼在一起。微信讀書上面有個吉田茂的《日本史》內容和這本書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