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隨》編輯部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忠臣無數,而奸賊亦不少。前者受千古景仰,後者遭萬世唾棄。然而,有一個人卻能在忠奸分明的帝制時代,雖變節卻又被深深同情。這個人就是李陵。李陵身上糾結着太多的大命題:家和國,軍人和文人,背叛和守節。他用盡一生的氣力,在國家和個人的矛盾衝突中,做着艱難的選擇。他的命運也連接着若干重量級人物:漢武帝、李廣、衛青、霍去病、司馬遷、蘇武。《情誼·名人·美文》包括名人的生平小傳、婚戀故事、友誼往來、經典作品以及家書。
友誼如燈,照亮人生 真正的朋友不把友誼掛在口上,他們並不爲了友誼而互相要求一點什麼,而是彼此爲對方做一切辦得到的事。 ——別林斯基 關於正能量的友誼,古今中外有太多典範,或載入史冊,或成爲千古佳話,如管鮑之交,伯牙子期......除了這些經典的故事,關於友誼,心裏總是忘不了兩個刷了很多遍的電影,一個是弗蘭克·德拉邦特1994年導演的《肖申克的救贖》,另一個則是2011年法國版的《觸不可及》,由奧利維·那卡什和艾力克·託蘭達聯合執導。 喜歡這兩個故事,大概是因爲它們更接近生活,或者說在電影中,這種跨多階層、跨長時間的友情被演繹得更加立體和真實吧,他們的友誼印證了別林斯基關於朋友的詮釋,彼此像人生之路上的明燈,照亮和成就了對方。 《肖申克的救贖》裏的安迪和裏德: 因過失犯罪被叛終身監禁的裏德在肖申克監獄裏中混到無所不能,可以爲獄友提供香菸、明星畫等各種物品,一次又一次失敗的申請假釋,被體制化了的他似乎對餘生沒有了期望,直到一個獄友來到了肖申克——安迪,一個其貌不揚的“殺妻銀行家”,誠然,同肖申克的其它犯人一樣,安迪是被冤枉的,不同的是,他身處牢籠卻仍然心懷希望,通過裏德的幫助,他搞到了一把改變命運的錘子和一張用於掩人耳目的麗塔·海華絲肖像畫,從此開始了漫長的越獄計劃,最終,經過19年時間,他鑿穿了一條通道,在一個雷電交加的夜晚,安迪從500米長的排污管道里逃出肖申克涅槃重生,而在這漫長的19年裏,他從未消停過,用關禁閉、招來毒打的代價寫信申請資金在獄中建起了圖書館,幫典獄長諾頓理財爲獄友爭取到喝啤酒重溫做人的片刻自由,將自己反鎖在諾頓的辦公室裏,通過監獄的大喇叭播放《費加羅的婚禮》,他的種種舉動影響了衆多心灰意冷的獄友,包括裏德.....最終,裏德獲得假釋,當他坐上大巴車前往芝華塔奈歐的海灘會晤老友安迪,臉上滿是對新的人生旅程的嚮往和憧憬,當那封藏在橡樹下的信被展開,總會讓人心頭湧起莫名的感動: 親愛的裏德:如果你讀到這封信,說明你已經出來了。既然你走了這麼遠,爲什麼不嘗試再遠一點呢,你一定還記得我給你說過的海邊小鎮吧,你能幫我實現計劃,我備妥棋盤等你。記住,希望是個好東西,也許是人間至善,而美好的事物從不消逝。希望你讀到信,而且一切都好。 你的朋友 安迪 《觸不可及》裏的菲利普和德瑞斯: 殘疾富豪菲利普機緣巧合地僱了出獄不久的黑人德瑞斯爲照顧起居生活的傭人,從相互陌生,到磨合,再到最後相互信賴,相互成就,讓深厚的友情跨越了階層,跨越了膚色和種族,在看似複雜的生活裏,人與人之間的芥蒂和隔閡卻似乎越來越大,但這部電影卻用發生在兩個看似不可能的階層的人之間的友誼,告訴我們一切並非觸不可及,從殘疾富豪菲利普和貧民傭人德里斯的互動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階層、文化水平更多是在塑造一個人的社會身份,而在這個身份之下,每個人的生活都有着極爲類似的本質:對愛的渴望,對幸福的追求,對家庭的疏離和親近,所有人都有着一樣的激動和煩惱,有着一樣的歡樂和悲愁。最後,當得利斯從窗戶外面看着自己精心爲菲利普設計的約會成功,臉上露出神祕,真誠而又滿意的微笑時,魯多維科·艾奧迪的那首《觸不可及》像一雙溫暖的手,緩緩的合上了這本故事書,鏡頭轉動,遠處海浪輕撫沙灘,鳥兒自在飛翔,海風輕輕掀起人們的風衣,那一幕,平凡的人間像極了天堂。德瑞斯與母親和弟弟之間的隔閡被撫平,殘疾的菲利普和他夢寐以求的筆友埃莉諾相見,當然,最主要的是來自不同階層的兩個主角,菲利普和得利斯也結成了深厚的友情。 當然,關於友誼的影視作品不勝枚舉,如2018年彼得·法雷利導演的《綠皮書》,講述的是白人保鏢託尼被聘用爲黑人鋼琴家的司機巡迴演出旅程中的故事,他們之間也建立了跨越種族和階級的友情。 似乎有些跑偏,但同本書中衆多的名人友情一樣,好朋友像是人生汪洋中的燈塔,在迷失時給予我們力量。 本書中收集了古今中外40多個名人之間發生的友情故事,李陵和蘇武,嵇康與山濤,白居易與元稹,葉聖陶與巴金,冰心與梁實秋,契科夫與高爾基,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每篇都是以書信展開,然後詳細介紹主人公生平與書信背景,再附以其經典作品,雖然大多數都是名人,但這樣串聯起來以書信的方式講述故事,更容易記憶,也夾帶着一些鮮爲人知的故事。 如在泰戈爾給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的信裏,面對其對侵華戰爭的不當言論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駁斥。1938年,野口米次郎寫信給泰戈爾,認爲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應該得到印度人民的讚揚,並頗感“委屈”地說道: “這次戰爭並非是瘋狂殺人,而是爲了在亞洲大陸上建立一個偉大的新世界必然要採取的手段……我們青年軍人是抱着十字軍的決心與殉道者的犧牲意識上前線的……日本單獨承擔了這樣宏偉的任務”。 在關乎人類和平和發展的大是大非面前,泰戈爾保持了高度的清醒,此時的他已經77歲高齡,而野口米次郎此時63歲,對於這個年齡的詩人來說,應該比普通人更“懂事”,於是,泰戈爾回了這封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世界大戰後一位偉大的法國作家所說的“知識分子的背叛”,正是我們時代的一個危險症狀。你曾說到日本貧苦人民默默的犧牲和受難,並且得意洋洋地說這種痛苦的犧牲正被利用來出動大炮去侵犯鄰人的家園。既然貴國許多知識分子抱有這種看法,貴國政府讓他們“自由”表示意見,就不足爲奇了。我希望他們能享受自由。在我看來,爲了“對未來的生活美景進行沉思冥想而享受一點樂趣,因而放棄這樣的自由而鑽進‘蝸牛殼’”裏去,似乎是沒有必要的舉動。把藝術家的職責和他的道德良知這樣分離開來,我是無法苟同的。由於支持一個從事於毀滅生活中一切顯著基礎的政府而受到特殊寵愛,又同時用一種逃避現實的哲學來推算任何直接責任,在我看來,這正是現代知識分子背叛人類的另一確實徵候。我知道,貴國人民總有一天會從迷夢中徹底醒悟過來,經過幾個世紀的艱苦努力以後,他們將會清除被日本國橫行霸道的軍閥所毀滅的日本文明的廢墟,他們也將認識到,對華侵略戰爭同日本武士道對內在精神的毀滅相比,後者的嚴重性是不可比擬的,在模仿來的帶着濃厚西方色彩的日本軍國主義面前,中國的立場則顯示出一種固有的高尚的道德精神。 類似這樣的故事在書中有很多,作爲一本專門講述名人友情的書,可謂老少皆宜,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