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薈記

越努力越崩潰： 楊士聰寫《玉堂薈記》，一是抽絲剝繭，環環相扣，一樁人事牽扯出另一樁人事，這是脂硯齋評《紅樓夢》的“脫卸”筆法。 二是春秋筆法，微言大義。 司馬遷《匈奴列傳》中說：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 微言大義，就是一種權力扭曲後的隱喻。有文學的技巧在裏面，然而這種文學，就是文過飾非的修辭之學，並非指向客觀真相。 問題來了，爲什麼中國士人的修辭文學，就成了文過飾非，而西方則成了公共表達之術？ 辯論雙方權力不對等！辯明客觀真相不是目的，地位不平等的言說成了“諷諫”，士人淪爲優孟衣冠，再淪而爲“參軍戲”！ “參軍戲”反過來作爲皇帝警示與拿捏下屬的一種“反向諷諫”或“教化”的手段。就像《玉堂薈記》中所記日講這種士人給皇帝講課的制度，後來被乾隆皇帝反過來上了一課，成了教化臣子的手段。 《王安石強辯考》中，王安石大罵同僚對手“不讀書”，辭氣激烈，而崇禎或乾隆，或東林黨的清流君子們，恐怕也是如此，自以爲佔據了人間真理，結果只是詮釋了一個問題： 爲什麼美好的初衷往往會適得其反？ 1、因爲禁止，反而把公事變走私 作者寫到當時皇帝怕朝臣與太監勾結，朝臣人人自證清白，不用通假字，“曩日兩闕及承天門、端門憩足之地，皆不得入”…… 崇禎以爲這樣就可以摒棄朝臣與太監勾結，結果卻適得其反，官員進不了大內重地，不也隔絕了與皇帝的聯繫嗎？ 掌房中書，其勢不得不通內府，閣中諸事，皆與文書房相關，一刻不通，則內外懸隔，政多齟齬。然以濟事則可，以行私則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其人果端，即以此輩通之，不害其爲公忠，如峻其界限，概示屏絕，一事也不能作。 據說，“統計自成化至天啓，一百六十七年，其間延訪大臣，不過弘治之末數年，其餘皆簾遠堂高，君門萬里。”在這樣情形之下，皇帝假如有什麼事要內閣辦理，或是內閣票來奏章需要商討，便一律叫司禮太監代表前往，這樣一來，太監們儼然是閣議的主席了。 司禮監太監就正好把持要津，以“禁止”反而不能禁止，只是將公開變成了私下。 這與禁海反而導致走私，多麼類似的反效果！ 又有“近時嚴禁交際，其實何曾禁得。但禁其閒冷者耳。津要之地，日益加多，詭祕萬端，乃所謂賄賂，非交際也。禁交際而變爲賄賂，識者有世道之憂矣。 ” 作者所說可謂至論：此等中官，有何可結，終年往還，居停不過一餐；饋送不過一金，彼密通奧援，在不見不聞之中，有以千百計者，孰從而致詰乎？ 爲什麼初衷是好的，結果卻往往適得其反？因爲這是個扭曲社會。崇禎越是有爲，越加速大明的滅亡。 2、袁崇煥被殺，因爲崇禎“一毛不拔” 作者提到袁崇煥之死：迨後鈐制諸將，不爲無見，而袁爲人疏直，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厥後滿桂總督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羣然以爲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而事件最初，是因爲陳繼儒，這位徐霞客的東林黨朋友，以“拔一毛而利天下。”主殺毛文龍，拿人家生命當做討好袁崇煥的價碼！就因爲毛文龍曾請陳寫幅字，嫌一萬元潤筆太貴。 松江人葉夢珠編纂的《閱世編》，其中記載了頗爲戲劇性的一幕： 崇禎初，華亭錢機山龍錫以相被召，過辭陳眉公繼儒。眉公曰：“拔一毛而利天下。”機山莫解所謂，及入都後，經略袁崇煥以誅島帥毛文龍爲請。錢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亟報可。未幾，本朝兵大入，懷宗皇帝深以誅毛爲憾，袁至磔而錢論戍，幾至不測。蓋當時士大夫謁徵君者，必強令贈言，不得則不歡，眉公一再讓，則緩頰不暇計當否矣。 作者最後總結道：乃知人主用法以漸而手滑也。昔人之言曰：恐他日吾輩亦不免，此言真可惕然思已。 崇禎手滑，導致剛愎自用，不公平，其實有句話說得很清楚“厥後滿桂總督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宜哉！”，袁崇煥的確可能自大，殺了毛文龍，但人無完人，沒有他，就擋不住滿清了。拔一毛而利天下，陳繼儒的計策纔是對的，這似乎又是微言大義，寓意崇禎是“一毛不拔”！ 3、不懂惜物，越努力越加速崩潰 作者談到崇禎素食，卻並非是真“惜物”，而徒然小家子氣，吝嗇氣而已。 “庚辰秋，上傅諭欲素食終身，聖母早崩，不及養故也。此殆託言，或別有所感而爲之也。 ……推此類言之，使天下無一浪費，無一銜冤，其爲素食也大矣。揆之聖母之心，何等欣慰，即日御水陸之味，何損於仁孝之一毫。 ……甚者廠衛緝獲，即爲平反所不及，十有九死，萬一得生，而家已破，封疆之事，聞殺督撫，不聞殺總兵也，間有總兵乃其庸瑣無能爲者，故總兵益驁，督撫益危，皆非所以惜物命也。” 說到減免欠稅，“戶部嘗請改折一年，以蘇民困，上不允，蓋將留爲那移之用耳。不知天下止此物力，寬一分即裕一分，其效在上不在下也。” 又說到另一個軍事武器上的例子。“本色外解，一駁一累，其最甚莫如弓甲。凡弓皆上自開試。上力甚大，能開勁弓。其一挽即滿開者駁回，其半開者乃留，及頒給行間，將士皆不能用，雖有千萬之弓，不可以發一矢甲，則使內璫有力者，以利矢射之，陷者駁回更造，故甲或厚至一分有餘，但求不陷免駁，而斤兩太重，非臨陣所能勝矣。二物急需，是以務精之，而皆至於不可用，則有限之物力爲可惜也。 ” 可見，崇禎的“自恃力大”，反而造成了浪費也大，這不是惜物的精神！ 說完物力，再說人力資源的利用。 “論誠高矣，其所以生才能，建功業者，未之及也。一段利口，不惟將狀元騙去，其後來柄用，實原於此。夫能言未必能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旦爰立，吾恐海內拭目俟之矣。 ” 一段利口，不惟將狀元騙去。建功業者，未之及也。這就是大笑話大荒謬了！建功立業的人根本不懂天花亂墜，功勞卻歸於牙尖嘴利者去了！ “撫三鎮七之議行，徒欲偏重將帥，以爲敵愾之用，而不知其勢漸成尾大，督撫爲贅設矣。既成贅設，而封疆有事，仍責督撫，故督撫類多抵罪，而總兵如故；非不欲責，實畏之也。” 故督撫類多抵罪……果然督撫是替罪羊了，這不是愛惜與利用人才的方法！ “蓋以科目庠序所不能收者，聊復開此，使不逞之徒，有所階以自進，即不然，亦足以耗其雄心，而不至於爲患。此弭亂之微權，非掄才之盛典也。” 足以耗其雄心，而不至於爲患。此弭亂之微權！大實話！ 就像我們一直都說大學擴招，無非是消耗年輕人旺盛的精力，使他們老實安分，不出事，而其擴招數量遠超於實際社會需要。如今中國的內卷狀態，對於維穩的專制術，也是有用的一招，內卷耗盡了精力，哪裏有空搞其他動作與心思？思想源於閒暇，既閒暇消失，思想自動消彌。 爲什麼崇禎時可用人才越來越少？除了不惜物，還有“生性多疑”。 “初上立名監視，但令監其欺，不令掣其肘，今稍弄機關，撫按刑部便不敢與異同。此非掣肘，必如何而後爲掣肘也。……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之慾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矣。故邊臣反樂於有監視；功易飾敗，易揜也。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監〕視監視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費，窮邊士卒，何不幸一至於此！ ” 大明，相當於一個靠克格勃陰謀統治的帝國，官僚制的必然，相互監視告密的病態社會！關於告密之爲用，我曾經特別講過，漢武帝巫蠱之禍，朱元璋的告密鼓勵……惜秦皇漢武，稍遜風騷。 4、雙重扭曲的社會需要比奸人更奸 前幾天看小紅書一帖，說起董宇輝質問經濟學家薛兆豐提出的“廉租房不能帶廁所”，有人提到古已有例：和珅“以糠芘摻入救濟糧”。 兩者都是“實用法”，並非“根本法”，要論根本法，就要打擊富人與官員的以權謀私，救濟分配要精確落實到點，這纔是根本，上策。 實用法是下策，已經是被扭曲過後的再扭曲，所以看起來違反感官常識，實際上卻是實用之措施。 《玉堂薈記》所說“援納雖非美事，然猶勝於蒐括捐助。”，援納，應該是指以援助納捐爲名的賣官，就像援交，以援助失學少女行賣淫之實。 權利交易，貪污腐敗，已經是扭曲了，建立在這個扭曲現實之上的援納，增加得一時的國家賦稅，制度性地利用腐敗，腐敗成了一種工具！這可謂是扭曲後的更扭曲，已經扭曲成了畢加索的畫風了。 世上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雙全法是沒有的，雙重扭曲纔是現實社會的真面目！社會就像補鍋匠，層層疊疊地在歷史的補丁上打補丁，最後，成了“錦灰堆”，滿目不可辨認。社會是個複雜的混沌體，爲各種可能性提供了可操作空間。有太多寄生物種生活在權力的影子下。 作者又舉一例，“崇文稅課，以邊患逋額數多，責令事定補解，遂至陡加稅額，積月而所逋益多，一主政接管，驟減舊額，由是商貨輻輳，有自天津卸載越務而赴崇文納稅者。有自臨清、德州即先赴崇文納稅者。不三月而前逋俱完，新課充溢。” 減稅而活躍商業，反而坐大了整體經濟的蛋糕，整體稅收受益。這與和珅的救濟糧同樣是利用經濟規律，但少了權力的扭曲，甚至可以說，正是脫卸了權力，而降本來的扭曲歸正了，市場因爲獲得自由的喘息而繁榮。 作者寫道，“戶部嘗請改折一年，以蘇民困，上不允，蓋將留爲那移之用耳”……崇禎貪婪，小心眼兒！“不知天下止此物力，寬一分即裕一分，其效在上不在下也。” 其實減稅最終得益的還是崇禎，他卻不知道，因爲他的權力之手不能放鬆。 5、裁撤驛遞，禁止援納：時機不對就不合時宜 “如雲驛遞裁減而摃轎等夫去而爲賊，則復驛遞爲平賊急着。一時或笑其迂，不知此實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爲賊，將安所得食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擒之賊，多系驛遞伕役，其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謬。” 裁撤驛遞，闖王崛起！一件事雖然初衷極好，但時機不對，反而是極壞的。 “則復驛遞爲平賊急着，一時或笑其迂”，爲什麼當時人會笑他的觀點？ 如果追究起來，則又涉及到更根本的意識形態了。可能他們身在廟堂之高，不知道那種流寇是失業的驛卒，根本想不到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有可能，對於剿匪，形成了一種思維慣性，官民對立，我是官，不會從民的角度去想問題，替民安排失業後的出路，而是刁民怎麼敢造反？你們本來驛站就是效率低下喫空餉，裁撤利國利民，難道失業就有理由造反嗎？窮人有窮人的活法，自己謀出路啊！於是從官的角度來看，錯在刁民！ 可見裁撤驛遞是當時官員意識形態的扭曲力場下的產物。 同樣，禁止援納也要視乎時機，也不一定是好事。 “援納固當罷也，但非此時事耳。外患悉平，財用充足，此其時也。……乃知爲政者須度勢審時，務求可繼，不必慕其名而爲之也。 ” 不久前，百度“蘿蔔快跑”無人出租車大熱，也被大抨擊，有人就說，時機不對。現在百業蕭條，中產失業還可以跑滴滴送外賣，蘿蔔快跑一出，連最後的退路也沒有了。如果疫情期間出，則會大受歡迎。 正如羅隱的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6、“土宜換棗”是合作，君子小人是撕裂 作者談到漕運系統中“土宜換棗”的舊習，說到底，就是官商勾結！官利用商，給商人以特權（行商制度是壟斷的商引，簡單講就是賣壟斷執照，漕運中的土宜換棗是夾帶免稅的特權），商人獲利，但必須以替公家辦事爲條件（行商制度中是攤派，打仗和救濟，富人攤派出錢，沒得商量，可傾家蕩產，漕運制度中是得運糧到京）……總的來說，這套制度是官商勾結，假公濟私！最可恨的制度，是聿民之術，官騎在商的頭上，拿他們當工具使喚，沒有什麼獨立人格！ 其根本在於儒家的中庸之道，謀求經與權之間的可操作空間，所以睜眼閉眼，漕運夾帶私貨也認了，因爲被當做工具使喚！ 然而事已至此，禁止也是不可能的，它導致了一系列問題。 “運軍日貧，商販裹足，剝載既已無力，一旦淺阻在前，惟袖手而觀，諉罪於河道，甚且有燒船以圖賴，棄船而潛逃者矣。” “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士大夫猶或難之。”古人也是有反對公有制的，反對道德潔癖的，因爲正宗儒家，本來就是經權之間模棱兩可的，所謂中庸就是兩個極端都不靠，執之中也！ 我剛在小紅書看到新加坡總理的發言，想起新加坡何以能高薪養廉，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把私利的驅動作爲公用，就是高薪養廉，最好的人才得以聚集到政府裏邊，政府就像一家公司可以與大跨國公司公平競爭人才！這是很好的制度，我們爲什麼不可以？ 因爲官僚制的龐大！像新加坡城邦國家，公務員能拿高薪，當然要高效，職業，根本不必龐大的人數！ 而中國，無論大明還是當今，體制內就是既得利益的一幫庸人，門外的人紛紛想得門而入，這根本不是公務員，是分贓隊。效率低下，機構繁複是必然的，不然，何以領工資？ 所以根本不可能高薪養廉，國家稅收都用來養龐大的官僚，還不破產？！這就是一個帝國，因爲其龐大而必然造成官僚制的龐大，而必然低效繁複，必然自取滅亡！ 有頭腦與志氣的小國卻能打破大國的魔咒！ 官僚體制決定了事至必然，光靠道德潔癖或理想主義已經不管用了，反而可能造成“政治極化”的危害。 《玉堂薈記》中有一句話：夫爲政須令有餘地，雖堯舜在上，不能使吏皆廉……讀過《雪交亭正氣錄》，越來越感受到：寬容之重要，共同的底線之重要。 政治極化，族羣撕裂，黨爭導致內部鷸蚌相爭，滿清漁翁得利，是大明失敗的原因！ 7、政治爲什麼會極化，族羣爲什麼會撕裂？ 朱元璋早期是道德至上主義，而明中晚期，商品經濟發達，思想變了，兩種價值觀衝突導致清流君子與小人的黨爭。 其實，君子小人本來都是一樣人，但分贓不均，導致君子清流藉助道德的復古與潔癖來對抗小人，這是政治極化！ 小人的好處是永遠都可以合作，可以交易，君子的問題在於製造撕裂。大明的滅亡很大原因是崇禎太想當明君，而臣子太想當清流！ 所謂“分贓不均”，《何故爲敵》中說，族羣的衝突實質上是爭奪資源，即權力鬥爭。 在晚明，朝廷上的官職是東林和閹黨黨爭雙方都覬覦的稀缺資源，贏家通喫的規則更造成了你死我活的鬥爭殘酷性。阮大鋮就是跟人搶官得不到而反叛東林的，李自成也是因爲崇禎不接受封官的和談條件而攻陷北京城的……當官即是權力，權力即是資源。晚明社會是官場資源內卷，發展成衝突暴力的社會。 還可以再從結構主義角度去分析衝突背後的深層原因。 瑪麗·道格拉斯《潔淨與危險》中說，一個東西乾淨或不乾淨，決定於它的空間和位置，所有的禁忌都能夠反向折射出一個社會或一個文化的宇宙觀，可以從中看出它怎麼去分類事物。 那麼，中國古代“夷夏有別”的宇宙觀，就是一種基於文化或道德的空間分類，夷狄，禽獸也！ 君子（大人）與小人的分類也是如此，道德盈虧影響到身體發育，小人就是畸形侏儒，一種道德缺陷的表徵。 回到時代背景中來，當明朝的皇權專制達到了頂峯，要與它抗衡很難，但試圖規範它，必須有一種更高的力量，迫使儒家蛻變成儒教，其宗教性更加強烈，產生了“君子小人”的分類潔癖，通過純潔性（pure而不是clean ）去維護自身的權威，當然，儒家內部也產生分裂，右派走向了功利主義，與左派道德潔癖的原教旨主義相對，君子小人於是判然而別！ 權力的正當性來自於更極端的禁忌儀式（道德潔癖是其中一種表現形式）。 修道士所以長年苦行，求神拜佛與祭祖祭天所以要齋戒沐浴，儒家所以強調正心誠意功夫，所謂日三省吾身，正是一種靈臺的打掃儀式，“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明朝的海瑞所以敢叫板皇帝，在於他擁有極化的道德潔癖，即廉潔。他的正當性無可挑戰，像金剛石一樣剛硬，純粹。 總之，極化，撕裂，都是明朝儒家向儒教演化的內在邏輯使然。

雜記手札之事，多爲正史不載，旁門佐記，貽笑大方。

與李清「三垣筆記」大類，多記朝事黨爭原委，「國榷」參考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