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藝舟雙楫

破舊立新的時代強音：讀康有爲《廣藝舟雙楫》有感 在南京博物院藝術季講座的預告中，薛龍春教授提出的“知二王之外有書，斯可與論書”，像一束光，照進了我對於中國書法史的固有認知。正是懷着對這“二王之外”世界的探尋之心，我翻開了康有爲的《廣藝舟雙楫》。這本被譽爲晚清書法理論“聖經”的著作，遠不止是一部技法指南，它是一面棱鏡，折射出一個時代在思想、美學與社會結構上的劇烈震顫，是一次穿越時空的、震撼靈魂的對話。 一、 核心觀念：一場美學的“進化論”與哲學的反叛 《廣藝舟雙楫》的核心觀念，若用一詞以蔽之，便是 “尊碑貶帖” 。但這四個字背後，蘊含的是一場深刻的美學革命。 · 從社會學與哲學視角看： 康有爲寫作此書的年代，正值晚清積貧積弱、國門被迫洞開之際。作爲“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他的骨子裏流淌着“變者，天也”的改良血液。他將社會進化論的思想投射到書法領域，認爲書法如同社會制度，不能固步自封於日漸靡弱、輾轉摹刻而失真的“帖學”舊軌。他大力推崇漢魏六朝之碑，因其保留了未被修飾的、雄渾樸拙、充滿生命原力的“古意”。這不僅是審美趣味的轉向，更是一種文化本真性的追尋，是試圖從古老的金石中，找回一個民族失落的陽剛之氣與創造精神。這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反叛—— against 被精緻化、程式化所束縛的審美權威，主張個體（以及民族）應從更本源、更廣闊的傳統中汲取力量，實現精神的“涅槃”。 · 從心理學視角看： “尊碑”的過程，也是一種審美心理的解放。長期浸淫於“二王”一脈的秀美、典雅，會使審美感官變得敏感而脆弱。康有爲所倡導的碑學，其美學範疇是“壯美”乃至“崇高”。那些摩崖石刻的蒼茫、造像題記的率真、漢碑隸書的沉雄，無不衝擊着觀看者的心理預期。它要求欣賞者接受“不完美”—— 刻刀的崩損、石質的風化、佈局的“不工”，並將其內化爲一種更高級的美。這本身就是一種心理療愈，它告訴我們，力量與美感，恰恰可以存在於粗糙、野性與偶然之中，這對於規訓過度的現代心靈，無疑是一種極大的慰藉與激勵。 二、 行業與學科影響力：重塑書學疆域的“地震” 《廣藝舟雙楫》的出版，在書法界無異於一場里氏震級極高的地震。 1. 書法實踐的範式轉移： 它徹底動搖了“帖學”一統天下的格局，爲後世書家打開了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從吳昌碩的石鼓文、于右任的標準草書（其根基亦在碑），到當代無數取法漢磚魏碑的大家，其藝術道路無不深受康氏理論的啓迪。它極大地拓展了筆法的可能性，中鋒的渾厚、澀行的力度、結體的奇崛，這些碑學筆法成爲了書家表現個性的新武器。 2. 藝術史研究的視野開拓： 它將以往被視爲“非名家”、“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書刻（如造像記、墓誌）提升到了經典的高度。這種“眼光向下”的革命，與現代藝術史關注無名者、關注物質文化的趨勢不謀而合。它迫使我們去思考：何爲“經典”？經典的譜系是由誰建構的？這爲後來的藝術社會學研究提供了絕佳的早期範例。 3. 跨學科的啓示價值： 康有爲的論述方式，本身就是一種跨學科的嘗試。他將書法風格的流變置於政治興衰、學術思潮（如乾嘉樸學）的宏大背景下考察，這使得《廣藝舟雙楫》不僅是一部藝術論著，更是一部獨特的文化心態史。它對今天的文學、美學、甚至文化研究學者而言，都是一個關於“如何從邊緣顛覆中心”的經典案例。 三、 對個人的觸動：一場審美與價值觀的重塑 閱讀《廣藝舟雙楫》，對我而言是一次全方位的洗禮。 · 書法鑑賞能力的躍升： 它賦予了我一雙“複眼”。以往看書法，多停留在“像不像王羲之”、“工不工整”的層面。如今，我能從一方殘損的北魏墓誌中感受到刀筆交融的鏗鏘節奏，能從一片斑駁的漢隸碑額上讀出沉雄博大的時代氣息。我學會了欣賞“金石氣”，那是一種超越了筆墨紙硯的、與時間對話的永恆之美。這種鑑賞力的提升，本質是審美維度的增加。 · 個人成長與價值觀的啓迪： 康有爲那種“吾眼有神，吾腕有鬼”的自信與自省，以及他敢於向千年權威挑戰的勇氣，深深觸動了我。它啓示我們，在任何領域，真正的成長都源於對既有範式的批判性審視與勇敢超越。在生活中，它讓我更加珍視那些“非主流”卻充滿生命力的事物，學會在“拙”中見“巧”，在“古”中尋“新”。這本書的核心精神——返本以開新，已成爲我面對複雜世界時的重要心法：當感到前路迷茫時，不妨迴歸到最本質、最原初的源頭去尋找答案與力量。 · 專業性與可讀性的平衡： 《廣藝舟雙楫》無疑是專業的，其考據之詳、體系之嚴，令人歎服。但康有爲作爲一位文章大家，其文字汪洋恣肆，感情充沛，比喻奇崛（如將書法比作“人心之畫”），使得這部學術著作充滿了文學的魅力。它並非枯燥的教條，而是一位充滿激情的思想家在與你慷慨陳詞。這種專業性思想與文學性表達的結合，使得它的可讀性遠超一般理論書籍，每一次重讀，都能獲得新的靈感。 合上書頁，薛龍春教授講座預告中的那個問題——“碑學的論述又有怎樣的邏輯悖論？”——似乎也有了更深的體會。康有爲爲了立論而有時不免偏激，其對唐碑的貶斥亦有可商榷之處。但正如任何一場革命，其最大的價值不在於構建了一個完美無瑕的新體系，而在於它用雷霆萬鈞之力，劈開了舊世界的鐵幕，讓陽光雨露得以灑向一片嶄新的、廣闊無垠的原野。 《廣藝舟雙楫》就是這樣一座思想的豐碑。它不僅僅教會我們如何寫字，更教會我們如何思考，如何觀看，如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裏，保持精神的獨立與創造的活力。對於任何一位尋求突破、渴望深度認知中國藝術與文化的讀者來說，這本書都是一部不容錯過的、能帶來無窮啓迪的經典。

以前只知道康有爲是戊戌變法的政治人物，讀完他寫的這本書，才知道他也是知識極爲淵博的人。文章如行雲流水，條理非常清楚。對“尊碑”進行了系統、全面的論證。 敢於創新、善於發現。 雖然距離我們現代有100年曆史了，他的觀點，應該還是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書中對很多碑文的書法之美，有詳細的描述。現在的一些書法作品，以醜書爲美。與書中描述的各種書法之美，完全不同。

《廣藝舟雙楫》是康有爲在尊碑的基礎上更加充實和提高了對“碑學”的認識後，進一步勤奮探求書法新天地的著作。 它自成體系，包括：文字源流（《原書》），前人碑學總結（《尊碑》），名碑評介（《購碑》），書體演變（《體變》《分變》），斷代書史（《說分》《本漢》《傳衛》《寶南》《備魏》《取隋》《卑唐》等），作品品評（《十家》《碑品》《碑評》），技法（《執筆》《綴法》），實用（《榜書》《幹祿》），及各種雜論（《體系》《導源》《十六宗》），這不僅是清代碑學的系統之作，而且也是中國書學史上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全書以尊碑的觀點貫穿始終，既糾正了前期碑學南北之論的牽強處，又廣泛吸收了新的金石學成果，從理論和實踐上闡明瞭尊碑對挽救僵化衰敗書風的作用，奠定了碑學的理論基礎，爲書學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內容。 康有爲認爲，自有文字以來，甲骨、大小篆、八分、隸、草、楷、行各種書體無不遵循着這樣一條發展道路：“夫變之道有二，不獨出於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競趨簡易焉。繁難者，人所共畏也；簡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導其所喜，握其權便，人之趨之若決川於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從之矣。”文字的發展變化，一是在於它有“便捷”的實用性，從“婉而通”的圓筆篆書變成“精而密”的方筆隸書是這樣，從方嚴的楷書變成連綿的行草也是這樣。二是在於它有“人心”“人情”的變趨性，每一個朝代的人們都是隨着物質文化的演化，而要求更多的盡善盡美的精神享受，這也是促使書法藝術發展的強大的動力。所以，康有爲進一步認識到：“人限於其俗，俗各趨於變，天地江河，無日不變，書其至小者。”比如，“奇古生動、章法亦復落落，若星辰麗天，皆有奇致”的鐘鼎、籀字；“裁爲整齊，形體增長”的秦分（小篆）；再使“體皆方扁，筆益茂密……變圓爲方，削繁爲簡，遂成漢分”; “建初以後，變爲波磔，篆、隸迥分”，使當時的書體更加“體扁已極，波磔分背，隸體成矣”。但還要繼續發展，“漢末波磔，縱肆極矣，久亦厭之，又稍參篆分之圓，變爲真書”。（《廣藝舟雙楫》）綜觀幾千年書體的演化傳統，用筆的進化，筆勢的豐富，莫不是窮變通之理的。如果說“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上清帝第六書》）；那麼在這裏，書法變易進化的觀點則被賦予實際的政治內容，既是對當時“信古、崇古、復古”傳統思想的大膽否定，又是變法圖強，促使人們思想覺醒的理論根據。 康有爲反思清代書法現狀是“國朝書法凡有四變：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率更貴盛於嘉、道之間；北碑萌芽於鹹、同之際”。而“帖學” “唐碑”時期出現的流弊已阻礙了書法蓬勃的發展，“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在這樣翻刻走樣失神的情況下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廣藝舟雙楫》）但尊碑不是以其古老，而是因爲它或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或可考察隸楷變化；或可考證後世之源流；或能觀覽各體畢備；或能學習碑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因此，必須尊碑才能挽救頹靡的書風。這樣從書法實踐看尊碑或崇帖的效果，當然是時代審美觀點的轉變所致，“物極必反，天理固然”；然而尊碑背後更大的原因是爲了打破學唐碑出現的“新館閣體”對人們思想的羈絆，因而康有爲還以政治來做比喻：“如今論治然，有守舊、開化二黨，然時尚開新，其黨繁盛，守舊黨率爲所滅，蓋天下世變既成，人心趨變，以變爲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那麼“人心趨變”的書壇要向何處“開新”呢？只有上溯到唐碑之前才能求取書法本質變化的力量，特別是“魄力雄強”“意態奇逸”“結構天成”的魏碑，更是進行創新的營養，就是南派帖學之祖的王羲之也曾得到過“北碑”書法的好處，所以不在書法領域內清本正源，就不能使書法發展得到新生。 爲了更加猛烈地衝擊當時文人士大夫僵化的無動於衷的傳統思維定勢，康有爲在把尊崇魏碑觀點誇大到極端程度的同時，還激烈地攻擊帖學、唐書，提出：“至於有唐，雖設書學，士大夫講之尤甚。然纘承陳、南之餘，綴其遺緒之一二，不復能變，專講結構，幾若算子，截鶴續鳧，整齊過甚。歐、虞、褚、薛，筆法雖未盡亡，然澆淳散樸，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澌滅盡矣！”（《廣藝舟雙楫》）甚至說：“習碑以後可謂五嶽歸來，唐以後書皆丘陵矣！”這樣偏激、極端地批評唐人書法，當然是他力求沖決傳統勢力羅網而報國無門的悲憤心理宣泄，對那些靠鉤摹翻刻而流行的假唐碑給予貶斥還是有道理的，但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割斷唐代書法鼎盛的歷史，是不符合書法發展的真實歷史的，也是不利於書法藝術的進一步發展的。不論是過分的偏愛，還是有意的偏見，這些無疑都是《廣藝舟雙楫》中的一大疵瑕，也反映出他的主觀唯心論的思維方式。 康有爲在這些論述的基礎上和新碑版大量出土的條件下，想要把自己的理論變成可行的實踐，設想“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隸意以厚其氣，旁涉行草以得其變，下觀諸碑以備其法，流觀漢瓦晉磚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釀而醞之，神而明之。能如是十年，則可使歐、虞抗行，褚、薛扶轂，鞭笞顏、柳，而狎畜蘇、黃矣，尚何趙、董之足雲”？大有縱橫千古，融合衆體的氣概。並且還想在筆法上作新的嘗試：“及悟秦分本圓，而漢人變之以方。漢分本方，而晉字變之以圓。凡書貴有新意妙理。以方作秦分，以圓作漢分，以章程作章，筆筆皆留，以飛動作楷，筆筆皆舞，未有不工者也。”更以王羲之爲榜樣：“右軍欲引八分隸書入真書中，吾亦欲採鐘鼎體意入小篆中，則新理獨得矣！”這種純屬主觀的設想，當然是他追求的“能移人情”的“書之至極”，但更重要的是處處體現他的“託古改制”精神，在“新理異志”的思想改良中實現他的“大同之世”幻想。 總之，《廣藝舟雙楫》可以說是康有爲借尊碑的理論總結來闡述變法維新的“微言大義”；是他利用書法變化的具體形式，對變法思想的進一步發揮；也是他遭到封建頑固派攻擊和壓制下憂危心理的強烈發泄。 ——《書法與文化十講》

康在其中明確提出了“變法”的思想，即強調以“變”來求得事物的進步。他明確指出“變者，天也。”“書法與治法，勢變略同。周以前爲一體勢，漢爲一體勢，魏晉至爲一體勢，皆千數百年一變；後之必有變也，可以前驗之也。”這種思想，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康在著作中賦哲學思想於藝術表達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借書法評實事，康聖人甘不寂寞啊！

練字練琴都要放雞蛋放硬幣，兩者開練前是不是都要俯臥撐的？“通身之力，奔赴腕指間，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學者當用惡筆，今後不擇筆”、“若一入迷津，便墮阿鼻牛梨地獄，無復超度飛昇之日”，完美再現每節課都要講的“整體不錯，我們來講億些小問題”>.<

現在一些筆法千古不易的說辭又回來了，這就說明碑學也是要再出世了，否極泰來。

書法之妙，全在運筆。該舉其要，盡於方圓。操縱極熟，自有巧妙。方用頓筆，圓用提筆，提筆中含，頓筆外拓。中含者渾勁，外拓者雄強。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隸之法也。提筆婉而通，頓筆精而密。

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鏤其精，冥 其形爲之也。

好書法者宜讀 書法之歷史演變 學習書法如何選貼 書寫方法和要領等都有講解

碑學教科書，沒讀過這書不好意思說自己學過魏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