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

五代十國的皇帝，好下場的少，死於非命的居多。自焚，上吊，是常見的命運。          有賣國皇帝，比如石敬瑭，令後人齒冷。也出了一些文藝才華非凡的人才，最典型的比如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都是詞中聖手。尤其後主李煜，其詞境界高明，深深影響了後來宋詞的創作走向。後主李煜的命運欠佳，亡國之主。國家不幸詩家幸，終於造就了一代詞宗。中主李璟的詞流傳下來居然不過區區數首，這又反證了另外一件事：整個五代十國，皇帝們的正史實錄資料不多，有的很有可能甚至連專司起居注的記錄官都沒有。那麼複雜的一個時代，那麼多的皇帝，那麼多的事件發生，新舊兩部《五代史》，卻是那麼的微薄，甚至不足百卷。         凡戰亂時代，名將往往層出不窮。春秋戰國自不待言，秦漢之際，三國之際，隋唐之際，名將輩出，令後人津津樂道。然而五代是個異數，這個時代的武魂很有幾近丟失的嫌疑，實在沒有幾個談得上忠肝義膽，武功驚人的名將供後人仰望效仿。整個五代十國的歷史，最終歸結於後周的一個小小殿前都點檢趙匡胤之手。這個結果，實令後人訝嘆。很有些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意思。五代十國的歷史終結，不是宋朝開國之主多麼雄才大略，實在是百姓苦於連年戰亂，厭煩了諸國爭雄。人心思定，人民思安。         五代十國的皇帝無德（賣祖賣國），文臣無魄（道統不彰），武將無魂（忠義不顯），一定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持久混亂的時期，人們的良心多少會泯滅，精神多少會不振，膽魄多少會暗淡。活着已經不易，勉強維持存在已經夠艱難的了，談什麼高尚偉大呢。看起來，這是歷史的退步，但恰恰也是進步。皇帝遍地，天子這個寶座和稱號就變得不再那麼值錢，那麼寶貴。因爲誰有地盤，有軍隊，都是可以建都稱帝的。這就造成了後來乾脆整個歷史打包歸給了甚至沒有地盤，沒有軍隊只有一個區區武官職位的大宋開國之主。只要人家有手腕，能彈壓局面，終結混亂。誰做皇帝不是做呢？談什麼帝胄苗裔，來路正宗。只要能帶來實惠就成，大家也就認了。各國的文官武將們，就安心了。不用再打仗，不用再妻離子散，不用再死人。當官的可以安心做官，當老百姓的可以安心鋤地。         趙匡胤這個人，在歷代的開國帝王裏，一不算能打的，二不算有才的。靠什麼得了天下呢？靠迎合了民意人心，這個皇帝最強的就是政治手腕。宋朝建立，很多被少數民族佔領的地盤實際上沒收回來。在中國的大歷史裏，宋朝是最小疆域的大王朝。但是它政治很發達，文化很發達，經濟很發達。這和趙匡胤建立宋朝的這個五代十國的背景有關，由於人心厭戰，人民思安，乾脆放棄了收復全部土地的打算。專注於穩固政權，繁榮文化，建設老百姓的生活。手上沒多少好牌，竊來的莊家，居然打贏了。這一手牌，趙匡胤打得很好。武的不行，文的也不行，但是眼光很好，政治手腕很行。         五代的歷史背景，使中國的天意政治傳統一變，變成了人意政治。進道若退，天意不再高高在上，在下面的人意纔是重點。天意飄渺空虛，人心和現實的生活纔是重點。這是五代歷史帶給我們民族文化的深刻轉變。所以大宋的歷史不再那麼強調天意，而是更多的強調人心，民意。天意即民意，天心即人心。天意不再是主題，民心民意，人民的意志纔是重點。蒙元的統治者不懂這個道理，武力再兇狠，還是很快失去了政權。女真人懂這個道理，所以以區區八旗，統治百十倍於己的漢人天下，居然歷十二帝，享祚近三百年。         也正是從混亂的五代史裏，恰好可以一窺我們這個民族爲什麼那麼熱愛大一統，反對分裂，推崇統一和和諧。一句話：寧爲太平狗，莫爲亂世人啊。 2019-11-1

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之林中，歐陽修的《新五代史》猶如一座孤峭奇峯，以其獨特的敘事姿態與道德堅持，在傳統史學領域開闢出一片精神高地。這部完成於北宋中期的私人修史著作，遠非簡單的歷史記錄，而是一位身處政治漩渦中的士大夫對亂世的道德審判，對治世的精神寄託。當我們將目光穿透文本表層，會發現《新五代史》本質上是一部關於士人身份危機的隱喻性文本——歐陽修通過重塑五代歷史，不僅試圖爲當代政治提供鏡鑑，更在無意間暴露了北宋士大夫階層深刻的身份焦慮。這種焦慮源於儒家理想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源於"道統"傳承者面對權力時的無力感，源於士人自我認同的深刻危機。下文將從敘事策略、道德話語建構、士人形象塑造三個維度，剖析《新五代史》如何成爲歐陽修解決自身及同時代士人身份焦慮的文本場域。 斷裂的敘事：作爲心理防禦的歷史書寫 《新五代史》的敘事結構呈現出明顯的斷裂特徵，這種斷裂恰恰映射了歐陽修面對歷史時的心理創傷。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亂世，"五十三年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新五代史·本紀》）。如此頻繁的政權更迭與道德淪喪，對以"尊王大一統"爲政治理想、以"忠孝節義"爲道德準則的儒家士大夫而言，不啻爲一場精神噩夢。歐陽修在處理這段歷史時，採用了異常簡略的本紀與異常豐富的列傳形成鮮明對比的敘事結構。本紀部分極度精簡，幾乎僅爲年表式記錄；而列傳部分則濃墨重彩，尤其對忠義、死節之士不惜筆墨。這種敘事上的不對稱，實則是歐陽修面對正統性崩潰的亂世時的一種心理防禦機制——通過淡化正統性難以確認的帝王本紀，強化符合儒家道德的個體敘事，從而在價值混亂的歷史中重建秩序感。 更爲深層的是，《新五代史》採用了"春秋筆法"的敘事策略，通過微妙的措辭變化表達褒貶。如對朱溫篡唐建立後梁一事，僅用"梁王即皇帝位"六字帶過，既不承認其合法性，也不直接否定，而是以稱謂的變化（從"帝"到"王"再到"帝"的轉換）暗示其得位不正。這種隱晦的敘事方式，一方面承襲了傳統史學的"直書"理想，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士人在面對強權時的表達困境——當直接批判可能招致政治風險時，只能藉助文本縫隙傳遞真實態度。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的敘事斷裂與語言編碼，實則是北宋士人在日益強化的皇權面前保持精神獨立的無奈之舉，是身份焦慮在史學文本中的症狀性呈現。 道德的偏執：焦慮感的話語轉化 《新五代史》最爲人矚目的特點是其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這種傾向在馮道等人的評價中達到頂峯。馮道歷仕四朝十君，在傳統政治倫理中堪稱"不忠"的典型，卻因其穩定政局、保護百姓的務實作爲而受到當時人一定程度上的尊重。歐陽修卻以極爲嚴厲的筆調譴責馮道："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新五代史·馮道傳》）這種近乎偏執的道德批判，表面上是針對五代人物，實則暗含對北宋現實政治的隱憂。 11世紀中葉的北宋，雖已建立數十年，卻面臨着官僚體系膨脹、行政效率低下、邊患日益嚴重等問題。士大夫階層在享受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的同時，也承受着巨大的治理壓力與道德期待。歐陽修本人歷經多次政治起伏，深刻體會到士人立身朝廷的艱難。他對馮道的激烈批判，可以視爲對當時官僚體系中機會主義傾向的警告，更是對士人階層可能喪失道德操守的深度焦慮。通過將這種現實焦慮投射到歷史評價中，歐陽修完成了一種心理置換——當下難以直言的憂慮，轉化爲對歷史人物的道德審判；對同僚行爲的不滿，昇華爲對儒家價值的重申。這種話語轉化機制，使《新五代史》成爲歐陽修排解身份焦慮的符號場域。 值得注意的是，《新五代史》的道德話語存在着明顯的緊張關係。一方面，歐陽修強調忠君、節義等傳統價值；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對五代時期"君不君，臣不臣"的現實。這種張力在"死節"與"死事"的微妙區分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新五代史·死事傳序》）。所謂"全節之士"，是指爲某一政權效死之人；而"死事之臣"則是爲職責而非特定君主犧牲者。這種區分實際上暴露了儒家忠君觀念在政權頻繁更迭情況下的適用困境，也反映了歐陽修試圖在絕對道德理想與複雜歷史現實之間尋找平衡點的努力。這種努力本身，正是士人身份焦慮在史學理論層面的表現。 士人的鏡像：歷史書寫中的身份重構 《新五代史》中最爲動人的部分，莫過於歐陽修對那些在亂世中堅守操守的士人的描寫。王彥章"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豪言，裴約"吾爲刺史，當與城俱亡"的決絕，孫晟臨刑前"吾得死所矣"的坦然，這些形象構成了《新五代史》中最閃耀的道德星座。歐陽修不厭其煩地記錄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物及其事蹟，實則是通過在歷史中尋找精神同道，來確認士人階層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在北宋官僚體系日益龐大、士人羣體日漸多元的背景下，"何爲真正的士大夫"成爲一個緊迫的身份認同問題。歐陽修通過重塑五代士人形象，實際上是在爲當代士人繪製理想肖像。這些歷史人物成爲一面鏡子，照映出歐陽修對士人身份的期待——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也要堅守道德底線；即使面對死亡威脅，也不放棄原則立場。這種歷史書寫是一種典型的身份建構行爲，通過將自我認同投射到歷史人物身上，再從中反射回自我，完成身份的確認與強化。 更深層地看，《新五代史》中的士人形象塑造反映了北宋中期士大夫階層深刻的精神困境。隨着科舉制度的完善，士人的社會地位與政治角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門閥士族的附屬轉變爲依靠學問和能力晉身的官僚主體。這一轉變雖然擴大了士人的政治參與，卻也帶來了新的身份焦慮——在失去門第保障後，士人的身份認同應當建立在什麼基礎上？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給出的答案是道德操守與文化傳承。通過對五代士人的褒貶，他試圖確立一種超越政治成敗的道德標準，作爲士人身份的核心支柱。這種努力，與北宋古文運動、理學興起等文化現象一樣，都是士人階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構身份認同的集體嘗試。 結語：歷史裂縫中的精神自救 《新五代史》之所以歷經千年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因爲它不僅僅是一部歷史著作，更是一部關於士人精神困境的深刻文獻。歐陽修在記錄五代歷史的同時，也在進行一場無聲的精神自救——通過梳理歷史的混亂，來平息內心的焦慮；通過審判過去的道德淪喪，來確認當下的存在價值；通過對他者的描述，來完成自我的定義。 在當代學術視野下重新審視《新五代史》，我們會發現歷史書寫從來不是客觀中立的記錄，而是飽含書寫者情感與焦慮的意義建構。歐陽修將北宋士人的集體焦慮注入五代歷史的敘述中，使《新五代史》成爲一面特殊的鏡子——既映照過去，也反映當下；既記錄歷史，也顯露心史。這種複雜的歷史書寫現象提醒我們，真正偉大的史著從來都是主觀與客觀的交融，是事實與價值的對話，是過去與現在的相互詮釋。 當我們在《新五代史》的字裏行間感受到歐陽修那強烈的道德激情時，我們實際上觸摸到了一個時代的精神脈動，一種身份焦慮的文本轉化，一次通過歷史書寫實現的文化治療。這或許正是《新五代史》最珍貴的價值——它不僅告訴我們過去發生了什麼，更展示了一個敏感的心靈如何通過敘述歷史來安頓自身，如何在斷裂的時代尋找連續的意義，如何在身份的焦慮中重構精神的歸宿。

五代分別是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的建國者多是唐末的節度使，他們能建立政權是因爲手中擁有強大兵力。

開闢基於意識形態系統性篡改歷史的先河

帝王及少數民族略讀，一帶而過。大臣傳中感興趣的稍微花了些時間，尤其是閩國的故事。

致敬歐陽修以及編纂者。 《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兩本書同時在進行，切以爲《新五代史》的編纂水平要高於《新唐書》。 公元907年，建國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終於走完了屈辱的一百五十年。李唐的崩塌留給中華大地的依然是混亂的社會秩序，絲毫看不見盡頭。中原大地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權更換，周圍一圈十來個所謂的國家苟延殘喘，這一段失序的社會環境人物和事件此起彼伏。歐陽修能夠於千條線中提綱挈領，讓五十多年的歷史有序於書中，於文字中言簡意賅，人物形象豐滿，不愧唐宋八大家之一。 907年朱溫朱老三搬開了老李家的李柷自己幹了皇帝，心也累身體也累。心累是朱梁王朝在河南四戰之地，周圍一圈的老對手都虎視眈眈的看着朱老三，抽冷子就給朱老三來兩腳，朱老三隻能左一拳右一腳把這些老朋友老對手們幹趴下。身體累是老朋友們乾的差不多了也幹不動了，剩下的精力就用來折騰兒媳婦們了，朱老三一把年紀的人了怎經得住這一羣年輕嬌滴滴的少婦們鞭撻，兩腳一蹬奄奄一息了。奄奄一息的朱老三也沒能安穩，兒子們化悲憤爲興奮，兒子朱友珪一把刀結束了朱老三風燭殘年的軀體。兒子朱友貞一臉大寫的不服，思想工作一做就一刀又把這個哥哥又給捅了，憋屈的登上了皇位，憋屈的結束了自己和朱梁的命運。 沙陀老李家幾代人的奮鬥，從沙陀朱耶氏碰瓷成了李氏，趁着李唐西狩北狩的那些年佔有了李唐刀削麪的總部太原。當家的李克用和朱老三幹了一輩子，最終不管是技術水平還是跟老天爺處理關係都棋差一招，留下三支箭給了兒子李存勖。李存勖五歲跟着老爹戰場觀摩，二十歲的年紀終於上了場要面對行將就木的朱老三叔叔，夾寨之戰朱叔叔讓這個侄子整的灰頭土臉，罵罵咧咧自己兒子跟這個便宜侄子一比那就是一羣豬狗。朱叔叔沒了，李存勖把朱老三的兒子朱友貞幹停機了，又幹了完顏阿骨打和幽州劉守光父子。幹完這些大活兒可以好好放鬆了，自己乾的感覺就是爽，又派兒子李繼笈把四川喫火鍋的王衍給掀了桌子，李存勖開始迷上了唱戲，跟戲子們打的火熱，把手下人弄得熱火。乾哥哥李嗣源不幹了，提着石敬瑭就把李存勖打銷號了，李嗣源兢兢業業幹了幾年把江山留給了兒子李從厚，李從厚讓乾哥哥李從珂搬家把自己搬沒了，李從珂接着又讓乾姐夫石敬瑭搬家，搬出來一個後晉，搬沒了後唐和李從珂的生命。 石敬瑭搬家恐懼症，無論如何都自己當了家，當家的成本就是幽雲十六州和自己當兒子，想想一個老頭給一個青年人當兒子都有喜感。石敬瑭當了家一高興年齡大了就這麼稀裏糊塗沒了，留給兒子椅子讓老夥計們硬是塞給了侄子石重貴。石重貴挺有個性，上手就給人當孫子不太適應要罷工，結果讓耶律德光給打包帶走了。 時間原因後期分享！

讀歷史不是爲了尋找標準答案，而是爲了理解複雜的現實。史書中很少有一個簡單的好人或壞人，他們的每一次選擇都有其內在邏輯。 目前感受是讀史不是要記住某個人物做了什麼，而是盡力理解爲什麼他們會這樣做，以及在什麼條件下，什麼樣的選擇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給我們的啓示是面對自己的選擇時，可以想想如果是你敬佩的人或是厭惡的，他會怎麼做？他們的選擇各有什麼代價？ 在做出選擇之前，可以在想象中體驗一遍各種選擇的後果。 這大概是歷史給我們的最好禮物吧

史實不如舊五代史詳細。歐陽修的春秋筆法和評論影響認知。

歐陽修的文筆易懂，內容不敢恭維。

修已知道你，你還不知羞！此書可看，卻沒看完，去看二十六史，又全又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