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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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藝術造詣很高,爲人輕佻風流,喜好奇花異石,追求享樂。但是作爲封建統治所宣揚的“天命所歸”的皇帝,如果明面上把自己貪圖享樂的真實心情暴露出來,實在有損統治的根基。他需要一套可以剝削百姓的合理又堂皇的說辭。蔡京對《周易》中的“豐亨豫大”卦象進行扭曲而又靈活地解讀,鼓勵宋徽宗應該在盛世中盡情享樂,只有皇帝盡情享樂才能證明是盛世,於是宋徽宗在蔡京的心理按摩下完成了自身關於搜刮民脂民膏的邏輯自洽。 大太監童貫體察聖聽方面一向敏銳,執行力也很強,在蘇州、杭州成立應奉局專管花石的蒐集和運輸之事,由蘇州人朱勔爲宋徽宗蒐集奇花異草,可以說童貫身體力行地迎合宋徽宗的愛好。俗話說得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了蔡京和童貫的背書,朱勔在江南地區肆無忌憚地搜刮百姓,凡是在哪戶人家找到目標,一律貼上黃紙,哪怕把人家的院牆拆了也要運出去,不僅一切交通運輸要爲皇上的愛好讓步,還將運輸這些奇花異石的費用攤派在百姓身上,弄得交通癱瘓、百姓苦不堪言。十幾年後,積弊甚深的“花石綱”制度成爲青溪縣方臘起義的導火索。 北宋年間的青溪縣,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淳安,在北宋時隸屬於睦州。這裏美麗富饒,自然資源豐富,尤其盛產毛竹、漆樹等作物,當然難以逃脫應奉局的剝削。隨着朝廷對漆木徵收量越來越大,就連當地頗有資財的莊園主也受不了了。 公元1120年十月初九,傳說在青溪縣幫源洞內(即今淳安縣威坪鎮一帶),方臘發表了他的起義宣言。關於方臘的身份,形形色色的典籍一共給出了三種答案:第一,方臘是青溪縣當地的漆園主,“方臘家有漆林之饒,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漆千萬斤,官吏科率無藝,臘又爲里胥,縣令不許其僱募。臘數被困辱,因不勝其憤,聚衆作亂”;第二,方臘是給漆園主打工的漆工;第三,方臘是山中砍柴的樵夫。歷史總是迷障叢生,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管怎樣,方臘是不堪繁重的剝削憤而起義。 在起義前,方臘做好了相應的輿論準備,藉助巫術、攀附佛道和傳說賦予自己“天命所歸”的身份。《青溪寇軌》裏記載方臘曾在溪邊的倒影中發現自己頭戴皇冠、身着龍袍,一派帝王氣象。在唐永徽四年,傳聞睦州有一位傳奇女子名叫陳碩真,和姐夫一同起義,自稱“文佳皇帝”。她在當地留下“天子基”、“萬年樓”等遺蹟,方臘也藉助這些遺蹟增添自身的“王氣”。至於爲什麼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都喜歡搞點天命,主要原因是之前改朝換代的統治者大多喜歡這麼做,那麼之後農民起義者也有樣學樣,實際上他們是在和統治者爭奪“天命是誰”的話語權;此外農民作爲小生產者,抵禦天災的能力很弱,對大自然有一種崇拜式的迷信;他們也不夠自信,正如學者所說,是“一個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階級利益的階級,必須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來代表自己”,因此藉助信仰的天命可以增強起義參與者的自信。 在起義前,方臘還要發表演講,爲信衆分析形勢和戰略部署,做好起義前的動員準備。首先,方臘做了形象的比喻,陳述當前的惡劣形勢。他把國家比爲一個家庭,倍受剝削的百姓是家中的“子弟”,而朝廷官吏則是“父兄”,“父兄”一共犯有兩大罪:第一罪,“父兄”肆意剝削“子弟”,稍不如意就鞭撻致死;第二罪,“父兄”拿着“子弟”上交的辛苦錢供養仇敵遼夏,這些強敵吸足了油水又來欺凌這個家。說到這裏,方臘淚如雨下,演講中加入適當的情緒有助於調動聽衆的積極性。接着,方臘又點明在這樣的形勢下大家依然喫不飽飯,而且朝廷也沒有廢除“花石綱”制度的意思,也就是說,擺在他們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造反,要麼餓死。一席話下來,聽的信衆心中熱血沸騰,齊聲願聽從方臘號令。 成功利用民族矛盾煽動憤怒火焰的方臘,在場面平靜下來後進一步提出他構思的戰略方針: 第一步,眼下朝廷貪腐成風,東南百姓深受“花石綱”制度之苦,一旦他們打出旗號,登高一呼,肯定有大批百姓前來投靠,壯大起義軍隊伍 ; 第二步,利用時間差。地方官得到起義的消息,肯定不敢立刻上報,他們可以藉機先去攻克江南其他州縣,等到朝廷得到消息、商討發兵、調集糧草整個流程過來後,大概一年過去了,此時他們已經在江南站穩了腳跟。《大清一統志》裏提到淳安的地形“州境山谷居多,地狹且瘠”,即通往四面八方的都是險峻難行的道路,州境之內大多是山谷,土地狹窄且貧瘠。在此地打仗,難度十分高。《讀史方輿紀要》裏提到睦州的戰略重要性時“府山川宏偉,水陸險巇,據臨安之上游,當衢、歙之衝要。宋方臘倡亂於睦州,而杭、歙諸郡皆不能固,長江以南舉岌岌焉。”這些都說明青溪縣乃至睦州的戰略重要性; 第三步,朝廷每年供養遼和西夏的費用多半來自東南,一旦東南陷落,朝廷肯定加大對中原的賦稅,中原必定承受不住盤剝導致民變,到時契丹、西夏乘虛而入,朝廷兩面受敵,起義軍便可長久佔據東南,輕徭薄賦,十年內必定統一全國。 關於起義的對象和目標,方臘則定爲“誅殺朱勔”和“均貧富”。由於朱勔在東南地區的滔天惡行,方臘起義針對他可以迅速匯聚人心。至於“均貧富”,北宋時期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土地也隨之快速流轉,土地兼併現象日益加深。北宋中期,朝廷又降低了佃客的法律地位,佃客從“編戶齊民”降低爲部曲奴婢一般的社會地位,因此起義的目標直指剝削者,而“均貧富”目標本身或許也有被商品經濟的平等理念影響的因素在。 方臘的隊伍打着“誅殺朱勔”的旗號起義,不久建元“永樂”,方臘自號“聖公”,立太子、任丞相、根據六等紅巾設置官員等級,儼然一副小朝廷的做派。里正方有常迅速察覺到不對勁,趕緊向官府報告,被方臘殺死。 不僅如此,官府前期還犯了三大錯誤: 第一, 上層官員粉飾太平。王黼責令浙西提刑張苑不要生事,地方官員權衡之下也覺得方臘應該不會鬧到朝廷,所以前期上下一致選擇隱瞞,結果方臘的叛亂鬧到嚴重的地步; 第二,採取了一刀切的鎮壓方式,如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張苑、睦州通判葉居中雖然前期想要招安,但是他們並沒有拿出誠意招降,反而決定將亂民全部殺死,再加上起義軍“以墨刺面”,還用所謂的“妖術”哄騙老百姓,以半強迫半欺騙方式綁定周邊良民,這就讓被迫捲入起義的百姓堅決站到了方臘軍一方,據記載“旬曰有衆數萬”,起義軍的力量迅速壯大; 第三,將領大意輕敵,知縣無心守城,如11月22日兩浙路都監蔡遵、顏坦率領五千宋兵在息坑與起義軍交戰,不敵起義軍,兵敗身亡。隨後幾天又佔據青溪縣城,處決縣尉翁開,知縣陳光並沒有採取有力的抵抗,他棄城逃跑,後面被朝廷處死。青溪縣由此被起義軍攻克。 睦州(今浙江建德)也被攻克後,起義軍轉而南下朝着歙州而去。原歙州知州曾孝蘊頗有才幹,但此時已被朝廷調到青州打宋江去了,此時的歙州由一名不懂軍事的宗室成員代爲管理,可想而知,歙州也很快是方臘的了。歙州休寧縣的知縣頗有政績,方臘的部下很敬仰他,試圖在他面前殺死兩名士兵恐嚇他投降,結果該知縣誓死不降,以往“方臘之反,見官吏即殺之,備極慘毒。”這次起義軍放了他一馬,扔下他走了。到十二月二十九日,起義軍勢如破竹,先後攻克了桐廬、新城、富陽、杭州等地,杭州知州趙霆棄城逃跑。起義軍的名氣震動京師。方臘的隊伍一路打砸搶,毀壞官邸、寺廟、學堂、道觀等,“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他們反孔反儒反佛反道,其中矛盾的一點是,方臘起義所打出的“均貧富”口號,本身就帶有強烈地儒家思想。孔子曾提出“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正是“均貧富”思想的代表。可封建統治者利用儒家“三綱五常”的理論來維護封建秩序,自然反對殘酷的封建統治的農民起義軍要將融入風俗習慣、政治制度的儒家思想一一打破,卻忘記他們自己早已被深深影響了。 方臘這番構想確實精妙,但是他低估了朝廷反應的速度。這也是他遠離中央,不太瞭解內部信息的原因。此時朝廷和金國密謀聯合攻遼,將精銳的西軍調到河北大名府集結待命,聽說方臘起義鬧大了,朝廷立刻暫停北伐,派童貫調軍南下鎮壓。不過這其中的時間差已經足夠方臘的隊伍攻克幾個州縣了。在這樣的嚴酷形勢下,朝廷任命樞密院事童貫爲江淮荊浙宣撫使、太監譚稹爲制置使,王稟爲統制,並於同日“令樞密院起東南兩將 ( 東南第一將和第七將 ,) 京畿一將 ( 即 第 四 將 ) 前去捉殺。”也就是說,童貫率領的是西軍和中央禁軍。此外,又派出陝西六路精兵同時南下,這六路精兵就是辛興宗和楊惟忠的熙河兵、劉鎮的徑源兵、楊可世和趙明的環慶兵、黃迪的鄜延兵、馬公直的秦鳳兵、翼景的河東兵。另外殿前副都指揮使劉延慶任宣撫使統制這六路兵馬。宋軍的策略是兵分兩路,王稟從東路進發,圍秀州、至錢塘,南下東陽、義烏等縣;劉鎮走的是西線,從整體來看大致是守金陵——到達廣德軍——收復寧國縣——與楊可世收復歙州——包抄幫源洞。從睦州和歙州兩個方向將幫源洞團團圍在中心。臨行前,宋徽宗握着童貫的手說:“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 第二年也就是1121年正月,起義軍分成兩路進軍,南路向婺州、衢州、處州等地進發,北路則由起義軍將領、方臘的妹夫七佛率領六萬人向前推進,方七佛於十九日攻下崇德縣,在二十四日攻打秀州(今浙江嘉興)時,前統軍王子武率軍負責迎戰,太守和秀州百姓一起登城擊鼓助威,正好童貫所部王稟率領的援軍到來,前後夾擊,一共斬獲起義軍9000首級,這些首級被堆成五座高冢用以警示起義軍。起義軍失敗後逃回杭州。秀州城的失利,使得方臘所佔據的杭州失去了屏障。 二月七日,宋軍在清河堰(今杭州拱墅區運河段)和起義軍激烈戰鬥,此次戰役採用童貫的“三路合擊”戰術,王稟率禁軍主攻,西路劉延慶堵截退路,宋軍水軍從太湖沿苕溪南下,楊惟忠控扼太湖,水陸並進之下起義軍敗退,運走糧草後放火焚城。 經此一戰,起義軍彷佛不再被神靈保佑,節節敗退,劉延慶部率領的江東軍從宣州南下,防止方臘逃到皖南山區,而王稟、辛興宗部率領的中央禁軍從杭州往西進攻睦州,兩下形成南北夾擊之勢,起義軍丟了歙州、睦州,最後宋軍一路追擊起義軍到青溪縣的幫源洞,由於地形複雜,還是詢問當地一老婦人才得知方臘的所在,由當時還不出名的韓世忠進洞擒獲方臘一干人等,在剛出洞時還沒等韓世忠高興太久,據說辛興宗一把抓住方臘認領了功勞,韓世忠的功勞就這樣歸了上司。至此,方臘起義徹底失敗。北宋雖然平定了起義,但是付出的代價極大,不僅東南的人口和錢財損耗大半,西北邊防空虛,六年後金軍南下,北宋滅亡。 方臘起義前後存續的時間很短,起義軍也沒有組成像樣的班底,比如“童子婦人在前,飾以丹黛,假爲妖怪,以驚我師。”再比如方臘起義後響應的呂師囊等人,雖然有的使用和方臘一樣的年號,有的口頭表示擁護方臘,但是實際鬥爭中卻沒有聽從方臘指揮,隊伍缺乏持久性,容易一哄而上也容易一鬨而散; 方臘本人也沉浸在暫時的勝利中陶醉享樂,忘記起義前說過的“凡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也忘記了輕徭薄賦、統一全國的偉大宏願,起義後“自紅巾而上凡六等”不同等級享有不同等級的特權,他的起義軍所到之處更是燒殺搶掠、姦淫婦女、逼良爲寇,和他當初討伐的朱勔沒有兩樣,甚至更加惡劣。根據《新昌縣誌》的記載,“宋宣和庚子,睦州寇方臘入邑,焚民居殆盡”“宋石氏,其父公嚴,居縣之東園。宣和三年,賊方臘寇縣,舉家被殺,獨留女,欲攜之去。女知不免,遂紿賊曰:願容粉澤相從。賊然之,旋身取剃刀,自刎而死。”; 此外,作爲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領導者,他和黃巢、李自成等人一樣,沒有提出科學的戰略思想,也不能提出系統的政治綱領和革命政策,在壯大後不重視根據地的建設,失敗是必然的。在《山房集》記載這樣一件事:有個偷狗的奇人名叫陳箍桶,因爲他信奉“天下之勢猶桶板耳,能箍則合,不能箍則離。”陳箍桶做了方臘的謀士被童貫抓住,當童貫問陳箍桶爲什麼教唆方臘造反時,陳箍桶回答“正是方臘不聽我的才導致失敗。”又問陳箍桶的策略是什麼,陳箍桶回答“殺徽、嚴以示威,長驅渡江,結人心以入長安爾” 殺掉徽州、嚴州的官員來顯示威力,然後長驅直入渡過長江,收買人心,進而攻入長安。“ 在鎮壓方臘起義時,朝廷也一刀切式的殺害不少平民,如“諸軍自後每出戰,或夜劫賊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殺之,以其首來,貫即授賞,不問其是賊與否也。”即童貫默許手下殺害平民;如越州太守懸賞殺賊,還出現不少殺良冒功的現象。到起義結束時“前後所戕人命數百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總之百姓受的苦最多。方臘起義後,朝廷又恢復了“花石綱”制度,重新任用朱勔,以往江浙地區百萬條生命的凋零彷佛從未發生過。平定方臘起義後宋徽宗迫不及待恢復花石綱的舉動就連一貫討好、放縱士兵殺戮行爲的童貫都受不了了,對宋徽宗頗有微詞,也埋下了君臣二人不和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