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禍亂之書也。當明朝滅亡之時，無數士大夫奔走呼號，以求恢復，漸見無望，於是退而著書，因之產生了一大批傑出的學者，其中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被並稱爲“三大啓蒙思想家”。這本書就是黃宗羲的代表作。 《原君》《原臣》《原法》等數篇，真可謂驚世駭俗，“爲天下之大害者，君也”“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等等，字字珠璣，振聾發聵，從政治哲學的高度批判歷史，從民本的角度批判君主，以求善的誠懇正本清源，可以說是發前人所未發，站在了時代的最前面。所以清末的革命黨人無不奉之爲圭臬，引之爲綱領，最終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 《兵制》《田制》《財計》數篇有關實務之構想，則有失於天真迂闊之嫌。黃宗羲一切以復古爲要，一方面是看到了當時時弊之嚴重，以爲求善於古法則無虞，不知古法正因流弊漸深，變而爲今（這也是因爲他對歷代之法都抱有一種懷疑態度，認爲是君主以一己之私利而定之）；一方面是畢竟沒有辦理過庶務，對於施政的具體細節沒有切身體會而流於理想的空談。其書名“待訪”，就是渴求於後之來者用他的構想，只不過革命黨人繼承了他的精神，卻顯然不可能繼承他的空中樓閣。當然，這畢竟無損於他求善、求實之精神的偉大。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說:“法爲事物之必然規律。”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也說:“一切技術、一切規劃及一切實踐抉擇都以某種善爲目標。”求善求實的精神，就是我們“實事求是”的時代精神，也是事物向前發展的必然要素，是從黃宗羲等前賢身上一代代實踐而來的真理。 這本書我推薦嶽麓書社的版本，因附錄中有《留書》（此書的初稿）及清末李滋然的《明夷待訪錄糾謬》，可以看看清末的保皇黨是如何批判黃宗羲的，畢竟兼聽則明，偏信則闇。

《明夷待訪錄》的書名是什麼意思？這本書到底講了些什麼？ 原創 孫衛華 嶽麓書社 《明夷待訪錄》是黃宗羲於康熙元年動筆，康熙二年寫成的一部政治代表作。“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辭有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謂“明夷”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待訪”，等待後代明君來採訪採納。該書總結了秦漢以來，特別是明代的歷史教訓，批判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並提出了“天下爲主，君爲客”“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等思想，具有鮮明的啓蒙性質和民主色彩，被梁啓超稱爲“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 《明夷待訪錄》的篇章架構 黃宗羲目睹了朱明王朝的沒落、滅亡，從這個意義上講，《明夷待訪錄》就是爲了反思明朝諸多制度中存在的種種弊端而撰寫。下面，我們再來看該書的撰寫過程及其篇章架構。 六十四歲時，黃宗羲追憶：“癸巳秋，爲書一卷，留之篋中。後十年，續有《明夷待訪錄》之作，則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餘棄之。甬上萬公擇謂尚有可取者，乃復附之《明夷待訪錄》之後，是非餘之所留也，公擇之所留也。”癸巳，即1653年，這一年黃宗羲四十四歲。“爲書一卷”，即爲《留書》。從“後十年，續有《明夷待訪錄》之作”可知：《留書》是《明夷待訪錄》的草稿，《明夷待訪錄》是《留書》的完成稿。 1653年3月，魯王自去監國稱號，浙東抗清運動也以失敗而告終。這對於有着極高的抗清熱情的黃宗羲無疑是潑了一盆冷水，《留書》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寫成的一部著作，但畢竟當時黃宗羲的生活還處於顛沛流離的狀態，其思考還比較粗糙。當然這種思考並未就此結束，它只是因新的抗清活動而暫時中斷。 1662年發生了很多大事：4月，吳三桂於雲南縊殺朱由榔，桂王政權瓦解；5月，鄭成功卒；9月，明魯王死於金門。面對這種態勢，黃宗羲一方面深感復明無望，另一方面又堅信胡翰十二運之說，認爲“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殘酷的現實與對治亂的獨特理解，讓黃宗羲內心充滿矛盾。 從藍溪返回故居以後，黃宗羲的生活開始穩定下來，縈繞在腦際的明朝滅亡教訓揮之不去。再加上經過十年的風雨歷練，黃宗羲的思想更加成熟。帶着一種失去故國的痛苦，他最終在兒子的勸說之下，將《留書》進行了改寫，汰去原書中語詞比較激烈的內容，並於次年完成了這部《明夷待訪錄》。《留書》最初有八篇，其中《田賦》《制科》《將》三篇併入到《待訪錄》中，現在見到的《留書》由《文質》《封建》《衛所》《朋黨》《史》等五篇組成。 比較《留書》和《明夷待訪錄》，可以看出，《明夷待訪錄》是對《留書》的提升和深化。 《明夷待訪錄》關注的問題既有像《留書》那樣的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反思，又有《留書》尚缺乏的對政治問題的根本性總結。所謂“條具爲治大法”一語，道出了黃宗羲對《明夷待訪錄》中一些帶有根本性問題的大法的自信。 比如，如果說《文質》篇還是倡導“聖賢救世”的傳統做法的話，那麼，《原君》篇中透露出黃宗羲已將聖賢看作常人，按照“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人情設定，他們都具有“好逸惡勞”的共性。那麼，堯舜禹不同於常人的地方在哪呢？他們皆以公心，在其位，謀其政，盡其職，這些纔是黃宗羲推崇和讚頌的。 還比如，《封建》篇清晰可見黃宗羲當時具有的狹隘且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他當時雖有了“天下爲主”的意識，但並未明確地表述出來，而《明夷待訪錄》中已經少了些民族情緒，更多的是一種理性的分析，將“天下爲主，君爲客”明確地表達出來，並將其作爲標準貫穿於反思各種具體制度之中。下面我們再看看《明夷待訪錄》。 通行的《明夷待訪錄》由《題辭》和十三個話題二十一篇組成。這十三個話題分別爲《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下）》《建都》《方鎮》《田制（一、二、三）》《兵制（一、二、三）》《財計（一、二、三）》《胥吏》《奄宦（上、下）》。也有一些版本還另將顧炎武給黃宗羲的信置於正文前，以充當序。 對於這十三個話題二十一篇內容，學界有不同的層次分類。比如，邱漢生認爲前四篇爲第一組，《學校》《取士（上、下）》三篇爲第二組，《田制》三篇爲第三組，《兵制》三篇爲第四組，《財計》三篇爲第五組，《建都》《方鎮》《胥吏》《奄宦（上、下）》四題五篇散列。（參見邱漢生：《讀黃梨洲〈明夷待訪錄〉札記》）時亮則將其分爲六大類。（時亮：《民本自由說》）這些層次的分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所分過於瑣碎。筆者將其分爲兩個層次，即前三篇爲黃宗羲的政治哲學，具有總綱性質；後面十八篇皆爲黃宗羲政治哲學的落實而形成的具體政治制度構想，內容涉及政治、文化、經濟、軍事以及朝廷與地方關係、土地制度、財計制度、兵制、胥吏和奄宦等問題。 《原君》《原臣》兩篇最受關注，黃宗羲從“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理論出發，重新界定了君職和臣職，猛烈批判“君爲主，天下爲客”的現實，大膽提出“天下爲主，君爲客”的光輝主張。這一主張強調政治權力不可被一家一姓所私有，而應爲滿足天下人之私利爲依歸。那麼，既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因此就要“分治之以羣工”。要達到此目的，君臣之間既非如父子關係，也非如主奴關係，而應如共曳木的合作關係。君臣共治天下，當如師友；臣出仕，是爲了天下、萬民，而非爲君、一姓。 《原法》篇主要討論了治國所應遵循的規則問題。從人性論出發，黃宗羲提出了“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觀點，批駁了“法祖爲孝”“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有治人無治法”等俗論。 如果說《原君》《原臣》《原法》是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探討了君、臣、法的本意的話，那麼，接下來的內容都是黃宗羲針對存在大量弊端的具體政治制度而設計的理想政治制度。 《置相》探討丞相在治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意義。此篇最大的特色就是黃宗羲不再把“正德”作爲最主要的價值加以提倡，而更加重視“立制”。黃宗羲的“立制”以“天下爲主”爲出發點，構想了一套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做法。這種做法直接挑戰君權的至高無上性與權威性，是具有近代議會制特徵的“議事”制度。 《學校》設想學校除了教育之外，更有議政和批評政府的權力，同時也是文化和學術的管理者。此設想就是要打破國家重大政務由君主欽定的狀況，大膽地提出了“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的主張，含有政治自主意識增強的意味。 其餘的八個話題十六篇，既有專門針對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的具體改革方案，也有針對兩千年君主專制統治的弊端提出的帶有整體性的思考。 《取士》分上下兩篇，與《留書·制科》有密切關係。上篇討論明朝取士之弊端，下篇提出解除弊端的新舉措。黃宗羲分析了唐宋取士的優劣，認爲當時取士的弊端主要體現在時文，即帖書、墨義等做法之中。在下篇中，黃宗羲對比了古今兩種取士的優劣。他十分嚮往三代時期取士、用士的做法，痛感當時取士之難。爲此，他提出了多種取士方法，或謂“寬取士之法”。 在反思明朝滅亡的原因時，黃宗羲把明朝建都的失算納入其中。他認爲以往每個朝代幾乎都曾出現過都城遭圍的情況，而最終都能夠順利地、平安地消除危機，唯獨明朝一亂就無治，箇中原因即在建都於北京的失算。故而，黃宗羲認爲建都金陵方爲上策，這樣不僅可以免受北方外患的直接衝擊，也可以緩解江南的財賦負擔；要真正解決好建都問題，鞏固政權，還要與解決好邊疆問題相配合，爲此，黃宗羲在《方鎮》篇中提出了強化邊防單位的自主權，甚至允許其統帥世襲的新設想。此篇與《留書·衛所》關係密切。 政權的穩固，邊疆的安寧，都需要一系列的具體政策來保障。黃宗羲從“天下爲主”的原則出發，對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和奄宦等問題進行了專門論述。《田制》三篇應是根據《留書·田賦》改寫而來。從田制的歷史沿革看歷朝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在繼承前人的思想和總結歷代田制制度得失的基礎上，黃宗羲提出了旨在富民的“井田可復”的田制思想。他深刻剖析了有明的賦稅之弊，指出明朝存在“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三種“暴稅”。 《留書·將》經過擴充，成爲《明夷待訪錄·兵制》。在《兵制》三篇中，黃宗羲考慮更多的則是，如何建立合理的兵制，減少民衆負擔，使民衆從繁重的兵役、賦稅中解脫出來，實現富民目的。 在《財計》三篇中，黃宗羲把貨幣政策當作是使國家安定、百姓富足的一個重要舉措，並把它上升到法的高度，以“天下之法”反對“一家之法”，反對財富歸君主一人一家所有，倡導萬民的共同富足。針對因天下銀力不足而造成朝廷在徵稅的過程中用折銀的辦法盤剝百姓的歷史事實，黃宗羲提出了“廢金銀”、輔用紙鈔的金融制度。 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也就是說，即使有善治，若沒有可治之人，亦難將善治推行。田制、兵制以及財計等具體制度，即使是真正讓民衆受益的善治，還要看官制是否合理。然而，明朝的官制卻壞於兩頭：奄宦壞官制，重在上；胥吏壞官制，重在下。針對胥吏之害，黃宗羲在《胥吏》中設想，“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至於奄宦之害，黃宗羲在《奄宦》上篇中認爲，奄宦得勢而爲害天下的主要原因是師友之道混同於奄宦之道。爲此，他在《奄宦》下篇提出裁減奄宦的設想，其目的是要削減後宮的規模，限制皇帝的私慾。

這書是批判君權的政治檄文，主張天下爲主，君爲客。 第一，君王把天下作爲私產，是百姓苦難的根源。第二，治理天下圍繞百姓需求。第三，如何限制君權？宰相分權，學校輿論監督，按照勞動力分地，保證耕者有其田，賦稅控制在收入的1/10，官府直接對百姓徵稅防止層層加碼。

大可以用做題家來繼承“小儒”“鯫生”的稱呼，現在已經廣爲使用了

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曰也。

讀完了，這本書，很多觀點很犀利前衛激進。再想一想，是在清朝康熙年間寫的，滿清入關之後殺了很多人，他還敢寫下這樣的一本書，頓時覺得，寫這書的作者還是很生猛的。 以前我聽說過這本書，但一直沒有讀過。今天讀完了這本書，長嘆息啊。 這本書是1663年定稿的。 影響後來法國大革命的啓蒙者伏爾泰和盧梭，伏爾泰創作的《路易十四時代》，定稿是在1750年，盧梭創作的《社會契約論》，定稿是在1762年。時間都比這本書晚。 我覺得，這本《明夷待訪錄》真的有成爲點燃大革命的火種的潛質，可惜它在創作成了之後，一直都是隱沒在民間悄悄傳遞，雖然這本書並沒有引爆推翻封建帝制的大革命，卻很幸運地在清朝的文字獄的清洗下，流傳了下來。既可惜它沒能點燃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大火，又感覺還算萬幸，至少它倖存下來了。 這本書有些觀點很有見地，也有些觀點不太靠譜。我覺得，這本書整體而言，還是很了不起的，瑕不掩瑜。沒能在當時成爲一本開創新時代的時代先聲，沉默了好久，我覺得還是有些可惜的。 這本書後來成了推翻晚清的火焰中的其中一團火焰。

很多讀者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清的世界，純純馬後炮。 這本書的成書在當時就是個奇蹟。 首先，當時君主專制達到了頂峯，對社會言論的管控是極端嚴格的。 其次，在當時的社會，能夠提出天下爲主君爲客，就已經突破了當時的社會限制，對世界的看法領先了當時幾百年了。 很多觀點在今天看來也是很震人發聵的，有一些實際的舉措雖然不可行，但是在當時的社會來說，這些都沒有經過實踐，只是提出設想，有謬誤也是正常的。 當年中國面對列強侵略，也是經過了封建階級，再到資產階級，再到無產階級，才找到了中國自立自強的道路，並不是一步到位。 所以，也就請大家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當時，而是可以回到當時的社會環境，歷史進程，再去感受古人的思想。

好的作品，無論是思想著作還是小說，在學習道理的同時，總能普及到其他方面的知識。 黃宗羲先生是我從《鹿鼎記》中瞭解到的，與顧炎武先生齊名，且前後均出現的人物。對這本書產生閱讀興趣，源於小說中康熙對先生此書的推崇，以及對顧炎武先生的敬仰。還有重要的一點，黃宗羲也是浙江餘姚人，所以決定拜讀此書。 先生從三代制度研究到明朝制度，並深刻剖析了明朝滅亡的原因，批判了中國一直以來制度的不合理性，並給出相應的改革建議。站在現在的角度來看，黃宗羲先生的改革建議有很多不合理之處，但這並不能掩蓋其偉大。《明夷待訪錄》就是清朝以前對中國製度批判總結的一門偉大學說。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眼光去衡量不屬於同一時代的產物，因爲歷史具有侷限性。 先生通過對孟子“一治一亂”思想的質疑展開論述。通過觀察發現，自三代（即堯舜禹）以後，世界都處於亂世之中，而通過推斷，先生斷定進入“大壯”時期，國家便會迎來太平盛世。這是黃宗羲先生對未來的肯定。 一、對君、臣的深刻剖析 1.核心內容 書中所言，在“原君”和“原臣”兩篇中，核心可概括爲：做君王或者臣子，到底是爲了天下還是爲了自己？用孟子的一句話說，便是：“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三代以前，堯、舜、禹、湯都以治理天下，爲天下謀福爲己任。此時君王這個職位都揹負重擔，肩上扛着兩京一十三省。所以堯傳給舜，舜傳給禹。正是君王責任之大，讓他們對君王這個職責敬而遠之，絲毫沒有貪戀的意思。 然三代之後，公天下變成了家天下。君王的職責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爲天下謀福變成了爲自己謀福，爲子孫後代謀福。正是這種私慾，導致民不聊生，戰爭不斷，所以一直處於亂世之中。穩定也只有暫時的安定。 所以，先生推崇像三代時期那樣的君主。能夠以天下爲己任，才能受到天下人的愛戴。 而臣子也是如此，做臣子，到底是爲了天下，還是爲了皇帝一人？倘若爲了天下，那麼君主犯錯，爲什麼不能仗義執言？指出君主的錯誤。更有甚者，將君主稱爲君父，這些人被黃宗羲先生稱爲小儒，阿諛奉承，只爲皇帝一人服務。然如果是爲了皇帝一人，那這些臣子跟後宮的妃子和太監還有什麼區別？臣子的職責跟三代時期君主的職責一樣，是爲天下謀福而非爲皇帝一人一代謀福。 2.客觀評價 黃宗羲的這兩篇是全書的核心。因爲君和臣是國家的最高領導階層，君和臣決定着國家的走向，黃宗羲先生的分析很深刻，但在原臣篇中，尚有不足。 （1）傳統儒家的極端 我國華夏幾千年，大多數朝代都是以儒家文化治理天下的，都說儒家思想禁錮我國幾千年，起初我不以爲然，後來在讀書的時刻才深刻感受到。 傳統儒家的培養模式，就是讓讀書人勵志稱爲匡扶國家的、品格高尚的聖人。這種培養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它的問題在於：培養出來的儒家子弟，不足以應對變化的社會。儒家給了太多的規則和圈套，使得讀書人都前仆後繼的往一處山峯走去。恐怖的，可望而不可及的聖人。這是一種極端，一種捨去變化之道的極端。凡是在傳統儒家文化培養出的臣子，均一身浩然正氣。然，世界在變化，遇到唐太宗，武則天這樣重用賢臣的明君，此類人能夠實現抱負。但遇到像朱佑樘、朱厚照這樣的昏君，他們的結局不是被流放從而消沉一生，便是被殺死。簡單來說，就是隻能打順風局，逆風局會輸的一敗塗地。 後來，儒家把死諫而死看成榮耀，無數儒家弟子將此看成信仰，前仆後繼，導致無數有才能有抱負的臣子白白浪費生命。然而，他們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只是讓其他的忠臣都更加消沉，反倒是奸臣越來越高興。朝堂之上，沒有人在跟他們作對了。於是，可以肆意霍霍天下。 《易經》言：“變則通，通則久，久則達。”然傳統儒家卻並未貫徹此道理，一味追求極端，追求虛無縹緲的聖人，最終的結果就是讓無數的忠臣白送性命，埋沒一身本領。世界在變化，但儒家的子弟卻是一成不變的。放在變化的世界中，註定要成爲被淘汰者。 （2）領導階層的兩種組合： 以公天下和家天下爲標準，歷史可以將君主分爲明君和昏君。同樣，也可以將臣子分爲忠臣和姦臣。每個朝代都有忠臣和姦臣，但皇帝卻有明君和昏君。 那麼搭配也只有兩種：明君+大臣與昏君+大臣的組合。 其實明君的時代很理想，君主心懷天下，比肩三代。比如文景時期，漢武帝時期，貞觀時期等等，這些明君都會重用賢臣，重用那些心懷天下的忠臣，隨後天下得以大治，在歷史上寫上輝煌一頁。 如果是昏君，治理天下的責任肯定不在君主，因爲昏君是爲自己謀福的。那麼，治理天下的責任，就落在大臣手中了。 那麼問題來了，昏君的時代，必然奸人當道，忠良死節之臣遭受打壓。朝堂上下烏煙瘴氣，此局何解？一個輝煌的王朝給出了答案。 我記得很清楚，星爺的《九品芝麻官》中，阿星他老爸給他說了這樣一段忠告：“那些貪官奸，你要想做一個好官，就要比他們更奸。”這就是所謂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很顯然，世界在變化，忠臣想要實現抱負，也要跟着變化。以變化之道應對變化。所以有了“謀國先謀身”的說法，畢竟活着纔有以後。 中國人一直以來的誤區是，把人品和能力掛鉤。一個好官品德高尚，有能力固然是好的。但大多數情況下，有能力的人都有自己的脾氣，也就是人品一般。所以，很多人就認爲他勝任不了那個職位。比如嚴黨的故宗憲，遼東貪墨的李成梁。其實，能力和人品真的聯繫不大。 二、制度弊病與改革 1.法律方面：三代之前爲天下法，三代之後無法。天下的法律掌握在天下人手中，大家共同治理。然而三代之後天下法蕩然無存，變成了統治者爭奪利益的家法。 三代之前的法律制定簡單，且權力分散在各個階級，便於管理執行，爲天下謀福利。然三代之後法律越來越嚴密，且權力牢牢掌握在高層，嚴密的法律一方面導致難以實施，有人鑽漏洞。另一方面權力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導致高層階級對天下的剝削越來越嚴重。 更有一些儒家人提倡遵從祖制，然初代家法就是爲統治階級謀利，到後世的法律不適應環境變化時，是需要做出適當調整以應對變化的。然即使變化了，依舊是爲統治階級牟利而非爲天下牟利。所以自秦朝和元朝的苛政以來，華夏一直處於亂世而無治世。 嚴苛的法律，也導致了一批有能力的改革家，在嚴密法律下被限制，無法發揮全部才能來進行大改革。 2，宰相制度：以公天下爲目的，需要明君，制定公天下的法律。任用賢臣，將權利分散給臣子實現君臣共治。自朱元璋廢宰相以後，權利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且使用的是家天下的律法。 如果任用賢能的宰相，即使君主的子嗣不夠賢能，也有賢能的宰相來帶領百官制衡君主。而且宰相的言行可以間接影響到君主，君主可以傳給子嗣，而宰相要選拔有才能的賢臣，實現三代遺風。 評價：三代以後無天下。在既成的世道中，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都在爲自己牟利，爲家族牟利。只有少數如海瑞這等清官爲天下考慮。朱元璋廢掉宰相有一定道理，歸根結底，皇帝自始自終都是一個人，後宮干政會導致外戚專權，所以Judy把目光投向了最爲親近的太監，把很大一部分權利分給太監。宰相不夠賢能的話，會導致專權，甚至比外戚更爲恐怖。宰相是總攬軍政和行政大權的，又是百官之首，一但結黨私營，與皇帝對抗，皇帝瞬間就成爲傀儡。比如東漢末年的董卓和曹操。 3，學校：學校不僅僅是培養賢能人才的地方，更應該是公議時事政治的場所，實現學術自由。僅培養人才的地方叫做書院，而學校的只能不僅僅是培養人才，更重要的是議論時事政治給予國家最直接的管理建議。 文中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 又言：“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羣趨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羣擿以爲非。” 不以一家之言治理天下，集思廣益是最好的治理辦法。

古之制，曉之可也。梨洲老人所議，洎今已多無大用。 全祖望於跋中言：顧亭林貽書，嘆爲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復。當下視之，實乃虛妄！

看完這本，想到了，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是的，黃仙兒的見解不能說不深刻，經驗教訓的總結見骨見肉。也給出解決方案。可問題是，都是修修補補，而不是從基因上改變。 同一時期，光榮革命確立了代議制。 對比後來的幾百年，就知道了結果。 也是那邊的啓蒙思想家有很多，這邊才幾個。 即便到現在，這本書又有幾個人看呢？又有幾個人看的懂呢？ 所以只是表面上有所改變，裏子沒有改變絲毫。 現在不閹割肉體了，但是排着隊等着被閹割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