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劉知幾《史通》（一） 長安二年，餘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宦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 睿文批註：劉知幾出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即公元661年，其父五十有四，其兄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長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書香門第裏。他的曾祖劉珉爲北齊唯陽太守，祖父劉務本爲隋留縣長。劉知幾的從祖父劉胤之“少有學業”，在隋時即與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爲“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間，爲信都令，曾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一同撰成國史和實錄，並因之授封陽城縣男。此中之序乃爲《史通》之原序。劉知幾認爲史學家須兼備才、學、識三長，尤重史識。強調直筆，提倡“不掩惡、不虛美”，“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故此，乃展卷細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睿文批註：劉知己所言史學之六家流派，一曰《尚書》二曰《春秋》三曰《左傳》四曰《國語》五曰《史記》六曰《漢書》其後之《後漢書》，《三國志》皆未納入其流派。 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週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 睿文批註：《尚書》者，上書也，即上古之書也，此中之註腳，後世多納其言。故筆者曰：‘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睿文批註：王國維言北狄者,匈奴,突厥,柔然等，雖名稱不同,實爲時移世異之故也，或與此類同。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睿文批註：孔子著《春秋》，左丘明著《左傳》，司馬遷著《史記》，班固著《漢書》，其核心，皆爲著書立說，傳之於後世，如此便可鑑古，可傳承中華民族之文明與智慧，因鑑古而溯源，因溯源而知流長，因流長而拓淵博。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城有限，孰能逾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睿文批註：在三皇、五帝那個時代，就已經有了《典》《墳》一類的典籍，但年代久遠，已無法詳細考究。自唐堯、虞舜以下直到周代，這一時期的史料合在一起，就被稱作《古文尚書》。然而當時世人仍很淳樸，文字從簡，若要求他們寫出完備體系的史書，本來就已經很欠缺了。到了春秋時期，左丘明編寫，西漢司馬遷撰寫，史書寫作的體例這纔算完備。後來各種史書相繼而出，大家只是沿襲舊式，偶爾改動名稱，在有限的格局裏，誰也不能再超越這兩大體系！荀悅、張璠屬於左丘明這一派；班固、華嶠則繼承了司馬遷的傳統。只有這兩家各自矜誇推崇，必須分辨它們的利弊，才能說得清楚。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俊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 睿文批註：《春秋》這部書，按照日月的次序來編排，把年歲一條條連接起來；凡是中國與四方外族，在同一時期出現的人物與事件，沒有不被網羅其中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呈現在讀者眼前。它用極少的文字表達完備的道理，一句話也不重複。這就是它的好處。 然而，到了賢士貞女、高才俊德之輩，若事蹟關係到國家大政，就必須舉目詳述；至於隱跡埋名的人，也不必捨近求遠去搜求。像晉國絳縣的老人、杞梁的妻子，有人因爲酬謝晉卿而被記載，有人因爲回答齊君而被收錄。又有賢者柳惠、仁者顏回，卻終究不能顯赫其姓名，詳述其言行。所以，論到細處，連最細微的塵芥也無所遺漏；談到粗處，則連高山大嶽都被捨棄。這正是它的短處。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雲語在《項傳》，於《項傳》則雲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睿文批註：《史記》這部書，用“紀”來囊括一代的大事端，用“傳”來細寫人物的曲折事蹟，用“表”來按年月譜列諸侯與羣臣的世系爵位，用“志”（又稱“書”）來綜合遺漏的典章制度與社會萬象；直到天文、地理、國家典制、朝廷儀章，顯赫的與隱微的都一網打盡，巨大的與細微的都沒有遺漏，這就是它的長處。然而，同一件事往往分散在幾篇裏，斷斷續續地出現：在《高祖本紀》裏就說“詳情在《項羽列傳》”，而在《項羽列傳》裏又說“詳情俱在《高祖本紀》”。又有些同類人物不按年代先後編次，後輩反而列在卷首，前輩卻被壓到末章，於是出現漢代的賈誼與楚國的屈原並列，魯國的曹沫與燕國的荊軻同編的錯位。這就是它的短處。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屍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缺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在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爲多。 睿文批註：從前，史官的分工是：左史負責記錄君王的言論，右史負責記錄國家的事件，因此就有了《尚書》和《春秋》。比如春秋時期齊桓公、晉文公憑藉霸主身份聯合諸侯訂立盟約，這是當時的大事，而《尚書》卻缺了這一段記載；秦軍在殽之戰失敗，秦穆公發佈誓師之言，這是《尚書》裏最重大的言論之一，卻不見於《春秋》。由此看來，言論與事件本應分開，這一點已經很清楚了。到了左丘明撰寫《左傳》時，不再遵循舊法，把言論和事件都寫進同一部書裏。不過這樣做使記事與記言相互補充，篇幅詳略搭配得當，所以讀者反覆研讀也不覺厭倦，誦讀不已。到了司馬遷、班固編寫《史記》《漢書》時，體例又發生變化：它們廣泛包羅，務求內容宏闊，文字辭采繁富，但一事屢出、重複散見於多篇，編次也不按年代先後，因此後世史家沿襲此風而未改。 昔幹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睿文批註："從前，幹寶提議撰寫晉史，認爲應該效仿左丘明，對於臣下的事蹟要詳細記錄，並加以註釋。當時參與討論的人都非常推崇他的觀點。所以，前代史書存在的不足之處，後世史書應當加以改革。因此，我斗膽與有見識的人持相同看法，特地設立這篇論述，希望未來的史學家能夠看到它的利弊。如果認爲我的觀點不對，請等待後來的賢人來評判。 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方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 睿文批註："當漢朝擁有天下時，其諸侯與古代不同。古代諸侯都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延不絕，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那些宗室子弟稱王的，都受制於京城，自同州郡；異姓封侯的，必須到天朝做官，不臨地方。有的傳國只止一身，有的襲爵才經數世，雖然名義上分封土地，但禮儀不同於君主，一定要編入世家，實際上如同列傳。而司馬遷強行另立類別，以類相從，雖然得到整齊劃一的好處，卻不識隨時變通的道理。"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 睿文批註："紀傳體的興起，起源於《史記》和《漢書》。所謂'紀'，就是編年體；所謂'傳'，就是列事體。編年體，是按照帝王的年歲順序記錄歷史，就像《春秋》這部經書一樣；列事體，是記錄臣子的行爲事蹟，就像《春秋》的傳注一樣。 劉知幾《史通》（二） 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夫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 睿文批註："觀察司馬遷的《史記》就是這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自在篇章中，都有其說法，用來互相考覈，顯然可知。而再加上表格，造成繁瑣浪費，難道不是錯誤嗎？而且表格在篇章順序中，編入卷軸，得到它不增加好處，失去它不減少損失。因此讓讀者無不先看本紀，跳過世家，表格在中間，閉口不看，說它無用，怎能說得完啊！" 檮杌Táowù：1.楚國的史籍名。2.傳說中的怪獸名。3.常用以喻指惡人。4.傳說中的神名。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鑑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書，受嗤千載也 睿文批註：孔子說：“大概有那種自己什麼都不懂卻妄自寫書的人，我卻沒有這種毛病。”又說：“君子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應當保留不說。”還說：“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纔是真正的智慧。”唉！後代的寫作者們，可要以此爲鑑啊！話一出口，駟馬難追，不要爲了逞能而硬寫一本書，結果讓千秋萬代的人笑話。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雲公羊子、穀樑子，《史記》雲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劉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 睿文批註：《春秋左氏傳》每逢記事之後有所議論，就假託“君子”的名義來發表。《公羊傳》《谷粱傳》稱“公羊子”“穀梁子”，《史記》則稱“太史公”。此後，班固寫作《漢書》時用“贊”字，荀悅撰《三國志》時用“論”字，《東觀漢記》用“序”字，謝承《後漢書》用“詮”字，陳壽用“評”字，王隱《晉書》用“議”字，何法盛《晉書》用“述”字，常璩《華陽國志》用“撰”字，劉昺《敦煌實錄》用“奏”字，袁宏、裴子野則直接寫出自己的姓名，皇甫謐、葛洪等人則在篇末註明自己的號。這些出自史官之手的評論，總稱爲“史臣”。名稱雖然千差萬別，意義卻都是一致的：都是用來對史事進行評論、加以褒貶。如果要取其便時，就可以把它們統稱爲“論”或“贊”。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便中興，於斯爲盛。 睿文批註：治史既然有了體例，就像國家有了法律。國家如果沒有法律，上下就無法安定；史書如果沒有體例，褒貶功過就無所依據。從前孔子編修《春秋》，首先確立條例；左丘明撰寫《左傳》，更把這些條例加以彰顯。條分縷析、粲然可觀。可是到了戰國，以至晉朝，時間過了五百多年，史家人才輩出，雖然體例屢有變化，而這條文脈終究斷絕。只有令升（杜預）率先覺悟，遠承左氏，重新制定條例，編成《晉紀》。鄧禹、孫盛等人隨後跟進，史學於是中興，盛況尤以此爲最。 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異夫範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睿文批註：做事如果不效法古人，就不會聽到合理的說法；如果模仿前賢，道理上就不能隱瞞。然而魏收制定體例時，完全抄襲范曄，貪天之功據爲己有，這不同於范曄依靠叔駿（范曄祖父範汪，字叔駿），班固學習子長（司馬遷）的做法。公然掠奪他人成果，難道不會陷入偷竊的罪責嗎？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逾於此焉。 睿文批註：上古時期的書籍，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是《檮杌》《志》《乘》。從漢代以後，史書的流派逐漸繁多，大體上史書名稱大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人遵循前人的做法，各自根據喜好沿襲發展，體例演變相互繼承，循環往復地學習。大概範圍有限，沒有超過這個範疇的。 註釋：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出自《左傳·昭公十二年》，相傳爲上古時期的典籍。 《三墳》：指伏羲、神農、黃帝的著作，講述“大道”（宇宙哲理）。《五典》：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的著作，講述“常道”（治國原則）。《八索》：指八卦的學說，探索其含義（“索”意爲求索）。《九丘》：指九州的志書，記錄各地風土人情、地理物產（“丘”意爲聚積）。 這些典籍均已散佚，是中華文化源頭的象徵。 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與魏氏而橫加編載？ 睿文批註：自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掌握政權、天下分裂之後，江左（南朝）既然繼承了中原的正統年號，就把北魏視作“胡虜”。因此，氐、羌等族的事蹟被寫成“錄”，而北魏則被編入“傳”。魏本出於雜種夷族，卻私自號稱“真君”；他們修史偏袒本國，想壓倒前人，於是把南方典午（東晉）的史事籠入北魏紀，把北方各僞政權的事蹟吞併進來，像對待羣盜一樣，統統寫成“傳”。可是在晉元帝、明帝時期，中原的秦、趙諸國正相繼更替，元氏（北魏拓跋氏）還曾向南朝稱臣，卻仍被列在“傳”中，這臉皮該說有多厚！再如張氏、李氏等姓，在涼州、蜀地自立，與魏相比，年代前後不接，地域亦相隔甚遠，和魏氏毫無統屬，卻也被強行編入魏史，這是什麼道理？ 若夷狄本系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鬥徙居。諸如此說，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所聞。 睿文批註：後世撰寫史書的人，往往喜歡旁徵博引。例如談到夷狄的本源，便說北方的貊族起源於淳維，南方的蠻族出自槃瓠；又說高句麗憑藉魚橋得以渡水，吐谷渾因馬鬥而遷居。類似這樣荒遠而冗長的敘述，到哪一部史書裏找不到？可撰寫者卻不知道前面的史書早已記過，後面修撰的應當停止，於是千百年來照抄不改。這就像在手上多長了一根手指並不增加力量，身上多了一塊贅肉並不會使身形魁梧；史書的體例如果充斥這類無用之文，隨意牽強引入其他材料來充篇幅，自以爲博洽，其實與我們所主張的史法大相徑庭。 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嘆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雲“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 睿文批註："古代兩國交戰時，雙方會坦率地評價彼此，毫不掩飾。爲什麼呢？因爲國家的興衰如同日食和月食一樣明顯，不是靠華麗的言辭就能掩蓋的。但到了近代卻不是這樣了。比如曹操讚歎劉備的英明謀略，說‘劉備是我的對手’；周文帝宇文泰讚美高洋的強大，說‘高歡還沒死’。有時爲了避開對方的鋒芒而遷移都城，有時爲了防止對方渡河而鑿破冰面。等到他們發佈正式公告或檄文時，就開始貶低對方，說對方愚蠢如分不清豆子和麥子，見識淺薄如辨不明顏色，建立都城如同小鳥在蘆葦上築巢般脆弱，臨陣作戰如同螳螂擋車般可笑。這就是所謂的厚顏無恥。" 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嘆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 睿文批註：古代國家頒佈詔令，都由君主親自決定。所以漢光武帝時期，第五倫任督鑄錢掾，看到詔書後感嘆：“這纔是聖明的君主啊，見識決斷如此！”到了近代就不是這樣了。凡是發佈詔敕，都交給下面的文臣辦理，只要朝廷多一些文士，國家富足善辯之人，讓他們揮筆撰寫，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寫進詔書呢？於是每當頒發璽書、發佈綸言，都極力表現惻隱之恩，炫耀憂勤之至意。即使君主行爲違背正道、品德敗壞，看起來依舊頑固而粗暴。單看他的政令，還不如夏桀、商紂那樣直率；一旦誦讀詔誥，又彷彿舜、禹再世出現。這正是所謂的“假手”啊。 蓋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 睿文批註：“天子向來不隨便開玩笑，如果說話有差錯，就會招來天下的責難。所以漢光武帝曾稱龐萌是‘可以託六尺之孤的人’，可一旦聽說龐萌叛變，便愧謝百官說：‘諸位難道不會笑話我嗎？’由此可見，聖明的君主對待褒獎與貶責的話語都是十分謹慎的。” 劉知幾《史通》（三） 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鑑無恆。此所胃自戾也。 睿文批註：到了近代就不是這樣了。凡是朝廷中的百官、王公卿士，剛受到褒獎時，就稱他們像珪璋一樣品質卓越，完美無缺；一旦稍後被貶斥，又把他們比作斗筲之輩的庸才，認爲罪不可恕。同是一士人的行爲，同是君主的一句話，愚昧或明智卻在瞬息之間判定，是非也隨刻而變。這正是所謂“自戾”——君主自己的言行互相矛盾。 大抵撰史加註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 睿文批註：總的來說，那些爲史書撰寫註釋的人，有的是依仗他人而成事，有的則憑空自行其是；他們把無窮無盡的材料都寫進去，卻毫無規範約束，因此難以形成一家之言的格言，也難爲後世留下可遵循的楷模。難道所有的作者都不值得詳細考察嗎？ 且人無定質，因地而化。故生於荊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裏於昌平，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 睿文批註：“況且人沒有一成不變的本性，會隨着環境而變化。所以出生在荊州的人，說話都帶有楚音；居住在晉地的人，連牙齒都染上晉地的黃濁色。跨越魏國而東行，已經歷七代；渡過長江而北上，也不止一兩代。可他們仍把本國視爲正確，把此鄉視爲荒蕪。比如孔子的祖先里居在昌平，陰氏的家世在新野，但（後世）卻把他們編入微子的世系，稱是管仲的後代，於是成了齊、宋之人，與魯、鄧的士族無關。查諸古代典籍，這種做法從未聽聞。” 夫上古之世，人惟樸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幹是也。 睿文批註：上古時代，人們質樸粗略，言語不易理解，所以必須經過解釋才能通曉。因此，探求義理時，事情簡要而含義深遠；考察文辭時，則字句艱深而意義需要闡釋。例如《尚書》記載伊尹的訓誡、皋陶的謀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等篇都是這樣。周朝借鑑夏、商兩代，文化鬱鬱蔥蔥，頗爲繁盛。大夫、行人（外交官）尤其重視辭令，話語委婉而切當，言辭流暢而不淫靡。例如《春秋》所載：呂相斷絕與秦的盟好，子產奉獻捷報，臧孫勸君主納鼎，魏絳應對君主誅殺楊乾等，都屬於這種體例。 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粗，鹹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睿文批註：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不挑剔具體人選來處理政務，因此無論風俗高低，都能受到教化；擅長寫史的人，不挑選事件來記錄，所以無論言論好壞，都完整流傳於後世。如果事件沒有錯誤，言辭接近真實，或許就能與古人並肩而立，何止獲得他們的糟粕而已。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事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鑑，裴、王之妙詧，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 睿文批註：孔子說：“以貌取人，會錯失子羽這樣的賢才；以言取人，會錯失宰我這樣的能人。”光武帝（劉秀）曾被龐萌所誤導，曹操（曹公）則被張邈所欺騙。這些事情都記載在史書中，善惡分明，顯而易見。不需要像許允、郭林宗那樣有深邃的洞察力，也不需要裴楷、王衍那樣的巧妙觀察，但作者（史官）在書寫史書時，未能區分善惡，所以這是誰的過錯呢？這是史官的責任。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亂君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籲可畏乎！ 睿文批註：人稟賦五常（仁、義、禮、智、信），士人兼具各種行爲準則，邪惡與正直有區別，彎曲與直立不同。邪惡彎曲的人，是人們所鄙視的，這是小人的道路；正直的人，是人們所珍視的，這是君子的品德。然而世上很多人趨向邪惡而拋棄正直，不追隨君子的足跡，卻行事如同小人，爲什麼呢？俗話說：“正直如弓弦，死在路邊；彎曲如鉤，反而封侯。”所以寧願順從而保全吉祥，不違抗以招致災禍。何況史書的作用，是申明勸誡，樹立風氣榜樣。如果有賊臣逆子、淫亂君主，如果直書他們的事蹟，不掩蓋他們的瑕疵，那麼污穢的行爲在一時彰顯，惡名流傳千年。這樣說來，真是可怕啊！ 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毌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 睿文批註：只有在霜雪都降下時，才能看出松樹的堅貞；只有在國家遭遇喪亂時，才能檢驗臣子的忠誠。例如漢末的董承、耿紀，晉初的諸葛誕（通“諸葛”）、毌丘儉，南朝齊初有劉秉、袁粲，北朝周滅之際有王謙、尉迥，這些人都是傾家蕩產、以死報國，把死亡視同歸家。然而歷代史書卻把他們統統寫成“逆臣”，這怎麼能表彰正道、鼓勵後來的臣子效忠君主呢！ 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逾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老經》撰於週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 睿文批註：人的興衰取決於時機，困窘或顯達取決於命運，而書籍的命運也是如此。古文《尚書》是《六經》中的冠冕（最高地位），《春秋左傳》是《三傳》中的雄霸（最傑出）。但從秦朝到晉朝，歷經五百多年，這些書被埋沒，不流行於世。後來梅賾（或梅氏）抄寫並獻上，杜預（杜侯）訓釋（解釋），然後它們才被推崇一時，名垂千古。至於《老子》（老經）撰寫於周代，《莊子》成書於楚國，遇到漢文帝、漢景帝時纔開始流傳，碰上嵇康、阮籍時才受重視。 昔夫子之刊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蔡，始作《春秋》。夫以彼聿修，傳諸詒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創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傳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 睿文批註：從前孔子修訂魯國史書（《魯史》），學者們認爲他是因見到麒麟而作《春秋》。但據子思（孔子之孫）所說：我的祖父（孔子）被困在陳國和蔡國時，纔開始寫作《春秋》。他以此筆耕不輟，傳給後人，想追求真實記錄，難以出錯。因此，含義包含微妙委婉，因捕捉到麒麟（象徵祥瑞）而創造辭藻；時機遇到西狩（指獲麟事件），於是哭泣麒麟而停止寫作。傳言者只知道其一（獲麟絕筆），卻不知道其二（陳蔡困厄始作），以爲孔子因反袖擦面、感嘆“我的道路窮盡了”，然後才追溯論述“五始”（《春秋》的五種開端），定名“三叛”（指三個叛亂事件）。這難道不是因爲獨自學習、沒有朋友交流，導致孤陋寡聞的結果嗎？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云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註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睿文批註：凡是撰寫著作的人，彼此之間都會互相效法，自古以來都是如此。因此，列禦寇闡述道理時，就憑藉李耳（李叟）的學說；揚子云撰寫時，完全師法孔子。符朗與莊周並肩，范曄追隨賈誼。何況史家記述往事，要向衆多前賢取法，如果不效仿這些前輩，又憑什麼留給後世可遵循的範式呢？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義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雲：“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鑑之哉！ 睿文批註：自魏國以前，作者們大多效法“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到了晉朝以後，人們又偏愛模仿“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史書文辭淺顯而容易模仿，經書義理深奧卻難以企及。既然難易不同，所以成敗也就有別。所謂“貌異而心同”者，是模仿的上乘；“貌同而心異”者，是模仿的下品。可是世人偏偏喜好“貌同而心異”，而不追求“貌異而心同”，這是爲什麼？因爲鑑賞力不足，嗜好偏頗，喜歡似是而非的史書而討厭真實的史書，這正是子張譏諷魯侯、葉公好龍的譬喻。袁山松說：“寫文章有五大難處：內容繁雜卻不條理，一難；語言鄙俗而不典雅，二難；記載不符事實，三難；獎懲不當，四難；文采勝過質樸，五難。”模仿古人而又不像，正是最難的一種，爲什麼偏偏把這一條遺漏了？唉！自司馬遷以來，似乎都沒有看到這一點。後來的通達之士，可要警惕啊！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幹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睿文批註："過去荀悅說過：‘編寫史書有五個宗旨：一是通達道義，二是宣揚法則，三是貫通古今，四是記錄功勳，五是表彰賢能。’幹寶解釋這五條宗旨是：‘規劃治理國家的言論就記載，用兵征伐的權謀就記載，忠臣、烈士、孝子、貞婦的節操就記載，朝廷文誥、外交應對的言辭就記載，才能、氣力、技藝方面的特殊人才就記載。’於是借鑑這二人的論述，驗證五條宗旨的概括，大概史書記言所遵循的規範，史書記事所依據的綱領，基本都包含在這裏了。但一定要說沒有遺漏，恐怕還有沒說到的地方吧？這裏再擴充三條，來增補前面的條目：一叫敘述制度變遷，二叫表明罪惡行爲，三叫宣揚奇異事件。是什麼呢？禮節的採用或廢棄、儀式的簡化或繁化就記載；君臣的邪惡行爲、國家的動亂滅亡就記載；神靈感應、災禍祥瑞的徵兆就記載。因此用這三條，加上五條宗旨，那麼史書所記載的，幾乎就無缺漏了。" 劉知幾《史通》（四） 蓋語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 睿文批註：“正如俗語所說：‘衆多星星的光芒，比不上一個月亮的光輝。’縱觀自古至今，著述的作者實在太多了。儘管他們的作品數量龐大，如同千門萬戶、波浪堆積、雲霞聚集一般。但那些言論都瑣碎零散，事蹟必然殘缺不全。本來就難以追趕上《五傳》（指《公羊傳》《穀梁傳》《左傳》《鄒氏傳》《夾氏傳》）的光輝，更無法與《三史》（指《史記》《漢書》《後漢書》）的輝煌相媲美。古人將這種現象比作‘玉屑滿篋’（玉屑堆滿箱子），實在是意味深長啊！” 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睿文批註：“因此，割草打柴人的話，英明的君王也必定加以採擇；卑微之人的作品，詩人也絕不捨棄。所以學者廣泛蒐集舊事、博識萬物，如果不去瀏覽諸家別錄、不探討異聞奇書，只鑽研周公、孔子的章句，固守司馬遷、班固的紀傳體例，又怎能自行達到這種境界呢？況且孔子說：‘博聞強記，擇其善者而從之。’這不過是‘知之次也’。如果能夠這樣，那麼書中難免有失當之處，言論也常有不經之談，學者只要博聞羣言，關鍵在於善於取捨罷了。” 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御，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 睿文批註：史書編纂的任務，大體上有三種途徑。第一種是：彰顯善良、貶抑邪惡，不迴避權貴，像春秋時期晉國的董狐、齊國的南史，這是上等。第二種是：把散亂的史料編排整理，成就不朽之作，像魯國的左丘明、漢代的司馬遷，這是次等。第三種是：才情卓著、學識淵博，一時名聲顯赫，像周代的史佚、楚國的倚相，這是下等。如果這三條都缺失，還談什麼史學呢？ 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吝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俊，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 睿文批註：過去子貢想廢除每月初一告祭祖廟用的那隻活羊，孔子說：“賜啊！你愛惜的是那隻羊，我愛惜的是那套禮。”又有人說：“即使缺少年高德劭的老臣，仍然還有舊日的法度可循。”考察歷代設置史官的做法，好像在做遊戲，卻始終不曾廢止，大概是因爲珍惜那套禮儀，吝惜那些舊典法吧！昔日左丘明編寫《左傳》，是爲了躲避當時的政治災難；司馬遷撰寫《史記》，把它藏在名山；班固完成《漢書》，是在家裏寫成；陳壽草創《三國志》，是在私宅裏完成的。由此可見，自古以來的賢能之士，要想立下著作流傳後世，何必要身居官署、列入同僚，然後才能成事呢？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睿文批註：劉知己爲大唐之史學大家，他生長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書香門第，自幼便奉家訓，鑽研〈尚書〉每苦其辭艱，難爲誦讀，故屢遭鞭撻，足見自大唐之時《尚書》仍爲艱澀之文，迨至大清太傅王國維僅能稍解全篇之半矣。 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牀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宴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 睿文批註："根據《詩·邶風·靜女》的第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彤管是女史記事規誨所執的工具。古代君主在外朝有國史，在內朝有女史，內外職責相同。所以晉獻公迷惑混亂時，驪姬夜裏哭泣，牀笫私事、房中之事無法掩蓋。楚昭王宴遊時，蔡姬回應她的願望，王回頭對史官說：'記下來，蔡姬願意跟隨我死。'宴飲私事都有記事的冊籍，這些受命記錄的人就是女史一類吧？"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拳，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 睿文批註：自古以來，史官的設置、廢止和變革大體如此。孔子修訂了《春秋》，公羊高爲《春秋》作了《傳》。到了漢、魏時期，有陸賈、魚豢；西晉、宋時期有張璠、范曄，這些人雖然本身並不擔任史官職務，卻私下撰寫了國家史書。像他們這樣的人，與我們討論的正式史臣不同，所以我不再詳細記述。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雲：“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 睿文批註：《易經》說：“上古時代用繩子打結來處理事務，後來世間的聖人用文字和契據取而代之。”儒者又說：“伏羲氏首先畫出八卦，創造書契，用來替代結繩記事，從此文獻典籍開始出現。”還說：“伏羲、神農、黃帝的書稱爲‘三墳’，講述的是大道；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的書稱爲‘五典’，講述的是常道。”《春秋左氏傳》記載，楚國的左史能夠閱讀三墳、五典。《禮記》說：“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典籍。”由此看來，三墳、五典這些典籍，在春秋時期仍然廣泛流行。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雲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僞，知而故爲，罪之甚者。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睿文批註："司馬遷主張，上古堯的時代沒有許由這個人；應劭的著作中記載，漢代沒有王喬這個人，這些說法都很正確。但到了皇甫謐撰寫《高士傳》，詳細敘述了許由在箕山的事蹟；幹寶創作《搜神記》，深信王喬在葉縣顯靈的故事。這些都是偏聽偏信、違背事實，捨棄真實而相信虛假的，明明知道是假的卻故意這樣做，罪過就更大了。近來，南朝宋的臨川王劉義慶寫了《世說新語》，上篇敘述兩漢、三國以及晉朝中朝和江左時期的事情。劉峻作註釋時，指出其中的錯誤和破綻，真相明顯得無法掩飾。然而，皇家編撰《晉史》時，大多采用了這本書。於是採納了劉義慶的荒謬言論，違背了劉峻的正確說法。用這樣的書來記錄歷史，有什麼臉面！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族，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 睿文批註：《宋書》"記載佛狸（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入侵的時候，其中的勝負情況，大概都是實錄。《魏史》所記載的，則完全出自沈約的《宋書》。如果有可恥的事情，就隨意增減，含糊其辭地修飾。至於像劉宋獻女求和，太武帝以軍中聯姻不合禮儀而拒絕，這種說法尤其奇怪。爲什麼呢？江南的皇族和庶族，比如司馬、劉、蕭、韓、王等家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起自俘虜，一旦到達桑乾（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都成爲特殊的貴族（禁臠）。這些都是《魏史》自己記載的，並非其他國家所傳。" 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幹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況僕未能免俗，能不蒂芥於心者乎？ 睿文批註：“況且評判一個人，貴在瞭解他的本性。您（指對方）如何看待我在名利上的態度呢？當初我在洛陽閒居時，既不是隱士也不是官員，只是以‘守愚’自得其樂，寧願保持質樸而不讓名利擾亂內心。但現在我勉強從事公務，被束縛於官職之中，朝廷雖然重用我的才能，卻未給予相應的禮遇。如果按照郭隗（燕昭王招賢的故事）的先例，這種做法有何意義？假使有像嚴君平那樣淡雅、段幹木那樣清廉的賢士，與我交換處境，也會抱怨勞苦、怨恨待遇不公。何況我未能完全超脫世俗，怎能不心懷芥蒂呢？”

此書用時9個小時。 此版史通有一失在於目錄，言內容則有內、外篇之分，語目錄乃惟內篇之名，實則自敘（1）中便已起史官之建置，其下盡乃外篇之論，而篇名失載於目錄。 他日抽空或將此書抄錄一遍

這是我看的最費勁的一本書，就是那種硬着頭皮看完，有點必須完成任務的意思。究其主要原因，是我高估了自己的古文閱讀能力和《史通》這類歷史專著的精深程度。我頂多算是個愛好者，以爲自己多看了幾本書，多聽了些流言村語，便覺於史有所得，豈不知術業有專攻，非要拿自己的愛好挑戰人家的專業，只有自討沒趣。所以，我覺得什麼水平幹什麼事，說放棄了也行，換一種方式也行，總之以後還是換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淺顯易懂的書來讀，纔不至於又費時間又無所得。歷史還是會讀，但經此一書讓我明白，我又不治史，故不必太較真，哈哈，人生就是遊戲，笑我貶我隨意。 故知餘生也如此，沒有大成就，沒有大驚喜；父母養育傾盡所有，只是生於此時代，生於此制度之國，下有應試填鴨之教育，上有愚弱弄虛之宣傳，堂堂健兒，囿於高牆，縱鯤鵬也斂翼，欲伸志而窮途，嗟予此生，三十而立，如此而已！ ​但此書治史之人必讀，總結了唐以前絕大多數史書的得失，思想千多年後觀之也猶算真知灼見，不枉任公推薦！

中國歷史，何談歷史？ 人民血淚，朝廷奢淫。

武則天到唐中宗時代的劉知幾，寫的歷史文獻的一個總結和評述，適合在閱讀傳世歷史文獻之前閱讀！該書讓讀者對唐以前的歷史書籍有一個總體的瞭解，方便選擇適合自己的歷史書籍閱讀！行文風格，接近現代人的習慣，好懂！四言對仗句子用的比較多，和文心雕龍的文風相近！強烈推薦，是一部好書！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勾，反封侯。 古代的史學思想如何，可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