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詩

從魏晉文學自覺之後，中國古代文論家們似乎格外喜歡討論文學的“正”與“變”，復古與反覆古的鬥爭就像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奔湧而來的錢塘江大潮一樣，總要吸引時人的目光。 如果說劉勰的《文心雕龍》是從原道徵聖宗經的路子說明文學發展的規律，那麼葉燮的側重點無疑在“流變”上面。 美學問題背後是話語權問題，是個權力問題。但葉燮無疑還算個單純的人，論詩歌正與變，幾乎只從詩歌本身出發，你可以說他狹隘，說他沒有揭示出兩種傾向鬥爭背後的政治內容。除了用“時代的同情之眼”來爲他辯護外，其實我還想說的是，在這樣一個不純粹的年代，能發現這樣一個抱着比較純粹的眼光老老實實研究問題的古人和他的著作，也不失爲一種幸運。 《原詩》的觀點都在書裏了，我沒興趣再闡述一遍，在這裏我只想把藝術個性問題單獨拎出來談一點想法。 藝術進步的本質在於創新，而創新的前提之一就是藝術家之個性。 毫無疑問，高舉反覆古大旗的葉先生是喜歡創新的，他費大勁從詩三百說到明七子的詩歌作品，無非是想說，寫詩，搞清楚源流，熟讀經典是不錯的，但千萬別憨憨似的走回頭路，古人之書是精神靠山無疑，卻絕不意味着你一輩子得呆在山裏面終失去自家體段。 “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都說時勢造英雄，而真英雄亦能以一己之力扭轉時代風貌。 有了眼界胸襟和才膽識力，亦得時代之理事情，好了，骨已備，皮焉在？ 藝術個性——“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從內篇到外篇，兜兜轉轉，終於吐出來了。 個性對藝術家意味着什麼？靈魂。真正的藝術個性，是在一筆一畫中都能表現自己的性格， 不信去看《塞納河的星夜》，每一抹藍都在高呼着，“就是我，就是我。”而沒有個性，就是《原詩》裏說的，自始至終，未能觀其面目何若。 有個性，筆筆元氣淋漓，無此，藝術半死不活。大藝術家，大文豪概莫能外。 那麼藝術個性如何培養？ 這樣問，就是又回到《內篇》去了。 這個世界上不缺的是價值判斷，人們在面對一件新事物時或有的惶惶之感總是會讓他們迫切地想要把那尚屬陌生的事物歸於某類，如果發現這樣做是徒勞的，那麼他們下一步很可能就是高舉某些大旗，急吼吼地把對方打入異端，以便繼續爲自己脆弱的心維持一個美好的平和假象。永遠在格式裏翻跟頭，從不想跑出來。 堅持藝術個性是需要毅力的，而這個世界太缺少對自己觀念的堅持與永不妥協了，因此那些開風氣之先的人總是寂寞的。而這也是他們真正厲害的地方，他們的驚世駭俗與狂妄始終讓他們的藝術保持着鮮明的鋒芒，而他們的靈魂也藉此始終活在青春期。他們用一輩子的不妥協來向這個以萬物爲芻狗的世界證明着自己對信仰的忠貞。 這種死不悔改的尖刻執着讓他們在藝術裏成爲了真正的神，而我們的一輩子，或許只是在一味的媚俗或媚雅。

葉燮這本《原詩》最讓我佩服的地方就是，他看到了韓愈詩的“力大思雄”，稱其詩“崛起特爲鼻祖”，是杜甫之後又一大變，歐、王、蘇、黃等宋代詩家都從其發端。這番評論可謂一針見血，見識非凡。世人多許韓愈爲“文章鉅公”“百代文宗”，卻不知韓愈最具創造力的，不是在散文領域，而是在詩歌領域。其詩歌的才氣、思力，遠勝其散文。在李杜兩座巔峯下，韓愈爲了並肩李杜，以一種頑強的戰鬥精神，力求從李杜藩籬中突圍，最終“山立霆碎，自成一法”，不可不謂雄偉悲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韓愈就是唐音之變的關鍵，也就是宋調的先聲，後世非具大學問、大才力者，難以繼其雄大，得其奇崛。葉燮說，在詩之才力一道，惟杜甫、蘇軾二人能與韓愈相頡頏，我甚爲歎服。葉星期，可謂韓愈之知音也！

《原詩》越品越有味道。對詩壇的正與變之爭以久，正爲守古，變爲創新。好書！推薦！

因爲自己平時愛寫詩，讀這本書，發現共鳴處很多！

詩以言志、抒情、寫景、敘事，于格律章法上宜守正創新！宜與時俱進！

葉燮的《原詩》把古詩從詩三百開始一直評論到元明時期，讓人不得不佩服前輩古人讀詩的細緻入微，而且他們是真的讀懂了古詩，讀透了古詩，能在不經意間讓你受益匪淺！值得多讀幾遍！！

建安、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照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繢、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

別的不說，就衝作者葉燮是明末才女詩人葉小鸞的弟弟這事兒，老衲也得好好看看這本書。

《原詩》因作者暢讀詩篇後有感而發，鋪以詞句，敘以議論性散文。 其“內篇”向內追問主體價值，作者認爲詩要做到“華實並茂”，“遵其源流”，不離“理，事，情”。作詩者要能“築好詩基”，“載其特質”，“隨遇發生”，切莫“浮響膚辭”，“剿獵成說”“欺人自欺”。詩才能因興會所至，而無意出之。 作者原文中認爲“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櫱，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而我認爲究底不過“人世間”則其根，“輪迴更替”則盡其一生事，“詩”則言其可言，留其不可言。 “外篇”向外尋找客體價值，從創作方式，時事及人性入手，認爲作詩評詩諸法皆需“陳中見新，生中得熟，不偏兩極”，詩的意義在於“言志”，而非“杜句繩人”，不在於附會談資。 《原詩》這本書的“好”不僅在於作者正面提出自己關於讀書寫詩的看法，更在於作者犀利直率的言辭，好惡分明的觀點與當下“和平友愛”的評論風形成對比，但同時這也給了其它喜好分明的人一次反駁，反思或認同的機會去創造“百家爭鳴”之景。

此書名氣甚高，實非作手之論。作詩之人若奉爲圭臬難免緣木求魚。杜詩不遭時事催發則不能過摩詰。後來詩人豈能皆逢安史之亂。是以杜詩可貴在濟世之心顛簸未破。此亦是杜詩之所以爲巔峯。至於技巧，以律詩爲例，中唐之後漸有已青出於藍之勢，東坡境界技巧更是全面超越。唯各領一代風騷，不必強分甲乙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