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清詩話

《西清詩話》又名《金玉詩話》，北宋蔡京之季子蔡絛著，成書於宣和年間，共三卷。採用輯錄或筆記體來評論詩歌作品，記述詩人言行，闡述詩歌理論。 《西清詩話》論詩頗有見地。如謂“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又引黃庭堅贊韓愈《宿灘》詩云：“非諳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又如贊孟浩然詩使“洞庭空闊無際，氣象雄張，曠然如在目前”，贊杜甫詠洞庭詩“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這些詩論，都強調詩人要有生活體驗和真情實感，要能寫形傳神。《西清詩話》又稱：“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論雖非蔡氏首倡，卻涉及詩歌藝術特點，強調詩應含蓄、耐人尋味。又對“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表示了譏議，指出：“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這又強調了詩歌言志抒情的特點，批評了侷促於遣詞列句，內容貧乏，不能變態的詩風。 《西清詩話》還強調詩歌創作的藝術個性，指出“本分家風”，“蓋不可無”。作者認爲，藝術個性源於詩人的品格和才氣，所謂“格有高下，纔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如李白、杜甫雖“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羅隱、貫休雖“得意於偏霸”，“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結論是：“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此論雖欠全面，但也涉及到創作個性的一個重要目素。他如“丹青、吟詠，妙處相資”；“人之好惡，固自不同”；“詩家不妨間用俗語”；以及一些詩歌批評，都有可取之處。關於藥名詩之源起，集句之盛行，亦可備詩史之考。

【八】西清詩話 蔡絛 絛號無為子，直齋書録解題“題無爲子撰”，文獻通考認為“為”作“名”，疑似蔡氏想隱其姓名而用。 詩話多記元祐諸公詩詞。曾敏行稱，臣僚認為該作屬“私文”，專以蘇黃文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職勒停”。可見蔡絛異於其父，獨崇元祐之學的一面。同時，詩話也存在稱述其父詩（及論詩語）、對蘇黃也有微辭，還有與事實不符之處（扈蹕詩） 版本疑缺。 部分內容頗有見地。 「另：郭氏“認為昔人或以《金玉詩話》亦出蔡絛所撰，則兩書複見尚不足怪。且“重韻”一條僅見《金玉詩話》，而此條有“質之叔父文正”之語，不見他書稱引，《西清詩話》有此條，遂亦不生懷疑。乃及見鈔本之後，此條竟亦在其中，則當絛之時，蔡氏固無諡文正者。因疑類此剽竊雷同之處，如非出絛客所爲，當是其書早佚，而後人雜抄他書足成三卷以欺人者。餘之所以致疑於鈔本者此也。”疑誤。」 「小蔡不一定死在元度前：《叢談》所記內容，時間上有明確記載的，最晚爲卷四70頁第148條“土地木偶自行異兆”，其中提到的：“此紹興乙亥夏六月二十有六日也。”乙亥年是紹興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其下又曰：“次年六月…”，也就是紹興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然考《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五則將此事記在紹興十六年六月：“甲寅，白州民家木偶土地神自館驛前相持入商稅務，州人聚觀之。兵馬都監葉某怒投之江中，乃止。其後未踰守臣趙不易與僚屬死者六人。”且注曰：“此據《百衲叢談》。”《要錄》卷一百七十一“紹興二十六年二月”記曰：“甲申，執政進呈權刑部尚書韓仲通看詳知鬱林州趙不易便民五事”云云。可見在紹興二十六年前後，趙不易還在政壇活動，韓仲通所看當不會是一個已經去世十年的舊官員的政績材料。李裕民先生在《十六種古籍成書年代考》中認爲，據此“足見紹興十六年趙並未死。而今本《叢談》記趙不易死於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也有小誤，其死疑在紹興二十六年十月。”《要錄》紹興十六年說有誤是對的，但認爲《叢談》所記有誤則有失旁證，《要錄》卷一百七十一所記恰可能是趙死後不久之事，有長官爲之定論之義。所以，由此條記載，我們可以認爲，《叢談》的寫作當至少延續到紹興二十六年（1156)或更晚。（《鐵圍山從談》研究）」

蔡絛約之，好學知趨向。爲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未幾，臣寮論列，以爲絛所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職勒停。——《獨醒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