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變事略

《倭變事略》裏以一敵千的“倭寇超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明代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中記載了一夥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倭寇攻打崇德以損失四人的代價擊殺四千明軍的經過：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倭寇）西犯崇德，崇德因初築城未就，初九日攻陷之。執一儒學官、一縣尉，鹹殺之。縣尹惶懼，急逾城出，折臂傷足，而扶避村落民家。賊所寶在絲綿，入葉序班家，見絲綿庫廣，踊跳而喜。獲鄉官太守姚汝舟，劫其家衆，用千金贖還。姚既脫虎口，憤怨官兵逗遛不進，赴軍門控訴，始督兵進剿。二十三日，先鋒丁總戎駐兵方炊，會大風起，賊冒吾民服色至軍前紿曰：“寇至矣。”兵方卸甲，置器待食，即錯愕而視。賊伏起掩擊，我師大潰，覆千餘人，由是賊勢益振。掠入雙林，出南潯。湖兵熟於水戰，邀擊頗勝，賊棄輜重二十餘舟，復抵杉青。次日，嘉興兵與賊戰，止獲四賊，而喪師三千，沒官十二員，賊得勝，復還柘林。』 看上去這羣倭寇宛如神兵下凡、超人附體，能夠在戰場上以一敵千。而且，有讀者確實以此記載爲依據推演出了一個“十個倭寇可以牽制十萬明軍”的結論。那麼這個內容可信度到底如何呢？下面我們不妨來看一下《明世宗實錄》（以下簡稱《實錄》）對同時間段事件的記錄。 《實錄》卷418至卷419中，也就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和二月，並未出現倭寇入侵的詳細記錄，僅提及時任工部右侍郎的趙文華寫《備倭七事》與時任浙江巡按御史的胡宗憲談及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入侵嘉湖地區的慘狀。但是這不代表本年正月倭寇沒有入侵，因爲在卷420也就是三月事務記載中，《實錄》明確提到了兵部回覆胡宗憲上報正月倭寇入侵造成的損失與戰後獎懲情況： 『兵部覆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報：正月朔，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縣，又轉掠搪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復攻德清縣，殺把總梁鶚、指揮周奎、孫魯、百戶陸陵、周應辰、理問陶一貫等。請正失事諸臣之罪，並錄有功及死事者。上以城陷失事重大，命巡按御史執崇德縣知縣蔡本端解京訊治，參將湯克寬、把總指揮丁僅下督府，先取死罪招。巡撫李天寵、都指揮吳韜、邵昇、領兵僉事羅拱辰俱停俸戴罪殺賊。奪副總兵俞大猷及參政謝少南、兵備副使陳應魁、僉事凌雲翼等俸三月。下指揮等官李上等七人於按臣問。周奎等、陶一貫等各贈襲如例。獲功知縣楊芷、副千戶曾勇、監生喬鏜等，令軍門獎賞有差。已逮本端至，坐失陷城守，謫戍。』 從以上內容中可以看出，《實錄》明確提到了被倭寇攻陷的崇德縣城，這一點與《倭變事略》完全一致；而在談到官員陣亡情況中《實錄》記載的有名有姓者是6位（胡宗憲本人寫的《籌海圖編》中有名有姓戰死者的數量達到了10人），考慮到還有數量不明的未點名者（句尾是個“等”），那麼，“沒官十二員”這條很可能也對得上。 但是，在軍事人員損失上，《實錄》並未給出詳細內容，無法和《倭變事略》中的“我師大潰，覆千餘人”和“嘉興兵與賊戰，止獲四賊，而喪師三千”相互印證。可以說《倭變事略》作爲私人筆記，其記載雖生動具體，但在關於軍隊員額問題上明顯缺乏官方檔案的交叉驗證。相比之下，《實錄》作爲官方性質的正史，固然會因爲政治傾向導致一些編纂侷限，但對軍事損失、官員問責等事項的記錄通常較爲嚴謹。例如在《實錄》兵部回覆胡宗憲的內容裏，就詳細列出了陣亡官員名單和戰後諸多人員的獎勵與懲戒措施，如果真的有‘喪師三’‘覆千餘人’這樣的慘敗，不可能在兵部上報和皇帝下旨環節隻字不提，絲毫不留痕跡。而幾乎同時期的《籌海圖編》和前文提及的《嘉靖東南平倭通錄》，都沒有找到相關記載。再晚一些的清修《明史》中，關於嘉靖年間倭寇入侵的記載中也沒有出現可以印證明軍損失三四千人的證據。 況且，就以16世紀的冷兵器殺傷效率而言，即便倭寇精銳，能做到以少勝多，那麼斬殺也有其上限。千人級別部隊在正面戰鬥中全軍覆沒而僅殺敵四人，已經嚴重違背了軍事常識。因此，關於《倭變事略》裏“止獲四賊”的記載，我更傾向於是倭寇被活捉的人數而非實際損失數量。 最後我們來談一談《倭變事略》的作者採九德其人。作爲活在嘉靖朝的浙江海鹽人，採九德既不是客觀的戰地記者，也不是置身事外的歷史學家，而是一位深受倭患之害的本地文人。他的《倭變事略》更像是一部親歷者的回憶錄，而非冷靜的史官實錄。因此，採九德所寫文章的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倭寇暴行的細節描述，這是官修史書的宏大敘事所缺乏的，更是《倭變事略》的價值所在。反過來說也正因爲大量細節描述，我才願意相信採九德是經歷過嘉靖朝大倭亂的當事人。但是，在另一方面，採九德顯然不屬於明代軍政系統的內部人員，對於軍隊編制和戰鬥戰術的瞭解都相當有限，因此他幾乎不可能搞清楚軍隊的具體斬獲和損失，“喪師三千”這類結論只能自己推測或道聽途說。此外，採九德顯然對倭寇入侵中官軍的遲鈍反應抱有極大的怨氣，在這種情緒驅動下，文字記錄出現誇大敵方戰力、貶低我方表現的情況，幾乎是創傷敘事的一種本能反應。這本無可厚非，但我們後人將其作爲學術討論素材時則需仔細甄別可靠性。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倭變事略》中‘以一敵千’的倭寇超人敘事，其性質更接近於一種深受創傷的士紳文人基於道聽途說、爲抒憤和警示而創作的文學化表達，而非客觀的軍事報告，缺乏作爲信史的可靠性。要還原歷史真相，我們不得不將其與《明實錄》等官方檔案進行對勘，避免出現孤立地採信最具戲劇性誇張數字的問題。 之後有空的話我將專門寫一篇文，通過《明世宗實錄》本身還原一場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倭寇入侵南直隸的全過程，並嘗試分析南方明軍抗倭不力的真正原因。

少林僧與倭寇僧：抗倭是巫術之戰 1、嘉靖滅佛，僧人分流：有的成爲倭寇徐海，有的成爲剿倭的少林鐵棍僧 《倭變事略》：萬將軍素好施捨，有少陵僧者，自幼行腳江湖諳武藝，手執鐵棍，以故大錢貫鐵條於中，長約八九尺，重約三四十斤。 少林僧人蔘與抗倭，這是俞大猷的真事，1549年他自山西大同奉命南征時路過少林寺，對住持小山上人說少林棍法虛浮不堪實戰，“傳久而訛，真訣皆失”，於是帶走了兩名少林弟子宗擎、普從隨軍習藝。 手執鐵棍，以故大錢貫鐵條於中……爲什麼要貫穿舊銅錢？很可能是銅錢降魔鎮邪的巫術原理。 就像孫悟空的金箍棒一模一樣，鎮海神鐵還要加金箍。金剛杵，金箍咒，同理。 俞大猷所見的少林寺，“自負精其技者千餘人，鹹出見呈之”，千餘人可是大寺，爲什麼有這麼多人？恐怕因爲寺廟免稅賦，比窮人過得好，底層人可能相當貧苦！ 我又查到：嘉靖滅佛運動‌是嘉靖帝在位期間（1521-1567年）推行的三次大規模毀佛行動，主要針對藏傳佛教及寺院經濟，通過拆毀寺廟、熔燬佛像、驅逐僧侶等手段強化嘉靖崇信的道教地位；借毀佛削弱與張太后（信奉佛教）關聯的勢力，強化自身統治合法性；‌‌熔燬佛像黃金補充國庫，緩解財政壓力。‌‌ 宮廷的藏傳佛教受到影響，民間的漢傳佛教似乎未受。 不管如何，我猜僧人很可能在嘉靖年間因爲人數過於龐大發生內卷，分化現象，有些自謀出路，就去剿倭，而有些則成了倭寇，比如徐海！ 徐海，年少時曾經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法名“普淨”，又稱“名山和尚”或“明山和尚”。傳說他在此期間成爲破戒僧，出沒於嘉興的妓院之中。 “鄭端簡公論倭奴之變，多由中國不逞之徒如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者，投其中，爲之奸細，爲之向異，觀此四十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士人失業，生計無着，因而通倭，僧人爲倭，又有什麼稀奇？！ 老百姓通倭的原因，則是：師旅徵發，額外增稅，每田一畝出兵餉至一分三厘，沿海之民，膏血爲之罄盡。 2、抗倭中的巫術：倭寇如殭屍，砍頭不死，得火燒 《倭變事略》中的少林鐵棍僧：賊戰，每搖白扇，僧識爲蝴蝶陣。乃令軍中各簪一榴花。僧手撐一傘以行，但作採花狀。賊二大王者，望見僧，即若縛手然。蓋以術破之也。 那邊，二大王穿紅衣搖白扇，擺蝴蝶陣，這邊，令軍中各簪一榴花，和尚撐傘作採花狀……怎麼採花狀？ 恐怕，傘意味着陽具，採石榴花，通過揭示識破蝴蝶陣代表剋制了對方。《儀式過程》中這個邏輯在巫術中是成立的。 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真是笑死了，他不是來打仗的，是來作法的。 很像是神神叨叨的神魔小說，不過挺有趣，瞬間想到胡金銓講俞大猷的電影《忠烈圖》！裏面也有僧人…… 爲什麼僧人會參與造反作亂？ “徐少爲僧，有九金錢卜事，甚中，以故見推於衆。” 擁有法術，在普遍信奉鬼神的社會中是很有蠱惑力的意識形態，就像宋江用“九天玄女”下天書來排108將座次，誰也無話可說。因爲是天意難違！ 就像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就像五斗米道！ 《倭變事略》有個例子可見巫風之盛：而乍浦城陷之日，有避神祠屋上者，潛窺賊黎明時，禱於神前，問：“許我住城數日否？”不許；問：“許我盡殺否？”卜，又不許。遂傳令止殺，僅掠一日而去。 然而，此事並不鮮見，古代戰爭與占卜讖緯是強關聯的，《青鱗屑》作者就是史可法軍中專門占卜的幕僚。 “賊有善卜筮者，每日侵晨卜筮，爲謀畫勝算，有詩題廟壁雲：“海霧曉開合，海風春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晴更好，飛翠潑徵鞍。” “周行至菩提寺前，陣如半月形。賊望見，齊呼爲牛角陣，以術魘之。周墜馬被殺，兵亡過半。” “初三日，有避寇村婦數百，襁負幼小，齊渡西浦橋，值天雨橋滑，皆棄兒匍匐以渡。河畔積孩屍甚多，悲號震野……” 這是什麼景象！？孩子是母親殺死，還是淹死？像是母親因爲驚恐被倭寇虐殺而自己親手殺死的。 我今天剛剛刷到小紅書的肯尼亞角馬遷徙，今年的，據說今年乾旱，角馬遷徙早，那個照片中，河邊躺着數十具角馬屍體，並沒有鱷魚獅子在周圍。 可是，母親們到底聽到了什麼倭寇虐殺的傳說？ 我突然想起，殺孩子血入酒的那個記載：“一侄孩提宿牀上，殺之，取血清酒飲之。”這種事，恐怕是類似南方樟柳神，古曼童的一種“採陽氣”的巫術儀式，並不只是殘忍那麼簡單。 就像我們聽說過日本鬼子把刺刀刺入小孩子屁股，一邊看着小孩子痛苦地四肢“跳舞”，一邊喊：小巴西，小巴西！這傳說也見載於《蜀碧》中的張獻忠。 我在《南村輟耕錄》讀到過元朝起源於杭州周邊的樟柳神信仰，拿小孩子做法器…… “先日斬戰傷者十餘人，首用門窗火煨之”……爲什麼要燒倭寇頭顱？恐怕不止是恫嚇震懾那麼簡單，這像某種巫術，從根本上鎮伏敵氣。 可能就像打殭屍，光砍頭，不死，得火燒纔行。 我找到了證據：“酋長有八大王者，從火中奮躍，眉毛盡焦，獨舉二刀拂火飛斫我軍，跳擲數四而倒。焚死者十餘賊，生擒被傷者六賊……刀瘡傷處，見其痕多無血，人鹹異之……賊一先鋒衣紅綃金短襖，舞雙刀突前，衆圍之，斬其首，猶能匍匐數百步，我兵復斫斷其手足。” 最後攻破徐海的戰役：二十四日，軍門督諸路主客凡二十餘枝，圍徐海數重，賊放發 貢，以銀塞 貢口，火發，銀如星飛，中人，中土，中水，如雨鳴，衆皆不能進。二十五日，軍門令取民家犬數百爲羣，被以戒服，以常 貢擊，復使數人持火雜於羣中，驅之以入。賊但擊前犬，不知火已發矣，焚溺無算，斬獲千餘。 火與狗，都是純陽之物，用來破陰性的雨水，其實這是巫術思想！所以狗“被以戒服”，什麼是戒服？ 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續志》：李義山《韓碑詩》“陰風慘淡天王旗”，注家未得其解。按，唐時繪毗沙門天王於旗，出師則祭之。宋時猶沿其法。 戰場唸咒，作法……直到鴉片戰爭也是這樣的吧？我記得，B站看“講古張老師”，西藏防彈的嘎烏盒以及咒語炮彈對付當年英軍入侵。結果，嘎烏盒別在脖子下，反而造成了傷亡。 二戰日本士兵也有把佛經布帛繡在軍裝外，抵擋子彈。 3、少林僧人用密宗陣毯儀式，以陽克陰對付倭寇： 《真臘風土記》1297年柬埔寨印度教的陣毯儀式，即僧人行初夜權：既昏，以轎傘鼔樂迎此僧而歸。以彩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於其中，一則僧坐其中。…… 《倭變事略》1554年少林僧人用巫術抗倭：有稱二大王者，年二十餘，每戰輒揮扇用幻術惑衆，獨衣紅袍，騎而行，至龍王祠，祠即東關要處……賊戰，每搖白扇，僧識爲蝴蝶陣。乃令軍中各簪一榴花。僧手撐一傘以行，但作採花狀。賊二大王者，望見僧，即若縛手然。蓋以術破之也。 我總覺得奇怪，爲什麼這少林和尚要撐傘採花？什麼寓意？ 可能與受印度教影響的密宗儀式有關，即初夜權的儀式！明承元制，明朝早期密宗興盛，到了嘉靖，三次打擊在京的密宗勢力，可這一套儀式估計普及甚廣，難道這少林僧人竟然學的是密宗？ 倭寇的二大王紅袍白扇，蝴蝶翩翩，就像婦女一樣，少林僧人就用初夜權的密宗陣毯儀式來剋制，以陽克陰。恐怕是很有道理的。 4、護心鏡作用不是護心，而是降妖除魔的神性附體： 戚繼光《紀效新書》談倭寇：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絲，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善磨刀槍，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爲所怯。 這明鏡是護心鏡吧？我認爲，明朝人可能已經忘記了，護心鏡並不是防護穿刺，而是巫術作用！ 商周時期護心鏡已作爲甲冑核心組件，殷墟出土甲片殘留銅質圓形構件印證其早期形態。 那就很明顯，商周人絕不是怕死，怕穿刺，而是這鏡子是作爲攝魂奪魄，鎮魔降妖的護身符，沒想到它真起作用了！明朝人可能已經不信了，日本人卻還保留着它的原有含義。 科學地說，這是光影的炫惑產生的視覺干擾，及心理震懾！ 宮本武藏與小佐佐木次郎的巖流島對決，據說就利用了刀劍反射日光產生的炫目，《精武英雄》裏也有。 科學還在其次，重要的是巫術在冷兵器戰爭中，對於鼓舞人心士氣，具有強大的作用，真信自己穿上了帶護心鏡的盔甲就可以神性附體，刀槍不入，無所畏懼。我終於能理解巫術的作用了，而不是一味去貶低它們愚昧。

《倭變事略》上海書店1951年版不分卷，電子版分五章。明採九德撰（或作“朱九德”，誤）。採九德，名不見於史傳，自序中稱己爲嘉靖朝“鹽官”。初以“鹽官”謂司鹽業官營之職官，及閱內文，方知是指浙江嘉興海鹽縣的地方官。

《倭變事略》是明人採九德所著四卷本紀實，專記嘉靖三十二至三十七年江浙倭寇侵擾，作者親歷目睹，逐日詳錄倭寇活動、人民受害及徐海、王直等被俘殺經過，文字記實，補正史之闕，爲研究倭患重要史料。

讀完本書從中能感到倭寇的暴戾，貪婪和兇殘。所到之處齠齔不留，皆化爲焦土。民衆困苦逃亡，村莊被掠蕭條。前有盧鏜、湯克寬等抗倭名將身先士卒，多次擊敗倭寇。後有胡宗憲等智擒葉麻、陳東等一干附倭海盜，爲東南靖海立下大功。但作者也沒有一味的替朝廷唱讚歌，也提及了“官兵散處，統紀絕無”的情況。同時作者似乎同情王直，還附錄了王直的陳情表章。

以爲是說戚繼光剿滅倭寇的故事，其實不是，倭寇之禍我中華，還是靠漢奸，古已有之

看完這本書，有些感慨，當時的沿海人民受盡倭寇之苦，文中出現的人物全部都是有頭有臉的，而現實中絕大多數人都湮沒在歷史塵埃中，他們爲抵禦倭寇貢獻了力量，卻只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甚至都沒統計到，普通人的宿命不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