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效

公元前300年：《詩經》變成紅寶書的法家化思潮 子夏（前507年—前400年）活107歲！跟顏回、曾子不同，他持經世致用的思想，有法家的意思。弟子包括曾參的第二子曾申。 我就說，子夏所以寫《毛詩序》，因爲《詩經》其實是一種從政的隱喻話術，非詩經，無以言，詩經就是當年的紅寶書，子夏有官僚書吏氣！這種官僚氣，當然就與法家一脈相通！ 曾申從子夏受《毛詩》，傳於李克（悝）；從左丘明受《左傳》，傳於吳起。 李悝（前455年-前395年）變法在魏國，是中國變法之始，隨後楚國吳起（？－前381年）變法、秦國商鞅變法。 商鞅（約前390年—前338年）年輕時喜歡刑名法術之學，受李悝、吳起的影響很大，據說他後來投奔秦國時就攜帶李悝所撰的《法經》。 商鞅變法，發生在前356年至前350年。 慎到（卒於前299年），是子夏的再傳弟子，與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屈原（約前340年～前278年）同時，他是道法家，實際上是法家的始祖，慎到主張“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法家，而貴勢，是從道家來的想法。 軻長於《詩》，慎到長於《易》。孟子文字裏的浩然之氣，果然是《詩經》觀於國風民氣，善於修辭術的結果！子夏的官僚氣倒是少些。《易》恐怕就是講趁時取勢的，所以慎到有道法家特徵。 惠施（約前370—約前310），名家的開山鼻祖，也是莊子（約前369年—約前286年）的至交好友。惠施合同異，公孫龍離堅白，強調共性與個性的不同。 惠施主張“不法先王，不是禮儀”、“偃兵”、“去尊”和“法治”，大概局勢變化，爲了走聯合抗秦之路。戰國時，禮義無效，普遍相信法家，“去尊”像孟子的“民貴君輕”，但更接近莊子“先人與陳人”之辨，莊子的去尊甚至到了反對爲老不尊，反對盲目尊老愛幼的程度。他們是同時代的人，恐怕是那時候的一股潮流！ 荀子(約前313年-前238年)的《儒效》，“秦昭王問孫卿子”，荀子非常功利主義，他承認法家的能耐，但又認爲那只是“雅儒”，“大儒”則需要“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他的兩大弟子，韓非子（約前280年-前233年）和李斯（？—前208年），都變成了法家。 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 可見由儒入法，乃是一大潮流，時勢使然，也是儒家的自然演化。 大概核心在於人治還是法治，性善還是性惡，性惡必然用法治！ 最值得思考的是：子夏《詩經》何以變成了法家的紅寶書？滑入了孔子所預感並責備的小道，小人儒中去了：實用主義與官僚主義。

荀子以最簡潔的方式向天下昌明：儒家法先王（效法古制），自己法后王（效法當世變法潮流），荀況與孔子孟子之儒家迥然有別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

荀子在《儒效》中則繼承併發揮了這個思想：“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