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是由呂不韋主持，其門客編訂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傳世名作，全書分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文章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集中體現了呂不韋的思想。 此書以儒家學說爲主幹，以道家理論爲基礎，以名、法、墨、農、兵、陰陽家思想學說爲素材，熔諸子百家學說爲一爐，閃爍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 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爲基調，堅持無爲而治的行爲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名言名句： 學者，借人之長以補其短。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呂不韋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一部寫給統一天下的參考書 呂不韋叫門客們編這本書，野心不小，想給即將一統的天下備一套治國參考。它不專守一家，儒、道、法、墨都往裏裝，雜卻不亂，像一桌拼盤，每樣夾一筷子。書裏那些寓言，刻舟求劍、掩耳盜鈴，到今天還在用。讀它不用從頭啃到尾，隨手翻，哪頁都能揀到幾句古人的實在話。不玄乎，也不裝，就是一羣聰明人坐下來聊怎麼把日子過好。

無論是對宇宙本源還是對人類本身的探索，在其他一些學派的著作中其實早就有零散的記載，但是《呂氏春秋》卻有一個非常顯著的不同點。先秦的論著中比如像墨子、莊子等人的書，都是秦以後的人把他們以及他們弟子的一些文章集合在一起編成書，墨子和莊子本人是沒有“出書”這種打算的，但《呂氏春秋》不一樣，它是呂不韋根據預先設計好的規劃來進行創作的，這在當時可以稱得上是首創。不僅如此，《呂氏春秋》寫成之後，呂不韋還命人將它懸掛在秦國的首都咸陽各處，聲稱如果有誰能改動一字即賞賜千金，但芸芸衆生中卻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對書上的文字加以改動。這樣一來，《呂氏春秋》在秦國乃至諸國之間都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其實這纔是呂不韋真正的目的，他正是要藉由這本書，將自己的治國思想從上而下、由近及遠傳播到天下各處，最終達成自己的政治訴求。

呂不韋，戰國末年衛國人，著名的大商人、政治家。秦莊襄王時，呂不韋成爲秦國的相國，被封爲文信侯，門下有食客三千人。莊襄王去世後，太子政（即後來的秦始皇）即位，呂不韋號稱“仲父”，成爲秦國實際的主政者。呂不韋召集門下三千賓客，主持編撰了《呂氏春秋》，轟動天下。但是由於他的政見與秦王格格不入，後來被免除了相國的職務，最終服毒自盡。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是呂不韋召集門下三千賓客共同撰寫的。它既是一部包羅萬象的百科大全書，又是一部融諸子百家思想於一身的集大成之作。它本質上是秦國的治國綱領，是在面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統政治格局時，呂不韋大膽提出的前瞻性施政方向。 核心內容 《呂氏春秋》全書分爲三大部分，分別是“十二紀”“八覽”和“六論”，合計起來總共有160篇，約20多萬字。它既介紹了天文地理、醫藥衛生、物理化學、音樂藝術、占卜相術等許多方面的內容，同時又博採道家、儒家、法家、農家等各個學派的思想精華，無論在內容上還是思想上，都體現出了“雜”的特點。本期音頻選取了三個角度歸納書中內容，它們分別是古代科學知識、哲學問題以及治國思想。而這三個角度最終指向其實是同一個，它們都是爲“治國”這個主題服務的。

在閱讀這部鉅著時，我們不難發現它對於人性的深刻洞察。例如，在《呂氏春秋》中，對於人性本善還是本惡的討論，體現了儒家與法家的對立與融合。它提倡通過教育和禮制來引導人的善行，同時也強調了法律的必要性。這種平衡的視角，展現了作者對於治理國家的深思熟慮。書中還探討了自然與人的關係，這在《呂氏春秋》的“十二紀”中表現得尤爲明顯。它按照一年四季的更迭，分別講述了不同季節中應當遵循的自然規律和人應當採取的行動。這種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和順應，與道家的無爲而治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呂氏春秋》中還包含了許多關於軍事、農業、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識，這使得它不僅僅是一部哲學著作，更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它爲讀者提供了一個全面瞭解古代中國社會的窗口，從國家治理到日常生活，從宇宙觀到人生觀，無不涉獵。

輔助豆包總結：戰國末期，呂不韋組織門客編撰的《呂氏春秋》，是一部爲封建君主專制統治量身打造的雜家著作。它裹挾着諸子百家的思想碎片，卻始終以“服務君主、鞏固集權”爲核心目的。站在現代文明的視角審視這部典籍，其思想內核中糟粕遠多於精華——那些爲封建等級制度、君主專制辯護的內容，是必須徹底摒棄的“文化垃圾”；唯有剝離封建外殼後，那些揭示治國、修身、處世普遍規律的智慧，才值得我們萃取與傳承。這場古今對話的核心，從來不是“復古崇古”，而是“去蕪存菁”：把封建糟粕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讓真正的思想精華在當代煥發生機。 《呂氏春秋》的糟粕，是根植於封建專制土壤的思想毒瘤，與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完全相悖，必須堅決摒棄。 這些糟粕並非“過時的時代產物”，而是從誕生之初就帶有階級壓迫與思想禁錮的屬性。其一，君權至上的專制等級思想，將君主抬到“天選之子”的高度，宣稱“君臣之分，不可逾越”，把民衆定義爲君主的附屬品。這種思想絕非簡單的“等級觀念”，而是封建統治階級壓迫民衆的精神工具。在現代社會，它與“主權在民”“人人平等”的理念背道而馳——若放任這種思想殘留，必然滋生權力崇拜與特權思維，弱化公民的權利意識與監督意識，破壞法治社會的根基。其二，天人感應的天命論與神祕主義，用“王者將興，天必現祥”的謊言，爲君主專制披上神學外衣，將自然災異與君主德行強行綁定。在科學昌明的今天，這種思想是徹頭徹尾的迷信糟粕——它會讓人放棄對自然規律的探索，用“天意”解釋現實問題，甚至被別有用心者利用，成爲宣揚宿命論、逃避社會責任的工具。其三，重農抑商的保守經濟觀，將商業視爲“末業”，主張限制商人的地位與活動，本質是爲了固化小農經濟、維護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這種思想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多元發展”理念格格不入——若固守此念，必然歧視民營經濟與商業從業者，阻礙資源優化配置與經濟轉型升級。其四，功利性的思想整合與價值扭曲，是對諸子百家思想的“閹割式掠奪”：它取法家“法治”，卻拋棄“法不阿貴”的平等內核，將法律變爲君主“制民之器”；它取道家“無爲而治”，卻曲解爲君主“垂拱而治”的專制手段，消解道家“消解強權”的進步意義；它取儒家“仁政”，卻剔除“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將仁政變爲籠絡民心的統治術。這種將思想文化淪爲權力附庸的做法，是對文化獨立性的扼殺——在當代，若延續這種功利化的解讀方式，必然導致傳統文化傳承的異化，阻礙思想自由與文化創新。其五，男尊女卑的性別歧視觀念，將女性的價值限定於“順夫、教子、守節”，否定女性的獨立人格與社會參與權。這種思想與現代社會“男女平等”的理念完全相悖——若任其殘留，必然限制女性的職業發展與社會貢獻，浪費人力資本，阻礙社會的全面進步。 這些糟粕，是封建時代的思想枷鎖，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文化沉痾。在古今對話的過程中，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對其妥協或“改造利用”，唯一的選擇就是徹底摒棄，連根拔除。 《呂氏春秋》的精華，是掙脫封建桎梏後，那些穿越時空的普遍智慧。它們並非這部著作的“主流思想”，卻如同沙礫中的金子，值得我們用心萃取。 這些精華的價值，不在於其服務封建君主的原始意圖，而在於其揭示的具有普遍性的治國、修身、處世規律。在治國層面，“天下定於一”的大一統理念，其原始內核是“君主集權下的國家統一”，但剝離專制外殼後，我們能提煉出“統一穩定是發展前提”的普遍規律。這一智慧，在當代中國，對應着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現實需求；在國際社會，對應着反對分裂主義、倡導多邊主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思路。而“凡治國，必先富民”的民本思想，其原始目的是“富民以固君權”，但剝離其封建屬性後，“民生是國家根本”的內核，與當代中國“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高度契合，也爲全球普惠發展提供了思路。在修身層面，“欲勝人者，必先自勝”的自律理念，其原始指向是“君主修身以治天下”，但轉化到當代個人成長中，就成爲對抗“內卷焦慮”的良方——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成長不在於戰勝他人，而在於超越自我，專注於能力提升與精神富足。“察己知人，察今知古”的理性認知方法，其原始意圖是“君主以史爲鑑、以民爲鏡”，但在當代，它成爲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的工具——它教導我們，看待傳統文化要批判繼承，面對社會熱點要多方求證，立足當下實踐要與時俱進。在處世與生態層面，“兼聽則明，偏信則闇”的包容思維，其原始訴求是“君主廣納諫言以固統治”，但在當代，它轉化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準則，也成爲國際交往中“文明互鑑”的核心理念；“順應天時，因勢利導”的自然觀，其原始用途是指導封建農業生產，但在當代，它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一脈相承，成爲推進“雙碳”目標、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文化支撐。 這些精華，是《呂氏春秋》留給後世的珍貴遺產，但它們的價值實現，必須以徹底摒棄糟粕爲前提——若帶着君權至上、等級觀念的濾鏡去解讀這些思想，必然會使其淪爲封建殘餘的“遮羞布”。 從《呂氏春秋》的精華與糟粕中，我們能得到關於傳統文化傳承的深刻啓示：傳承不是復古，對話不是盲從，必須以“摒棄糟粕”爲底線，以“古爲今用”爲目標。 首先，對待傳統文化典籍，必須樹立“糟粕多於精華”的警惕意識。《呂氏春秋》的命運，恰是許多封建典籍的縮影——它們誕生於專制時代，核心目的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其思想體系中必然充斥着與現代文明相悖的糟粕。我們不能抱有“厚古薄今”的幻想，更不能打着“傳承傳統文化”的旗號，爲封建糟粕招魂。其次，傳統文化的當代轉化，必須堅持“剝離—萃取—重構”的路徑。所謂“剝離”，就是剔除典籍中服務封建專制的內核；所謂“萃取”，就是提煉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智慧；所謂“重構”，就是將這些智慧與當代實踐相結合，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例如，將“大一統”從“君主集權”重構爲“國家統一與全球多元共治”，將“民本”從“君爲民本”重構爲“以人民爲中心”。最後，傳統文化的普及與共讀，必須以“古今對話”爲核心方式。在共讀《呂氏春秋》時，我們要引導讀者直面其糟粕——分析君權至上思想如何壓迫民衆，天命論如何禁錮思想；更要引導讀者發掘其精華——探討“自勝”理念如何緩解當代焦慮，“順應自然”思想如何助力生態文明建設。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讓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呂氏春秋》的價值，不在於它如何爲封建王朝服務，而在於它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傳統文化的樣本：那些爲專制統治辯護的思想，終將被歷史淘汰；那些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智慧，必將穿越時空，成爲滋養當代人精神世界的養分。這，正是我們解讀這部典籍的最終意義。

《呂氏春秋》雖然冠以呂不韋之名，確是集百家之言的著作，本書之所以能夠出現正是呂不韋的高瞻遠矚，當時秦法苛刻已經越演越烈，除卻商鞅的《商君書》，其餘在沒有經典文獻，而秦朝上下更是鄙視山東儒家名士，以至到秦始皇時，儒家名士仍不願進入秦國，暗地還是稱呼秦國爲蠻夷之地，民衆尚未開化。 呂不韋洞察到秦法缺陷，所以從他掌權之時就開始養賢納士，爲秦國文明開化而努力，《呂氏春秋》的主導思想也是以黃老學說爲中心，兼儒墨，合名法，只有這樣才能削弱秦國以法治國中的殘酷性。 《呂氏春秋》之所以被稱爲雜家，不僅是呂不韋個人很難定義，雖然是商人起家，卻知書達禮，身上又有一種墨家俠義之風，不過我認爲呂不韋骨子裏還是個商人，書中“義”字頻繁出現，在與商人之“利”間，呂不韋是以義行事，不管是齊國攻打即墨時，還是他的私下支援，還是在結交各地英雄時，因爲義爲他帶來了更多的財富，看似散財，一旦掌權之後又淨歸囊中。 呂不韋這種人格魅力使得他可以包容不同流派之間的隔閡，取諸家之所長，棄其所短，而後以黃老兼容，遂自成雜家一派。 可以說《呂氏春秋》這部書最厲害的地方，明明都是摘抄前人語錄和思想，沒有提出自己的獨特的觀點，卻正是因爲這種包容，使它在百家爭鳴的時期，可以獨樹一幟，這是呂不韋性格中的閃光點，也是悲劇性的伏筆。而本書道家思想，順天時，齊萬物等隨處可見，也許只有道家學說的無爲，虛無，纔會有這等包容性。 本書原意是爲秦國緩衝刑法苛刻，不過最終卻是失敗了，呂不韋也自縊而死，或許他也明白有些操之過急，但是他的性格，年紀，與嬴政想要急需統一中國仍是不相符的，秦始皇想要統一中國，所以需要法律來約束人民，軍隊如臂指使，《呂氏春秋》中的觀點是好的，說的也是對的，正如那時的儒家，一切只是時機未到，以這樣看來，秦國的滅亡早已經有了先機，只不過在歷史進程中的人物都只會做自己應當做的事情，唯有如此《呂氏春秋》方能流傳百世，唯有如此秦國即便滅亡，但仍然留下了文明和大一統潮流的意識。 春秋者，持平也。即便後人對於呂不韋評價多有褒貶，也許呂不韋把《呂氏春秋》懸在城門下時，是真想以千金易字，但是千金難測後人意，不過有《呂氏春秋》冠以呂氏稱號，足以證明不枉在英雄輩出的歷史中走過一遭，富可敵國的身家在時間中化爲虛無，看來金銀雖然堅硬，仍抵不過輕飄飄的紙張中所蘊含的精神財富。

傻子曰： 你懂很多，但也有很多不懂，你可能比一些人強，但這不是你驕傲的理由。和不如你的人比，你有什麼值得驕傲的。 這世界誘惑很多，小時候不懂，現在很懂，而且經常深陷其中。人有七宗罪，再明白的人，在這七宗罪面前，也渺小的一無是處。 要想出世，先需入世，你都不懂這個世界，憑什麼說你自己是有智慧的人。靠自己的言行在這個世界上形成一些影響，造成一些改變，把自己的智慧帶給世界，儒釋道，你走到了哪裏。 人總有一些事情看不明白，想不透徹，放不太開，人首先是動物，該有的你別丟掉，多餘的你也別貪婪。 真正弄明白自己這一輩子想做的是什麼，有些人夢想這一輩子轟轟烈烈，同時又沉醉於鶯歌燕舞，酒歡一夜後，又懊惱自己的所作所爲，看不開至於如此，又是何必呢。這需要一些時間，也需要一些悟性，畢竟這世界上，“有慧根的人”能有幾人。 別隻盯着外面不好的一面，它好不好與你何干呢，你好不好，又與它何干呢。別盯着牆，看路。 佛家講四重境界：把自己當成別人，這是無我；把別人當成自己，這是慈悲；把別人當成別人，這是智慧；把自己當成自己，這是自在。 沒有喜怒哀樂，談何佛法；沒有愛恨情仇，談何人生；沒有陰晴冷暖，談何世界。 看開了。低，莫不過是個傻子，該喫喫，該喝喝；高，莫不過家財鉅萬，鶯環燕繞，卻還失了一些清靜，少了修身養性的門道，少不了耗損幾年陽氣。 珍重！

拜讀呂不韋《呂氏春秋》，讀完，想寫一點書評，以表自己對這本書的歡喜：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呂不韋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在秦國丞相呂不韋主持下， 集合門客們編撰的一部黃老道家名著。成書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此書以儒家學說爲主幹，以道家理論爲基礎，以名、法、墨、農、兵、陰陽家思想學說爲素材，熔諸子百家學說爲一爐，閃爍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呂不韋想以此作爲大一統後的意識形態。但後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呂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秦道家的代表作，全書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 《呂氏春秋》作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注重博採衆家學說，以道家思想爲主體兼採陰陽、儒墨、名法、兵農諸家學說而貫通完成的一部著作。但主要的宗旨屬於道家 。所以《漢書·藝文志》等將其列入雜家。高誘說《呂氏春秋》“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 ，這說明最早的註釋者早已點明《呂氏春秋》以道家爲主導思想之特徵。 《呂氏春秋》是先秦時期黃老道家重要的鉅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當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的前夕。其書“基本上以道家爲宗,取各家之長而棄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是秦漢道家的代表作之一 。呂不韋是秦國一代名相，任職於戰國末年。呂因散盡家財幫助在趙國爲人質的孫異人立嫡有大功勞，在異人繼位爲秦莊襄王后，被任用爲秦國丞相。 《呂氏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爲基調，堅持無爲而治的行爲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呂不韋強調遵循自然之道，從自然之道中尋找治理之道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呂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虛靜無爲之說，並把它運用於爲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以道家學術貫穿全書。 《呂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義學說，贊同儒家的孝悌之道。 《呂氏春秋》是一部產生於戰國晚期的理論著作，出於衆人之手，風格不完 全統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練短小，文風平實暢達，用事說理頗爲生動，仍然 可以稱得上是優秀的文學散文。 呂不韋，戰國末年衛國濮陽人。原籍陽翟（今河南禹州）。呂不韋是陽翟的大商人，他往來各地，以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所以積累起千金的家產。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道，“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覽》即《呂氏春秋》。 善學者，借人之長以補其短。 ——呂不韋 《呂氏春秋》 🌹

中國哲學簡史輔助材料讀物。呂氏春秋以農耕節氣切入爲時勢、社會、政治、哲學、歷史作了大局性的記錄與分析。敘述方式別樹一格，淺讀了一遍，理解尚不足6:7成。日後將作爲春秋戰國時期的核心史料再細節性研究。讀馮友蘭大師的中國哲學簡史發掘出來的一本輔助材料，讀他的著作可謂一路深坑，誠服其知識何其淵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