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

過年期間偶然看見這本書的紙質版，花了一天時間看完，看着這本書，感覺作者挺客觀，也反思了自己國家的不正當甚至殘暴的行爲。 關於以色列，小學和初中經常看到沙龍和阿拉法特的新聞，感覺這是一對冤家，故事還是很傳奇，後來歷史書上也講了德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上了大學聽老師講我們和以色列的關係還不錯，因爲二戰期間中國還收留和不少猶太人，他們回以色列後自然是感恩的，所以和中國關係還不錯，也幫了我們不少忙。 書裏作者比較客觀，以一個以色列人的視角重新看以色列的前世今生，包括以色列面臨的新問題，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反思，不贊同暴力或非法佔有巴勒斯坦的土地，但作者也說了:很不人道殘暴，非常不對，但他自己也享受了好處，誰也不敢把現在佔有的還給巴勒斯坦人，人得爲自己考慮，反思可以有，地還不了，歉也沒法道，我可以想方設法發展出了核武器，但我肯定不會亂用，只是我的保命手段，周邊阿拉伯國家，不好意思，咱們是世仇，你要有了你會亂用，我小命不保，所以只要你發展我就給你打掉，這是我以色列的核心利益，不惜一切代價，知道問題在哪，可是我也沒辦法，我得活着，或者應許之地就是一塊被詛咒的地方，世代不得安寧，秩序永遠無法建立，仇恨永遠無法化解，以色列人自己也整天活在恐懼之中，可能他們也習慣了。 這兩天美以都在打伊朗，也說明一個道理，打不過別人的時候還是得猥瑣發育，但對手好像不給機會。奈何家裏石油多，錢來的容易，人自然就沒有什麼進取意識，所以有的時候資源也是一種詛咒，容易挫傷發展的銳氣，窮則思變，家底那麼厚實，賣油就行了，自己還扼守着霍爾木茲海峽，乾點啥不行，沒有斷對手一指的能力之前，還是猥瑣發育的好。今日之伊朗，早已不是昔日之波斯，也許並不是伊朗沒有憂患意識，而是實在這些年被制裁得太狠了，沒辦法，苟活着吧。世界還是我們上學時老師講的一超多強，中國能有現在的局面只能是領導人和中國人民真的太拼了，和平穩定來之不易，且行且珍惜。2026.3.1

首先要吐槽一下翻譯，真的有點兒差勁。爲什麼國內這麼多譯者在二作時連中國話都不會說了，翻譯做不到信達雅，連翻譯統一性都做不到，索性改行好了。 最初選擇讀這本書，是因爲以色列在國際局勢中的存在感太強了。無論是與巴勒斯坦的衝突，還是與伊朗的緊張關係，對美國經濟和政治的參與，都讓我對這個國家產生了強烈的好奇。當然，這本書對於其中一些敏感問題並未涉及。 同時，我也必須承認，在閱讀之前，我對猶太人、對以色列，是帶有明顯偏見的。而這本書，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這種簡單的判斷。 整本書讀下來，我並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反而是從一種“非黑即白”的理解，進入到一種不斷搖擺、不斷拉扯的狀態。在這種不確定中，我逐漸看到了幾個更清晰的結構。 首先，是關於以色列建國的正當性問題。 以色列建國時，必須認識的國際形勢背景是，當時巴勒斯坦地區屬於英託管區。猶太人從土地收購，完成了從無到有的建設，甚至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了國家的雛形。這種意志力讓我感到震撼——他們不僅僅是爲了自己，更是爲了整個民族可能的未來，去構建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這種復興本身，也不可避免地擠壓了當地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隨着猶太復國主義的推進，阿拉伯民族主義也隨之興起，這種土地主權的零和衝突狀態，大有不死不休之感。 如果非要給這個區域的地盤之爭的結構源頭找個理由，更多的應歸咎於以英法爲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亂 第二個，是以色列內部的結構性問題。 以傳統思維，以色列作爲一個以“民族迴歸”爲基礎建立的國家，內部應該是相對統一的。但事實恰恰相反。來自歐洲的阿什克納齊猶太人，在建國初期掌握了更多資源與話語權；而後來進入的東方猶太人，則在社會結構中處於相對弱勢的位置。這種差異，並不僅僅是文化背景的不同，更是現實中的權力與資源分配問題。 一旦一個國家被定義爲“所有人的家園”，那麼基於先後順序或歷史貢獻的優先權，就會與後來者的平等權利發生衝突。 在移民定居過程中，我還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家庭結構的轉變。東方猶太人進入以色列之後，原本在家庭中佔據絕對權威的男性，由於社會地位的下降，逐漸失去了原有的掌控力；而女性則在現實壓力之下承擔起更多責任，成爲家庭真正的支撐者。這種變化並不是出於某種理念上的“覺醒”，而更像是一種被現實逼迫出來的角色重構。也正是在這些普通女性的支撐之下，這個複雜而動盪的社會得以維持運轉。 第三個，是國家層面的安全邏輯，尤其是核問題。 在閱讀過程中，我一度無法理解，以色列爲何可以將自身的核武器視爲“自保”，卻無法接受周邊國家擁有同樣的能力。這種看似明顯的“雙重標準”，讓我感到困惑。但隨着閱讀和思考的深入，我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不能用簡單的世俗“公平”來解釋。 對於以色列而言，核威脅並不是一個可以通過概率來衡量的風險，而是一種一旦發生就無法承受的存在性風險。國土狹小、缺乏戰略縱深，使得它幾乎沒有承受一次重大打擊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它的安全邏輯就不再是“你有我也要有”，而是“我不能允許任何可能摧毀我的能力存在”。這種邏輯在道德上或許顯得不對稱，但對以色列而言，是面對不可承受的尾部風險而採取的行動，冷酷而帶走清晰合理性。 而與此同時，這種安全焦慮並不是單向的。以色列將他國的力量視爲威脅，而周邊國家同樣會將以色列的力量視爲威脅。雙方都在以“自保”爲理由強化自身，這也使得所謂的“安全”始終處於一種無法達成平衡的狀態之中。 最後，是關於作者本人的立場。 在閱讀過程中，尤其最後一章，明顯可以感覺到作者一方面在反思以色列歷史中的暴力與問題，另一方面在涉及國家生存時，又始終站在以色列一邊。這是一種帶有立場的反思。他可以批判，但無法脫離；可以質疑，但不會否定其存在的正當性。而這種矛盾，恰恰也真實反映了沙維特本人的“榮耀”與“悲情” 最後一章，一種“沒有完全讀懂”的煩躁襲擊着我，沙維特完全將自己的情緒宣泄出來：榮耀與暴力、正當性與代價、安全與恐懼。他並未完全解釋，而是完整保留。 或許正因爲如此，這本書並沒有讓我形成一個明確的判斷，反而讓我意識到，這個問題本身，可能就不存在一個可以被簡單講清楚的答案。 唯願世界和平，希望中東的每一個平民平安。

阿利·沙維特（Ari Shavit）的《我的應許之地》（My Promised Land）在西方與世俗輿論界享譽盛名。在精緻的知識分子筆下，這本書被包裝成了一部“真誠、痛苦且極具反思精神”的民族史詩。沙維特一手拿着手術刀解剖着1948年盧德清洗的黑暗代價，一手拿着擴音器爲猶太民族的現代奇蹟讚美。 然而，如果用冷峻的唯物主義地緣邏輯、人口數據和歷史法理去審視，《我的應許之地》本質上是一本極不誠實的“精緻洗白爽文”。它用高超的文學修辭掩蓋了立國地基的先天缺陷，更是精神分裂式的雙標敘事。 一、 致命的歷史不誠實：“一地三賣”的多頭詐騙與被抹殺的人口鐵證 沙維特在書中第一章《第一隻船（1897年）》中，用極具詩意的筆觸描寫其太曾祖父本特威奇——一位穿着西裝、拿着遮陽傘的倫敦大律師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沙維特感嘆他們是在大英帝國“仁慈的帝國冠冕下”尋找自由與尊嚴。 這種溫情脈脈的敘事，徹底抹殺了復國主義運動開始時巴勒斯坦地區的物理現實與人口主權狀態。沙維特蓄意隱瞞了近代外交史上最無恥的“一地三賣”多頭欺詐局，以及隨之發生的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定居者殖民清洗： 1. 真實的人口與政權現實 19世紀末的巴勒斯坦絕非復國主義口中“沒有人民的土地”。當時這裏由奧斯曼帝國實施穩固的行政管轄（設立了耶路撒冷獨立桑賈克等行政區），擁有完善的稅收、法律與土地登記系統。 在物理人口上，1897年的巴勒斯坦總人口約50多萬，世居於此的阿拉伯人（包含穆斯林與基督徒）佔比超過90%，而猶太人口當時僅佔約5%左右。這裏的城市、村莊、梯田和橄欖林高度成熟，是一個由阿拉伯人絕對主導的、運轉正常的物理社會。 2. 大英帝國的“一地三賣”骯髒陰陽合同 一戰期間，大英帝國爲了少流英國人的血，並全盤鯨吞奧斯曼帝國的遺產，在同一時間段、針對同一塊巴勒斯坦土地，玩弄了三次主權劈腿，開出了三張互斥的政治假支票： * 第一賣：給阿拉伯人（1915年《麥克馬洪-侯賽因通訊》）：爲了誘騙阿拉伯人起兵反抗奧斯曼、替英軍擋子彈，英國駐埃及高級專員麥克馬洪向麥加謝里夫侯賽因明確承諾：只要起義成功，戰後英國將支持建立一個包含巴勒斯坦在內的統一、獨立的阿拉伯大帝國。阿拉伯人信了，用肢體和生命的代價幫英軍打下了巴勒斯坦。 * 第二賣：給法國和自己（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定》）：在向阿拉伯人開出獨立承諾的同一時期，英國與法國揹着所有人，在小黑屋裏拿紅藍鉛筆在地圖上橫向切了一刀，祕密簽署分贓協議。剛剛承諾給阿拉伯人的獨立帝國被大卸八塊，巴勒斯坦核心區被劃爲國際共管（實質由英國控制）。 * 第三賣：給猶太復國主義者（1917年《貝爾福宣言》）：1917年戰爭陷入絞肉機階段，英國爲了調動美國猶太財閥對華盛頓的施壓，並引入一個帶有西方背景的族羣進入中東作爲幫其看守蘇伊士運河的棋子，外交大臣貝爾福致信羅斯柴爾德，承諾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 沙維特在書中高調歌頌《貝爾福宣言》，彷彿猶太人來到這片土地有着大英帝國神聖、合法的法理授權。他絕口不提另外兩筆買賣和原本佔比90%的阿拉伯人口——因爲一旦拉出這個賬本，全世界就會看清：復國主義拿着的那張“地契”，物理上不過是一張大英帝國在一夜情式的外交欺詐中，開出的一張一文不值的非法贓物分賬單。 這種通過外部強權在短短一個世紀內將一個地區90%的原住民人口進行物理稀釋、隔離和清洗的過程，在人類學和政治學上有一個唯一的、標準的名字——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二、 荒謬的虛假地契：跨越兩千年的物權強盜 基於上述的人口歷史現實，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的所有權主張，在現代法理和人類理性面前荒謬得像一場地獄笑話： * 歷史斷層與主權真空：猶太人既不是這塊土地“最早的擁有者”（前有迦南人、非利士人），更不是“最後的擁有者”。自從公元135年被羅馬帝國驅逐後，他們在長達1800多年的時間裏與這片土地沒有任何物理、行政和人口學上的聯繫。而在這1800年裏，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世代在此耕作、納稅、繁衍，累積了無可辯駁的實際物權。 * 拿“虛構小說”當“物理地契”：這種產權宣稱，最終僅僅基於一個明顯假的“神的應許”。在完全世俗的理性邏輯中，神是個精神概念，不是不動產登記局。如果只因爲3000年前的宗教文學裏寫了“神把這塊地賜給亞伯拉罕”，復國主義就可以強行驅逐原住民、逆轉90%的人口現實；那麼按照同樣的非理性邏輯，希臘人是不是可以拿着《荷馬史詩》去強佔整個小亞細亞？ 這種跨越兩千年的所有權宣稱，在現代法律邏輯上，本質上就是一場跨越兩千年的、赤裸裸的強權物權盜竊。 三、 立國之本的先天故障：純血神話下的“多民族分裂體” 爲了維持這個建立在虛假地契和人口倒錯基礎上的國家，以色列選擇了“血脈”與“宗教”這兩個最具排他性、最原始的元素作爲立國之本。然而，這恰恰暴露了該實體最致命的系統性故障——兩根地基在物理現實中根本“不純”，所謂的“單一猶太民族”完全是個被強行拼湊的僞命題。 在流散的兩千年裏，分佈在全球不同地理板塊的猶太羣體，在人種、基因、語言、文化、習俗上早已發生劇烈的本土化異變，本質上完全相當於不同的民族： *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歐裔）：在東歐和中歐經過長期的基因融合與文化演變，外貌已完全呈現白人特徵，通用以德語爲基礎的意第緒語，浸淫的是歐洲啓盟運動文化，佔據着高科技與金融核心權力鏈頂端。 * 米茲拉希猶太人（中東/北非裔）：長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在膚色、飲食和風俗上高度阿拉伯化，歷史上通用阿拉伯語變體，在建國後由於空間分區聚居，長期遭受歐裔精英的階級壓迫與隱形歧視。 * 塞法迪猶太人（伊比利亞裔）：保留着中世紀西班牙的文化烙印，通用拉迪諾語，擁有獨特的禮拜儀式和法典解釋習慣。 * 貝塔以色列人（埃塞俄比亞裔）：在非洲大陸深耕兩千年，擁有純粹的黑人特徵，建國後由於血統和膚色歧視，被物理隔離在低收入的社會底層，甚至發生過被醫療系統祕密注射避孕藥的非人道醜聞。 復國主義用一個虛幻的“血脈”概念，強行把這些語言不通、人種迥異、基因斷層、文化習俗完全水火不容的平行族羣裝進彈丸之地。這種先天基因缺陷導致系統存在致命的“單點故障”：它必須依賴一個強大的外部敵人和無休止的戰爭，來充當木桶外唯一的鐵圈，強行提供內部凝聚力的物理高壓。 四、 宗教非理性的病毒：內部信仰的終極內戰與政治分贓 如果說血脈的不純導致了種族的隱形內耗，那麼非理性的宗教操作系統，則是寫進該實體內部、導致其社會共識徹底粉碎的邏輯死鎖。 在完全世俗的社會中，任何集團的衝突本質上都是關於資本、資源和土地的分配，這些利益在物理上都是數字，是通過理性精算和妥協可以談攏的。但宗教是非理性的，它最大的特點是“絕對性”與“排他性”： * 解釋權的終極內戰：在以色列內部，“誰纔是真正的猶太人”至今是個無法debug的死循環。特拉維夫的世俗派追求現代世俗理性和個體自由；而耶路撒冷的極端正統派（哈雷迪）和西岸的激進定居者，則固守3000年前的拉比法典。極端正統派堅信研究律法纔是宇宙運轉的唯一方式，傲慢地拒絕納稅、拒絕服兵役，將不守戒律的世俗同胞視爲“冒牌貨”和“罪人”；其中甚至有激進派別至今在物理上拒絕承認以色列國，認爲凡人建國是對上帝的篡權。 * 利益集團的低成本籌碼：正因爲宗教是非理性的，它成爲了利益集團最完美的動員工具。內塔尼亞胡等世俗既得利益政客，發現通過販賣基於《聖經》的“大以色列”神話和宗教恐懼，是投入產出比最高的政治春藥。他們利用非理性工具綁架選舉、撕裂社會，將國家推向極端，而其代價則是讓社會徹底失去了理性的剎車機制。由於宗教的不可談判性，任何理性的向後妥協都被極端狂熱者視爲“對魔鬼的綏靖”，這讓理性的溝通在物理上變得根本不可能。 五、 露天監獄與文學隔離：對人道災難的精緻冷漠 如果說人口和血統的欺騙是爲了法理的遮羞，那麼沙維特對現實中巴勒斯坦人悲慘境遇的描寫，則展現了自由派知識分子最殘忍的“輕描淡寫”。 在書中，沙維特花費了大量篇幅去探討猶太人的靈魂迷茫、佔領者的道德掙扎。然而，在他的筆下，加沙和西岸的苦難被過濾成了一種“宿命的悲劇”和抽象的“安全防線”。這抹殺了最冰冷的物理事實： * 實質性的全球最大露天監獄：加沙不是什麼浪漫的“海灘”，而是一個在物理上被隔離牆、無人機、機槍塔以及海上封鎖徹底鎖死的高密度跨世代懲罰區。在這裏，以色列軍方甚至精確計算過兩百萬平民每天維持生存所需的最低卡路里，將其變成了一座由現代科技和官僚體制維持的、不遜於集中營的當代人道主義災難深淵。 * 西岸的物理解構：在約旦河西岸，隔離牆橫斷了千家萬戶的農田，數百個由激進宗教徒建立的非法定居點像毒瘤一樣無序擴張，將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切割成了無數個無法流動的“班圖斯坦（黑人保留地）”和零碎孤島。 沙維特在面對這些物理暴行時，玩弄了一種極其惡劣的“文學隔離”。他把集中營式的物理剝奪，輕描淡寫地粉飾爲“爲了確保迪莫納保護傘下的舒適生活而不得不採取的戰略必要”。他無視受害者的血肉，只顧着在德文郡的白色峭壁邊憐憫自己“不得不成爲加害者”的精緻靈魂。 六、 語言的修辭霸權：我的“模糊”與你的“愚弄” 當書本的敘事推進到現代伊朗核危機時，沙維特的雙標修辭玩到了語言學的巔峯。他坐在13層國防軍寬敞的辦公室裏，指責伊朗“愚弄聯合國、窺伺原子彈”，並斷言伊朗是“非理性的納粹”。 這套“修辭霸權”完美體現了壟斷者玩弄雙重標準的自私： * 同樣的物理動作，以色列做叫“核模糊戰略”，是生存的藝術；別人偷偷建就是“欺騙與覬覦”，是毀滅的瘋狂。 * 以色列將自己的“絕對安全”，霸道地建立在周邊鄰居的“絕對不安全”之上。他們在國際輿論中無休止地利用納粹大屠殺的悲劇，將複雜的地緣博弈強行扭曲爲“正義 vs 納粹”的爽文劇本。其本質是爲了剝奪對手作爲理性實體的談判資格，爲其單方面的軍事壟斷、長期的種族隔離以及越境轟炸洗白。

以色列爲什麼總是捱揍？他爲啥那麼欠揍？這麼多年了，他爲啥不能改改？我就是想找本書看看，找找具體的原因，這一輪的巴以衝突，快一年了，加沙地區的哈馬斯啊，黎巴嫩的真主黨啊，也門的胡塞武裝啊，伊拉克的民兵武裝啊，伊朗啊，可以說是一頓羣毆啊。前幾天小以準備要和談，哈馬斯沒同意，必須接着幹。雖然背後有大金主，但以色列這輪貌似是要夠嗆啊。 以前我對以色列的印象還挺好，他們畢竟學習好，很勤勉，很聰明，是出類拔萃的好學生，但是性格缺陷貌似非常突出，書裏給出了總結性的答案：“以色列是唯一一個實施佔領政策的西方國家！”也就是說，他只要有閒工夫，就惦記着別人的東西，骨子裏就不是安分守己的好公民，以一己之力，得罪了周邊衆多的阿拉伯民族國家，所以就出現了，定期捱揍的局面。 這書啊，是一個以色列人寫的，所以視角難免公平，確實如此，書裏寫了很多猶太人的建設期的艱難和捱揍的場面細節，描寫成一個弱者挨欺負的狀況，自己惹事的地方都繞開了，實則不然，所以看不看，意義不大，還是直接看抖音的軍事博主來的直接一些，雖然國內的言論體系更傾向於阿拉伯陣營。 還是安居樂業的好，性情平和一些的好，雖然也有小貓小狗來挑釁，但人不能和小動物打架，咱們就在家好好工作，沒事多研究研究航空母艦啊，大型驅逐艦啊，無人飛機啊，航天衛星啊啥的，自給自足不缺項，這纔是大智慧。

讀完《我的應許之地》之後，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什麼樣的作者會把自己的民族比作颶風中的現代城堡？ 寫這本書的時候，以色列還處在相對平靜的時期——沒有加沙的大規模戰爭，沒有2023年10月7日的血色清晨，也沒有2025年那場將整個中東拖入更大漩渦的對伊朗的軍事衝突，更沒有如今的這場詭異而瘋癲的戰爭。可沙維特在2013年已經嗅到了風暴的味道。他在書中寫道，以色列處於“七重威脅”的中心，外部支持在衰退，中東的颶風正在形成。作爲專欄作家，他的視角遊走在左右之間，這讓他既能看見定居點運動中那種近乎狂熱的理想主義，也不迴避佔領帶來的道德腐蝕。 沙維特的寫作方式很特別。他不像歷史學家那樣試圖保持距離，而是把自己家族的故事直接楔入以色列的宏大敘事。他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威奇1897年受赫茨爾委託率團考察巴勒斯坦，家族的命運便從此與這個國家的命運纏繞在一起。這讓整本書聽起來像一首寫給民族的情詩，充滿畫面感，也充滿情感。但跳出來看，這種寫法本身就在做一種選擇。 當他在“呂大城”一章詳細描繪驅逐事件中每一個人的痛苦記憶，試圖呈現一種有痛感的民族敘事時，他實際上也在爲這個國家的某些行爲提供一種理解框架，一種不得不如此的歷史邏輯。這不是苛責作者，一個以色列人寫以色列，要求他完全跳出來本來就不現實。但是，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證據，證明了某些東西有多深的嵌入性。有些東西你可能看得見，但你掙脫不了。這就是宿命。 沙維特最讓人讀不下去也最放不下的地方，在於他不斷地追問同一個問題：一個既強大又正義的以色列是否可能？他給出的答案極其誠實：不可能。或者說，只能在極短暫的瞬間可能。 當他在“馬薩達”一章中寫下古特曼帶領青年登頂、將一個古代集體自殺的悲劇轉化爲現代動員的精神象徵時，他其實是在解剖一種民族心理。一個被圍困的民族，需要從最絕望的歷史記憶中汲取活下去的意志。可諷刺的是，這種意志一旦成型，就變成了拒絕妥協的力量。馬薩達精神既幫助以色列建國，也綁架了這個國家，讓它無法選擇和解。 在“供給房”一章，作者這樣寫道：“（這個國家）背棄了巴勒斯坦的過去，背棄了巴勒斯坦的災難，背棄了猶太人的過去，背棄了猶太人經歷的大災變。四種遺忘的力量正在發揮作用。從記憶裏抹去的是曾經的土地和曾經的大離散，以及對他們的不公正和對我們的種族滅絕。”這不是客觀中立的陳述，而是一種深刻的自我批判。作者看穿了以色列賴以生存的心理機制：爲了活下去，必須對某些記憶失明。但他沒有給出替代方案，因爲他知道沒有。 2013年之後的以色列，幾乎每一件大事都在驗證沙維特的診斷，而不是給出解答。這就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作者本人要續寫這本書到2026年，他會怎麼寫？我曾讓DeepSeek基於作者的風格，代擬一下如果作者續寫本書到2026年，後續可能的各章標題及內容摘要，以下是DeepSeek給出的結果之一： 第十八章：鐵穹之下（2014）。聚焦“護刃行動”與鐵穹系統，探討技術如何將衝突從解決轉變爲管理，以及這種“被精密保護的脆弱”如何成爲新的民族心理常態。 第十九章：橋與牆（2020）。以《亞伯拉罕協議》爲背景，揭示與遠方阿拉伯國家建橋、與鄰近巴勒斯坦人築牆的精神分裂式地緣現實。 第二十章：分裂的聖殿（2023）。將司法改革危機比擬爲一場關於“聖殿歸屬”的內戰，剖析世俗自由主義與宗教民族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價值對立。 第二十一章：長夜（2024）。以“阿克薩洪水”襲擊與隨後的加沙戰爭爲背景，記錄安全神話破滅後一個民族從震驚到鐵血決意的集體心理劇變。 第二十二章：荒蕪的勝利（2025）。探討戰爭長期化後軍事優勢與道義孤立並存的悖論，追問“勝利”在精神疆域中是否已淪爲一片荒蕪。 第二十三章：戰火與應許（2026）。聚焦2026年春季美以聯合打擊伊朗及國內死刑法案通過後的戰時狀態，追問當“勝利”淪爲反覆宣告的修辭、戰爭成爲沒有盡頭的常態時，“應許之地”的精神允諾是否已被戰火耗盡。 這個續寫當然是虛構的，但它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框架，讓我們把沙維特在2013年提出的那些問題，放到此後十年的現實中檢驗。比如他在書中反覆擔憂的“道德威脅”和“身份危機”，在2023年10月7日之後以一種極端暴烈的方式降臨。而2025至2026年美以對伊朗的打擊，則將區域衝突的烈度推向了沙維特寫作時難以想象的程度。這些事件沒有推翻他的判斷，反而讓他的警告顯得更具先見之明。 閱讀《我的應許之地》的過程中，我總是不自覺地想起另一本書：塔米姆·安薩利的《無規則遊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安薩利講述的是一個幾乎被外部力量不斷“打斷”的國度：兩個多世紀以來，每隔約四十年就有一個大國強行介入阿富汗，破壞其進步的進程，待強權退出，留下的只是一個更加碎片化的社會。 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一種奇異的對照感就浮現了。沙維特寫的是一個國家的“過剩”，猶太復國主義的成功太過頭了，以至於產生了新的問題；安薩利寫的是一個國家的“匱乏”，現代國家建構的力量太稀缺了，以至於始終無法完成。沙維特面對的是“我們太強了該怎麼辦”，安薩利面對的是“我們太弱了該怎麼辦”。 但更本質的差異在於情感底色：安薩利的痛苦是向外看的，他把矛頭指向外部強權的傲慢與無知；而沙維特的痛苦是向內看的，他凝視的是自己民族的靈魂裂痕。一個在追問“誰傷害了我們”，一個在追問“我們傷害了誰”。 然而，當沙維特在書中反覆書寫以色列內部的撕裂，你又會覺得，這兩個國家在“內部矛盾吞噬國家”這個層面，其實共享着同一種宿命。只不過阿富汗的碎片化是顯性的、暴烈的，而以色列的碎片化被包裹在一個看似正常的現代國家外殼裏，更加隱蔽，也更加無解。 這就是爲什麼我只能給這本書打四星。不是因爲它不夠好，而是因爲它太好地呈現了一種困境，卻沒有也不可能給出出口。那個出口可能根本不存在。沙維特真正有勇氣的地方，不是他找到了答案，而是他讓讀者明白：有些問題之所以成爲問題，不是因爲人們不夠聰明或不夠努力，而是因爲問題的結構本身就是無解的。 也許猶太這個民族身上確實有着宗教、文化、歷史、政治上的宿命，面對這種沉重的嵌入民族靈魂的東西，註定了以色列的某些問題是永遠無解的。這本書是一首哀歌，不是因爲它哀悼某個具體的失敗，而是因爲它哀悼一種永無止境的掙扎本身。 （本文部分內容爲AI輔助完成）

上個月在北京地鐵4號線遇到一個以色列青年。當時他和另一位同伴，在地鐵上和一位年齡比較大的中國阿姨說話，阿姨的英語很好，我猜她可能是一位大學老師，畢竟在海淀區路上遇到一位大學教授的機率是非常大的。他讓阿姨猜一猜他是哪國人，阿姨問是不是western country?他搖搖頭，再問America?他笑一笑回答，“Israel”。作爲一個暗搓搓在旁邊偷聽的人，我也完全沒有反應過來是哪個國家，直到阿姨問他怎麼拼，I-S-R-A-E-L，拿出手機查一下，哇原來是以色列。喫瓜羣衆的我脫口而出“愛因斯坦”，他有點驕傲的神情看着我笑着說Yeah。其實在我腦子裏的第一個單詞是“猶太人”，但我不知道這個單詞對他們來說意味着什麼，會不會引發不愉快，會不會被認爲帶有種族歧視的色彩等等等，總之那一秒鐘裏腦中已天人交戰了三百回合。而這位金髮碧眼白皮膚的大學生，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就是猶太人的形象。對以色列的所有認識，如此地淺薄和模糊而已。 《我的應許之地》這本書，主要講述的是以色列建國史，如同標題所說的，一部榮耀與悲情的建國史，以色列人從1948年建國開始，不，從更早的1897年開始，他們便一直處在多重無法調和的矛盾的風暴眼正中。中東知識空白的我幾乎是一邊看一邊感嘆“哇原來是這樣”“啊原來以色列還搞過社會主義”看下來的。前兩年新聞裏天天出現的“巴以衝突”，曾只是一個名詞而已，現在終於才知道了其中隱情。出於好奇，我查了一下以色列的地圖，第一次知道一個國家竟沒有確定的國界，只有停火線，才知道以色列是搶佔了巴勒斯坦才建的國，“然而巴勒斯坦人又做錯了什麼呢？”發出這樣感嘆的同時，“猶太人又做錯了什麼呢？如果不到巴勒斯坦建國他們還有路可走嗎？”這種念頭讓我無法指責以色列。 以色列有七重矛盾。第一，1897年開始至1948年間，選擇到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屬於猶太人自己的國家時，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的矛盾，只是當時的巴勒斯坦人還沒有民族意識，還沒有形成國家，因此這個矛盾被推後了爆發；第二，以色列與伊斯蘭，猶太復國主義者建立的世俗化國家與地緣的宗教世界的格格不入；第三，與阿拉伯人的矛盾，生活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的不只有當地巴勒斯坦人也有阿拉伯人，佔領胡爾達村莊，佔領呂大城，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圍圈下，爲了保護這個剛出生的年輕國家，他們研發了核武器，用迪莫納換來暫時的和平，直到伊郎核問題打破平衡；第四，佔領行爲使得以色列的人民產生懷疑，他們的錫安主義難道是需要建立對別人的侵略上的嗎，國內勢力分化成多股，右翼的左翼的保守的激進的，工黨政府的無力，以及時代的更替也使得他們越來越喪失信心，到底以色列的出路在何方；第五，西方帶來的個人主義，還有在重重矛盾中生存的重壓，以色列的青年人不再相信基布茲，不再相信猶太復國主義的說辭，他們要享樂主義，活在當下；第六，當踏上的巴勒斯坦這片土地，同時也意味着侵略了巴勒斯坦。雖然歷史上這片土地是猶太人的，但他們離散了1800年，1897年赫伯特・本特威奇來的時候他忽視了已經在這片土地定居生活的巴勒斯坦人，佔領胡爾達村莊，佔領呂大城，流血事件，驅逐他們，一個國家是不是驅逐自己的人民的，進而佔領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問自己怎麼了，還符合道德嗎；第七，猶太人的身份屬性問題，在1800年的大離散中，有阿什克納齊猶太人，摩洛哥猶太人，美國猶太人，俄羅斯猶太人等等等等，返遷中回到以色列，定居於山谷，建立基布茲，他們需要通過否定自己的過去，重新構建一種只屬於以色列的希伯來文化，而現在它們改變了形式，改變了特質，變成了還沒有被定義的某種東西。身份屬性變成一種模糊不定的東西。 最後還有一箇中東/歐洲歷史盲從頭開始便帶着的疑問：爲什麼歐洲人要屠殺猶太人？如果沒有屠殺，沒有集中營，奧斯維辛，猶太人也不用跑到巴勒斯坦來建國，也許就沒有以色列這個國家。《我的應許之地》是以色列的今生，那麼這個問題的答案便應該要去尋訪以色列的前世了。 以上，一點個人的粗淺理解。

本書是除了《魚羊野史》之外，花費我最長時間的一本書了，用了52個小時。從一小時系列開始癡迷以色列以及猶太人的歷史。這本《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更是讓我對以色列這個國家以及猶太民族有了更深層次的瞭解，本書的作者阿里•沙維特，是以色列著名的專欄作家，電視時事評論員，西方意義上的左翼知識分子，而且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十九世紀末早期猶太復國主義代表人物赫伯特•本特威奇的曾孫。         作者以自己家族的故事爲引子，通過親身經歷，深度訪談，歷史文獻，私人日誌以及信件等方式，通過一個個扣人心絃的個人及家庭的故事，呈現給讀者一個以色列的“全景”大歷史，並引出更深層次的思考。對中東地區的紛爭淵源進行了梳理。        對於以色列這個國家來說，生存永遠是第一位的，這和猶太民族千餘年漂泊流浪的歷史密不可分。所以對於猶太人至關重要的東西有兩個：一個是文化，一個是國家。猶太人沒有領地，沒有國家，千餘年來，能夠綿延生息，依靠什麼？靠的就是對猶太人身份與文化的認同。而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也迫在眉睫，原因在於全世界對猶太人的排擠和迫害，這個原因大概是雙方造成的，既有猶太人的自認爲的“與上帝的親密接觸以及與周圍非猶太世界的隔絕”而進行的自我封閉，反之也有非猶太世界對猶太人的拒絕。在國際大環境上，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的“世俗化與解放運動”，正日益侵蝕着猶太人的舊有準則。猶太人的民族特性無法維持。即使沒有大屠殺和迫害，猶太人也面臨着民族同化的危機。因此，猶太民族如果不想使自己滅絕，就“必須將大離散的民族遷徙狀態轉變爲主權國家狀態”，而這種轉變只能發生在巴勒斯坦——猶太人古老的家鄉。在這種前提條件下，猶太復國主義誕生了！所以猶太復國主義者認爲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必然性、必要性、合法性，乃至某種正當性，或許就深藏於此。         但是作者的感情是複雜的，對猶太復國主義也進行了反思，從和平滲入巴勒斯坦，到暴力奪取，作者也深情描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劇，以及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對聖地耶路撒冷長達一個世紀的爭奪。而且捕捉到了這個猶太國家歷史進程中榮耀的一面和痛苦的一面。          本書作者能夠客觀、公正、理性、誠懇的去記敘歷史，以小見大，用詩化的語言、優美的文字、深邃的思考，令人驚歎的自省，寫就了一部豐富多彩的以色列史詩（真實感受是囉哩囉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瞭解以色列建國史發展史的作品。

剛翻完一本講解中東大歷史的《絲綢之路》，趁熱打鐵，又翻開了這本記錄以色列發展歷程的書籍。 讀這本書，更像是在聽作者講述一個個生動形象的故事。作者將以色列從自力更生建立基布茲，到二戰排猶催生以色列建國，再到爲了鞏固國家而夾縫求生的過程，以時間爲軸線，以不同時期的人物故事爲主體，向我們講述了他眼中的以色列。 看了這本書，主要有兩點感受，而且是兩種自相矛盾的情感。 一個是同情以色列，同情猶太人。猶太人復國的歷程，充滿了血腥，也充滿了無奈。作爲一個沒有國家，沒有人權的民族，他們得不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就像一個個孤魂野鬼，只得四處漂泊。當戰爭來臨，首當其衝的還是他們，大部分猶太人只得依靠僞造身份，吸血鬼似的隱藏在黑暗之中，以逃避種族滅絕式的搜捕和屠殺。 歧視、驅逐出境、集中營、大屠殺，這些都是二戰時猶太人所要面臨的痛，哪怕是號稱最最自由民主的美帝和英帝，也沒有把擁有本國國籍的猶太人真正當做本國的公民。也許曾經他們一度十分富裕，上一秒還出入各類高貴場所，但是沒有國家的庇護，他們可能下一秒就什麼都不是、什麼也不再擁有，包括自己的生命。於是他們抗爭，他們以暴力和獻血換取來了一塊復興之地——以色列。 猶太人需要一個庇護所，而以色列就是這個庇護所；猶太人需要一片屋頂，而以色列就是他們僅有的屋頂；以色列對他們的靈魂和身份同樣至關重要。如果沒有一個猶太國家，像他這樣的世俗猶太人將赤裸地站在世界上，他們將沒有家園，沒有集體歸屬，沒有未來。只有在以色列，他纔不用證明自己的正當性，不用躲藏。只有作爲一個以色列人，他才能夠從歷史的客體轉變成歷史的主體。只有作爲一個以色列人，他才能夠成爲自己命運的主人。 第二是對以色列有種難以言表的厭惡之情。如果說中東混亂之源是石油、是能源、是利益的爭鬥和大國的博弈，那麼以色列則是鬥爭漩渦中的一劑催化劑。以色列的建國就是英美往中東插入的一根毒刺。從建國之初的建立基布茲，驅離、屠殺阿拉伯人，到近年的不斷挑釁、襲擊，主動挑起戰爭，他們和英美狼狽爲奸。以色列激進主義，特別是近年來越來越半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就像不停擴散的毒素讓中東腹地生出了一顆越來越大的毒瘤。無力將其拔除的中東，只能忍受着跗骨之痛，死命抑制着毒素的擴散。隨着西方勢力的逐漸衰退，隨着阿拉伯國家的逐漸強大，伊斯蘭狂熱分子力量的日益增強，以色列極有可能掉入自己挖的火坑。 作者將最後一章命名在海邊，我覺得這更是形象地形容了以色列現在所處的尷尬境地。以色列和歐美在中東的所作所爲，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利比亞點燃的戰火，催生着伊斯蘭狂熱分子日益強盛。這股以色列邊界迎面吹來的呼嘯的風，正在變成橫掃中東的十二級颶風。 同時也感到慶幸，自己沒有出生在中東那樣混亂的地域，不用過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也沒有出生在民國時期那種混亂的年代，國破家碎，整個民族都低人一等。我們無疑是幸運的，活在這樣一個國度、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擁有一個越發強大，且內部安寧穩定的祖國。

趁着聖誕的小長假讀完了《我的應許之地 – 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 身雖未動，思緒卻被引領着瞭解和感受了猶太民族的復興與崛起。 作者在本書中既表現了身爲以色列人和猶太民族的深深的自豪，還表達了對以色列建國以來的一些國家和民族政策的深刻的反思。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批判是容易的，享受前人馬革裹屍生靈塗炭之後的平靜和諧也是我們擅長的， 作者作爲受益受惠的一方卻用手術刀對本民族的歷史進行了一次公允的解剖，是很難得的一件事。 作者通過現實的採訪以及各種材料的查詢串聯起以色列各種重要時期的社會風貌和政治決策，藉以闡述以色列的歷史發展。 以色列是一個通過移民而成立的國家，也是唯一一個以猶太民族爲主導的國家。 在經歷了1896年的錫安主義即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1948年建國，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 和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以後，這個被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包圍的猶太國家完成了從“不毛之地”到軍事和經濟強國的重大轉變。 早在19世紀及以前，猶太民族就因爲各種宗教原因和歷史原因被驅趕迫害。這種對民族根源應許之地的嚮往以及對由於大離散而導致的種族同化的深深擔憂，致使開拓者們肩負着沉重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堅定不移地建立起了一篇“屬於”猶太民族的綠洲， 一場巨大的自我變革也由此開始。 這種“移居”的冒險帶來的不僅僅是全世界各種不同背景的猶太人的衝突與融合的挑戰，還有對原來世世代代棲息在這片土地的巴勒斯坦人的驅逐與共存的挑戰。不可否認猶太民族擁有堅定的信仰和爲之奮鬥的頑強的意志。這種由於各種原因磨練出來的民族憂患意識讓那些在歐洲生活富有的猶太人願意背井離鄉，開荒拓地。民族艱難的時期，移居了成千上萬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大家齊心協力建設國家，這是一副非常偉大與悲壯的民族史圖。同時，如作者所言，它又是一個殖民主義事業，以驅逐一個民族的方式拯救拎一個民族的生命。 而“戰爭”一旦在這個民族的血液中紮根，便世世代代的流淌了下去。現在的以色列已經通過努力收穫了和平與希望，期許猶太民族將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對和平安定的追求傳承下去。

看看也行，看看猶太人是咋就把世界給忽悠瘸了的。 問題是巴勒斯坦歷史上也不是猶太人的呀……猶太人是遊牧民族，遊着遊着不知道從哪裏聽說迦南是個好地方，就做夢，夢裏主就把迦南應許給了猶太人，許諾猶太人做迦南世世代代的王……然後猶太人就一根筋地世世代代拼死拼活地要去迦南侵略並佔有、再失去…… 實際上，迦南沒有傳說中的那麼好、而且迦南當地有祖居民衆……但是，就是憑藉聖典聖經和主的應許，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了！真正空前絕後的建國方式！ 還有個誤區，巴勒斯坦當時是沒建國，但那塊土地上有人民，不過建沒建國，那塊土地有主了的呀，人家纔是那塊土地的所有者。 唉，也是天時地利人和吧：歷史上尤其是二戰歐洲屠殺猶太人太多，歐洲開始想要得到救贖、而美國英國再也不想負擔更多猶太難民、加上英國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區還沒成立獨立國家（沒有覺醒無力反抗）、最重要的也猶太人的堅持……衆所周知，猶太人忽悠能力可不是蓋的，君不見猶太教還不是把整個世界給忽悠瘸了（誕下基督教伊斯蘭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