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之志：《史記》之“繼《春秋》”辨析

本書對司馬遷《史記》之主旨的論述非常到位，所舉例證也很到位。至於君臣之道的論述似有些簡單，僅以對尊君抑臣撥亂反正爲指，既顯迂闊，又覺小氣，於此又如何解釋太史公對晁錯短於謀身之義？其實書中最後一章談《史記》導旨歸於黃老，本不易之論，以比爲指，對司馬遷對漢代撥亂反正的政治歸旨當有更深廣之論述，可惜！ 另外，在論述漢代以質濟文之旨部分，對公羊學的論述，頗有門戶見識。其實漢初周秦弊於文過飾非，需以質濟之，已是共識。然太史公和公羊學的的不同恰恰是對漢初政治的判斷，司馬遷秉持黃老之學，君逸臣勞之旨，認爲文景之治乃是質政的典型體現；但在儒家學者看來，黃老之學只看到了君臣關係，卻忽視了社會風俗的作用。故而在他們眼中，漢初恰恰不是質政，而是秦政之延續。質政之前提是社會風俗迴歸淳樸，而非僅指君臣朝廷。所以漢政需要“越秦政而返周道”更化。私以爲公羊家所見更遠。司馬遷在社會問題上，更多出於幽憤之意，但很多地方也是接受公羊學的看法的。作者在此對司馬遷的論述基本合意，但對公羊與太史公異議之處，卻多有牽強。如其對公羊傳與左傳的看法，僅以他稱《左傳》爲《左氏春秋》便可知，在他心目中，左傳絕無公羊傳之地位。但也不意味着司馬遷不重視左傳，這裏不是非此即彼，不可以門戶之見畫地爲牢。 不過，總體說來，《史記》長時間被本身的文學性獨擅其歷史讚譽，對其真正的政治意旨卻少有關注，尤其是五四之後還可以被掩蓋。但由於對歷史的觀念不同，《史記》的政治意旨纔是史遷心膂所在。這點對作者論述整合之功，深致敬意和認同！

論證功夫還算到位，然而選題小器，先天不足，救不回來。

非常推薦，應該是博論改的，很好奇這麼重要一個題目，竟然到二十一世紀一十年代纔有人專門以博論的規格論述發明之。 史記繼春秋，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大題目，大關竅。太史公書，按照其自序，本是“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的製作，其書不僅含有太史公身遭困厄的發憤之志，亦有立足於周秦鼎革楚亡漢興之世變而對天意人事的觀察與理解，其言文與質、經與權、禮與法、道法與儒術、先聖與后王，諸多義理，而皆託之於史事，繼承了孔子“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經學大傳統，最後更是直白地追述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自身著述之意，太史公本人之志，也就呼之欲出。因此，史記非可以後世史臣官修史書視之。 今人讀史記，應先明太史公著述之意，理解史記是一本什麼樣的書，才能讀懂史記中的微言大義，如果還像各類教材中將史記泛泛說成什麼史學名著文學名著，或以今人所謂編年、紀傳等體例歸類之，不知史記在《漢書·藝文志》中被歸入“春秋類”纔是對它性質的正確認識，則無法理解古代中國經史合一和經世致用的思想傳統，更無法共情太史公“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的精神，而這種不甘“自引深藏於巖穴”而鬱結發憤而立言的志士傳統，纔是我民族不可丟失的瑰寶

這本書有些細處的篇幅章節梳理，叫人豁然開朗。但述太史公之志，則視野頓覺逼仄，似乎在一條小道上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