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先生

那時的先生，與回不去的李莊 | 讀《那時的先生》 本該是一次順路的探訪，卻終究錯過了李莊。讀完嶽南的《那時的先生》，這個遺憾變得具體起來。那些在李莊的先生與往事，隔着書頁，也隔着時光，沉沉地壓在心頭上。 書裏有幾個片段，總在腦海裏揮之不去。 其一，大佬也“凡人” 史學大家傅斯年與考古學奠基人李濟，竟會爲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開交。原來，褪去大師的光環，他們也是血肉豐滿的凡人，有脾氣，有情緒，有所有普通人的瑣碎煩惱。在國難當頭的沉重壓力下，這種真實反而讓人感到一絲奇異的慰藉——學術的殿堂，終究是由一個個有溫度的人築成的。 其二，時代的“灰燼” 抗戰後期，爲組建青年軍，一些年輕人只因與長官頂撞，便遭槍決。這個細節讀來，脊背發涼。在歷史的宏大敘事面前，個體的生命有時輕如草芥。那種對生命權被輕易剝奪的震驚，至今清晰，提醒着我和平與秩序的珍貴。 其三，海峽的“離殤” 最是意難平的，是李濟與兒子李光謨的故事。一灣淺淺的海峽，成了最遙遠的路。這樣的妻離子散，是1949年後無數家庭的共同悲劇。時代的塵埃，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壓垮一生的山。 合上書，回到當下。 歷史讓人清醒。我們今日所擁有的一切，那份看似尋常的“穩定”，其實是無數偶然與必然交織下的幸運。它讓尋常人家的燈火可親，讓父子間的爭吵，也僅僅停留在“氣得半死”的煙火氣裏，而不至淪爲無法挽回的離殤。 這麼一想，今天被我那調皮兒子氣得跳腳時，或許可以換個角度：如果把目光往前拉一百年，我面臨的“糟心事”可能遠比現在沉重得多。 至少，在此時此刻，我們還能安穩地生氣，也能安穩地相愛。

《那時的先生》以平實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堅守與漂泊。那些“先生”在簡陋的書桌上、昏黃的油燈下，依舊守護着文化與思想的火種，以學術爲志業，在困厄中傳遞着民族精神的溫度。這本書讓我深切感受到，真正的“先生”不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是風骨與氣節的承載者。他們在動盪歲月中，用最質樸的方式詮釋了何爲“爲往聖繼絕學”——這並非宏大的口號，而是日復一日、在清貧與危難中對學問的虔敬與執着。

在“急風暴雨”階段，“非正規的方式”被採用，一段時間內，許多共產黨員對運動的“正當性”產生了疑惑，這時毛澤東的革命的崇高理想層面就發揮出解釋“正當性”的作用：爲了革命的勝利，爲了粉碎國民黨對邊區的特務破壞活動，組織上對黨員進行嚴格的審查是必須的，就是使用了“過火”的方法，其出發點也是好的，個人受些委屈不算什麼，只要黨純潔了，黨鞏固了，個人蒙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政治手段的非正規性，由革命理想的崇高性給予解釋，而崇高的革命理想又需要通過強有力的政治方式來加以落實，這兩種方式的交替使用，最終使毛澤東的革命政治運作中的兩個層面實現了良性的對流和互補，促成了整風目標的完全實現，不僅完全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產生了一個以毛澤東爲核心的堅強有力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更重要的是，毛澤東還將自己的理論、概念——毛澤東思想深植於全體黨員的意識之中，從此，全黨的精神氣質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實現了徹底的革命化或無產階級化，一種全新的人——具有無產階級精神氣質的“新人”，開始出現在延安和各革命根據地。延安和各根據地的絕大多數共產黨員已徹底地“脫胎換骨”，從而具有“新人”的特質，它的最重要的特徵是集戰鬥精神和忠誠於一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確實已牢牢記住了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概念，並學會用這套概念來觀察世界和指導個人的言行，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強烈的戰鬥精神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性。 從此，“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成爲延安共產黨員最重要的革命信念。“毛主席指向哪裏，我們就衝到哪裏”，毛澤東成爲革命理想、革命道德、革命勝利的人格化身。這種情況決定性地影響到1949年後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發展，其正面作用是在新中國建立後促成了民族獨立國家地位的新確立，推動了人民大衆對社會主義新國家的政治認同等等。但是，隨着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陷入空想的迷霧，戰爭年代某些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經驗被神聖化，且被不斷複製並被推向極端，也給國家的發展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考其淵源，則無不和對延安整風運動的理解有關。但這已不屬於本文所要論述的範圍了。  

在當時全國軍民處在艱苦卓絕的抗戰生活中時，流亡在李莊的那些民國大師們，以及更多的普通知識分子，同樣向世界展現出不屈的精神風骨，只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氣，也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努力幹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相反卻是血脈僨張，靈性飛揚，這種堅硬如石的特質令人敬佩！

嶽南《那時的先生》 抗戰烽火裏，一衆學者輾轉落腳李莊，在清貧病痛、顛沛流離中，守着書桌與文脈。梁思成伏案著書，林徽因帶病治學，傅斯年奔走護學。 在最艱難的日子裏，他們沒有放棄，守住了中國的文化和學術根基。以前總覺得大師離我們很遠，看完才知道，他們也是普通人，會生病、會發愁，但骨子裏有家國擔當。 亂世之中，能沉下心做事，真的很讓人敬佩。

讀完嶽南先生160萬字的煌煌鉅著《南渡北歸》後，再讀這部《那時的先生》，終於對那些人和那段史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瞭解和認知了。 首先，這本書，篇幅僅爲前者的八分之一多，內容上也與前者大多重合，他們都囊括了朱家驊、俞大維、陳立夫、梅貽琦、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近百位名家，都以生動描述，把戰亂中學人學者的曲折的生活與不屈的學術追求，寫得驚心動魄，蕩氣迴腸。當然，前者的三部曲，真是以160萬字全景再現了20世紀中國最後一批大師命運變遷。 其次，這本書，是爲李莊而寫，也是爲四川而寫。李莊，或者說四川，向來不是中國文化的中心。談及中國文化，我們立時想到的，是孕育華夏文明的中原，是生養漢唐輝煌的秦川，是北地蒼茫，是江南煙雨。西戎北狄東夷南蠻，我們，從地理上說，屬於蠻。如山人長居的武陵，舊時便被稱爲“五溪蠻”（ 《南史•夷貊傳下》：“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忠勇尚武、剛烈耿直，大抵是人們對蜀人的評價。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是人們對蜀地的一貫印象。也許，除了源流，還因爲蜀道之難，在滋養了天府的安逸同時，也阻隔了外來先進文化的交融發展。總之，提及四川，難免有遊離於文化中心之外的感覺。但這本書，以李莊與民國大師的因緣際會爲線，濃墨重彩地書寫了四川在抗戰時期對於中國知識分子或者說中國文化的禮遇，使得以李莊爲代表的文化印記終入歷史文化長廊，增強了四川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爲土生土長的四川人，在從小耳濡目染的情況下，讀來此書，甚是自豪與硬氣。 最後，這本書也增補了許多《南渡北歸》裏沒有的細節，如四川1920前後的匪患，如同濟大學的丁去徐來，都對《南渡北歸》裏部分章節進行了補充，使之更加完整。 曾問自己，自幼讀史，所求爲何？其實書中既無顏如玉，更無黃金屋，但讀史可明智，告訴我們從哪兒來，將往何處去，讓我們記得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血脈，並把這種記憶傳承下去！從這一點出發，《那時的先生：1940—1946中國文化的根在李莊》，正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瞭解近代文化的好書了，故而五星推薦！

那麼真正讓我產生心靈震撼的是什麼呢？其實是流亡該地的大師以及普通知識分子，向世界展現的不屈的精神風骨，那就是隻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氣，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努力地幹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相反卻是血脈僨張，靈性飛揚，散發出一種堅硬如石的特質，如患有嚴重脊椎病、身穿鐵背心用以支撐身體的梁思成，經常趴在桌子上用一瓶子支撐下額堅持寫作、繪圖，而他的愛妻林徽因與他的二弟梁思永，於病牀上編輯《中國營造學社學刊》和有關安陽殷墟發掘的考古報告。當然，這樣偉大的學者不只是梁家兄弟，與梁著匹敵的還有被陳寅恪先生高度評價並譽爲“抗戰八年第一書”的董作賓所著《殷歷譜》，還有李霖燦的《麼些象形文字字典》，以及中研院幾個研究所流亡李莊的其他同人撰寫的數部著作與大批學術論文、調查報告，加上同濟大學教授們一系列學術研究成果。正如費正清到李莊考察後發出的感嘆：只有中國的學者能在如此艱苦的抗戰環境中忍辱負重，愈挫愈勇，取得如此偉大的學術成就，這個成就與精神是中國知識界的光榮，也是人類歷史的光榮。

本書記述抗戰時期知識分子流亡四川李莊的往事。 抗戰爆發，北平、南京等地高校與科研機構被迫西遷。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等上萬“下江人”，應李莊鄉紳“同大遷川，李莊歡迎”的邀約，遷到川南古鎮李莊。李莊成爲戰時中國四大文化中心之一。 作者濃墨重彩書寫“先生們”在李莊的艱苦治學與精神風骨：重點刻畫傅斯年、李濟、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董作賓、李霖燦、夏鼐、逯欽立、遊壽等人，在貧病、匪患、物資匱乏中仍堅持考古、建築史、甲骨文、語言歷史等研究，守望相助、窮且彌堅，產出諸多傳世學術成果。作者考辨了李莊時期的若干歷史公案以及李莊古鎮的歷史、風土人情，使學術史與地方史互相映照。 抗戰勝利、兩岸分治，“先生們”此後境遇跌宕，悲歡各異。本書借大量檔案、口述史料，還原一代學人南渡流亡，苦難中堅守學術薪火的歷程，記錄亂世下讀書人的風骨與個體命運浮沉。

流亡李莊的大師以及普通知識分子，向世界展現的不屈的精神風骨，那就是隻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氣，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努力地幹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相反卻是血脈僨張，靈性飛揚，散發出一種堅硬如石的特質，令人欽佩，令人感動，令人震撼。

嶽南寫《南渡北歸》三部曲的前奏作品《那時的先生》，如果看過了前者，這本書不用看，因爲裏面“李莊”部分都類似，描述的話有一些甚至一模一樣。李莊作爲抗戰時期的一個文化中心，值得有那麼一本書來記錄歷史及那一代學人的風骨。以管窺豹，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能夠看到中國人的精神偉大！一代學人的風骨照亮了中華民族的脊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