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規劃

既往之失當成明日之鑑——沒有任何理由去擔心將要採納的規劃最後會被證明是過於宏大而綜合的，這種顧慮不值得人們爲它躊躇哪怕片刻。要知道，即使是今天所能採納的最宏偉的規劃，不出四分之一個世紀，也將被證明是不足和侷限的。 人類的思維，至少從實際作爲來看，還沒有能力充分認識像芝加哥這樣如此快速增長（如果當前判斷正確的話）的城市的需求。因此，任何人都不應在這項最宏偉、最綜合的使命面前猶豫，因爲在任何具體規劃還未完全落實之前，更大的構思又將拉開帷幕，更大的需求又將開始孕育。 爲了確保健康與秩序，每一座大城市都會首要關注兩點：一是足夠的交通條件，二是充裕的公園綠地。 人們想起巴黎，並不是因爲數百萬人聚居在那裏，而是想到了那座美麗的首都，在那裏法蘭西人民的藝術靈感被髮揮到了極致。倫敦震撼人心的地方也並不在於它的規模，而是盎格魯—撒克遜的英才們豎起的紀念碑，它們銘刻了文明歷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傑出人物。在柏林，在維也納，在歐洲所有偉大的城市，正是它們城市的規劃、紀念性建築的特點、公共建築令人印象深刻的佈局、街道的如畫風景、公園和庭院的完善發展以及對臨水地區的精心處理，賦予了城市性情和魅力，並因此創造出個性和影響力 對於今天的人們而言，最有力的召喚一定來自生他養他的城市，家鄉會召喚他去創造更好的環境，不僅爲自己，也爲所有在城市中必須辛勤勞動以求生存的人。子孫後代的召喚同樣不可拒絕。熱愛自己的城市併爲之奉獻，參與到她的進步中，尋求改善她的條件，並促進她的至高至善——這是所有和平的愛國者的責任和權利。 城市的道路可分爲三個等級：街道street，即一般幹道；大道avenue，用以承擔主要的車流和客流；林蔭道boulevard，主要被設計爲一種公園和車行道的結合。 在我們的許多城市中，依靠交警來管制交通完全是一種權宜之計，它是通過強制讓行人和車輛繞行，來消除本應由城市規劃師通過好的規劃來加以避免的擁堵。不過迄今爲止，世界上沒有哪座城市徹底解決了這一錯綜複雜的問題。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對於城市建築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影響城市整體規劃的每一個因素，確實就像一座建築的每一個部分：看看那些富於遠見、整體協調的城市吧，在那裏我們的內心會體驗到最高程度的和諧。巴黎之所以成爲國際都會，是因爲在它的規劃中，所有人都意識到，要把每一局部對秩序和對稱美的追求進行完美的協調與整合。 和諧、有序和美觀的實現與經濟成本無關，因爲好的建築最終會遠比差的建築節約開銷；人們需要的是透徹的理解和優秀的規劃。和眼下許多裝飾過度的建築相比，世界上的偉大建築往往風格質樸且耗費無多，但歷經數個世紀卻依然發揮着重要的功能；人們從來不會放棄它們，因爲這些建築已經成爲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們象徵着城市的不朽，記載着城市的歷史，寄託着城市的願景。 還有一條更具說服力的理由讓我們相信人們將會支持本規劃：教育程度的提高將使人們對良好秩序的追求更加迫切。每個人都明白，五十年前非常普遍的城市條件在當下已無人能夠忍受，同樣，當前的條件也必將令我們的後人難以忍受。這是歷史的必然，除非社會停止進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羣必然更能理解系統改造的價值，這會令他們強烈渴望擁有與其提升的品位相一致的生活條件；只要把更加有序地組織街道、交通線和公園的好處呈現在他們面前，他們必將付諸實踐。如是，今天的夢想就會成爲明天的尋常風景，當前的幻想也必將成爲未來的現實。 爲造福每一個公民，爲使社會在總體上擁有更好的公民素質，現在我們認爲提升市民的身心健康已經成爲必要的公共責任。歸根到底，更好的公民素質是優秀城市規劃的首要目標。 當年，巴黎市政府採納耗資2.6億美元的街道系統改造規劃的時候，人口尚不足50萬，商業前景也遠不及我們當前，這項工程最終歷時三十五年全部竣工。彼時法國人民的動機就是要創造一座對所有人而言都具有吸引力的城市：這座城市極爲賞心悅目，它能爲自己的市民帶來持久繁榮。這種奮鬥的成功讓一切苦痛和付出顯得那麼值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巴黎流連忘返，無論在哪裏掙錢，他們都在巴黎消費，巴黎的每個企業主和勞動者也都因此受益。而在芝加哥，當前的環境卻似乎在排斥外地人，以及驅走有條件離開的本地人。我們自己的勞動所得應該在這裏消費，城市也應像磁鐵一樣，把那些希望享受生活的人們吸引到我們的身邊來。規劃帶來的變革將意味着繁榮、高效、信心和持續永恆的發展。 關於現代城市規劃的奠基，儘管並沒有一個標準說法，但通過對各種實質差異並不大的理論陳述的歸納，大致可以發現規劃界的一般觀點：它首先歸功於英國的霍華德Ebenezer Howard及其領導的田園城市運動，然後是法國的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以及他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的現代建築運動，緊接着大抵是提出了“調查—分析—方案”規劃方法論的英國的蓋迪思Patrick Geddes。對比現代城市規劃實踐從其產生開始即存在並一直延續至今的一些特徵，似乎的確可以發現，這三位思想家的相關思想與實踐，共同奠定了現代城市規劃的核心基礎理論、方法和實踐模式。 霍華德被解釋爲社會（改革）規劃的先驅，從而也是人文主義規劃的起點，同時是區域規劃的源頭之一；柯布西耶被解釋爲物質規劃的旗手，是機械理性規劃（比如功能分區）的倡導者；蓋迪思被視爲生態規劃以及基於城市和其所處環境的關聯性而提出了區域規劃的先驅，並在20世紀初即已注意到了很久以後纔在現實中變得普遍的城市連綿或都市化這類現象（他創造了conurbation這一概念）。 “everything or nothing”源自曾經擔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阿倫·威爾達夫斯基Aaron Wildavsky1973年在美國學刊Policy Sciences上發表的一篇很有影響力的論文《如果規劃是一切，那它就可能等於零》（“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但很顯然，問題本身——而且是一個悖論——其實一直存在着：一方面，人們似乎不可能無所不能（everything），但另一個方面，任何一個城市問題（從而，規劃問題）幾乎都同時與很多方面的原因相關聯，例如物質空間問題與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問題不可分割，這樣一來，即使自身並不希望，規劃也會被推着（以及被批評沒有）去解決所有問題，這就使得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規劃不是一切，那它就可能等於零。顯然，一切或零的悖論不僅僅是規劃所要解決的問題的複雜性的集中體現，它同樣是規劃的對象、範疇、尺度以及最終解決方案等各個方面的複雜性的集中體現。 但在前述的規劃領域對《規劃》作出常規的價值判斷時，似乎也沒有經過（1）、（2）、（3）、（4）那麼多理性，而只是根據抽象的道德正確、政治正確（不僅中國有政治正確，像公衆參與、自下而上這些特點在本質上同樣是當下西方民主社會的政治正確）、理論正確，歸根到底大概是“符號正確”，就下了結論——這樣的判斷模式是否嚴謹，但爲什麼卻被人們如此熱衷？ 伯納姆和《規劃》的很多參與者，不僅有高尚的道德，而且都有不屈從於城市的自發演化，決心要用人的理想重新設計城市並付諸有效行動以再造城市的堅定信念，這種信念幾乎被史密斯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再造》注意到，《規劃》試圖將這種信念帶給所有人：“芝加哥的人民已經不再沾沾自喜於城市的快速發展或規模之大”, “現在是時候需要我們重新思考城市文明的真諦”。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一點似乎是史密斯最看重的，它貫穿《再造》一書的始終，尤其在最後一章，史密斯在實質上認同了劉易斯·芒福德、簡·雅各布斯等規劃理論家對《規劃》的批評之後，話鋒一轉，提出“無論伯納姆的規劃圖景是合理的還是具有誤導性，它都的確能夠令人熱血沸騰……在那個生活開始現代化，美國人意識到20世紀的城市經歷充滿着侷限性和不可預知性的特定時刻……《規劃》最重要的歷史魅力正在於這一事實：它宣告，歷史達不到人類的期望，城市能夠決定而不只是接受它們的命運”。 就是說伯納姆爲芝加哥給出的物質空間規劃這部分something，實質上具有某種everything的特徵：在前瞻性（規律性）、理想性（最美好可能）、根植性、行動性、經濟性、彈性等方案的合理性方面高度完善，在尊重所有正當利益、真誠有效表達、廣泛有效公共參與等規劃的公共利益性、協作性方面高度完善。 整體、整體性與局部的角色。應用於規劃，這意味着：城市的發展，不在於是否有很多方面在“被變化”，而在於城市各個方面之間構成的是怎樣一種整體性。……常見的誤區則是，人們忙於改變城市中的某個局部，卻忽視了城市本來有很好的整體性，而那些局部的改變，不僅沒有增益，反而破壞了城市的整體性，這樣的“活”不如不幹。所以，規劃的價值，往往不在於是否規劃了很多方面，而在於規劃的那些方面是否增益了整體性，即規劃的方面與城市其他方面之間是怎樣的關聯關係（衝突、協調還是無關？），所有這些關聯關係的總和效應如何。 整體的核心不是局部的疊加，而是局部之間的關聯關係的總和。但對這種抽象屬性的不理解，導致人們總是試圖將整體首先簡化爲局部，然後通過局部來理解整體，評價整體；這個過程使局部具有了某種先驗性（局部有確定的屬性和意義），整體成爲了由局部出發的線性邏輯的結果。這是一種誤解了事物本質的錯誤邏輯。 物質空間和對物質空間的安排正是規劃的領地，但如果規劃要讓自己的局部最協調於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生態保護、政策安排等，歸根到底它要讓自己的局部最有利於人類發展的整體。這是一個在規劃誕生之初、在理論和實踐的實質上曾經清晰的答案，但理論對普遍聯繫的世界的內在邏輯並不透徹的理解，進而無效的簡單化（如最初的規劃，被簡化爲“物質規劃”，而實際上任何成功的物質規劃——無論理論的還是實踐的，都必定是整體效應優異的物質規劃；後來，又從一個局部轉到另一個局部）和複雜化（如範疇的擴大化）的理論發展，已經導致了自我角色的混亂；但規劃的實踐，因爲面對客觀的整體效應，儘管在形式、方法、工具等方面不斷變化，但實質本體性其實在總體上沒有變化，甚至上述整體論中的方法論概念，也在事實上存在於規劃實踐中——真正的規律，無論理論是否提及，它都在那裏，只不過如果沒有理論，就只有低效率的無意識的運用。規劃的專業技術性，在於以物質空間與經濟社會其他方面和整體的關聯關係的知識的積累爲基礎，通過整體性思維，找到幫助社會實現整體性最優的物質空間解決方案。

1909年，美國芝加哥做了這一份城市規劃。正如作者所言，在此五十年前，芝加哥還是一個小村莊，但在十九世紀末在這裏舉辦世界博覽會的時候，美國人的自尊心和榮譽感賦予這座城市以重大的使命，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的雛形在這裏顯現。規劃既要有足夠的前瞻性和預見性，爲此就要有大氣魄大手筆並留有足夠的空間餘量，更要處理城市多元化發展的各種矛盾。規劃已經充分的考慮這些問題了。撇開規劃具體的空間設計和佈局，僅從其闡發諸多思考觀點就足以說明這是一份很像樣的規劃了。況且，作者隨處參考世界各地的大都市規劃的案例，也是很有說服力和證明力的。面對這一百多年前的城市規劃，後繼者是否需要認真參考和反思呢？雖然，芝加哥市因爲經濟轉型升級已經破敗，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還是可爲前車之鑑後事之師的。

在城市規劃史中的意義大於實際內容，結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來看可真有趣。不管怎樣我大芝加哥還是讓人生活便利又快活的城市呀（假裝沒有槍擊和冬天[再見]

王紅揚教授寫的最後一章的評述很好。

拆東牆補西牆的局部性規劃何時可以上升爲全局統籌的整體性規劃？

芝加哥的重新規劃始於1871年的大火之後，而這座城市在災難發生前就已經干戈大動過一次——用千斤頂完成了將整座城市的地基向上抬升這一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博納姆百年前就完成了一次精密的計算，城市規劃的“目標既要預見未來之需，又要解決當務之急”。當然，誠如王紅揚老師在尾章中所說，儘管博納姆的《規劃》未能盡數付諸實踐，但他從整體中尋找局部間的鏈接，試圖衝破“nothing or everything”的規劃學悖論。儘管受到了商業俱樂部，也就是投資方所謂“增長機器”的影響，但在這或許刪減過後的百年規劃中，依舊可見博納姆苦心孤詣試圖建立城市尊嚴的努力。 芝加哥令人深刻的城市景觀並不是接踵摩肩的大廈，而是百年前就已經初具雛形的空中軌道交通和延綿數十英里的湖濱區——從北部Lincoln park到南部的Jackson Park一條無隔斷的寬敞綠帶，一衆博物館展覽館環抱密歇根湖畔。儘管如今的風城因其連年居高不下的犯罪率逐步被印證爲布魯斯韋恩所居的哥譚，但當人置身Loop區，在雪天沿着華麗一英里走到riverside，確實能體會到博納姆所要闡釋的“讓永恆與力量感在對城市的培育和美化中得到表達”。 如何將城市規劃爲一個有機的整體？影響規劃的現實因素是否能與物質空間更好的協調？是不是真的存在現代城市規劃的黃金法則，可以通過歸納或者演繹的科學方法來探索？城市中變量太多而導致某種必然的無序，以及各個部分的相互滲透影響是否無法提供一個有效的理論來驗證規劃的正確性？ 《規劃》給人最好的感觀並不是那些對芝加哥城建的細節打磨，而是博納姆個人的遠見——一個看似理想化而又要切中實際的方向。與此同時，把我們提問的視角打開了，似乎好的規劃既要合理運行，又要暴露問題，讓後來者去思考如何讓“城市”這個虛渺的概念永存，以此來提高人的生活質量。 我個人比較喜歡如今的Loop區和Museum Campus，這兩個地方是分別《規劃》中是商業區與休閒區的代表作，從中可以察覺博納姆的遠見在穩定發揮，於無序中建立秩序，在留有足夠尊重的前提下裝點密歇根湖所饋贈的土地。 可能我更喜歡的是這背後的邏輯，也就是“維護人的尊嚴而後促成城的尊嚴”。說白了先得讓人過得好，感到被尊重，才能讓秩序發揮作用，維繫城市的面子裏子，只有安全運轉，才能戶樞不蠹。（雖然芝加哥並不是個完美的例子） 說一個題外話。不知何時起開始興在市郊搞大型高鐵站，因而高鐵停站點多半被分流。南京有南京站和南站，南站爲高鐵站。高鐵站班次選擇多，出行方便。但我還是喜歡在南京站乘車，因爲一出來就是玄武湖，偌大的廣場前毫無遮擋，湖邊木質棧道坐着許多帶着故事的異鄉人。一眼望去，是這座城起伏的天際線，亮澄澄的湖面上點綴着幾隻鴨子船。城市火車站，一個工業化進程的指徵，也是交通載重的重心，它與周圍環境的合一或許應該以方便示人，或許應該以氣派示人，應該以莊重，以喧鬧，但以自然之美的面貌，是少見的。 於是此時，火車站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它不僅僅再是出發、到達，或是中轉，是來來往往行色匆匆。它更像是一種城市美學，融入這座古城的肌理，讓遊子來去都能歇歇腳，看一次落日，盤着岸邊坐一會。早來等車的那一個鐘，可以如此消耗掉。我想，這或許也是博納姆想要宣講的一種有機的形態。

“人民已經不再沾沾自喜於城市的快速發展或規模之大，現在他們反覆追問的是：我們生活得怎樣？繁榮是否真的屬於我們？城市是否是一方營商的便利之地？這是否是一個良好的勞動市場，使勞動者足夠舒適，從而保持高效和滿意？我們的下一代能否承受城市生活的緊張壓力？當我們積累了一定的成就，是否要另覓它處來享受無所羈絆的快樂？如果城市在擴張的同時沒有變得更好，其中的弊端難道不應該消除？這些問題非但不容擱置，而且正是我們時代的燃眉之急，每一個地方的人們都在苦苦探求它們的答案。”

《規劃》已經呈現在人們面前一百年了，但實際上還有那麼多內容沒有認識到。《規劃》不是複雜的市政科學與城市設計課，它一直都在“everything”or“nothing”的悖論中，一直到今天也是。伯納姆本人試圖掙脫這個困境，用部分“something”來協調整體的關係。而《規劃》本身是不是指導芝加哥建立什麼樣的城市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向讀者傳達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這些已經被割裂太久的方方面面，可以被重新統一於建設性的公民權利中。對於中國來說，“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就是發展越來越依賴於更優的整體性。如解決一部分問題，又滋生另一部分問題，促進短期，損害長期等等，這就是《規劃》給我們的啓示。這部百年的《規劃》，一直給人們無休止的辯論，認識論，價值觀在不斷的碰撞。我們需要什麼，我們能主導什麼，我們怎樣做到統一與和諧，確實是個世紀辯題。

一座起於整體規劃，以自然融合、宜居便捷、彈性擴張等爲基本目標的城市，歷經百年依然是讓世人欣賞和嚮往的。一百多年前芝加哥的規劃方法我們學得會嗎？先過耐心去思考這一關。

《規劃》本身的前瞻性和其對社會整體利益地考量、對公民的尊重、字裏行間公民社會的體現都相當具有啓發性。 個人在建築設計上非常喜歡芝加哥這座城市，沿河的公園、密集的商業街、架高的道路，早年的規劃到現今依然讓市民受益，但它如今在治安上面臨着嚴峻的挑戰，這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