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歐洲史（卷一）：舊歐洲的終結 1945-1953

託尼朱特的《戰後歐洲史》總共四卷，本書只是第一卷，也是內容的歷史跨度最短的一卷。或許正因如此，本書得以呈現大量歷史細節，讓讀者得以獲得一種身臨其境的“歷史感”——這是我們在被現代工業社會的生產邏輯所裹挾的日常生活中罕有所感的。進一步講，“歷史感”不僅意味着歷史曾是鮮活的現實，也意味着當下的現實亦將成爲歷史，恰如卷首所言： “往昔越是接近當下，其往昔性豈非越深刻和越顯傳奇？” 相比於揭示歷史規律，託尼朱特似乎更熱衷刻畫歷史的“深刻”與“傳奇”。他扮演着解說員與評論家的雙重角色，在這場戰後歐洲的歷史之旅中爲我們講述沿途風景，也評說着風物與人。這種夾敘夾議甚至以論帶史的寫作風格免不了引發爭議，但對於一名不善於沉默的公共知識分子來說，或許是一種義無反顧的選擇。何況，人文社科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帶有“地方性知識”的屬性——與其說在還原真相，不如說是凝聚共識。託尼朱特以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爲歷史寫作的範本，在《戰後歐洲史》中，他將霍布斯鮑姆結合年鑑學派與馬克思主義的治史方法運用到中歐史與東歐史研究當中，突破了進步史觀和單線敘事的狹隘視野，將共識凝聚在主流話語所不曾及的角落，這本身就是一種貢獻，也奠定了其世界級的學術聲譽。 “第一次世界大戰犧牲了整整一代年輕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消失了一大羣名聲敗壞的年長者。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幫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和政治活動家，他們太年輕了，根本不知道1914-1918年的戰爭，但他們卻急於彌補上一代所失去的歲月。” 託尼朱特用這段話評價二戰後歐陸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們——薩特、波伏娃、加繆等等，或許也說給他自己——生於1948年的託尼朱特甚至不曾失去二戰時的歲月，但經由《戰後歐洲史》而成爲人們記憶的一部分。正如加繆、奧威爾、凱恩斯一樣，託尼朱特用一生詮釋着如何以行動塑造存在，以及何爲知識分子的責任與自由。

拿破崙的敗亡東征，克里米亞被羣毆，一戰中的帝國解體，二戰又絕地反擊，冷戰中的赤色暴力，現在那是訛人。

託尼·朱特大兩本主要著作之一，這本只是四分之一。相比於《記憶小屋》，本書屬於學術範疇，無論是文筆還是立場，前者玩真實的多；作者的學術地位毋庸置疑，自認爲公正的態度，即使是這樣，感覺還是存在着政治正確的傾向，影響其歷史地位，由此可側面推斷，東西歐之間的溝通、理解是有問題的，誤判幾乎是不可避免，如果有人有意爲之，幾乎就成爲現實，烏克蘭就是樣本。各方面數據還是很翔實的，還會時不時繼續餘下的四分之三。

今年第五本書，感覺寫的不大好呀。前幾章挺有條理，後面幾章一會兒寫寫這個，一會兒寫寫那個，內容也不怎麼吸引人，我本來計劃把234部也看完的，不準備看了。不過也讀了8小時了，對於22萬字讀完還是有成就感的，雖然之前看完的羅斯福有32萬字，但是在這本書枯燥的文字中堅持了下來，讀完了

美元霸權的建立 長篇鉅著（1945-2005） 寫歐洲戰後 60 年，本書寫 1945-1953，從二戰結束到斯大林逝世。 本書屬於典型的西方大儒宣傳，彷彿希特勒是被美國擊敗的，其實只要看簡單的事實，蘇聯紅軍損傷2700 萬（和德軍的戰損比是 1:3），最終的柏林戰役就犧牲 8 萬紅軍（蘇德傷亡 35 ：40），奧斯維辛集中營也是蘇軍解放的，而美軍在歐洲只犧牲了 17 萬。由此可見美軍是下山摘桃子的，美國當年主戰場是太平洋，因此也不客氣的佔領日本，當年斯大林也知道不可能獨霸歐洲，分割德國，將東普魯士首府改名爲加里寧格勒，南部分給波蘭，趕走所有當地人，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向波蘭境內前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政權變色成爲保護國，再放眼法國，希臘，意大利各地的紅色游擊隊，歐洲已經到處赤旗飄揚了。 雖然斯大林領導的是蘇維埃，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文明底色是不同的，中華文明強調的是融合，強調文化優越性不在乎民族，特別是晉升渠道是平等的，共產主義是超遠民族的，斯大林本身也是格魯吉亞人，可還是難以擺脫俄羅斯的文化韃靼人的思維，佔領土地建立緩衝區，強化民族特性建立等級（中國歷史上只有元朝將種族分級），用代理人在各個領地收稅（各個加盟共和國和華沙條約組織），在帝國軍事強大時能維持，衰弱時轟然坍塌，因爲分級種族強化了割據的天然可能。在蘇聯垮塌 20 年前就有學者預計會解體，理由就是俄羅斯人口的下降，將不足以維持帝國。而當年美利堅民主黨的“普世價值”理論就比蘇聯高明很多，起碼讓英語和這套意識形態超越了地域和種族成爲共識。 在希特勒自殺前 2 個月，CIA創始人杜勒斯就已經依靠原納粹人員開始佈局西歐，首先傳統財閥先脫罪，比如意大利的菲亞特，德國的西門子，克虜伯，奔馳這些企業先脫罪，現在再看 6 千名黨衛軍移民加拿大也正常，這樣西歐整個官僚體系依靠誰也就順理成章了，戰時倒向墨索里尼的羅馬天主教也很快復出，這樣傳統容克地主轉型的資本家財閥+教廷系統原本就是發對革命的傳統右派，猶太人問題用以色列也就解決了（其中很多烏克蘭地區的猶太人）。要注意的是，昨天還是盟友的蘇聯，轉眼就如同和“盟軍”對立，可見宣傳和教育體系的重要，西歐原本下崗的教育系統的老師又重新上崗了，被清算的只有巴黎的舞女。 社會統治精英對一種理論的信仰是關鍵，蘇聯的領導人本質上還是沙皇，對其他不同宗教和語言的民族國家無法融合。本書一直強調蘇聯的威脅才讓美國長期駐留歐洲，本質是相反的，盎撒的大陸均衡策略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島國大英還是大島美利堅，都不能容忍歐洲成爲整體，統一的歐洲將威脅到帝國霸權，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固有思維，這也才能解釋美軍全世界最多駐軍是日德。現在被奉爲偉大的“馬歇爾計劃”（美版“一帶一路”），爲美利堅的大量戰時過剩產能找到了市場銷路，最重要的是讓整個歐洲加入到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美元霸權。

比較好奇作者的政治觀點於是去百度了一下。 託尼·朱特出生於英國，祖籍當屬北歐猶太，修讀歐洲史，到美國教書。他總結自己是一點也不猶太的猶太人。他對英國的歸屬感似有似無，沒有因爲是英國人而寫英國；熟知法國曆史，法語說得很好，但跟法國的密切關聯也與其出身無關，更多是一種熱望，渴望找到一把解決普遍問題或至少是歐洲問題的鑰匙；基於跟東歐人的交往，他又是東歐式的；基於偶然和公民權而成爲美國人，他對美國的認同似乎又是對一個需要不斷批評的偉大國度的認同。託尼·朱特算是經歷了馬克思主義的逐漸演變，對馬克思主義文本和社會主義歷史從接觸到研究，中間認知不斷轉變，並對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新左派狂潮持有一定的免疫力。在其成長過程中適逢復興自由主義的多次嘗試，社會民主主義作爲一種觀念倖存了下來。託尼·朱特一直試圖爲社會民主主義重建進行辯護，他拿出的最強有力的論據是，社會民主主義使一種體面的生活得以可能。 任何標籤都讓他不舒服，他不願意被任何形式歸類，與法西斯主義、沙文主義、極端愛國主義、猶太復國主義等各種主義保持距離，相比之下，他更欣賞詞彙“邊界”，更願意被劃爲以賽亞·伯林意義上的多元論者。 於是我對他所寫的這本書又重新認識了一下。 特別喜歡本書中大量的翔實的數據、論據、實證來介紹歐洲戰後快速恢復的觀點：1939年至1945年間，大約有3650萬歐洲人死亡。倖存的下來的人大多數缺少食物或者沒有住所；德國有40％的房屋被摧毀，英國有30％，法國有20％。那個時期歐洲滿目瘡痍。但在之後的60年裏，歐洲令人難以置信地成爲了“國際社會的道德典範”，其社會模式——免費或接近免費的醫療保健，提前退休，健全的社會和公共服務——被視爲“所有國家都應該效仿的模範”。“在二戰剛結束以後的一段時期裏，故意歪曲記憶和遺忘成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而歐洲的重建便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還有很多事要忘記：通敵，種族滅絕，極度貧困。 針對馬歇爾計劃以及斯大林主義對東西歐的影響也做了客觀的分析。 不認同就斯大林主義的批判完全等同於針對社會主義批判。儘管社會進程有這樣那樣的相似。就是覺得政治無非都是手段。誰也沒比誰高尚一些。爲特定人羣服務而已。 最後百度了一下不知道有沒有勇氣去看看作者寫的《記憶的小屋》 “我們無法選擇人生在何處啓程，卻可以選擇人生於何處結尾。我知道我的選擇，我要乘坐那輛小火車，無所謂終點，就這樣一直坐下去。” 作者最後成爲一個漸凍人，最後的時光用來回憶，令人淚奔。 歲數大了不太敢看這種題材了。太沉重。

二戰剛剛消停，歐洲（包含蘇聯）興起的左、右派政黨勢力對立明顯、資源拮据但戰後5年歐洲社會建設蓬勃向上。德國作爲戰敗國處於尷尬的位置，他的和平靠美國強勢介入而維繫張力，也引來了冷戰的影子。相較於37年，生育率提高了11%， 法國甚至提高了33%（因爲70年的女性主權意識引領的避孕權利倡議還未興起）大家還在處在宗教舊社會和戰後蓬勃新社會的懵懂中。本書是猶太英國人寫的，從另一面來看西方宣傳的蘇聯，它對東歐、南斯拉夫共產主義力量（鐵托）的緊緊監視和東方宣傳的就完全不一樣了。智者見智吧。 一直沒搞明白南斯拉夫在哪裏，結果就是現在的黑山、克羅地亞、波黑等呢， 可惜解體了（和蘇聯一樣），去玩還要多辦幾個簽證呢。

託尼朱特的《戰後歐洲史》的第一部，講述了戰後斯大林去世前的歐洲歷史，歐洲傳統大國主導全球歷史的終結，歐洲分別走向美國化和蘇聯化，鐵幕漸漸落下。這段歷史，對於左翼民主主義的作者無疑是一種折磨。 戰後的歐洲在經歷城市的毀滅和人口的損失之後，面臨着清算曆史的考驗。在不斷的妥協之中，道德和信仰體系逐漸崩潰。 在美國的扶持下，西歐走向復甦和穩定，基督教民主黨走向前臺，強調社會道德改良，通過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嘗試，逐步走向合作，福利國家逐步建立。 蘇聯在東歐扶持共產黨政權，短期內，東歐的共產黨從少數黨通過合作發展成爲執政黨，用逮捕、清洗和審判排除異己。特別是捷克事件打碎了西歐的幻想，逐步走向對立。 美蘇的對立也加深了歐洲知識分子的裂痕，被迫在兩者之間站隊，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還是人性的立場是個尖銳的問題，主要體現在薩特加繆。 作者的敘述引人入勝，一些歷史細節的講述也很生動。但是他的政治立場導致一邊倒，對於蘇聯及東歐的抨擊難言公正。

託尼·朱特（1948年-2010年8月6日），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執教於紐約大學。 要了解二戰之後的歐洲，本書可讀。 在描述所謂“敵對陣營”的時候用了好多帶感情色彩的詞語，主觀了。

典型的西歐視角的歷史敘述。雖然對歷史的事件的敘述確實是因人而異，但確實有太多過於主觀的描述了，對於共產黨、意識形態的主觀色彩太過於濃重，彷彿整個戰後史都是圍繞着意識形態的矛盾而產生的。翻譯也略顯冗長，長句和敘述讓人讀起來十分疲憊，而且找不到重點。另外評論中多次出現的翻譯問題也影響了閱讀感受。匆匆讀完，不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