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茨威格
《人類羣星閃耀時》是“歷史上最好的傳記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傳世傑作,它曾培養了一代人的激情和夢想,但願這夢想與激情能薪火相傳,穿越信息時代的龐雜,將人類文明延伸至久遠。這裏的歷史與英雄,不是學校裏的教科書,也不是影視裏杜撰的場景,它是人類文明世界裏的另一種真實!該書收錄了十幾個故事,跨越了地域、時代與領域的界限,從托爾斯泰到拿破崙;從列寧到韓德爾……作者截取了決定一個人的生死、一個民族的存亡甚至整個人類的命運的時刻,構成了一幅人類羣星閃耀圖!
2018年的時候,爲了第二期部門技術骨幹特訓營的順利開展,特意購買了茨威格的這本《人類羣星閃耀時》,並花了些時間翻看完(茨威格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喜歡程度,就如同太白書友喜歡加繆一樣)。然後,根據書裏講述的那些擁有夢想、並且執拗地改變世界的人物故事,做了一期培訓課程,希望能給參加培訓的同事們帶去些什麼,培訓效果如何,已不得而知,但是當時培訓後寫過一篇文章,一直存在QQ空間裏,這兩天又再刷到講述亞倫.斯托茨的視頻,於是想起這篇文章來—— 2013年1月11日,美國波士頓。一個26歲的年輕人,在自己的公寓裏,永遠閉上了眼睛。 他叫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 如果你不認識這個名字,我來幫你介紹一下他的履歷: 14歲,參與制定了RSS 1.0標準,那是讓全世界信息能訂閱、流動的基礎協議; 18歲,從斯坦福退學,創立公司,後來輾轉成了Reddit的聯合創始人; 19歲,幫助推動了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許可協議的發展,那是今天大量免費內容存在的法律基礎; 24歲,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互聯網運動,成功阻止了美國政府意圖管控互聯網的SOPA法案。 你看,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 但他死的時候,沒有什麼榮譽,沒有什麼葬禮致辭裏說的功成名就。 他面對的,是美國聯邦政府對他提起的35年監禁和100萬美元罰款的指控,起因是他從學術數據庫JSTOR下載了大量學術論文,並意圖將它們免費公開。 論文,不是軍事機密,不是商業機密,是學術論文,是由大量公共資金資助的科學研究成果。 而這些論文,被一家叫Reed Elsevier的出版商用付費牆牢牢關着,每篇論文的下載費用高達30到50美元,大多數普通人根本看不起,而發表這些論文的科學家們,卻通常分文未得。 亞倫做了什麼? 他把這些本應屬於全人類的知識,從保險櫃裏解放出來。 然後,他被當成罪犯,追殺至死。 在亞倫死後,他生前寫的一篇文章被反覆轉發,幾乎傳遍了整個互聯網。 那是他2008年在意大利寫下的《游擊隊開放訪問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 他寫道:“信息就是能源。但就像所有能源一樣,有些人只想佔爲己有。世界上所有的科學和文化遺產,已在書籍和期刊上發佈了數個世紀,正漸漸地被少數私有的公司數字化並上鎖。” 他說,我們要奪回信息;我們要取到版權到期的東西並將它們歸檔;我們要買下祕密的資料庫並將它們放到網上;我們要下載科學期刊並將它們上傳到文件分享網絡。 這段話寫得慷慨激昂,像一個少年手持火炬,站在黑暗的邊緣大喊。而他確實是個少年。 那年他才21歲。 每次看到這段文字,都會有點鼻酸。並不僅僅是因爲他死了,而是他說的那件事,那件他用生命來捍衛的事,其實是一件簡單不過的事情。 知識,本來就應該是自由的,就像空氣,就像陽光,就像公廁裏的自來水。 1998年的秋天,一個叫葛銳的河南農民工,在鄭州火車站的候車廳裏等車。 他突然想上個廁所,可他卻被攔住了。 “入公廁,小便3角。” 3毛錢?葛銳看着那塊牌子,覺得腦子轉不過彎來,我買了火車票,在你們的候車廳等車,這難道不是你們應該提供的服務? 憑什麼還要再收3毛錢? 他交了錢,出來,找工作人員要了一張收據。 然後,他把鄭州鐵路分局告上了法庭。 要知道,這是1998年,鐵路在當時是什麼? 那是真正的國家機器,是讓老百姓開口閉口叫“鐵老大”的龐然大物。 一個農民工,要爲3毛錢把這個系統告上法庭,這件事本身就像一個笑話。 一審,葛銳敗訴。 但他沒有放棄。 與此同時,另一個人也在較勁。 律師李小虎,在江西萍鄉的火車站遭遇了同樣的待遇,同樣被收了入廁費,同樣把鐵路部門告上了法庭,同樣一審敗訴,同樣堅持上訴,同樣跑到北京去找財政部要說法。 最終,這兩場官司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國家紀委以旅客反映強烈爲由,要求全國所有公共客運站必須免費開放廁所,後來逐步延伸到普通公廁全部免費開放。 今天我們走進任何一個高鐵站、汽車站,拎包就走進廁所,不用掏1毛錢,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但有沒有想過,“理所當然”這四個字,是有人用時間、用金錢、用精力、用恥笑,一點點爭來的? 一個農民工和一個律師,爲了3毛錢,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公共服務方式。 這件事讓我覺得,人類歷史的進步,從來不是靠什麼皇帝,靠什麼精英,而是靠這些腦子裏有那麼一根筋、“這不對,我要較勁”的普通人。 人類歷史上,知識從來不是免費的。 掌控知識,意味着掌控權力。 你能讀書,就能做官;你能做官,就能壟斷資源;你能壟斷資源,就能把孩子送去讀書……這個循環,轉了幾千年。 在中國,這套系統有一個專屬名詞——士大夫。 士大夫屬統治階層,士大夫的特徵是知識,擁有儒學教養,即讀書人。 正因其儒學教養,士大夫有資格通過科舉而從政。 這個描述看起來沒什麼問題,考試選拔,公平競爭,天下英才皆可入彀。 但問題在於,誰能讀書? 古代中國的識字率,在盛世時期也不超過20%,清末民初的成年人識字率據統計,也只有10%左右。 10%。 一百個人裏,能認識幾個字的,只有十個,其餘九十個人,一輩子生活在知識的黑暗裏。 他們不知道法律條文,不知道土地文書裏寫的是什麼,不知道自己籤的那份契約是否公平。 他們需要仰仗識字的人來解讀這個世界,而那些識字的人,當然不會用知識去平等地賦權於所有人,他們會用知識來維持自己的優越地位。 明清士紳之所以有着比平民更尊貴的社會地位,在地方擁有僅次於官府的政治、文化權力,是因爲它在一個識字率很低的時代壟斷了文化的話語權,是皇家和士紳統治了那個時候的精英文化,從書寫上就將其本身神聖化、優越化。 神聖化,多精準的詞。 知識階層把知識神聖化,就像把鑰匙藏起來,然後告訴你:“這門不是給你開的,你進不來,這是自然規律,這是天意,這是命。” 在歐洲,這個劇本由教會來演。 《聖經》用拉丁文寫成,平民看不懂,必須依賴神父來解讀上帝的意志。 後來馬丁·路德跳出來,把《聖經》翻譯成了德語,這在當時是一件革命性的事,是一場信息平權。 他說:“每個基督徒都有權自己解讀《聖經》,你們不需要通過神父來和上帝對話。” 這一刀,切斷了教會的信息壟斷,而這,正是宗教改革的本質。 知識平權,從來不是小事,它是每一次社會變革的底層邏輯。 1440年左右,一個叫約翰內斯·古騰堡的德國人,發明了活字印刷機。 在這之前,一本書需要修道士手抄,一本書可能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價格昂貴到只有貴族和教會才能擁有。 印刷機出現後,書的價格在一百年內降低了99%以上。 知識,開始緩慢地從精英階層滲入普通人的生活。 茨威格在這本《人類羣星閃耀時》裏,記錄了那些改變歷史的關鍵時刻。 他寫滑鐵盧,寫拜占庭的陷落,寫列寧封閉列車駛過歐洲的那個歷史性的夜晚。 他相信,歷史的齒輪,有時候就卡在某個人的某個決定上。 那一刻,一個普通人,抓住了或者錯過了改變歷史的機會。 那麼,古騰堡的印刷機,就是一個這樣的歷史之輪。 因爲這臺機器,知識不再只屬於教堂和城堡。 但今天的問題是,我們以爲自己活在一個知識自由的年代,但事實上,一道新的“付費牆”正在悄悄築起。 知道全球最大的學術出版商愛思唯爾(Elsevier)的利潤率是多少嗎? 大約37%。 比蘋果公司的硬件利潤率還高。 這是怎麼做到的? 很簡單,科學家用納稅人的錢做研究,把論文投給愛思唯爾,愛思唯爾出版後反過來向大學、圖書館和科研機構收取高昂的訂閱費,而發表論文的科學家一分版稅也拿不到。 換句話說,知識的生產者不但沒有得到報酬,還必須付錢才能看到自己的成果被別人看到。 哈佛大學圖書館曾經發出過一封公開信,聲明說:“我們都面臨同樣的矛盾。我們的教職人員做研究、寫論文、評審其他研究者的論文、在編委會任職,但學校圖書館卻要支付越來越高的費用才能訪問這些成果。” 連哈佛都扛不住了。 你覺得那些非洲的醫學研究人員怎麼辦? 那些印度農村裏的醫生怎麼辦? 那些中國西部的學生,苦苦上網搜索一篇論文,發現需要支付30美元時,怎麼辦? 就在這個背景下,一個來自哈薩克斯坦的女孩走進了歷史的舞臺。 她叫亞歷珊德拉·艾爾巴肯(Alexandra Elbakyan),1988年生於蘇聯時代的哈薩克斯坦。在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四個人、一隻貓、還有一臺由13塊硬盤組成的服務器,擠在一間狹小的學生宿舍裏。 這臺服務器的主人,是一名來自哈薩克斯坦的女孩,高等經濟學院在讀研究生、程序員亞歷珊德拉·厄巴科揚,而這臺藏在宿舍裏的簡陋服務器,是一個名叫 Sci-Hub 的網站主機,上面有6400萬篇供全世界所有人免費下載的學術論文。 6400萬篇。 後來這個數字增長到了1億多。 2011年,Sci-Hub上線。 它的運作方式極其簡單粗暴,你輸入論文的DOI編號,系統用學術機構的賬號幫你繞過付費牆,下載論文,然後把論文緩存下來,讓下一個人能直接免費獲取。 這當然是“違法”的。 2015年,愛思唯爾在紐約聯邦法院對Sci-Hub提起訴訟,該案最終以缺席判決裁定Sci-Hub敗訴,法院判處1500萬美元的賠償金,併發布禁令,致使Sci-Hub失去原有域名。 艾爾巴肯選擇了流亡。 她說:只要人身安全,就會堅持下去。 今天,Sci-Hub依然在運轉,依然在被訪問,依然在幫助全球數以百萬計的學生、醫生、研究員獲取他們負擔不起的論文。有人恨她,有人愛她。 《自然》雜誌把她列爲2016年影響世界的十大科學人物之一。 下面的評論區裏,無數人寫道:謝謝你。 這裏需要提及另一個人,傑克·安德拉卡,來自巴爾的摩,一個14歲普通中學生。 2012年,他的一個朋友因爲胰腺癌去世,而且是晚期發現,根本沒有治療機會。 傑克想研究胰腺癌的早期檢測方法,但他買不起那些昂貴的學術論文。 後來,他在網上偶然找到了一些亞倫·斯沃茨推廣公開的免費學術論文。 他讀了,並且思考了,然後發現一條可能的思路。 於是他寫信給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請求進實驗室做研究…… 後來,他研究出了一種能早期檢測胰腺癌的方法,成本只有傳統方法的幾百分之一,精準度高出數倍。 他因此走上了TED演講臺,走進了無數科學刊物。 在被問到亞倫的事時,傑克說了一句話:“如果沒有訪問閱讀權,那個能解決你的問題的人,可能就永遠找不到答案。” 這句話,是對“知識平權”最樸素也最有力的證明。 亞倫用生命換來的那些自由流動的論文,可能救了一些人的命。 不是隱喻,是字面意思。 人類歷史上,改變往往不是從上往下的,皇帝改變不了公廁的收費政策,是葛銳和李小虎的官司改變了。 出版商改變不了學術壟斷,是亞歷珊德拉和亞倫的行動改變了(或者說,正在改變)。 茨威格說,歷史上有一些特殊的時刻,是命運的轉折點。 在這些時刻,一個人的選擇,會成爲整個時代的選擇。 但他沒有說的是:做出這個選擇的人,往往是你意想不到的普通人。 不是國王,不是將軍,不是士大夫。 是一個在候車廳憋着尿、把3毛錢放進口袋就決定要討說法的農民工。 是一個在宿舍裏架着硬盤服務器、覺得“學術論文應該是人類共有財產”的哈薩克斯坦女孩。 是一個天才少年,凌晨三點坐在MIT的地下室裏,用筆記本電腦下載着學術數據庫,心裏想的是,這些東西本來就應該是免費的。 再說回亞倫。 他不是完人,他有抑鬱症,他有偏執,他有時候讓身邊的人痛苦。 但他有一種幾乎讓人窒息的道德清醒。 他在很小的時候就看穿了這個世界的結構,那些坐在知識宮殿裏的人,靠着關上大門來維持自己的權力;而那些在門外的人,本來有能力解決問題,卻因爲付不起門票,永遠被關在外面。 他在24歲的時候成功阻止了SOPA法案,那是一個意圖給互聯網加上枷鎖的法案,是精英階層用法律手段進行信息圈地的最新嘗試。 亞倫組織了幾十萬人聯署請願,維基百科黑屏抗議,谷歌首頁出現了黑色的抗議橫幅…… 最終,法案撤回。 那一次,普通人贏了,但亞倫自己沒有贏。 他面對的指控最高可達35年監禁,他被剝奪了談判的底氣,他的精神被長期的法律壓迫消耗殆盡…… 2013年1月11日,他在26歲時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不想把他的死說得太悲壯,因爲他本人一定不願意這樣。 他不是爲了犧牲而來的。 他只是在做一件他認爲正確的事,直到做不下去了。 他的朋友科裏·多克託羅悼詞裏寫道:“亞倫擁有無以倫比的政治洞見力、技術能力和處理人、事的智慧。我認爲他本可以徹底改變美國(及世界)政治。” 亞倫死後,美國國會有人提出了“亞倫法案”,要修改那個被用來追殺他的《計算機欺詐與濫用法案》。 同時,另一項促進學術論文免費化的法案被稱爲“另一個亞倫法案”。 他死了,但他的事沒有完。 他的火,還在燒。 今天我們在高鐵站上廁所,不用交錢,那是葛銳和李小虎的官司換來的。 今天我們能在互聯網上自由搜索大量信息,不受SOPA這樣的惡性法案管控,那是亞倫斯沃茨們的運動換來的。 今天有研究人員能在Sci-Hub上獲取學術論文來推進研究,那是亞歷珊德拉頂着全球最大出版商的訴訟換來的。 今天我們在網上看到的那些使用Creative Commons許可的免費內容,那是亞倫和一批互聯網先驅建構起來的。 我們享受着這一切,通常都不知道它們是怎麼來的。 有句老話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種樹的那個人,通常在種樹的時候,是一個人扛着鏟子,對着一片荒地,還要時不時回頭看看後面有沒有人追來要把鏟子沒收。 在這裏,感謝那些較勁的人。 歷史不只是由大人物書寫的,很多時候,是一個普通人,憑着一股執拗,憑着一句“爲什麼”,最終改變了世界。 所以,不要覺得自己的聲音沒用。 亞倫在反對SOPA的運動中說過一段話,大意是,也許有時候你會覺得沒人在聽你說什麼,但我在這裏告訴你,有人在聽的,你的聲音能被聽到,你在改變這世界。 這句話,我們都能記住。 傳播知識本身,就是一種平權。 比如,分享一篇好文章,給人解釋一個概念,幫助一位陌生人找到了他需要的信息。 這些事,都是在往那個古老的付費牆上打洞。 牆是一磚一磚砌起來的,也是一磚一磚拆掉的。 亞倫死後,他的《游擊隊開放訪問宣言》被更多人看到。 宣言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的,他問,你願意和我們一起嗎? 這個問題,他沒有等到我們的回答,就先走了。 但這個問題,依然懸在時光中。 截至2018年,全球每年發表的學術論文超過200萬篇,其中仍有超過一半藏在各種付費牆後面,全球還有數十億人沒有平等獲取知識的機會。 士大夫的長袍換了一身商業律師的西裝,科舉的筆墨換成了版權協議的措辭,但那道將“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隔開的牆,依然還在。 只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個腦子裏有那根筋的人,站到那堵牆前,手裏攥着一把鏟子,或者一臺電腦,或者一份訴狀,說,這不對,我要較勁。 他們並不是什麼英雄,不是什麼聖徒,不是神話裏的普羅米修斯,他們只是普通人。 裏面有頑固的農民工,有偏執的程序員,有流亡的哈薩克斯坦女孩,有一個26歲就死去的互聯網天才,但他們都做了同一件事,他們對着這個古老的不公平,說了一聲,“不”。 而那一聲“不”,久久地在歷史裏迴響。 謹以此文向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1986-2013)致敬,也向所有爲平權而較勁的普通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