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增訂版）

中國知識分子即“集體失語”，“喪失了獨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這本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唯物意義、人文關懷意義、社會存在意義進行了探討，可以幫助我們用側面視角瞥見不一樣的“知識分子”。 常常本人有“文學與政治之關係”的疑問，文學創作者、觀察者、評論者…們通過文學表達社會的時候，難免充滿了政治想象與批判，很少在文學中表露出對政治的讚賞，這或許本就是知識分子的小清高和大情懷。可參考《在事實和價值之間：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當代中國言說圖景與學理批評》。知識來源於社會，社會需要政治來維繫，這其中的關係不由分說。但對於知識分子羣體的基本運行和生存，他們學問中表達政治，卻顯得懷璧其罪。因而，在文學和知識創作中就刻意避開了政治，或者說盡可能少談政治。想必這就是“知識分子忍不住的關懷”吧！ 總之，抽象表達與直接點評都自覺難以涵蓋與概括本書之萬一，遂借用書中原話： “ 如果說1949年以前中國知識分子還生產出了一些具有個性的可傳世之作，那麼，1949年以後連個人專業範圍內的這種創造性都不見了。 這也是爲什麼後人反思、批判的著作會層出不窮，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討造成這一悲劇性現象的各種原因；有些則痛加鍼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要麼“淺薄短視”、“褊狹”、“叛賣”，要麼“看風駛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丟失自我的閹人”、“權力的僕從”、“文化知識的商販”云云，筆下毫不留情。 許多人都在問一個問題：當年知識分子爲什麼那麼軟弱？爲了回答這一問題，不知道多少人寫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書，從什麼角度得出的解讀都有。但是，大家的討論在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上始終沒有取得共識，那就是：中國有我們想象中的那種“知識分子”嗎？何謂知識分子？迄今爲止中外學界還是歧見紛呈，而無論哪種情況，都會讓我們解答上面的問題變得很困擾。 ” 請諸書友自行斟鑑。

楊奎松先生選取的人物僅是代表，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 在我的世界裏，無論什麼時候提到上世紀上半葉，都是大師輩出的時代，都是高山仰止的時代。曾經的西南聯大，曾經的傅斯年、陳寅恪，…都已作古，但始終留在中國近代史裏，沒有他們獨立的人格和國格，沒有他們打下的基礎，難以想象現在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我想，看過《南渡北歸》的書友可能印象更爲深刻。 以天下爲己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徵。我們初中學的那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折射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修齊治平是他們最終的理想國。雖然在政權面前，他們可能折戟沉沙，但歷史不會忘記他們。 我認爲這本書最精華的部分是最後對這些知識分子人格的分析。撇去了大的歷史環境、人文環境，作爲一個孤立的人，無法去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更無法去實現自己“忍不住的關懷”。張東蓀、王芸生、潘光旦建國前後的思想、行爲對比就是生動的寫照。我們無法以現在的眼光去看待和苛求他們，他們已經做的夠好，重要的是前面的路。歷史總會拐彎，如何少走回頭路是需要後來人認真思考的。

從政治、歷史、人文，社科多角度剖析歷史變化進程中的一批人：“知識分子”的遭遇，並從中提取了三個典型代表。 我覺得選這三個代表也是層層遞進的關係：張東蓀明顯有着性格上的不足，比如滿足於“誇讚”、自滿於自己的認知，高看自己的重要性。 王芸生的出身普通，但是位於大公報頂級位置時的選擇，印證了作者在後記裏提到的那種把“民族主義”看的比本身的人性更重要的那批知識分子的特點。 最後提到的潘光旦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或許是因爲在他的說話做事方式上發現了自己的影子。“忍不住的關懷”、“對事實鐵一般的尊重”，這些特點在和“官僚式的知識分子”打交道的時候就會很喫虧，因爲對方是不按理也不按邏輯出牌的人。 後記中的提到的漢娜阿倫特和貝斯葉利斯他們的理念也讓我醍醐灌頂，他們和寫這本書的作者一起刷新了我對“什麼是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應該做什麼、怎麼做”的理解。

2024年第二本書，寫的真好啊，咱國家的文化土壤，土生土長受到教育的知識分子，不能不產生些經世致用的想法，自然也會有忍不住的關懷這一行動了。 尤其動盪的年代，近代史的中國，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各種力量輪番上臺，而知識分子參與其中的結果，我們看到的結果是往往被利用達到一些目的。尤其情緒上頭的時候，和妥協性藝術的政治，分歧更大。 同時，也因在混亂的年代，有一份社會良心的閃光點，我們的人性不至於如此淡漠。 回到本文，看知識分子的改造，核心出發點都是爲了國家好，思想轉變的過程哪怕再難，想不明白共產黨哪裏的優越性，隨着時間推移，認識變化，從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階級矛盾這些，好似也發現了變化，只要能把國家弄好，我就給你走。 跟你走，也就是爲了國家利益，爲了集體利益不斷出現的軟弱，妥協。而經濟發展越不發達的地區，越會被此想法裹挾，變得衝動，自由，權利，尊嚴這些東西一直在曲折前進。 社會文明的發展程度，可能不是看經濟多發達，而是看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能夠在多大範圍內得到尊重和保護，歷史的進程，集體主義時間太久，個人在宏達敘事下的存在感太弱了，自由的發展之路好曲折，卻也在發展。 願社會的良心多一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做人該做的事情。 聯想:我讀過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也讀過胡平先生的《禪機:1957，苦難的祭壇》，多年以前讀過《梁漱溟傳》。 讀完這部書，一下子想到政法大學叢日雲教授在學生🧑‍🎓畢業時的演講並重讀一遍，不禁悲從中來。 是的！歷史經常不同程度的重演，人必須有所警覺，要記住教訓，要有選擇不作惡的思想準備。 比如，以後的日子裏，不參加“搶購風”，不落井下石，等等。 簡單地說，就是至少做人該做的事！

建國之初，類似明清之變，東北征服者帶着他們的文化和價值觀迤邐南下，衆多明朝遺民士大夫們的儒家價值觀也在此時接受考驗。 所以，參考明末遺民採取的策略和他們的命運，可以大概預料民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張東蓀採用的是洪承疇的路線，他早早投靠了內亞征服者，甚至在其中獲得了高位，但他始終是不被信任者。張東蓀想靠自由民主的承諾約束毛，一如洪承疇想用儒家價值觀約束清帝，最終洪承疇被寫進了貳臣傳，而張東蓀獲得了相似的名聲。最終二人的下場只有具體路徑的差別。 王芸生採用的是冒闢疆路線，既然明朝已經無可挽回，不如用儒家禮法影響清庭或者在我自己的小範圍還保留儒家禮法，構建縫合一個明清聯合帝國，來腐蝕內亞征服者，最後治大國不拘小節，對他這種小範圍的不服從者接近無視。 最後是潘光旦，他是吳英路線，明明已經安全，卻又忍不住關心，難免晚年悽慘。 中國是個知識分子佔據主流敘事的國度，大家想起來唐代，第一個想到的不是李家天子，而是李白杜甫，想起來宋朝，也是蘇東坡和辛棄疾。 歷史敘述就是共同記憶，共同記憶就是價值觀構成的原材料，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忍不住去了解政治和關心政治，因爲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出廠設置。 詩人們有自己的政治抱負，我輩豈是蓬蒿人到長安不見使人愁，敬亭山前的白髮和小孤山前的白髮寄託同一種情感，在追求功名的路上，大家和主父偃一樣，只願生當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我想大概因爲中國的知識分子是無根。他們對滋養自己的共同體沒有歸屬感，只因爲中國的中央集權大大削弱了基層小共同體的吸引力，科舉又指明瞭學而優則仕的康莊大道。他們如果不把自己的一身武藝賣於帝王家，自己的天才便被浪費掉了。在追求兩榜正途的路上，多少天才蹉跎，中國的智力精英爲了和權力結盟，互輕互害又有幾多。 僥倖接近帝王之側知識分子總認爲自己可以當君王的諍友，認爲自己的建議無比正確又無比重要。其實按照君王這些馬基雅維利高手看來，他們只有爲自己行爲闡釋的資格，他們提的建議必須暗合君王的原意。知識分子不知輕重的言論和文字具有深刻的解構作用，這是被君王這種建構者所絕對不容的。 知識分子就像牛車上的蒼蠅，以爲是他們的嗡嗡叫推動了歷史的牛車向前，但其實他們的作用和他們的聲望相比，是一比一萬的關係。

很好的，認真考證、嚴肅思考的一本書，是學者的態度，推薦 作者研究的只是三個案例，但是三個典型案例的分析讓我找到了以前百思不解的問題，讓我理解了我們的前輩，爲什麼選擇了這樣的道路。以前看到的各種傳記不少，還有個人自述，但是總是吉光片羽的碎片和個人的經歷，不能從全局上理解一代人的選擇，更不能回答有人批判中國知識分子軟弱無骨氣（拿蘇俄比較）的問題，不快、但難以駁辯，現在覺得有了合理答案 不單三個案例，作者對結語是嚴肅對待的，這樣就比案例更清晰了 這樣的書也許不熱門，只有區區三個案例，不過個人覺得比裝腔作勢、歪曲事實、信口開河，看起來堂皇大作的南渡北歸值得一讀多了，不是一個數量級 特意在網上看了一下“史清”洋洋灑灑的批判“硬傷”文，之後反而更覺得這本書及作者值得尊重

何爲“忍不住”？本書通過三個知識分子49年前後的人生經歷，深刻揭示了真正的知識分子，必然是“以天下爲己任”之人。並且，這個“天下”，還不囿於一族羣，一黨國，一階層…真正的知識分子，必然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孔子云：雖千萬人吾往矣。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國家的危亡，民族的苦難緊密綁定，個人的命運令人唏噓。這一代知識分子也可以說是“最後的士”，從此以後，他們的脊樑就被打斷了。 本書引用了較多特殊運動時期留下的特殊文字，是難得的，精彩處在最後的餘論，發人深省。 評論區有句話深得我心：歷史總有拐彎處，但願不要走回頭路。 致敬所有曾經忍不住的人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來日方長，後會有期。

楊奎松老師從張東蓀、王芸生、潘光旦的個案出發，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態度轉變乃至最後的結局問題作了詳細的探討。這三位可以說代表了當時的知識分子羣體。 “忍不住的關懷”實在是太形象，一下就把知識分子羣體的政治態度表現得淋漓盡致。不僅是高級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基層，或者說從頂層到底層同樣也存在一大批對時政進行議論的人，前幾年被人戲稱爲“小粉紅”。我同樣是其中之一。由於專業與時政相關，我常常說不談政治，但誰又能真正身處其中又不染其中呢？ 說回忍不住的關懷，這表面上體現的是中國人對國家政治的關心與在意，難免會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議論時政；深層一些能看出與傳統儒家觀念息息相關，在修身齊家之後難免想要走上一條治國平天下的道路；然而這些意見儘管是基於樸素的愛國主義，卻免不了缺失一些楊奎松老師最後提到的國際主義的精神。 在各種主義氾濫的二十世紀，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受到的影響更甚，新舊政權交替所帶來的影響有利有弊，不同的知識分子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最終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軌跡。我總是遺憾於哪位著名人士在作出重要決定時沒有按照歷史發展進程來選擇看似最好的結果，或許放下這些擰巴的想法，不糾結於個別人物的起落，纔是治史的好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