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

在當下這個全球政治光譜右轉、民粹主義與強人政治回潮的時代，去讀一本談自由的書未免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我讀這本書的原因就在於我想看看我從小到大聽到的“自由”到底是什麼樣的。 很多人常把自由主義當成一種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或者簡單地將其等同於口號式的“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當然書中揭示的“自由”，與流行語境中的“自由”有很大的不同： 1. 自由不是“爲所欲爲”，而是“法治下的限制”。沃特金斯從古希臘、古羅馬追溯到中世紀基督教，再到現代立憲政體，他強調的核心線索是：自由主義的精髓不是放任，而是“以法治限制權力”。自由從來不是無拘無束的真空狀態，而是建立在一種精密制度設計之上的產物。如果權力不受制約，弱者的自由就會瞬間被強者的自由吞噬。因此，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防禦性”的學問：防範君主專制、防範寡頭壟斷，甚至防範大衆自身的非理性（多數人暴政）。 2. 自由主義天生就處於“脆弱與張力”之中。當下很多人覺得自由主義在衰落，甚至覺得它“軟弱無力”，是因爲自由主義必須承擔一種內在的悖論：它需要國家擁有足夠的權威來維持秩序、保護公民權利；但它又必須警惕國家權力過大反噬社會與個體。 自由主義的運行需要極高的社會信任、法治傳統與妥協精神，這讓它在面對極具煽動性、提供簡單非黑即白答案的民粹主義或極端右翼敘事時，往往顯得被動而笨拙。 3.在很多現代敘事中，“自由”常被抽離爲一個抽象的道德符號、消費主義語境下的“選擇自由”，或是對抗權威時的一種情緒宣泄。但讀完沃特金斯會明白：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普世抽象物，它是一套伴隨着數百年衝突、妥協、妥協再妥協而長出來的制度傳統（憲政、代議制、正當法律程序、公民社會）。抽離了制度容器與責任倫理的“自由”，極易退化爲虛無主義，或者在面對危機時瞬間倒向對強權的渴望。 4. 關於“天啓式”（Apocalyptic）或“啓示錄式”思維。 在沃特金斯看來，一旦政治被賦予了“天啓”的狂熱，立憲自由主義所珍視的一切程序就全都成了廢紙：毀滅了妥協的可能性。憲政與代議制的前提是“政治是世俗利益的討價還價”，今天你讓一步，明天我退一步。但如果對方被定義爲“阻礙歷史進入天堂的絕對罪惡”，你絕不可能去和一個惡魔談判與妥協，你唯一的任務是肉體消滅它。也爲無限暴力提供了道德豁免：既然最終目標是建立人間的至善天堂，那麼爲了這個終極目標，當下使用任何手段：暫停法治、剝奪財產、建立集中營、肉體清洗，都獲得了崇高的道德合理性。 自由主義承認人性是有缺陷的，社會衝突是永恆的，這世上根本不存在什麼一勞永逸的人間天堂。政治的目的不是救贖靈魂，不是帶領人類實現偉大復興或終極解放，而僅僅是防止地獄在人間降臨。它用繁瑣、低效、充滿妥協的法治程序，把那種試圖在人間強行建立天國的狂熱慾望，死死關進制度的鐵籠。 沃特金斯全書對“天啓式”的警惕，實際上是在向現代人敲警鐘：凡是許諾帶你進入絕對完美的政治天國的人，往往在通往那裏的路上先爲你鋪滿了屍骨。 那麼在“右轉”時代談自由，真的天真嗎？恰恰相反。自由主義從來都不是在順境中被髮明出來的，它誕生的每個節點：宗教改革的血腥屠殺、英國革命、法西斯主義與極權統治的肆虐，都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動盪的時期。當今世界動盪、極端情緒蔓延的時刻，明白爲什麼那些看似繁瑣的程序、權力制衡和對個人基本權利的守護，依然是抵禦文明滑向野蠻的最重要防線。

百家爭鳴也不一定會削弱共識 整本書理解自由主義的基本框架前提是在“法律下的自由”，這種前提理解特別重要，有意區別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法律”，西方自由傳統前提下的法律是在社會普遍意志的角度強調它的價值，當然，西方法律也並不是完整的，有時候也會只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但這不意味着要徹底否定法律法治，即便是馬克思對於法律的批判也不是反對法治本身，反對的是不徹底的法治，是那種有法律而無法治，或者只有法治之名而沒有法治之實的法治。 承認自由必須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問題，才能去理解西方近代自由問題，因爲作者首先將這種“法律下的自由”追溯到了古希臘羅馬時期，希臘人城邦由公民組成，它的社羣秩序和公民自由問題如何保障？古代政治家給出了一致的答案→法律，由此，希臘人“法律下的自由”爲西方社會奠定下堅實的法治傳統基礎，但是，卻因其公民權未延伸至疆域之外等原因而未竟全功，但其後的羅馬通過殖民方式將法律精神傳播出去，讓更多人實現真正的有規範的自由，但卻沒能將法律限制權力，導致帝國因皇帝的暴虐以及內部的腐敗最終走向覆滅 所以，希臘和羅馬的敗亡拋給人們一個問題，其實是期望通過法律有效調節公民行爲，以及能夠制約官僚權力，但還不知道應該創設怎樣的機構去實踐它，直到中世紀基督教會的崛起，教會可以監督控制世俗機關對法律的執行，這樣，教會國家組成的二元社會結構提供了一種平衡，使得政府在法律框架下施行統治，而隨着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到來，當社會普遍開始追求世俗進步，教會便失去了與國家組織抗衡的實力，此後西方文明面臨的主要問題便是重建二元制衡基礎社會，由此中世紀教會組織發展來的近代議會日益重要，漸漸代替教會成爲了新的監督機構，當然這種進程並不是在每個西方國家一樣，但這一過程是西方追逐其政治自由傳統的過程，也是憲政民主傳統一步步建立的過程，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制要求社會中大部分人有能力且有意願參加議會政府，百家爭鳴並不會導致共識缺乏，但必須認識到，這個過程裏中產階級的崛起是重要的，因爲憲政民主的主要商議羣體就是他們，當然隨着馬克思主義傳播，與自由主義不相容的社會主義也通過喚醒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擴大了社會基礎，這間接使得農民階級，工人階級有了與中產階級抗衡的能力與意願，爲更寬泛的憲政民主制創造了條件。 當然，這過程也並不一帆風順，極左極右的政權跌宕都對自由主義的目標形成了恆久的威脅，這威脅從未徹底解除，現在民粹式的選舉也會導致對於政治選舉形式的迷戀，社會傳統的政治精神也遭到考驗，而大政府利用法律進行排他性的資產佔有也會有，權力得不到遏制，但是，與政府制衡，贏得社會自由的空間，擁有制衡權力的籌碼，這是西方近代自由的共識 這裏就不得不提到密爾的功利自由主義，按照密爾的觀點，民主並不是人類政治生活的終極目的，它還是是實現自由的必要的制度安排，它的重要性取決於它的目的：即維護自由，所以必須清楚民意的協商是爲了維護自由，這個需要國家機構來實現，在一個國家裏，政治權力也不是一種惡，而是一種積極價值的工具，從而擴大個人自由的機會，增強個人自由的實現能力，在此看到國家和個人自由的對立並不一定是主要的，也可以非常和諧 從實然看，西方憲政自由確實問題不斷，但這也是社會深刻變遷的結果，也確實社會變遷導致了西方憲政一次次作出調整改變，以容納更多羣體身份的意見。而如何保持一定的開放和反思性，去調整制度機構去適應現在的大衆政治，這種努力思考精神至少是鼓勵的

不瞭解世界，就很難更好地理解自己。 隨着地緣政治危機的加劇，國內輿論逐漸意識形態化，政治正確大於一切，可卻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沒有誰是完美的，不管是個人、集體，還是政黨或者政治制度。我們必須摒棄那種“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傲和矇昧，不管其他國家怎麼搞，我們首先自己不能封閉自己。 越是經濟動盪的時候，政治上越容易走向極權和偏執，我們一定要警惕。 西方文化及其政治文明，如今已成爲全球國家的共識，我們的憲法和政府組織模式，幾乎都是舶來品。如果我們不去認真瞭解這種文化及其政治文明的演變歷史，那麼就很難理解它們爲什麼會那麼強大，以至於是我們曾經淪爲被壓迫的國家，而不是反過來。 同時，近現代以來的技術革新也無疑是這種文化的副產品，我們又怎麼能不去學習呢？ 當下，我們在慢慢崛起，私以爲更需要“睜眼看世界”，要想讓他國人民理解和接受我們的文化和理念，不僅僅是使自己更強大，而且要從文化和心理上讓他們產生一種親切的普世感，一如好萊塢大片，哪的人都能看懂；一如硅谷互聯網公司的產品，全球人都能欣然使用。有時候，我們感覺是他國人不理解我們，或許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我們也不理解他們。

本書探討了西方自由主義精神與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發展脈絡，同時回顧了近代以來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傳統面臨的威脅，是一部立足於西方自由主義文化視角的政治文化發展史。 城邦制的古希臘孕育了一種規則協商的法治意識，古羅馬通過公民權予以擴展，社會有了法治思想傳統。基督教理論中今生與來世的緊張感，催生了對人今生精神進行評判的宗教組織，與世俗化社會形成二元結構。 文藝復興以來，宗教式微，需要“普遍意志”取代其與世俗社會進行二元化互動，規範社會發展的方向。個人責任感和理性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信條，然而資產階級所倡導的自由市場有利於在經濟方面佔有優勢的他們，對於貴族、農民和無產階級卻並不友好。因此更關注傳統的貴族與農民所代表的保守主義，以及希望均貧富的無產階級所代表的社會主義都發展了自己的陣營。自由主義憲政精神便是立足於法治傳統，如何折衷各方的需求，形成兼顧各方需求的政治協商制度。 然而這種願景遭遇到了各種威脅，最主要的是民族主義和獨裁製。 人對於關係比較密切的事物的關心程度總是要高於其它，因此民族主義的力量是難以消除的。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的結合更容易走向軍事化與獨裁化，像法西斯主義；也阻礙了無產階級的國際性團結，使注重平等的社會主義更容易形成威壓政權；而與自由主義結合，力量的不對等，也會削弱自由主義所期待的憲政基礎。至於獨裁製，這是自由主義的主要威脅，二者的博弈，也是世界長期以來的主旋律。 作者在探討自由主義憲政制度發展方向時，認爲除了對抗以上兩種傾向外，要點在於如何讓個人更深入地參與到政治協商當中。除了不能只依靠國、省議會制度，需要建立各種各樣以協商爲原則的小社羣，充分培養個人的協商政治意識。有意思的是，作者從中國儒家的禮治得到靈感，認爲這種形式化的方式鞏固了儒家的精神傳統，使其歷經兩千年而不衰，自由主義憲政精神的宣貫，可以參考這一方式。

《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 自由——西方文明的獨特造詣。 自由主義是西方文明獨有的產物。自希臘城邦與羅馬共和國中興起的西方文明，在古典時代便將“法律下的自由”推廣到巔峯，並在之後的黑暗時代與專制時代中爲人類保存了進步與自由的火種。 西方文明始終是獨特的二元制社會，中世紀的教權與王權，啓蒙時代的議會與政府，二元制社會意味着不存在一個掌握一切權威的獨一權力，也因此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人們的自由。在國家或教會中受迫害的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尋求另一權威的庇護。 世俗社會中自由主義的生存仰賴於議會民主制的完善，而各種社會力量的角力最終實現了民主制度的完善。中產階級的啓蒙運動，保守階級的反動運動，無產階級的社會運動，每一階級都想掌握全部的權力以自己的想法實現專制，但每一階級又缺乏足夠的力量徹底消滅對手。在不斷的對抗與妥協中，政治參與逐漸擴大，議會的代表性也趨於完善，終於形成了現代的民主自由主義。 自由不是免費的。18世紀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同盟極大促進了民主自由主義的發展，但在20世紀初，民族主義走向了極端，並最終形成了自由主義最恐怖的威脅——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意圖摧毀一切自由，將整個社會完全置於其控制之下，徹底消滅自由主義的土壤。極權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抗一直延續至今，並將在可見的未來不斷對抗下去。 自由民主制固然有很多缺陷，但其他那些看似美好便捷的道路通向的是深不見底的深淵，那些想要把地上變成天堂的人造出的往往是地獄。自由主義的歷史還遠遠沒有結束，自由世界將繼續與極權主義對抗，直到所有的罪惡都得到應有的審判。

本書是一本近代自由主義發展史，講述了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產生、競爭和發展，涉及自由主義理論內部的各派論爭，同時分析了西方政治思想與制度轉型，指出法律下的自由，即法治憲政是自由主義的根本點。 以賽亞·伯林的《自由及其背叛》比較口語化，通俗易懂。本書學術專業性極強，本人根基淺薄，只能說泛泛而“看”，收穫有限。

過去雖然無法絕對決定未來，但卻能相當地界定、限制未來行動的各種可能。自由主義面對的現代困境激發我們去了解其源與流。在本書中，沃特金斯梳理了自由主義的生髮過程，把自由主義的歷史淵源從近代延伸到了古代，進而全面展示了這一政治傳統兩千年來的發展歷程。本書寫於二戰時期，自由社會面臨深重危機，如何捍衛自由傳統成爲關係生死存亡的大事，沃特金斯通過他的研究最終得出結論，自由主義是從西方源遠流長的政治思想和實踐中生長起來的，西方的政治傳統已深深地和現代自由主義嵌合在一起，自由主義如果無法生存下去，實不啻是說西方的政治傳統也宣告結束。

這本書講的是自由主義的前世今生，對於想了解自由主義的發展脈絡的人，應該是值得一讀的。 這本書類似於歷史教科書，沒摻雜作者太多的個人立場與情感，可以看出，作者是個純粹的學者，而不是什麼政治家、經濟學家。 這本書也許什麼時候我會重溫，因爲目前似乎對“自由主義”沒有以往那麼感興趣了，可能以後會感興趣。 少年時嚮往自由時對自由主義還是感興趣的。參加工作後漸漸明白，自由主義更重要的是主義二字，所有主義都是爲了把志同道合的人集結到一起。

自由主義是一種以理性、個人權利和法治爲核心的價值體系。

被此書的標題“西方政治的傳統”所吸引而加入書架，在這幾日通讀完成。 本書內容整體上算不上多麼繁複，沃特金斯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爲脈絡，以自由主義發展爲主線，類似考據史的分析方法，試圖通過政治思想史的發展來回答西方當前自由社會的制度是否還有足夠的能力讓源遠流長的傳統化爲永久性的社會習慣。既然要回答當前的問題，那自然要回溯，因此作者將自由主義的歷史淵源延伸至古希臘時期，將自由主義視爲西方政治傳統的化身。 簡要梳理本書的論述過程，即可歸納：古希臘人在由公民組成的社羣之上發展出以倫理道德爲精神紐帶的政治文明，而維持這一秩序不至於走向利益衝突的制度基礎便是法律，古希臘由此提供了一個關於公民自由的新的政治理想，而自由則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可惜隨着城邦的擴大，雖然羅馬將臣民視爲負法律責任的個人將“法律下的自由”的概念推向巔峯，但爲克服天然的地域限制而只得依賴官僚體系，這就帶來了如何用法律對其有效限制即法治的重要性。最終，當無法用公意控制官員致使其陷入競爭性權力政治中時，公民也隨之遠離公共事務而走向滅亡。 基督教的興起，奠定了有效法治的基礎，確立了西方文明的風貌。也就是，基督教依賴起其他的精神與道德引導打破了一元社會結構，參與國家事務不再是人的最高責任，人們還有另一種選擇。值此，形成“國家—社會”的二元觀，個人與國家之間找到了一個獨立的仲裁者，維護道德利益，以法約束政府行動。 在此之後，西方文明在歷史進程中面臨着世俗化危機而動搖着政治秩序的傳統基礎。重建秩序換取和平的觀念甚囂塵上，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的登場證明着這一時期所呼喚的，也帶來了政治不必再受道德約束的顛覆性理論。此時，議會代替式微的教會成爲表達社羣意志也抗爭絕對王權的工具。 移步近代，自由主義發展經歷了“中產階級的興起”“農民階級的興起”和“都市無產階級的覺醒”三個階段，從而在理論的論戰中、一番又一番的革命鬥爭中，建立起自由憲政主義，以建立適當的政治制度爲前提，以實現正義爲目的，以議會爲平臺，在協商中讓各社羣間互相沖突的觀念大致統一，上升爲普遍意志，人們參與公共事務，政府權力得到規範，二元觀再度出現，西方文明的法治傳統延續不墜。 但民族主義伴隨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大行其道，以一種傾向於不妥協的一元主義，削弱着自由主義效能，破壞着個人權利與責任觀。最終演化爲極權主義，導致世界大戰。 梳理這兩千年的演變歷程，結合二戰後的成書背景，可以見得，沃特金斯帶有悲觀色彩般的審慎着國家權力對個體的淹沒、西方政治傳統的存亡，其中也帶有希望的期盼着這一傳統的迴歸與延續。因此，在結尾，他望向大洋彼岸的東方—中國，在他看來，儒家就是中國的基督教，但儒家成功的通過禮法相合的手段讓其堅持的道德理念從人們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內化爲社會習慣，成爲政治與社會的力量，從未斷絕。 對此書更爲系統的評述，導論中高全喜教授已然論述清楚，便不再多贅述。一些更爲細緻的觀點，也難以過多展開。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爲本書無非這幾大核心點：西方二元觀傳統，彰顯的是多元社羣組織或者說各階級對自身利益的伸張或者說對政治的參與，體現的是最後落腳到個人身上的權利和責任。而最終若想保障個人權利，讓個人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就需要有組織能夠代表衆人的道德利益，讓多元觀可以凝結爲公意，讓政府更好的服務，所以作者纔會着重關心盧梭，從而論及康德、黑格爾在其之後的補足與修正。所以，簡單來講，無非就是在競爭性權力分配中，如何達成公共一致的問題。較爲讓人欣賞的點，似乎就是作者似乎脫離了中產階級帶來憲政民主的神話觀點，最後對“如何使憲政民主適合非歐民族需要纔是近代自由主義的關鍵問題”也能看到作者對西方民主制的普適性的質疑。 講到最後，讀此書，總能與最近備考所看聯動，無論是唐士其老師對西方法治傳統的延續性及其保守主義對西方理性主義主流反叛的觀點，亦或是楊老師的西方是對抗性資源分配的政治、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體現着公正與平等的價值、早發國家政治發展歷程同樣依靠政治秩序的建立來維護先形成的社會權利等觀點，顯然再度思考，也是大有裨益的。說我想說，便是我多次談及的：西方學者面臨的關乎自身政治傳統危機的問題，是迴歸，是看向東方以解決自身的困境，如今我們似乎也在經歷，那麼，還是那句話，莫要搞特殊的例外論，莫要繼續盲目崇拜，還是在中西曆史比較中，找到差異之上的同一，在觀念之爭中，尋求共識，或許，才能更好解決我們今天的諸多問題。故，好書當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