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塔諾·莫斯卡
作爲意大利保守主義政治學的奠基之作,莫斯卡在《統治階級》中指出,任何社會中都存在着兩個截然對立的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一般由武士、教士、土地貴族、有錢的和有知識的種種團體組成,他們管理國民事務,壟斷國家權力,獨佔各種榮譽。因爲只有這些少數人才有組織能力,而作爲多數的羣衆則處於無組織狀態之中。因此,有組織的少數對無組織的多數的統治支配是不可避免的。在特定的統治階級失勢之後,就會有另一個統治階級來取代他們。事實上,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就是由統治階級與他們的競爭者之間的鬥爭譜寫的。莫斯卡的這一論斷,極大地影響並促成了“精英理論”在西方政治學界的興起。
如果不是翻譯質量不理想,我可以,也很想再讀兩遍。《統治階級》是作者莫斯卡的代表作。它是一部保守主義政治著作,也是從一個側面瞭解馬克思主義的作品。 文本結構上比較不容易把握,或許是作者的展開方式比較特別,但基本上是圍繞着自由主義制度和集權主義制度——具體說,是代議制和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特點對比展開的。 作者認爲不管什麼社會制度,總有兩個最基本的階級構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這其實給了“巴枯寧之問”一個答案。社會主義者宣稱要不惜使用暴力,搗毀一切壓迫者。而社會主義顯然又是有政府的(它只能二選一,要麼有政府,也就是有壓迫者。要麼無政府,那更糟糕。),那麼,就存在統治者。而社會主義中的統治者,甚至比代議制中的更接近於壓迫者這一他們宣稱要毀滅的階級。作者對這一悖論式的現象進一步解釋道,“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掌握計劃分配大權的極少數人,就自然的成了被人們恭維和依附的對象,因爲資源或者說生死都攥在他們手裏。”所以,社會主義不但有壓迫者,而且還是個更強大的壓迫者。那麼,代議制無疑是比社會主義制度要“更不壞”的制度。代議制經過歷史這張篩網的篩選,是我們所知的問題最少的制度。它承認有統治者,但統治者並不是壓迫者,因爲代議制的制度設計是有橫向的權利制衡的,這雖不說能夠充分保證它是沒有問題的,但至少是可以避免赤裸裸的無視規則的壓迫的。至此,我總結了書中最主要的議題。 除此之外,以我不多的閱讀量,模糊的覺得本書應該是當代不少政治哲學、政治學等的“高引用”著作了。比如書中在關於統治集團的劃分上,可能是阿拉斯泰爾的《獨裁者手冊》中“選擇人理論”的借鑑物。也能讀出任建濤的《混搭的承諾》的感覺。所以,我認爲這是一本比較經典的政治學類著作。 除了它的理論全面性,作者的觀察和文字也是很冷靜和全面的,他即解構了共產主義集權制度的不合理性,又爲讀者客觀分析了各家政治理論的合理與荒謬,綜合優劣,作者認爲“最不壞的”,或者說成本最低、安全度較高的代議制是最現實和合理的選擇。 雖然我個人比較喜歡這本書,但依然覺得不夠有理由完全推薦,尤其是那些要整本讀完的朋友。原因在開頭說過,譯本質量確實不能說是好的。書中不通順的語句、錯別字、排版問題都或多或少存在。我是逐字句讀下來的,即便如此,也還不敢說能夠讀懂多數句子。不過,如果想要很好地比較和理解政治制度,這是本繞不開的經典。
人與人之間可以在某些事情造成平等,但無法做到每次都會如此,不同的職業或相同的職業,不同的人,因爲身份,地位,能力各種方面都會產生高低之分,使人做事會出現不平等的現象,以及他人看待自己與人的目光是不平等,帶有輕視的,根據人的身份,能力,或者是職業。 人實際也會不滿足自己的職業,能力,沒有好的家庭,但家庭無法改變,知道能力不足卻不上進的努力,認爲職業不好,也是能力不足,或者是學歷,家庭等,會怪責所在的職業,推卸責任,使自己不存在問題。 當人作爲個體加入一個集體時,人是陌生的,需要慢慢的融入環境,此與家庭環境相同,會慢慢影響一個人內在思想,到外在行爲言語,以及性格,當認爲成爲集體的一部分時刻,就會在分離產生不捨,痛苦,當集體利益受損,因牽涉自身利益,會據理以爭,生氣,此看在仍舊是自己,當有爲集體奉獻而不顧自己的,此存在爲家庭幸福,金錢,所謂的名利而爲的,此方面爲名更多。 人熟悉一個環境,就會習慣,此環境是集體每個人造成的人,需要每個人去維護,此不因習慣,或集體皆做,就去做,需要有獨立的思想,懂得分辨,有些集體都爲的事,造成的產物是不值得人去做的,但人爲融入環境不得而爲之,存在慢慢喜歡上去做,或隨波逐流,只爲迎合。 一個人因爲職業受到攻擊時,人其實對自己職業也存有輕視念頭的,但此刻也會代表集體,對攻擊職業的人進行還擊,造成一個人指責職業不入流的現象,但皆知此職業是他人瞧不起的,此存在多數人,而非個例。 人作爲旁觀者,會對看不起人或職業的人進行指責,當到自己經歷時,也會存在看不起他人的現象,只是作爲旁觀者處於內心保護弱勢而已,當涉及自己,結果截然不同,如似道德,人會希望他人去幫助人,但真正經歷時,很多人也會畏首畏尾,見他人需要幫助,也冷眼旁觀,作爲一個看客,希望旁邊的人幫助一樣,事後或會心安理得,指責他人不助,或心有慚愧。 在集體中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使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對於如何前進,會存在爭議,因一個人的思想無法掌控全局,面面俱到,需要他人的觀點,角度來看待問題,並對面對的事實進行分析,使思想得到統一的一刻,當失敗會動搖人心,集體上的一些人會認爲選擇是錯誤的,並會怪罪一人,而自己確置身事外,當成功會將功歸於一人,就是抉擇者,人們會心有不甘,實際成功,或者失敗都是集體每一個參與的人造成的結果,缺一不可。 人會根據片面的認知否定於人的全部,同時會根據自己認爲,判定人是好是壞,當人爲自私,爲此傷害他人則爲壞人,而人幫助他人,助人爲樂則爲好人,此是一次性的,且是對事的標準,而非評價一個人的。 在父母看來,子女都是好的,可同樣人因爲子女做的事而認爲是壞的,此定義的標準,存有偏見,片面,完全不是立體看待一個人。
翻譯得文筆一般,不知道是原著就如此還是翻譯的問題,校對錯誤可以說每篇都有;但瑕不掩瑜,作者的認知高度和深度還是有相當水準的,雖然觀點未必都認可,還是有不少收穫和感想的。簡單做一梳理: 一、歷史週期律與社會思潮演進 歷史是以下兩種力量:趨向統一與擴張的力量與趨向多樣與分散的力量之間持續鬥爭的舞臺。社會發展並非直線前進,而是呈現出從治世(思潮整合)→ 亂世(思潮紛雜)→ 興世(少數勝出) 的週期性循環。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吸引力會隨週期變化而興衰。 歷史是兩種對立力量的表演;思潮的起落分合與社會治亂興衰週期呈現類似變化(治世一家獨霸,亂世百家爭鳴);文明崩潰往往是因爲發展本身帶來的問題未能解決;社會治亂興衰的週期有時極其漫長,幾代人可能都等不到下一個階段的到來。 二、權力、統治與制度 權力的基礎是利益與暴力,而非道德。良性的權力源於利益均衡的契約,而惡性的權力則源於暴力與欺騙。制度具有歷史慣性,並反作用於社會形態。 統治者的財富源於暴力基礎上的制度掠奪;權力只對其產生者負責(如同道德只對良知負責);集中佔有稀有資源者就會獲取權力;統治者專斷的任性行爲和暴政是自由與法治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暴力恫嚇、欺騙基礎上的權力爲人詬病;體制有巨大歷史慣性,政策方向不因權力人員變更而改變;特有政治模式誕生於特有社會類型,並反作用於後者。 三、階層分化、固化、流動與鬥爭 社會總是傾向於形成階層。階層的分化、固化、極化到再次分化是一個關鍵的社會週期。階層固化(尤其是中間階層萎縮)是社會矛盾的“減壓閥”失效的表現,容易導致劇烈的階級鬥爭。但階級鬥爭史並非歷史的全部,階層間也非總是對立。 階層分層和壓迫具有普遍性;社會不可避免地會階層化(中性),但階層間關係與“德性”相關;中間階層規模的減小意味着社會矛盾減壓閥功能喪失;從政治上脫離下層,到情感上漠視大衆,再到經濟上掠奪大衆,精英階層就是這樣一步步丟掉大衆基礎的,這在中西方歷史週期中反覆上演;“階級”一詞常與生產力水平相關,此處討論的現象用“階層”描述或許更貼切;社會階層各行業存在的德性差的“壞人”對有德性的“好人”的剝奪(個人道德層面),與社會階層固化時腦力爲主的階層對體力爲主階層的“合法”的制度剝奪(社會制度層面),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剝削”。 四、人性、道德與社會環境 人性是複雜且相對穩定的,包含“天使”“魔鬼”兩面。其善惡表現很大程度上受社會環境、經濟條件和個人成長影響。社會文明的先進之處在於包容和釋放人性,而非追求道德上的至善至美。 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個人道德及感受對社會發展方向的影響不及體制政策等宏觀因素突出;公平公正的社會能更多地激發人做出義舉,而惡劣的社會環境往往會誘使或迫使人作惡;社會文明的高度不在於道德感的完美,而在於多維度承認和包容人性、釋放人的天性;任何假定人性善、存在超人美德的政治制度多產生罪惡和腐化。 五、經濟發展與政治的關係 經濟基礎並非決定政治形式的唯一因素,政治對經濟亦有巨大的反作用。政府的宏觀干預是必要的,但官員個人的微觀干預則多有害。統治形式會隨經濟組織方式變化。經濟因素不是導致政治形式變化的唯一原因,這恰恰證明了機械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錯誤;重經濟決定論恰恰是違背了辯證法的、機械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爲國家的某部門,從宏觀上干預經濟是必要的;而作爲官員個人,在微觀上干預經濟多是有害的;經濟領域的效率價值平移至政治領域則是一種災難。 六、文化的功能、差異與融合 文化是民族的內在凝聚力,是制度的副產品,並服務於制度。社會不同階層的文化差異對人的可塑性影響驚人。外來文明的“入侵時打斷”是文明發展史中的必然。 語言背後是深層次的文化共通,是一個民族的內在凝聚力;文化是制度的副產品,服務於制度;社會不同階層(羣體)文化差異對人的可塑性是驚人的,親兄弟因後天生活成長差異,命運會有巨大不同;讀懂了被征服民族的神,也就掌握了統治、融合被征服民族的密碼。 七、宗教、科學與思想的變遷 宗教、技術與國家三者交織纏鬥,共同影響民族未來。宗教產生於需求,其形式隨技術驅動的生產方式變化而演化。科學求真,宗教求安。 宗教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無由消失,技術革新正潛移默化地塑造宗教融入生活的新形式;宗教的祛魅,信仰之空窗,理性之覺醒,敬畏之崩塌,道德之轉向,人性之解放,標誌着一個時代的退場;科學追求真實和功用,宗教提供心安和公約;理想主義的信徒多活在自己以爲的世界,單純的信仰問題遠未解決不同信仰者之間的諸多現實問題,而這些現實問題卻深深影響着一個民族的道德水平。 八、社會治理、政策與領導力 政策的堅定明智執行,其重要性不亞於政策本身。長期穩定的服從源於理性與算計,而非神祕與強迫。成功的領導力需要平衡自由與獨裁(或民主與集中),並提供情緒價值、夢想激情和底線恐懼。 “堅定而明智地執行政策”重要性不亞於政策本身;長久的服從來自理性和算計,建立在神祕和強迫基礎上的威服難以長久;各種現代政治制度主要的優越性,在於它們所承認的在自由原則和獨裁原則之間那種創造性的平衡(民主和集中的平衡);情緒價值、夢想激情和底線恐懼,這三點素質都具備應該就是一個起碼合格的團隊領導了。
140-35。莫斯卡在《統治階級》中指出,任何社會中都存在着兩個截然對立的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一般由武士、教士、土地貴族、有錢的和有知識的種種團體組成,他們管理國民事務,壟斷國家權力,獨佔各種榮譽。因爲只有這些少數人才有組織能力,而作爲多數的羣衆則處於無組織狀態之中。因此,有組織的少數對無組織的多數的統治支配是不可避免的。在特定的統治階級失勢之後,就會有另一個統治階級來取代他們。事實上,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就是由統治階級與他們的競爭者之間的鬥爭譜寫的。莫斯卡的這一論斷,極大地影響並促成了“精英理論”在西方政治學界的興起。
社會事件不僅僅是機會的產物,也不僅僅是某些超自然的全能意志的表現,而是決定人類大衆的恆常心理傾向的結果 如果政治經濟學能夠設法把它的觀察與人們從人類心理的其它領域中所獲得的知識結合起來,它也許能夠取得進一步的並且可能是決定性的進步。 在過去的30或是40年間,有一種企圖以經濟原因作爲基礎解釋人類歷史上所有政治事件的傾向。我們認爲,這種觀點太片面,太狹隘。有些社會或者政治現象(例如,重要宗教的興起和擴張,某些古代民族的復興、某些強有力的軍事君主政體的建立等)無法僅僅用財富分配的變化,或者用資本和勞動之間,或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之間的矛盾來解釋。 人類最持久的傾向之一,是以一些合理的理論或是一些超自然的信仰,證明現有的政府組織形式是正當的。爲社會服務的政治科學,其中,對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仍然被置於人類理智之上,並且因而對政治權力的行使可以從上帝(或者諸神)的意志中找到解釋 這些公式嘗試用單一原因來解釋極端複雜的現象 通常來說,被征服的民族在比他們的征服者較少文明時,他們會採納後者的法律、藝術、文化和宗教,並且最終經常使用征服者的語言。 相似的語言可以使某些民族之間更自由地交流思想和感覺,容易使這些民族在智力和道德上獲得比通常僅僅從血緣關係上得到的更牢固的相似性 模仿性,憑藉這個巨大的心理力量,每一個人都習慣於接納在他生長環境中最流行的觀念、信仰和情感。一個人往往以他所在社會的思考、判斷和信仰方式進行思考、判斷和信仰,這是對人性的觀察所提供的最真實和最持久的事實。 在一種特定環境在某種程度上被確立起來的任何地方,都有一種心理模式,它按照自身的輪廓塑造任何置身其中的個人。 社會類型是社會交流和每一個民族、每一個社會有機體——更不要說每一個種族——註定要生活於其中的歷史情境所決定的 比起那些在時間上和血統上彼此相近的諸民族,已達到大致相似文明階段的民族之間的心理相似性更強 走向文明的更高階段的傾向發揮作用的活力大小,甚至它們被抑制的可能性,要根據它們所處的物理環境——這些複雜的環境可以被稱作機遇——具有多少適宜性,也要根據它們被社會環境、被同樣普遍和恆久的心理傾向所阻礙的程度大小 關於歷史事實,它們的年代越久遠,希望扭曲關於這些事實的利益約束越弱 統治階級總是人數較少,壟斷權力並且享受權力帶來的利益。人數更多的階級,被第一個階級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專斷和強暴的方式所領導和控制 統治階級不同的結構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可以決定不同民族的政治類型及文明程度 少數人正因爲他們人數少才組織起來。一百個人彼此協調地統一行動、互相理解,將勝過不一致的一千個人,因爲這些人將被一個個地對付。前者更容易統一行動、彼此理解,因爲他們是一百個人而不是一千個人。由此可見,政治團體越大,進行統治的少數人所佔比例就越小,而對於被統治的多數人來講,組織起來反對少數人就越困難。 在統治者的構成中,組成他們的個人與被其統治的大衆的素質是不同的,這種素質使得統治者具有一定的物質、知識甚至道德優越性。進行統治的少數人團體的成員通常具有某種品質,不論它們是真的還是看似如此,都在統治者身處的社會中被高度認可,並具有影響力。 最終,如果環境允許,就會發生一個重要的社會變革。財富而不是軍事勇氣成爲統治階級的典型特徵:進行統治的人富有而不是勇敢。 當武鬥被禁止,而以金錢進行鬥爭被許可,更好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被那些擁有更多金錢的人贏得。 在中國也一樣,政府在本質上是以平衡爲基礎組織起來的。學術等級可以讓人擔任官職,這種並不明顯照顧家庭和財富的學術等級考試得到了認可。 富人比窮人更容易獲得那些施加社會影響的其它因素,例如個人聲譽、良好教育、專業技能,及在教會、公共管理機構和軍隊中的較高職位等。富人難免走一條比窮人短的路,更不要說富人避開的經常是最艱鉅、最困難的路。 學問自身也不如對學問的實際應用對公共和國家利益更有政治價值 所被要求的不過是擁有獲得較高文化的機械過程。更容易評估一個候選人可以獲得的技能,即更容易描述一個人或給他定級。 所有的統治階級如果不是在法律上、也都試圖在事實上變成世襲的。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擁有一種物理上的慣性力量,傾向於維持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那一點或狀態。 擔任重要職位的資格——也就是處理重要事務的習慣,和某種程度上的能力——對於那些幼年時就對這些職位有所瞭解的人更容易獲得。即使當被考試和競賽所檢驗的學術等級、科學訓練和特殊技能打開了通往官位的大門,也不排除某些人具有特殊的優勢。許多人沒有相應的聯繫和血族關係,可以把個人立刻送上正確道路,使他能夠避免摸索和過失,而這些人在沒有指導和支持下進入陌生的環境一定會遇到這種摸索和錯誤。 世襲貴族制度經常自誇具有超自然的祖先,或者至少擁有與被統治階級不同的祖先,並且比他們更高貴的血統。即每一個統治階級都傾向於通過某些普遍的道德原則來使他們對權力的運用合法化。 並不總是把他們特有的素質歸因於他們血管中流動的血液,他們更多把這一點歸因於他們非常獨特的成長過程,這種過程使得他們優先於其他人擁有一定的知識和道德修養。 這種貴族階級是完全封閉的,或者人們很難進入他們的集團 知識優越性與繼承關係的聯繫最少。一個聰明人的子女經常只有普通的天賦。 除了教育和經驗給不太蠢笨的人帶來更廣博的見識之外,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保持自然帶給他的智力水平。然而,隨着社會地位和財富的變化,在需求的壓力下,驕傲的人經常變得謙恭,奴性的人變得傲慢,忠實的人變成說謊者。 如果他將要改變一點自己的社會地位,並且保持他的性格,他不得不變得頭腦格外清醒。 任何在社會階梯上的顯著攀登都產生一個轉折點,這一轉折點治療了他舊有的疾病,又創造出他以前沒得過的新疾病來。 當如果一個人可以使用這種隱喻——他們被投入對人類的考驗中,而這種考驗沉重負荷在他們性格深處的情感上時,他們會很快獲得軍事技能 文明的整個歷史可以歸結爲占主導地位的成分獨霸政治權力、並把它傳之子孫的傾向,與舊的勢力解體和新力量出生的傾向之間的衝突 當他們的能力和提供的服務在其生存的社會環境中失去重要性,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衰落 被具有強大的新鮮政治力量的新生社會成分奪走權力。那麼,自然會出現一個變革的階段,或者如果人們喜歡的話,可以稱爲革命階段。某些更富有熱情、更有精力、更無畏或者僅僅是比別人更狡猾的個人,從社會階梯的底部上升到了最頂端的地位。 這些素質和能力是獲得權力和持有它必需的。接着,本質上是保守的勢力終於出現了,這是習慣的力量。許多人順從低下的地位,而某些特權家族或階級的成員逐漸相信他們具有絕對的權利,可以佔據高級地位和發號施令。 人類被分成各種社會集團,每一個都通過自己特有的信仰、情感、習慣和興趣與其它相區別。通過對兄弟關係的意識集合在一起,通過多少是對立的和相互排斥的情感與傾向與其它集團分隔。 因爲歷史的共同性——一種多少世紀在一起的生活、具有同一的或者相似的經驗,它產生了類似的道德和知識習慣、以及類似的情感和記憶。 隱喻,一種形態一旦形成,就會有一個坩鍋把所有加入這個社會中的個人變成一塊合金。不論把這個坩堝叫做暗示、模仿或擬態,或者僅僅簡單地把它叫做教育。一個人總是根據他的生活環境而感受、相信、喜愛和憎恨 共同接受這些宗教之一,提供了緊密的紐帶,可以把不同種族和操不同語言的人們聯繫起來。它使這些人們用共同的和獨特的方式看待道德和生活,而且,不僅如此,它還塑造了共同的政治習俗和私人習慣,這些習俗和習慣獨有的性質形成了一種具有顯著特點的現實社會類型,這些特點如此深遠,以至於無法消除。 中國的上層階級遵循孔子不可知論的實證主義,它與一種形式模糊的有神論沒有明顯的區別。 政治組織必須有自己的法律和道德基礎,統治階級的立場有賴於此。因此,這一基礎必須被建立於民族感情、或者長期的獨立傳統、或者歷史記憶、或者對一個王朝多年的效忠——簡而言之,建立於自己特有的某種東西之上。 中央政權總是通過稅收徵集了相當部分的社會財富,並把它首先用於維持軍事組織,然後供養數量龐大的公職人員。行使公職並從中央政府或者其地方機構接受薪水的官員數量越多,一個社會就越是官僚化。 封建國家就要求位居社會階梯頂層的一個人、或者一些人具有更多活力,更大意義的政治才能。一個有影響力的領導人死去時,一個封建國家自身的權力也走向終結,這種情況總是千真萬確的。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看到生產自身變得官僚化起來。看起來好像非常重要的社會活動領域,諸如許多其它領域一樣,在官僚制度之下運轉不靈,個人利潤看來比任何政府薪金更有效地促進各階級成員投入生產。 我們還有相當有力的證據,表明對財富生產和分配的官僚控制的擴展在總體上是致命的 人類智力進化的三個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實證主義階段 第一因是他的想像、或者對事實膚淺或幻想性的觀察的產物 嚴格的觀察方法闡明自然法則,各種現象遵循這些法則 一個社會在科學上越進步,它給先驗論或者形而上學思維留下的空間就越小,超自然的東西對它影響也越小。 過分簡化並不適合於處理人類心理的科學。人是極爲複雜的動物,充滿矛盾。他的思慮並不總是符合邏輯和前後一致。 處於擴張中的政治組織,幾乎總是期望傳播自己的社會類型,並且經常做到了這一點。 對於俄國農民來說,上帝、沙皇和神聖俄羅斯構成了一種信仰和情感的內在統一,他們從剛一出生就開始浸潤其中,這也是他們在家中學到的要加以崇敬的傳統。
三、典型對照表(是否發生權力調整) 國家/時期 三類衝擊是否存在 權力是否調整 原因簡述 英國19世紀 ✅✅➖ ✅ 工業革命+中產教育崛起→議會改革 俄國1905-17年 ✅✅✅ ✅ 教育+戰爭失敗+新思想 → 沙皇政權崩塌 中國晚清—北洋 ✅✅✅ ❌ 權力結構固守,未建立廣泛代表制度→改革失敗 蘇聯50-80年代 ✅✅➖ ❌ 教育與科技強國,但黨壟斷一切→結構未調整,最終崩盤 韓國1970s-1987 ✅✅✅ ✅ 高教育+美方壓力+社會動員→轉型爲代議制民主 伊朗1979後 ✅✅✅ ✅(類型變) 外來衝擊+新教育精英組織化→政權更替,但走向另種權威體制(伊斯蘭共和國) --- ✅ 結論:三類衝擊 ≠ 必然權力調整,但它們是“調整的源動力” 衝擊本身是“動能”,但真正導致權力結構調整還需要以下轉化機制: 1. 社會動員/表達機制(媒體、政黨、知識界); 2. 制度開放程度(憲政、選舉、地方自治); 3. 統治階層戰略反應(主動改革 vs 鎮壓保守); 4. 是否有組織化的新階級訴求。 因此,可以說: > “三類衝擊是點火器,而不是自動引爆器”。
書籍類型 這是一本政治理論經典,屬於政治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的理論著作,而非通俗讀物。它也是“人文與社會譯叢”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 作者背景 作者:加塔諾·莫斯卡 (Gaetano Mosca, 1858–1941),被譽爲“意大利政治科學之父”。 身份:意大利著名政治社會學家、都靈大學憲法學教授。 經歷:曾長期擔任議員和政府官員(如殖民部次長),兼具學者與政客雙重身份。 地位:與帕雷託等人並稱爲西方“統治精英理論”的開創者。 💡 核心內容 本書的核心是系統地提出了**“統治階級理論”**,其主要觀點包括: 二元結構:任何社會都分爲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 少數統治:統治階級由武士、教士、貴族、富人、知識分子等有組織能力的少數精英構成,他們壟斷國家權力與榮譽。 歷史規律:文明史就是不同統治階級之間不斷鬥爭和更替的歷史。 統治工具:統治階級通過“政治公式”(如君權神授、民主、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來使其統治合法化。 🎯 立場與利益 基本立場:意大利保守主義。他承認階級統治的必然性,對“人民主權”和大衆民主持懷疑態度,主張精英主導的有序政治。 利益代表:主要代表傳統精英階層(貴族、官僚、知識精英等)的利益,爲其統治地位和特權提供理論辯護。 理論關聯:與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經濟決定階級”不同,莫斯卡更強調**“政治階級”**的組織和意識形態能力。 🔍 核心問題與解答 發現了什麼問題? 傳統理論(如“人民主權”)將政治描繪成“多數人統治”,但現實中權力總是由少數精英掌握。莫斯卡認爲,這種“多數統治”的表象掩蓋了“少數永遠統治多數”的真相。 解決了什麼問題? 本書並非提供解決方案,而是構建了一套解釋框架,用以系統地描述和解釋爲何“少數人統治”是任何社會都無法避免的政治鐵律。 🔗 內在邏輯 全書遵循一個清晰的邏輯鏈條: 觀察事實:所有國家都由少數精英實際掌權。 提出公理:人類社會始終存在“有組織少數”對“無組織多數”的統治。 理論構建:將掌權者抽象爲“統治階級”,並分析其構成要素(組織力、資源等)。 合法性分析:解釋統治階級如何通過“政治公式”使其統治看似合理。 歷史論證:通過考察封建、官僚、議會等不同政體,證明其理論的普遍性。 🤔 理論侷限與爭議 精英與大衆關係簡化:過於強調精英的“組織優勢”,相對忽視了大衆通過社會運動、技術變革等方式推動社會變遷的能力。 “政治階級” vs “經濟階級”:將階級主要視爲政治組織,對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分析不足,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 意識形態作用模糊:指出了意識形態的“包裝”功能,但對其如何被生產、傳播和改變的微觀機制分析不夠深入。 保守主義立場:其理論爲既有秩序辯護,對打破不平等的激進變革持謹慎甚至悲觀態度,引發爭議。
Tue 氣溫是29℃ 下午好,秋天來臨肅殺的氣息也瀰漫在空中,這本書我很喜歡,作者有很多真知灼見。 有些時候我也感嘆,時間的黃金窗口期是如此之窄,隨着一代人的離去,後人必定會走上不同的路。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分界線,並不必然由種族、地位或身份背景所決定,而往往取決於誰在“人爲規則”之下成爲受益者。 在每一次博弈中,最初參與規則構建的那批人,往往最符合該規則的設計邏輯;而後來者則多是被規則所帶來的紅利所吸引。 換言之,規則制定者通過設立某種門檻將人羣劃分,而後續進入者則傾向於以該門檻爲上限目標而努力。其結果,是規則本身所代表的質量或標準,逐漸因這種適應性追求而被稀釋。 因此沒有真才實學的人佔據了本不該擁有的位置,以至於其他人被迫陷於一種被信息差所構建的牢獄之中。
莫斯卡《統治階級》,意大利保守主義政治學的奠基之作, 1️⃣太好笑了,小偷和強盜都可以靠這個觀點證明自己的行爲沒問題。“別在意那個冒名者,如果你們忘記了土地不屬於任何人,它的果實屬於所有人,你們就糊塗了。" 2️⃣宗教不能讓大家乖乖聽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博愛信仰。可是自由會帶來秩序混亂、平等與事物的本質相悖,那就只剩下愛國主義來凝聚思想和道德。 3️⃣社會主義宣傳最常見的一個辯解,是階級仇恨不是社會主義學說的產物,而是盛行於社會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自然結果。對此的回答是,社會不平等和不公正總是存在,而階級仇恨在過去是間斷的,或至少從未像今天社會主義者宣傳的這麼強烈。現在要做的事情是在可能的地方慢慢灌輸仇恨? 怎麼去理解政治、階級和變革呢?我現在傾向於德魯克的觀點。《功能社會:德魯克自選集》一書提到:人不能預見未來,不知道自己會去往何方。人唯一可能知道和理解的是從歷史中發展而來的現實社會。因此,人們必須以現有的而不是理想的社會現實和政治現實作爲社會與政治活動的基礎。人類永遠不可能發明完美無缺的制度工具,因此最好使用舊工具而非企圖發明新工具來完成一件理想的工作。
一個非常明顯的社會事實可以解釋這樣的聲明:即每一個統治階級都傾向於通過某些普遍的道德原則來使他們對權力的運用合法化。 俾斯麥曾經說過一句格言,一個人需要一點忠誠才能成爲一個惡棍。 在政治生活中,一代人的錯誤幾乎總是由隨後的一代人付出代價 “太陽之下沒有新東西”這句格言是一個真正的格言;可以說,它包含了一半真理,對於一個格言來說,包含這麼多真理已經相當不少了。大體說來,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類,還會居住在同一個星球上。他們全部至少從他們的角度看到了同樣的實在;他們都經歷了同樣的情感;我們可以想像,他們都思考了同樣的事情。但是人類文明史卻顯示出,每個人以無窮無盡的各種方式評價他看到的各種事物。 不論我們認爲迄今與政治科學領域相關的各種方法或思想體系多麼支離破碎和殘缺不全,對這些方法和體系儘快作出研究仍然是我們的責任。它們中的一些曾經或者仍然不過是對某種類型的政治組織進行哲學、神學或者理性的辯護,這些政治組織幾百年來已經,並且在一些情況下正在人類歷史中發揮重要作用。如同我們現在看到的,人類最持久的傾向之一,是以一些合理的理論或是一些超自然的信仰,證明現有的政府組織形式是正當的。我們相應地就有了一個所謂的爲社會服務的政治科學,其中,對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仍然被置於人類理智之上,並且因而對政治權力的行使可以從上帝(或者諸神)的意志中找到解釋。我們已經擁有了另一種政治科學,它認爲權力是正當的,因爲它是人民意志、或者是組成某個社會的大多數個體意志的自由和自發的表達,我們現在仍然擁有這種政治科學。 因此,所謂的一個種族的天賦並不是如某些人所願意想像的那樣,有什麼預先註定和不可避免的東西。即使承認各種“更高級”的種族——換句話說即那些能夠創造他們自己原創文明的種族——在器官上彼此不同,他們這種器官上差異的總和也無法單獨或者甚至不是主要地決定他們所採納的社會類型。社會類型是社會交流和每一個民族、每一個社會有機體——更不要說每一個種族——註定要生活於其中的歷史情境所決定的。 被清洗掉任何神聖和宗教氣息的專門知識和真正的科學文化,只是在文明高度發達的階段才成爲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並且只有在這時,科學文化才使得擁有它們的人躋身於統治階級之中。但是在這個例子中,學問自身也不如對學問的實際應用對公共和國家利益更有政治價值。有時所有被要求的不過是擁有獲得較高文化的機械過程。這可以被歸因於這一事實,即在這樣的基礎上,更容易確定和估量一個候選人可以獲得的技能,即更容易描述一個人或給他定級。 在表明社會優越性的所有因素中,知識優越性與繼承關係的聯繫最少。一個聰明人的子女經常只有普通的天賦。這就是世襲貴族制從來不能僅僅以知識優越性,而要以他們在總體特徵character和財富上的優勢爲基礎維持統治的原因。 我們把那種指導道德感約束作用的社會機制,稱爲司法防衛(尊敬法律,依法治國)。這些機制並非在所有社會都一樣完善。一個比其它社會有更好的藝術和科學的社會,在這方面可能會明顯地比其它社會差。也可能會是這樣的情況,那些經歷科學和經濟進步的國家,司法防衛變得衰弱,不再高效。 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以比任何現代人更精確的感覺描寫了絕對權力在人身上產生的性格墮落:當一個人擁有處置其同胞血肉的無限權力,當一個人處於可以把任何人降到最低級,他就無法抵制做錯事的慾望。暴行是一種習慣。最後,它變成了一種疾病。世界上最好的人變得野蠻起來,以至於與野獸毫無分別。鮮血使人陶醉,靈魂變得可以接受最異常的事情,而這些能逐漸變成一種娛樂。這種放肆的可能性有時在整個民族中傳染;而蔑視官方劊子手的社會不會蔑視具有無限權力的劊子手。 在其它形式政府中發生的情況,也就是有組織的少數人施加其意志於無組織的大多數人,也完全會在代議體制下發生,並被髮展到極限,不論它們的表現是否完全相反。當我們說選民“選擇”他們的代表時,我們的用語不很精確。事實是,代表使他自己被選民選舉,而且如果這種短語看來太僵硬,太粗糙,不能適用於所有情況,我們還可以把它限定爲代表的朋友們使他被選舉。在選舉中,以及在社會生活的所有其它方面,那些意志堅定、並特別具有道德、知識和物質手段把他們的意志施加給他人的人,領導着其他人,並命令着他們。 這種有組織的少數人是如何圍繞個別候選人或者候選人集團產生的呢?通常是根據財產和稅收因素,根據共同的物質利益,根據家族、階級、宗教、教派或者政黨紐帶。不論這些人是好是壞,毫無疑問,這樣的委員會——民選代表們時而是其工具,時而是其領導人或者老闆——代表着具有相當社會價值和勢力的組織。因此,實際上,代議制度並非產生多數人的政府;它產生了一定的在國家指導下的社會價值,也產生了這樣的事實:許多政治勢力組織了起來,從而對政府施加影響,而它們在一個專制國家中,也就是一個僅被官僚機構所統治的國家中,則遲鈍無力,對政府施加不了影響。 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看待國家的觀點。純粹和單獨從法庭實踐而不是法律的觀點看待政治問題的條法主義傾向,包含了一種嚴重和危險的錯誤。儘管這一錯誤一直妨礙了對這些問題的充分理解,但仍然盛行於我們的時代。在我們看來,國家和社會不存在對立。國家只該被看作社會行使政治職能的一部分。根據這一見解,所有涉及國家的干涉或者不干涉政策的問題,最終都會呈現一個新的方面。現在我們不去詢問國家行爲的限制應該是什麼,而是試圖發現,什麼是最好的政治組織,換句話說,哪一種政治組織能夠使在特定社會具有政治意義的所有成分,得到最好的利用和限定,最好地服從相互控制、服從個人對在其職權範圍內的所做所爲負責的原則。 所有的改革家在內心深處都同意,目的使手段合法化,如果要引導人們,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愚弄他們。因此,在對道德的不斷損害中,他們變成這個樣子,以至於連最敏銳的心理學家都發現很難講出他的誠心到哪裏去了,他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狡詐起來 因爲所有這些原因,一種具有太崇高的道德體系的宗教至多產生那些好的、事實上絕不會受人輕視的結果,這些結果來源於一種人類要實現他自己無力達到的理想而作出的努力。但在實踐中,這種宗教將由於缺少對其謹慎的遵守而消亡。宗教信仰和人類需求之間、被尊奉爲神聖的符合神道的事情和人們做的、實際上必須做的事情之間持續的衝突,構成了永恆的矛盾和不可避免的僞善,它們在許多民族的生活中都會出現,不僅限於基督教民族。 這是人類何等的悲劇!人類原本立志要追求和獲得他們認爲是好的東西,但他們總是找得到屠殺和迫害別人的藉口。他們曾經因爲對《聖經》中的一個教條或一段話的解釋受到屠殺和迫害。接着他們又爲了創建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王國而從事屠殺和迫害。今天他們以別的信條屠殺和迫害,並殘酷地折磨其他人。也許明天他們會以在地球上廢除暴力和不公正的最後痕跡爲名進行屠殺,施加酷刑。 圭西亞迪尼說得好:“理論是一回事,實踐是另一回事,許多人明白前者,卻無法付諸實踐。它也無法幫助人通過實例推理,因爲特定情況下的小變化會帶來結果的巨大歧異。” 有一些學者試圖通過訴諸於歷史來表明,上層階級作爲政治力量的仲裁者使用他們的權力永久剝削勞動階級。他們的假設以及提出這一假設的方式,會導致人們假定多少個世紀以來的人類事件被一個頑強和永久的意志指導,它知道自己想去的方向,機敏地按照目的塑造手段——換句話說,這些事件是受富人持續的和險惡的針對窮人的陰謀所指導。一個平靜和不帶感情的觀察者在研究歷史時立刻看到,具有社會重要性的事件的發生,部分上是由於情感、本能和偏見,它們幾乎總是無意識的,從不思考實際結果;這些事件部分上也是因爲利益,它通常具有某些確定的和間接的目標;最後還會出於人們稱作“機會”的東西。 諾比利—維特萊希曾經寫道:“解決擾亂歐洲和世界之沉睡的謎語的暗號,在財富和幸福之間的區別中被提供出來。”現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有一個無可否認的弱點是,它對人類幸福的概念因而也對社會正義過分地物質化了。首先,社會主義者對人類作了過度的理想化,聲稱人類比實際的樣子更好,把諸多內在於人性中的許多或絕大多數罪惡和弱點歸咎於社會制度。但是接着,當他們相信,或假裝相信財富是快樂不可分的伴侶,而貧困則是苦難的拍擋時,又對其同胞評價過低。閱讀社會主義著作或聆聽社會主義宣傳獲得了這樣的印象,即個人幸福與他口袋的金錢數量成比例。一種這樣的體系可能是革新者手中有用的宣傳工具,這在於它代表了現代社會中的不義比它實際存在的大得多。但是這不符合事實。幸運的是,事情並沒有按照那種方式發生。 這是一種知識訓練的結果,這種訓練使我們時代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把人類歷史看作一個持續的過程,其目標是實現那種現在通常被稱作“進步”的觀念。至於那些集體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盲目相信他們事業命定的、不可避免的和多少迫近的勝利,這已是一個常見的規律,這也是他們巨大的力量源泉,如同對上帝之國即將到來、以及對來世的信仰幫助了早期基督教徒一樣幫助了他們。 官僚機器已經習慣了不斷更迭的部長們變換着的政策,如何能指望它在危險中保持堅定或提供是非分明的和忠誠的服務呢?如何能指望經常變爲投票積極分子的地方官和警官們會這樣呢?人們對實際上被他們的職位所迫使、而不是忠於或真誠地投身於任何原則或任何人的人們能有什麼信心呢?這些人今天被迫與昨天命令他們的人作戰——他不得不當心避免與今天的主人有所牽連,以免成爲明日主人的主要敵人。這是一種訓練走鋼絲藝人的方法,這樣的人在行政生涯的例行工作中可以乾得很好。但是他們既不擁有盲目服從的習慣,也不具有勇氣無畏地採取主動或承擔重大的職責。在那些習慣於妥協和權宜的人中很少有堅定的頭腦和心靈,但是在革命到來的特別時刻,這樣的素質在政府高官中是最爲重要的。我們肯定會發現我們的官僚們缺乏它。 民主制也不會出現其它情況,因爲民主學說盡管貌似科學,實際上卻全然是先驗的。它的前提在最輕微的程度上也不能被事實證明是正當的。絕對的平等在人類社會中絕不存在。政權從來沒有將來也絕不會建立在大多數人的明確首肯上。它過去總是並且將來也總是通過有組織的少數人來實施,他們具有在大衆身上施加他們霸權的方式,儘管這些方式隨着時代而變化。只是社會的明智組織和一系列真正無前例的適宜的歷史環境,使得我們時代統治階級的優勢對人們而言負擔較少,也使得它較少濫用權力。 從來沒有過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情況,特別是如果多數人既窮又無知,而少數人既富有又聰穎時。因此,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只能是人數有限的階級以無產階級名義行使的專政。 一個集體主義國家的統治者把經濟權力堆積到政治權力之上,具有上千種方式分配獎賞和懲罰。如果他沒有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給予自己孩子們一個好的起步,那的確令人奇怪。 家族繼承的現象在道德素質方面更驚人。家庭訓練,特別是那些來自人們出生和成長環境的間接訓練,對道德特徵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久遠的世系在所有時代和所有地方都被讚譽,一個家族有很多代人都能維持高級社會地位這一事實也同樣得到讚譽。這裏有一個深刻的原因。當實踐和運氣都不錯,一個人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爭搶能力、堅定性,特別是毫不猶豫的上升慾望,那麼達到頂峯相對容易。但是在人類事務中,穩定性是人爲的,變化是自然的。要在幾個世紀中,在很多代人中保留先祖獲得的地位,必須保持恆久的警覺、警惕和堅韌的能量,這些有時要通過美德、有時通過幸運、有時確實需要通過謹慎的行爲才做得到。 但是即使這麼說,人們也絕不能忽視這樣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情——也就是,在一個國家經濟產品的分配中,不得不給予政治上進行統治的階級足夠的份額,以保證它能給自己的後代提供長期、精細,因而也是昂貴的教育,並且維持一種體面的生活標準。簡而言之,它必須擁有足夠大的份額,以防止它顯示出對細小的收入、小額的儲蓄和一般意義上的節約措施過分的依戀,而這種節約行爲有時候在同伴眼中比任何壞行爲更會貶低一個人。 如果人們願意更深刻地探討這種情況,他們很容易發現,歷史有記載的國家主要首腦們的最持久和最有效的工作,主要就是通過改善招募統治階級成員的方法、完善其組織機構,來成功地改造統治階級。儘管那樣,這樣一個保留意見可能還是合適的——經常被歸功於偉大統治者的工作實際上是由他們的先行者發起和執行的。 只要允許,每一種道德力量都試圖通過創造歸屬於它的利益基礎來獲得凝聚力。而每一種物質力量都通過依靠知識和道德秩序的某種觀念來使自己正當化。 人們通常都記得,偉大的科學發現,不論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在社會科學領域,都沒有讓其發明人在國家中擔任高官,或把他們捧上財富的頂峯,或提供給他們鍍金陽傘和不可一世的大象;根據印度古代作家的記載,這些東西要恭候世上的強大者。 即使將來人類會被鑄造得類似上帝,但在此之前,世界上絕不會有絕對正義,一個被相當完善地組織起來的社會中,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也只是有一種相對正義。換句話說,總會有一種法律、習慣、規則的總和,它們由公共輿論制訂和實施,隨時代和民族而變化,並且我們稱作的爲卓越性進行的奮鬥——也就是每一個人改善和保持自己社會地位的努力——都要按照它們進行調整。 在19世紀,歐洲文明國家都作出努力,以在政治領域執行上個世紀作爲理想被勾勒出來的方案。這個方案可以被總結成三個基本概念,以三個神奇的詞彙表示:自由、平等和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