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讀本：民族主義（中文版）

先說結論：不推薦（以後都會先說結論以便快速導讀） 1.刻意淡化概念和定義，似乎成了二戰以後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趨勢；追隨着這趨勢，作者選擇以民族主義發展史的方式組織本書內容。這對於習慣了從定義入手學習知識的中國讀者來說，可能會不適應這種敘述方式，簡單地說，就是讀的雲裏霧裏或者讀不下去。（不過這個系列的書都存在“話說一半”的硬傷，沒必要爲此自怨自艾。） 2.不推薦這本書的理由有很多，下述是最重要的一條。 本書作者斯蒂芬•格羅斯比是一位宗教學教授，所以他在寫作的時候更多地着墨於探討宗教對民族主義的影響。 這種方式足夠獨特，足夠新穎；但是問題來了；作爲一部科普入門書，書應該儘量客觀全面，尤其對於這種字數不過4萬字的小書，在稍稍突出幾個重點後應該儘量兼顧各個方面。 所以說，本書與其說是瞭解“民族主義”的入門科普書；倒不如說是一篇探討“宗教與民族主義”的論文。（當然由於我本人才疏學淺，是否存在這這樣一種可能，宗教與民族是不可分離的重要關係。） 而且，即便僅就宗教這個方面來看，本書也挺奇怪的•••••• 本書選擇了波蘭與天主教，以色列與猶太教，斯里蘭卡與原教旨佛教，日本與南傳佛教作爲例子。（我猜測作者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佛教，因爲他選擇了兩個佛教例子。） 這樣雖然沒什麼問題，但是，依我愚見，選例是否有些冷門？在我個人看來，德國與天主教就比波蘭合適，中國與南傳佛教就比日本合適。（受篇幅所限，原因就不展開講了。）當然，這僅是我的一孔之見。 3.作者的主要觀點是“民族是親屬關係的演化”，很明顯，這一觀點絕對受到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推薦直接去讀恩格斯的《傢俬國》，這本19世紀的書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輝。 4.《牛津通識》這套書似乎都有個名不副實的毛病。前一篇的《政治的歷史與邊界》只講了歐洲的。這本《民族主義》也是一樣的毛病，基本只講了民族的產生和古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對近現代影響巨大的民族主義卻蜻蜓點水的寫了幾筆，實在是嚴重失誤。 5.本篇的序言是全書的精華所在。序的作者是吉林大學教授，歷史學者雷頤。他簡明扼要地闡釋了民族主義的定義之後，又按照作者的邏輯將全書梳理了一遍，全序短小精悍。如果你實在想讀這本書又不願意踩雷，把這個序讀了就行了，我覺得這本書最值得讀就是這個序了。

#《牛津通識讀本》之66: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個現代才概括出的概念，卻是人類最古老、久遠的思想、情緒和意識形態，因此才最有力量。民族主義區分“我們”和“他們”，這是一種早在智人部落走出非洲之前就已產生的古老情感。“我們”就是友好的、熟悉的、安全的、可以信賴的，“他們”則是陌生的、危險的、可疑的、不可信任的。這種情感微觀體現就是“不要跟陌生人說話”，宏觀體現就是“民族主義”。 本書討論了什麼是民族；作爲社會關係的民族；母國、父國和祖國；歷史上的民族；民族與宗教；民族與國家等話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種普世宗教削弱了民族主義的影響，我出差去伊斯蘭國家，常聽人說“天下穆斯林不分國家種族、富貴貧賤、地位高低，都是兄弟姐妹”，這就削弱了民族性。以色列攻打哈馬斯，馬上就遭到全世界穆斯林譴責。 十七世紀德意志三十年戰爭後，歐洲國家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一百五十年後，法國大革命徹底激發了法國人的民族主義激情，戰爭由貴族間的有限戰爭擴大爲“全民總體戰”，戰爭規模因此而暴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展到了極致，德意志民族主義走到極端就成了法西斯主義，納粹違反戰爭法，大量屠殺被歸爲“劣等民族”的猶太人和斯拉夫人。人性之惡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堂而皇之施行。 至今我還記得多年前讀博士時發生的一件糗事：一次跟一箇中年英國人聊天，我自稱是一個 nationalist, 對方意味深長的回了句: interesting. 事後很久我纔回過味來，現代英語語境下 nationalist 可實在不是什麼好詞，差不多就是現在網上喊“遙遙領先”的那些人。

民族何以成爲主義 ——讀《民族主義》 20世紀上半葉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無疑與民族主義的惡性膨脹大有關係，二戰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峙，形成了20世紀後半葉的基本國際秩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也成爲兩大主導意識形態。在二戰後這種背景、格局下，民族主義只是兩大陣營、兩大主導意識形態之間的中間地帶，甚至更多地成爲兩大陣營鬥爭的籌碼。隨着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已不復存在，民族主義則突然高漲，成爲對當今世界深有影響和巨大沖擊力的意識形態。 弔詭的是，當今世界的大背景是使世界發生深刻變化的全球化，而與全球化背道而馳甚至堅決反全球化的民族主義卻又大行其道，委實讓人難以理解。難以理解恰恰說明了解、理解的必要，不瞭解、不理解民族主義，就無法深刻了解、理解當今世界。作爲“牛津通識讀本”之一的《民族主義》，便是瞭解、理解民族主義的最佳著作。作者斯蒂芬·格羅斯比是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克萊姆森大學宗教學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古代近東、宗教與民族間關係、希伯來文《聖經》以及社會和政治哲學，是《民族和民族主義》等相關權威刊物的編委。由於作者是這方面的研究權威，所以此書才能深入淺出，由表及裏，歷史敘述與理論闡釋渾然一體。此通識讀本還對各種觀點、學派做了提綱挈領、要而不繁的介紹，既照顧到通識性，又以自己的理論分析框架對一系列史實、事件做了概念化抽象提煉和理論化處理，對百餘年來的有關研究做了切中肯綮的分析評論，深具學術價值。 民族主義雖然是一個現代纔出現的概念，卻是人類最古老、最久遠的思想、情緒和意識形態，因此才最有力量。正如作者指出的，歷史上人類按照不同的標準形成各種各樣的羣體，把“我們”與“他們”區別開來，其中一個標準就是民族。這種標準並非簡單、中性地區分異與己，而是“唯我獨尊”的標準。大約公元前2500年，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就有區分自己與外族人的標準；公元前16世紀，埃及人也有一套這種標準；古代以色列人明確以領土和語言作爲區分標準；古希臘人則認爲非希臘人是野蠻人。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核心是華夏中心論，即天下是以中國爲中心的，其他都是邊緣，而且由邊緣漸成野蠻。夷夏對舉始於西周，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說，嚴夷夏之辨卻始於春秋時期。約至春秋時期，夏和與其相對的狄、夷、蠻、戎、胡等（後簡稱“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開始突破地域範圍，被賦予文化的意義，甚至被賦予一定程度的種族意義，主要用於區別尊卑上下、文明與野蠻、道德與非道德。華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貴、文明、倫理道德；夷則代表偏庶、邊緣、卑下、野蠻、沒有倫理道德，尚未脫離獸性。孔、孟都提出要嚴夷夏之防。先秦到兩漢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奠基時代，其時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說，認爲其文明、文化低劣，以此妖魔化的他者爲鏡像，塑造、形成了自己種族或文化優越、優秀、高尚、高等的形象。以此爲基礎建構的華夷二元對立世界觀，對後世產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直到近代，“嚴夷夏之大防”“只能用夏變夷，不能用夷變夏”，仍然具有強大的力量。 因此，本書的主旨是探究人類如何把自己分隔成爲民族的、各不相同的社會這種趨向。之所以要探究這個問題，是因爲人類在區分異與己的同時，又不能不與他者交往。在全球化時代，這種交往的廣泛性、深入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作者開宗明義：“如果需要考慮人類區分自己的趨向，也必須關注讓人類聯合在一起的那些活動。做不到這一點，只能導致對人類事務中民族重要性的錯誤理解，而對這一重要性的探究恰恰是本書的中心。我們關心的首要問題是：‘民族的存在告訴我們人類怎樣的特性？’但是，什麼是民族？什麼又是民族主義？”如何通過對民族、民族主義的深刻認識而達到人類更好的合作，是這本書的問題意識，這本書其實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探討、研究民族主義，當然要從什麼是民族開始。簡單說，民族是由出身情況決定的，是居住在一個領地內的社羣。領地，當然是這個社羣存在的必要條件。但僅有領地，還不足以形成民族，因爲這個社羣在歷史上是不斷變遷的，是在一個領地內生活並具有一定文化特徵的社羣，如此才能形成民族，或者才能稱之爲民族。相對統一的文化，爲民族提供了穩定性，使其長時間存在。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長期的積澱，因此作者提出了“時間深度”這個概念。所有民族都有關於自己民族形成的神話、傳說、歷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這個民族獨特的集體意識。歷史學家德爾默·布朗有句名言：“民族的形成使神話傳說更像史實，使真實事件更像神話傳說。”同時，在日常生活中，服飾、建築、歌曲、語言、宗教信仰等，與神話、傳說、歷史一樣，都承載着民族這個社會關係何以形成的功用。從觀念上說，民族是一種反映集體自我意識的社會關係。自己的領地與獨特的觀念，是民族的兩個基本元素。也就是說，民族是一種既有時間深度，又有領地界限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建立在現實和想象中持續存在的集體自我意識之上。作者對民族做出這樣的定義：“民族是一個具有親屬關係的社羣，具體地說，是其成員之間由於出生境況相同而形成的關係密切、佔據廣闊領地、有時間深度的社羣。” 作爲一種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比其他意識形態更強調傳統，強調傳統的同質性，強調保持傳統的純潔性。然而歷史說明，傳統並非一成不變，因爲許多傳統本身也是被髮明的，久而久之，這些發明、創新、創造，不知不覺也就成了傳統。 例如，圓筒形的土耳其帽被認爲是土耳其的傳統，已經演變成土耳其的符號。然而，它曾經是反傳統的符號。19世紀30年代，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在軍事改革方面採用歐洲軍事訓練法，聘用了英國海軍軍官爲海軍顧問，聘用普魯士軍官爲陸軍軍事顧問。在行政機構方面，他將傳統的機構改成西方近代的政府各部，特別是設立了外交大臣、內務大臣、財政大臣等官職。爲了表明開放的決心，他命令官員要穿歐式西褲、大禮服和黑皮靴，百姓戴的頭巾也被廢止，規定一律戴一種圓柱形無邊氈帽。這種帽子沒有帽檐，所以宗教禱告時前額照樣可以緊貼地面。顯然，這是一種妥協，但它的推行仍遭到維護傳統者的強烈反對，在國家採取強硬的行政手段後纔開始流行。後來，土耳其的改革派與保守派間的激烈鬥爭一直不斷，曲曲折折，反反覆覆，終在1908年爆發了要求君主專制立憲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最終在凱末爾將軍領導下，於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雖然凱末爾集種種大權於一身，但改革還是遇到了強大的阻力。爲表示改革的決心，凱末爾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傳統的土耳其禮拜帽，而要求戴禮帽、鴨舌帽等各種歐式帽。但近百年來，圓柱形紅色禮拜帽已經成爲神聖的宗教和奧斯曼帝國的象徵，幾乎人人都戴。1925年初，凱末爾發動了對禮拜帽的批判，8月，凱末爾本人頭戴巴拿馬帽到幾個最保守的城鎮視察，表示告別傳統。爲與凱末爾保持一致，政府機關忙向官員發放歐洲式大禮帽。11月，相關部門做出了戴土耳其禮拜帽有罪的規定。這一規定引起了社會上的強烈不滿，在一些地方甚至引發了公開抗議和騷亂，但都被凱末爾鎮壓下去，其中一些人還被處以絞刑。終於有不少人開始戴各種歐式帽，在百姓中最流行的還是鴨舌帽，因爲在做禮拜禱告時可把帽檐朝後戴，前額依舊可以貼在地上。 而中國的“辮子悲劇”，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土耳其的“帽子風波”。清軍入關不久，爲表示自己的“天下已定”，即強令漢族男子改變千百年的束髮傳統而剃髮蓄辮，限定十天之內“盡使薙髮，遵依者爲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責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之制度者，殺無赦！”有的地方限三日剃完，有的則關起城門強迫百姓一日之內全部剃完。清軍到處宣稱“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在頭與發之間，許多人卻是寧願留髮也不願留頭，端得把傳統、民族特性看得比身家性命還重。當清軍佔領南京後，江南不少城鎮“結綵於路，出城迎之”，有的還用黃紙書“大清順民”四字貼於城門。雖然有人組織反抗，但下層百姓參加者並不多。對大多數小老百姓來說，在哪個王朝統治下都是一樣喫飯幹活，一樣交糧納稅。然而，當剃髮令下來後，漸趨平靜的江南又開始騷動起來，下層百姓紛紛參加反清鬥爭。江陰、嘉定百姓的反抗尤其強烈，清軍對這兩處的鎮壓也格外殘酷。在血腥的“嘉定三屠”中，便有幾萬人被殺，全國其他地方因此被殺者難以勝數。經過極其野蠻的屠殺，“遠近始剃髮”，剃髮留辮在血泊中爲漢人接受。 二百年間，蓄辮這原本靠血與火、刀與劍強迫漢人背叛原來束髮傳統而接受的新生事物居然成爲正統，成爲難以撼動的傳統，成爲中國人、中國特色的象徵。反清的太平軍因不剃頭、不留辮而被視爲大逆不道的“發逆”“長毛”。1895年孫中山剪辮易服表示反清革命，也被多數人咒爲叛逆。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以軍政府名義起草《討滿洲檄》，列數清王朝的種種罪惡，其中一條就是：“往時以蓄髮死者，遍於天下，至今受其維繫，使我衣冠禮樂、夷爲牛馬。”革命黨號召百姓剪辮，但許多人依然戀戀不捨，於是革命軍只得在大街小巷強迫行人剪辮子，成爲時代一景。 土耳其的禮拜帽在百年之內就演化成了傳統；中國反束髮傳統的剃髮蓄辮在兩百年之內也演化成了傳統。帽子與辮子終於多年媳婦熬成婆，成爲具有民族特性的傳統、正統，成爲一個民族凝聚共同記憶、價值的象徵符號。顯然，傳統、民族特性等本身也在不斷變化之中，不少傳統、民族特性其實開始也是反傳統、背離原來的民族特性的，是人爲植入之結果。 無數史實證明，幾乎沒有不變的傳統。斯蒂芬·格羅斯比就此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爲什麼傳統的呈現是對各種親屬關係的肯定？或者說爲什麼要利用傳統來建立各種親屬關係，把一羣人和另一羣人分開來？”在對歷史上傳統的變革與維護這種矛盾現象做了深入分析後，他的結論是：在民族關係形成的過程中，“一個遙遠的、常常帶有神話色彩的過去，抑或一個人們認爲史無前例、無從查證的情況，在時間的幫助下又一次把民族關係的獨特性合理化了”。他進一步指出：“強調民族歷史悠久並不意味着真正相信民族的獨特性，這也許只是算計着如何利用民族矛盾。” 斯蒂芬·格羅斯比總結民族主義的特點是：“它相信民族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這種肯定常常導致一種信念，即民族要求不容任何質疑和任何妥協的忠誠。這種關於民族的信念一旦成爲主導，便會危害個體自由。另外，民族主義經常宣稱其他民族是自己民族不共戴天的敵人；它把仇恨植於外來物，無論對方是另一個民族、一個移民，還是一個可能信仰另一種宗教或說不同語言的人。”但是，他也沒有忽視民族主義的多面相。他指出，20世紀給人類帶來深創鉅痛的兩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難辭其咎；但在二戰後反對殖民主義和民族國家紛紛獨立的大潮中，民族主義厥功至偉。民族主義通常被認爲是落後的，但在加拿大和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魁北克、北愛爾蘭的民族分離運動也有不小市場。 他承認，民族問題、民族主義是非常複雜的現象，源遠流長，與現實利益緊密相關，是學者現在遇到的空前棘手的問題。因此，本書的核心內容是考察民族的存在說明了人類怎樣的特性。民族持久性和重要性的一個原因是人類對生存力尤其是人類本源的關注。由此而圍繞本源形成種種關係，其中一種就是民族。爲了生存形成不同的民族，進而發展出民族主義。他強調，不同民族的生存不應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應共生共存。如何做到這一點，他寄希望於良善的政治：“政治的任務不是去否認這些主導人類行爲的不同目的。毫不妥協地維護一種目的，並以犧牲另一種目的爲代價的行爲，只能導致完全着迷於一種意識形態，要麼是民族主義，要麼是宗教激進主義。”“政治的任務是出於對社會集體利益——儘管難免有些模糊——的關心，通過理智地踐行文明美德來對不同目的所要求的不同生活方式做出巧妙的裁決。”

這書介紹民族主義，但旁徵博引或東拉西扯的能力讓聽讀蠻抓狂。 前半部分介紹什麼是民族、母國公國概念及民族主義的一些相關議題，後兩章乾脆就是複雜的宗教、異教神話傳說了，且是東一句、西一段的引用，沒點宗教學、神話學的基礎，看着是費勁的！ 回到本身：民族是什麼？它是一個後起概念，大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樣子。能成爲一個民族，要有同樣的語言和生活空間兩個核心因素，當然，文化、傳統等也很重要！民族主義與全球化其實是矛盾的兩面，也體現了人類“既要也要”的矛盾心理。 民族主義是最容易被煽動的情緒，“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訓仍在，也是很強大的力量（書中講一神教與“英雄烈士”成聖時，講到民族主義情懷甚至超越個人生死，利益更不必說！），而全球化的理想之一（理想結果）就是消滅民族（即民族差異）！可能嗎？我看必須有外星人入侵纔有可能地球成爲一個民族。

我們每個人都活在民族之中，但我卻很少思考羣體的問題。 這本書在這個角度彌補了我的思考不足，從人類種羣的角度分析了民族主義。 人類活着就有許多需求，無論是基礎的生存需求還是上層的精神需求，這些都是原動力，推動着人要活動。 而活動中就會出現協作，當某種協作聚集了一部分人，就建立了他們之間的關係。複雜的活動就推動了複雜的關係，爲了解決其中的糾紛就形成了政治。 漸漸的，這種關聯會跨越生物的代際傳承下去，強有力的載體是語言、神話、宗教和政府，民族主義要求國家的形成，同時國家會反過來保障或者阻礙民族主義的發展。 因爲人類有想象能力，所以纔會形成民族主義，某種超越人與人之間行爲的精神意義在一個個人和一次次交互中傳遞衍生，進而形成了民族。

如作者所言：“本書的核心問題是考察民族的存在說明了人類怎樣的特性。對該問題的探求並不意味着忽略那些學術紛爭——我也是其中的參與者，而是想表明它們不是本書立論的中心。”通識系列讀本只是入門之途，所講也只能泛泛，要深入瞭解【民族】【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等概念及其在社會歷史中的建構發展，還是要讀很多更具體的的文獻。

主要觀點是民族起源於人類在生存目的驅動下在領地內尋求秩序的嘗試。民族主義是僅依賴民族的生存取向，是僅以領地作爲'他者'標準的意識形態。 內容本身有趣，但論述稍顯瑣碎。另外，沒有讀到我想讀的內容。比如，民族如何集體決策，民族之間的合作與博

更多的從什麼不是民族的角度，界定民族的定義，一會很晦澀的論述，一會不斷的舉例子，看的人頭疼，到最後也沒有切題回如今充滿爭議的民族主義。

比較難讀，看完了才明白，這是把一個框架重複思考了5章。 一開始書提出了自己需要討論的2個問題，然後探究了構成民族的這些要素： 民族是社會關係 民族是親屬關係 民族是領地關係 然後，書本從民族的形成、前現代的民族是不是民族的討論、保持民族存在的法律宗教和戰爭、民族是怎麼被分化的，四個維度，重複了一遍上述要素的分析。 有啥啓發呢？沒啥啓發。 感覺最後只得出了一個結論，一種不可名狀的力量建構出了我們的民族概念，然後這一概念揮之不去地干預着我們的思考。 有時我們全球化，買蘋果手機，用亞馬遜雲計算創業，聽耶魯哈佛的公開課；有時我們罵罵咧咧，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要賦予華爲民族英雄色彩的敘事，要入關，內部還搞正黃旗歧視外地人的戲碼。

其實所謂的民族主義也有點狹隘了……生在一片土地上就一定要有歸屬感嗎。或者說對一種文化有歸屬感但是並不是此地出生的人就沒法很好的融入這個民族了嗎？（說到這裏感覺和國際移民又摻雜在一起了）不過民族主義是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總是會結合一些不必要的思維或者說一些不必要的信仰被摻雜進去，很難不會心生排斥。不過越是實力孱弱的地區越喜歡強調民族主義or或者是本來就名不正言不順才更需要個帽子來掩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