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編集：兒童文學小論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兒童》：和盧梭《愛彌兒》相似，尊重兒童天性，順其自然。《新文學》：最感興趣的還是他將文學革命中產生的作品歸爲言志派一類，周作人即言志派代表。

童話部分略看待重讀，重點看了新文學之源流。 言志和載道兩股潮流作爲中國文學的變遷規律，在文學是情感傳達這一本質目的的前提下貫通。在這一規律下，明末桐城派則成爲新文學運動的起源之一，而清朝文學特別是八股文的弊端成爲新文學運動的原因，一拉一推，反對胡適爲推動現實文學革命而做的線性文學史觀。而白話的運用，也就不僅僅是前面所有古文死文學的一大結果，對此的批駁有文字死活區別在於排列次序，而不能抹殺文字本身或者一定合理的表達方式。使用白話文的理由周作人給出了更貼切的入口，言志的必要和思想生活觀點的擴展。 另外讓我收穫匪淺的是關於八股文的認識，周作人有生理和心理無意識闡釋八股文作爲中國文學文化的結晶，漢字本身平仄和偏旁的特點、由對字到門聯長輓聯再到八股文的心理基礎、類似猜燈謎活動的破題的民間文化、戲劇視聽效果的影響使得八股文的形制承載着漢字與衆不同的民族記憶，漢字本身演繹出的微妙藝術遊戲也被包括在內，所以不得不多加重視這一承前啓後的關鍵文體。 增長見識。

祝大朋友和小朋友們節日快樂！         童話是屬於孩子們的，沒有童話的童年是不完整的，我清楚的記得小時候我就喜歡窩在一個小牀上看着安徒生童話，腦子裏幻想着那些故事裏的畫面，多麼美好啊！而現在長大了也喜歡看童話書，看繪本，覺得似乎回到了童年那美好的時光！但也不能只讓孩子們沉浸在童話中，畢竟幻想是幻想，現實終究還是現實，正如麥克林托克說，兒童的想像如被迫壓，他將失了一切的興味，變成枯燥的唯物的人；但如被放縱，又將變成夢想家，他的心力都不中用了。 ​​願我們腳踏實地，努力攀登人生之峯的同時也能保持童心，不忘初心！

讀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乃是周作人在北平輔仁大學的講演，共計五講，分別爲“第一講關於文學之諸問題、第二講中國文學的變遷、第三講清代文學的反動（上）、第四講清代文學的反動（下）、第五講文學革命運動。”附錄兩篇，其一論八股文，其二沈啓無選輯近代散文鈔目錄。講演時間當在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間，其核心便是文學的言志與載道之分。緣由在“小引”裏寫道：“本年三四月間沈兼士先生來叫我到輔仁大學去講演。說話本來非我所長，況且又是學術講演的性質，更使我覺得爲難，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實在也不好推辭，所以硬起頭皮去講了幾次，所講的題目從頭就沒有定好，彷彿只是什麼關於新文學的什麼之類，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來，只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名正則言順，按周作人所說，即是“現在所定的講題是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是想在這題目之下，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源流，經過，和它的意義，據自己所知道所見到的，加以說明。”要說明新文學的源流，自然必須上溯，方知來龍去脈。由此周氏認爲“現在我想從明末的新文學運動說起，看看那時候是什麼情形，中間怎樣經過了清代的反動，又怎樣對這反動起了反動而產生了最近這次的文學革命運動。”周作人很推崇明代的公安派文學，以爲他們“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一句總括的批評就是“清新流麗”。併入骨三分地說：“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卻是反抗的”。周作人從明代入手把握白話文的源流，旨在文學的建設上開一傳統，證明新文學並非無根之物。他將明末的公安竟陵兩派文學，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相對照，“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許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個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地看許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周氏又說“今次的文學運動，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異點無非因爲中間隔了幾百年的時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來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現在的思想則又於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種新近輸入的科學思想罷了。”另外周氏在書中還提及一種觀念，我以爲極是恰當。他說：“影響中國社會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純粹文學，而是道教和通俗文學。因此研究中國文學，更不能置通俗文學於不顧。”這個講演系列出書後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錢鍾書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書評，署名中書君。正好我有華東師大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屬於二十世紀國學叢書之一，編校楊揚。內容與周作人自編集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並無不同，惟附錄多出四篇，乃是編者楊揚添加的四篇評論，作者分別爲中書君（錢鍾書）、佚名、孫福煕、主。這種添加，其實挺好，畢竟讓我們對“該書有更多的瞭解”（編者語）。錢鍾書的書評還是他獨有的風格，於博識裏夾雜着智者的冷嘲。然錢氏最後又說：“最好的批評都是讚譽。以現代人的眼光讀周作人的這本小書，雖然價值仍在，但不會覺得特別震驚，裏面的某些觀念至少對於我來說，並不新鮮。遺忘是不能交易的，多數人只能聊當自己沒有存在過，在人類的記載中找不到自己，只有在上帝的記錄簿中才能找到自己。”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畢竟還是會在歷史裏留下痕跡，憑弔抑或批評，其實已經無關緊要。

“文學只有感情沒有目的”的文學觀，以及“這兩種潮流（按即言志派與載道派）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國的文學史”的文學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