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十年典藏版）

看完這本書，我更深刻的認識到了政治經濟學和市場經濟學是兩個基本上完全不同的學科，我們一直理解的經濟學是純粹客觀的，市場根據規律的變化而調整，並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而政治經濟學則是根據不同的社會中，人的意識形態與社會俗成進行的激烈碰撞。雖然我相信人民史觀，無論是秦皇漢武，還是王安石桑弘羊，他們的面孔後面是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所有的帝王將相都是歷史的奴隸，但是這些奴隸掙脫鎖鏈的舉動，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動盪和挑戰，給後世留下難忘的印象與迴響。 而在中國浩蕩兩千年曆史上，政治經濟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同錢穆所表述，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第二個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着”，而其中對於宣傳儒教，實行科舉，鹽鐵專營等政治制度，以至於平準法，青苗法等經濟舉措，有的時候成爲繁榮的權柄，有的時候成爲崩潰的契機。 所以在改朝換代中，無論什麼王朝，最終都在歷史的車輪裏盤旋：改朝換代帶來資源洗牌，資源洗牌帶來經濟繁榮，經濟繁榮帶來集權控制，集權控制帶來權貴資本，權貴資本掠奪市場，隨後帶來經濟崩潰，民衆起義，隨後又是一個循環。 在市場經濟的角度很容易得出的結論是：因爲中國明清的人均產值沒有增長，所以歷史的鐘擺走到了西方。但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就知道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這些本土的意識形態都無法帶來解決目前經濟問題的能力，當資本主義進入中國的時候就立刻被摧毀了。 但是目前來看，那些被摧毀的碎片又重新拼湊成了歷史的模樣，我們剛經歷了發展的三十年，一方面資本主義本身就蘊含着危機，另一方面鹽鐵專營和權貴資本依然是黑暗中朦朧的巨物。科舉制度開始趨之若鶩，而曾經被破除的四舊，掛着國學的面孔又回來了。 那麼現在歷史進行到哪一刻了呢？曾經馬克思給出了一個清晰的，跳出此種歷史輪迴的選擇，這個意識形態修正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學，但是我們的政治經濟領域裏，是否能夠突破這一困境呢？可以說我並不期待，甚至有些悲觀，也許這是個更大的圈而已。

本書從公元7世紀着墨，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截止，長達2000多年的歷史在曉波老師一筆一劃間滌盪開來。 本書展示了管仲、范蠡、商鞅、桑弘羊、劉晏、王安石、邱𣿰等人在各自朝代中以或強硬、或高效、或片面的解決問題的一些方法，同步也描繪了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發揮的作用。 歷史是個怪圈，每個朝代的更興，都伴隨着幾乎同樣的問題：開局艱辛、能人變法、變法成功則保持繁榮（變法失敗被當權者處置）、幾十或百年後當前社會運轉規則失效、民憤沸騰、羣起反之、朝代覆滅。。。 在閱讀本書時，常常爲漢唐鼎盛時期感到由衷自豪，想穿越回去領略一番，但到明清時受限於當權者的小農思想與固步自封的社會制度，沒能將繁榮延續，又感到十分惋惜！最後閱讀到由英國人的大炮轟開國門，古老的中國被動開放之時，又非常痛心！ 或許真的是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人或者國家，都必須要有兼容幷包的心態，stay curious and keep exploring！

就這麼盪來盪去 >>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歷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歷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 書中細細的拆解整個中國國民經濟模式的發展及演變，以《中國與美國》一書中，拋出的困惑：“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爲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如果說源自根深蒂固的思想，社會階層是長年累積的一種駐紮在人們心中的無形的階層。不如說更像是中國的特色之Guan商經濟。 依附關係或更多的是從屬關係，中間不存在明顯對等。 公器私用，秦相魏冉就開始手把手教你。 研究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和私營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發揮的作用，要把它放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尋找答案。地域環境、文化特色、經濟基礎和政府組織都在互相影響和促進，同時發揮着作用。 1955年國學家錢穆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五講，分別是漢唐宋明清。關鍵詞：集權、抑商。 中國經濟曾經昌榮繁盛再到明清走向閉關鎖國蕭條，而西方正在崛起，從文藝復興到航海大發現再到工業革命。中國逐步落後於西方國家。 >> 政治等級能夠壓倒其他一切等級。每當資本主義利用機遇有所發展時，總是要被極權主義拉回原地。爲了保持壟斷和支配的地位，政權與國有資本集團必然對財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間資本因而不被允許做大，所謂的“抑商”政策從來是出於政治性的要求。 像不像某寶所面臨的情況。 這本書的開篇讀着就很吸引人，是真敢說。細思有味，套用到那裏，都不過時呀。 豬八戒照鏡子，民衆能接受體制所帶來的不公，因爲政Q在維護大多人的利益，而商人階層等於富人階級，演變成另一種異樣族羣，仇富心理蔓延可來得會迅猛得多。貧富差距兩極化是社會動盪的根源，引起社會犯罪率上升等潛在危險。 中國的宏觀經濟和工商文明呈現出早慧而晚熟、先盛而後衰的發展態勢。 中國的高開低走，我們從18世紀中後期錯過了什麼？ ◆ 管仲興齊 >> 管仲興齊，靠的並不是兵戈征伐，司馬遷如此評論他的當國之道：“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也就是說，管仲最擅長的是配置資源，提高效 率，以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秩序。這些特徵無疑很有點“企業家的精神”。 管仲提出了“寓稅於價”的辦法，把稅收隱蔽在商品裏，實行間接徵收，使納稅者看不見、摸不着，在不知不覺中就納了稅，不至於造成心理上的對抗。（間接稅的方式） 作者簡單的七個字“唯官山海爲可耳”。 國家把稅收滲透到民衆生活的各個角落，只要是生活在這裏的人，你以爲你沒有繳稅，實際上你的每一次交換都包括稅收，流轉稅在商品間直到終端消費者。到現在主要的基建民生工程還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石油、天然氣、通訊、公共交通。 國家不製造不生產，本身不產生財富。 管仲用不起眼的紫草和綈布，不戰而屈四國，是中國古代史上罕見的商戰案例。這就是貿易戰的雛形，管仲不光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更是經濟學家。難怪諸葛亮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 ◆ 商父的誕生 >> 管仲去世150年之後，范蠡登場，在國史上，范蠡是第一個以產業模塊的方式規劃國民經濟的人，這當然又比管仲進了一步。 最早的國家宏觀調控，以糧食價格爲例，以價控市。 換言之，他已從現象上意識到，受供求關係的影響，商品的價格會圍繞其價值而上下波動。 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個思想高峰期，人類文明思想大爆發的軸心時代。管仲在齊國、李悝在魏國、范蠡在越國，都進行了影響深遠的經濟變革。 ◆ 秦之商鞅 近期讀完《大秦帝國》再讀到商鞅就倍感親切。 在商鞅的具體變法以及嚴酷實施後，秦國可以說是武力值飆升，經濟也是突飛猛進，實行軍功制，打破氏族的利益，天下壹民的全民熱潮，抓住了最關鍵的時刻把秦打造成完美的戰爭武器。在戰國時期這就是生存的王道。而秦帝國在一統以後，快速的消亡，也是因秦帝國未實現政治與經濟的轉型，時移世易的態勢，壓迫越強反抗越大。 ◆ 武帝和桑弘羊 >> 在《鹽鐵論》中，桑弘羊的經濟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盡致的呈現。或許是商人家庭的背景，也或許是天賦所在，桑弘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工商業看成是“富國之本”的人，這比管仲、范蠡以及白圭等人又進了一步。 他提出“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桑弘羊評傳》的作者晉文也認爲，“桑弘羊經濟思想的最大貢獻就是強調工商富國”。 成爲自古商業模式發展國家第一人。 西漢，國有壟斷滲透到生產領域，國有企業應需而生。當時，國有企業的弊端就已顯現，時過兩千多年，依舊存在。 若說彈性政策，在非常時期行非常之事，當地方割據問題緩解或軍隊休養生息之時，國家應讓利於民，讓經濟發展恢復生機和活力。但要做到這一點對領導人要求非常高要有凌駕於專營的智慧大格局觀，難就難在無法突破自己的思維侷限，在統治時期難以放下的權利與金錢。 公元前81年2月，漢帝國的朝堂之上舉辦了一次關於鹽鐵專營政策的公開辯論會。羣儒一直不敢直面桑弘羊一再提出的那個問題，在對外戰事不斷、國內天災頻繁的時候，如果通過增加稅賦和徭役的辦法來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勢必激發民變，無異於飲鴆止渴，而採取官營工商業和“寓稅於價”的辦法，卻完全可以達到“民不益賦”又增加國庫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嗎？ 時移勢易，在問題面前一味的苛責其“特立獨行”而沒有更好地解決問題之法，不是太過迂腐陳舊？觀念的固化是被傳統儒學思想的影響，就算新儒學也不外乎外儒內法。可惜經濟學的概念出現得太晚，而桑弘羊又出生得太早。 桑弘羊之問，仍然擺在那裏。 ◆ 宋——虛弱的繁榮 北宋名臣包拯曾提到過一種叫作“帶泄”的合股模式，那不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模式嗎？就按包拯是1062年，也比荷蘭東印度公司早上540年。 交子的出現，說明經濟越發達了，沉重的銅錢已經不方便流通或者大額交易了，聰明的人類。 定金制度和期貨貿易開始出現，說明人們的經濟不再滿足於簡單交換，回看整個發展史，從不同幣別到統一幣種再到出現攜帶方便的交子，再到具有契約精神的‘定錢’，商貿經濟的空前發達，也帶動着支付系統的連帶升級。 特立獨行小匡匡（趙匡胤），把國有專營的“圍牆”高高地築壘起來，呈現出一攬子的資源壟斷。開放官員經商，對民間商人進行授權經營。感覺天好黑。 在宋朝當官好爽，士大夫階層的崛起啊，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權力還可以變現“明目張膽”的撈外塊。 從 從“買撲”到 “鈔引”“鹽鈔”成了一種硬通貨——以鹽爲本位的“類貨幣”，是工商經濟發展的一個制度性進步，它使得政府在獲得壟斷性利潤的前提下，開放流通和開採領域，激活了市場的能量，宋代民間工商業的繁榮與此大有關係。 >> 宋史學者姜錫東證明，“鈔引制度之下的鹽商很不自由，政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和控制其批發、運輸、銷售諸環節，從而使鹽商的贏利活動和贏利比率大受限制”。 國有資本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中牢牢地掌握了資源權、定價權和分配權。 ◆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王安石變法，政策執行起來不是這麼理想化，每一環節都想從中受益，青苗法更是中央看指標，把壓力轉移到地方，地方爲完成指標虛報或中飽私囊，市易法更是打破了‘抓大放小’的商品經濟大環境，連細小生意都以市易法管控，與民爭利太明顯。都是民脂民膏。 宋，死命掙扎，然後死得硬硬的。 >> “王安石變法”，與之前的“管仲變法”“商鞅變法”“桑弘羊變法”“王莽變法”乃至“劉晏變法”一脈相連，是歷代治國者在經濟集權政策上的一次大試驗。就如同桑弘羊欣賞商鞅、劉晏鍾情桑弘羊一樣，王安石對桑、劉兩人也十分推崇，他在與司馬光的論戰中認定，用國有專營政策來抑制兼併、均和貧富是古代賢君的治國之正道，後世只有桑、劉“粗合此意”。由此可見，歷代變法延續的是同一邏輯。 ◆ 孤立的大國經濟 從明開始就閉關鎖國，正常的海上貿易變爲海盜模式。作者分析從棉花產業來看，爲何龐大的中國沒有激發出工業革命，因爲大規模的棉製品都是純手工。強大的內需市場，讓我們第一次享受到了‘人口紅利’。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風靡一時的手工業，符合國情的家庭式作坊，全民參與的狂歡競技類比賽。哈哈哈 >> 一個能夠“閉門成市”的國家，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土地之廣袤和糧食之充沛足以養活全體國民，二是人口之衆多足以滿足工商生產的市場供求。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那麼，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強化——而不是減弱——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 當世界各民族開始建立國家時，他們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門前，也站在了歷史的岔路口。之後，大路朝天，各走半邊。 從“油水分離”的社會景象，到權貴經濟的巔峯形成，而這恰恰是在明朝，《明律》是歷代治吏最爲嚴酷的時代，士大夫階層走過了宋，倒在了明初，然後在明中又迅速的崛起。朱元璋氣得棺材板抖。 商業演變成寄生關係，每戶商家都把其看成必然成本。更有甚者一直在做長期人力投資。有點像賭場的買定，離手。大傘下面好乘涼，順便挖個洞。官商經營，幾乎壟斷了整個市場，其它民間小微企業幾乎沒可能扭轉或奮然突起，晉商也好，徽商也罷，都是在整個圈層內活動。這些商號甚至商會表面風光無二，實際從根就上就有先天病竈。 所以纔有了“和珅跌倒，嘉慶喫飽。” 順治皇帝以‘朝貢’一詞，把清廷的自命不凡演繹的淋淋盡致，貿易往來已成未來發展趨勢，以舊時眼光來看，連概念都需協商。 傲慢與偏見，是一個民族狹隘的固步自封之權，也許這就是最後權的表現。 回望歷史，深感痛心泱泱大國因緊閉國門，錯失了多少發展的黃金期，如果還有管仲、桑弘羊，還有西方什麼事，從工業文明的崛起到航海時代的來臨，一個緊閉的門只是用雙手捂住眼睛，耳朵依然聽得清。 ◆ 不可避免的戰爭 數據顯示，從1826年開始，一向出口大於進口的中英貿易出現戲劇性的逆差，1831年到1833年期間，有將近1000萬兩白銀由中國淨流出。 貿易逆差的根源，曾經‘強勢’的茶葉出口變爲不是唯一的選擇，而國內因鴉片氾濫大量進口鴉片導致鉅額白銀流出。 近代屈辱史一方面因官商經營模式下，讓商人的嗅覺嗅到深層經營模式，而伍秉鑑對於怡和洋行的神助攻，無異於叛國。 而作者對其形容“爲商者，心中若無國家，再多的財富無非是壓在身體上的一坨土而已。” “坨”字用得其甚秒。哈哈哈哈 1840年的鴉片戰爭，撕裂開早已滿目瘡痍的傷口，全新時刻世界被精確的劃分。18世紀中後的中國只剩下繁華後的落寞，於國而言整個世界爲之暗淡。 End 2022.03.07 聽說你沒了，來再來走一波。

管仲、范蠡、商鞅、桑弘羊、劉晏、王安石，他們是中國國營制度的奠基人。國營制度本身是一個好制度，將從商人那邊賺到的錢歸入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始終沒有解決兩個問題：個人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和提升生產力發展較慢的弊病。

英雄斬盡舊時龍，萬骨沉沙換世雄，誰料登高執劍後，回眸已是舊時龍。這本書還不錯的會講些真東西 只能說人是極難脫離自己的原生環境的，人也不愛講真話，不愛真實的反饋，推遲相信後人智慧，這幾點在中國人身上尤其明顯！！我接觸過阿拉伯人、猶太人、日本人、巴西各民族混血、黑人、白人等，中國人確實是最聰明的，但和你能不能做正確的事不達成因果關係。 政府必須向服務型考覈性轉型，建立端口數據庫，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而非單一死目標忽視各地實際情況，將民生、醫療、養老、國家信用傳導等指標敘事權民主化監督，外部監管，允許失敗但要溯源才能真正意義上脫離中國歷史週期律，否則永遠都在這裏沉淪，循環往復 現代制度的價值在於：一個可量化、可追蹤、可審計、可糾錯的反饋系統，允許失敗但不允許失敗不可解釋 你可以去預測一個球體的運動，但你無法預測並強制一億顆乃至萬億顆球的不規則運動

隔離第十天，看了部口水電影叫《燒烤大王》，劇情簡單，就是兩家小燒烤店的競爭，一家老店穩如泰山，一家新銳活力全開。電影嘛，自然有誇張成分，但做個生意究竟有多卷，如果我問十個人，大概五個人慷慨激昂，五個人苦笑無語。 吳曉波確實通才，他在各個領域都不算總統山，但都是把好手，在國內能做到的鳳毛麟角。書的框架有點老生常談，觀點也不算新鮮，好在剖得夠深，吳曉波說明了一個問題：工商業不難，但商人難。 古時商人的難，在於階層的鄙視鏈，與政策的不穩定，儒家太清高，用下巴看比自己有錢的人，商人也一直都是不適農業、不識五穀的負面代表，地位低也和小農經濟爲基礎的社會結構有直接關係，農民才靠得住，纔可以創造出價值，用宏觀經濟學來說，商人的生產資料過於有限，他們無法佔據主導地位。 然而西方大航海時代的開啓，使商人的地位有了顛覆性提升，海外掠奪與大範圍通商唱了主旋律，一時間全是資本的力量，商人突然站起來了。 然而，兩千年前全是藍海，現在紅海都變紫了，再加上不穩定的國際形勢與新冠疫情（我認爲這只是個序曲，人類這麼作，後面還有更煩心的），商人再次陷入了困境。任何經濟體都不能按部就班照本宣科去遵守既有規律，因爲“鮮活的人”纔是經濟體的主導，而不是股市，也不是貨幣。 並非唱衰，關卡在前方擺着，有已知的，有未知的，商人的思維必然越來越縝密與保守，那個野蠻生長的風口期即將熄滅，後來創業者將面臨空前壓力。 ​《激盪三十年》《跌蕩一百年》《浩蕩兩千年》/ ​一個懂歷史會寫文章的經濟學家那麼恣意妄爲 從春秋到1840不止兩千年/ 管仲范蠡桑弘羊漢代就定了型/ 早慧的工商業發展遠比不上集權的速度/ 發展的緩慢源於王朝的傲慢/ 萬曆開始東西方劃清界限/ 今天本應是商人最好的時代/ 因爲疫情卻又增加了變數/ 中國人的財富觀念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如何投資健康/ 如何經營心靈/ 又一次擺在檯面之上/ ​

繼《激盪三十年》和《跌蕩一百年》後，讀完了吳曉波的《浩蕩兩千年》，作者通過對中國兩千年商業經濟的回望，以及國家經濟政策制度層面，來探索中國的商業和政治之間密不可分、無法切割的血脈關聯，從各個不同朝代的經濟、社會、政治關係的角度給予了深刻地解讀與梳理，發人深省！ 正如吳曉波所說，“我所有的寫作都是爲了回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在整個創作過程中，關於歷史的敘述和追問，始終攜帶着我對自己所處這個時代的期望、不安和恐懼”。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歷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歷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準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 “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費正清寫道：“中國商人階級爲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在兩千年中國商業經濟的跌宕起伏中，無數位商人一次次地站在歷史的舞臺上，長袖善舞、叱詫風雲，可最終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成了中國集權政治的殉葬品。 無論怎樣改朝換代，中國商業經濟制度在本質上並未見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這讓人不禁聯想起李約瑟的經典難題：“爲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

吳曉波的書文字順達、簡練，非常易於閱讀。本書以宏大的歷史視野和雄厚的筆力，由春秋時期的“管仲變法”開始，及至當代改革開放，敘述了兩千七百多年的歷代經濟變革和工商變遷。 在這兩千多年的時間裏，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爲發達的國家。管仲變法劃分了士農工商，這使中國成爲全世界最早進行專業化分工的國家。然而，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凌，成爲“東亞病夫”。在經歷百年跌蕩之後，中國經濟再度崛起，在二十一世紀初，重回強國之列。 我們今天所身處的商業年代，其變化迭代的速度顯然比德魯克時代更加的快速和令人產生陌生感，如果你不是以一種積極的姿態介入其中，很難發現真正的變化。 我們如何去適應這個社會，如何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中提高自己，想必是每個人思考的問題。

總的來講，本書優缺點明顯。 全書閱讀完畢，吳曉波強烈支持自由市場經濟，不樂見帶有集權性質的計劃經濟或者國家主義經濟，偏偏自商鞅變法至晚清，“重農抑商”幾乎貫徹到底，僅有唐宋元時期有所鬆動，至此，吳曉波認爲的“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中國的這一部企業史，歸根結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就也成立了，在此基礎上商人的財富來也忽忽去也忽忽，商人的命運瞬間大起大落也成爲必然。 吳曉波列舉了很多例子，引用了無數史料，一再證明，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中國缺乏法治建設，缺乏契約精神，皇權肆意掠奪私有財產，因此難以產生現代商業，現代商人。 明清時期君主專制走到頂峯，小農經濟依然主導，無法走向現代化，反而在穩定中進一步趨於封閉落後，從領先世界到落伍於世界潮流，令人扼腕嘆息。 本書不足之處，第一，吳曉波寫企業史還可以，涉及到專業的歷史就容易自創“歷史”，出現了一些知識性錯誤，好在本書的讀者具備一定的素養，不厭其煩地劃線更正，這裏不貼出來了。第二，本書主要是羅列現象，較少涉及到對本質問題的分析，淺嘗輒止。

從春秋戰國的商業萌芽到明清時期的商幫興衰，書中詳細探討了各個歷史階段的經濟政策、商人地位以及政商博弈的動態。 通過對管仲、范蠡、商鞅等歷史人物的改革實踐，分析了經濟思想的演變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書中也關注了隋唐宋元時期的經濟繁榮、創新以及對外交流的擴展，展示了這一時期的輝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