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小虎
本書對1799年以前傳入日本的中國繪畫進行了初步的調查,從文人畫在中國的發展和在日本的接受與轉化,探討日本南畫的形成。書中把南畫的最初階段界定在1661年至1799年之間,在這一百多年中,很多新的中國藝術元素傳入日本,日本藝術家以獨特的立場進行拒絕和選取,巧妙轉化成日本的表現樣式,最終形成典型的南畫,從而融入了日本的文化範疇。中國文人畫以中斷、零碎的樣態呈現於日本,不僅影響了日本的收藏、對中國作品的品評與水墨畫後來的發展,還形塑了日本對中國文人畫之歷史與形式的獨特觀點。在探究南畫形成的同時,我們也有必要重新評估中國文人畫的內部發展。
日本對外來文化的內化過程,有個重要卻鮮少人注意的層面,那就是和中國人相比,日本人吸收外國文化元素時,展現出高度的選擇性與獨立性。並不盲目追隨中國的論述。在日本的重新包裝與展示下,根本改變了原本的美學脈絡與訴求。 比如郎世寧(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爲乾隆宮廷繪製的花、樹、動物與風景爲例,使用的是中國宮廷風格與中國材料,卻完全無法讓人“感覺”中國味。何以如此?因爲繪畫就像唱歌、寫作、舞蹈或烹飪一樣,是個人對生活所反應的衆多表現之一,帶着個人最內在意識的印記。
其實挺有意思的。作者所用心力尤深,但或許正因如此,一旦脫離其題設框架(梳理日本接受過程,以此反觀國內繪畫史關於筆墨價值的建構),讀者便會立刻迷失在紛繁材料聯繫與作者豐富的判斷之中。這很難是個誇獎。如果要指出驅動該框架的問題意識來源,則蘇軾開創“以社會性詞彙來分類繪畫”傳統,而桑山玉洲沿用literati或scholar painting,顯然天真,掩蓋了idealist painting問題之複雜微妙。然而這個問題本身並非閉合的問題結構,作者繼而旁徵博引,不加提醒地輾轉於文獻與基於自己鑑定方法的價值立場之間,最終令本書成色怪異。例如筆墨行爲顯然只是基礎預設;再如表明日本藝術家“臨摹外在因素”時,“所經歷的是一個具有高度選擇性的過程”,其中相當一部分東西應來自於高居翰。只是作者太擅長由己及人。
見解獨特,觀點新穎,簡單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