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門：梅里美中短篇小說選（譯文名著精選）

衝着《卡門》而來，卻一篇接着一篇都讀完了。梅里美是十九世紀的作家，但他創造的女性形象在二十一世紀似乎也是獨樹一幟的。不論是《卡門》中的卡門、《科隆芭》中的科隆芭還是《雙重誤》中的朱莉，她們聰明、充滿智慧，或是追求自由、或是追求真相、或是追求愛情，每一位都是勇氣和獨立的代名詞。如果讓一些老封建來讀，恐怕都要認爲她們是“惡女”了罷，但正是因爲這種無法被規勸的真實，才讓梅里美筆下的人物形象充滿張力，超越了傳統的簡單的“紅顏禍水”套路。 也許是囿於時代觀念的限制，梅里美創造的女性形象都必須擁有美貌（在《卡門》與《維納斯》中，美貌成爲了一種毀滅的力量），但瑕不掩瑜，無論是從情節的設計還是形象的塑造，梅里美的小說都蠻有戲劇感。比如在《卡門》中，整個故事的時間跨度其實只有短短數月，但緊促的情節安排卻讓我在閱讀時產生了故事已經持續數年的錯覺——梅里美對空間的安排也導致了戲劇感和這種時間錯覺的產生。《卡門》的故事主要發生在洞穴、街道、山林等等場景，這些完全不同的場景服務着情節交替重現，以跳躍的形式相連，也映射出着反覆無常的衝突與（卡門的）情感。同時，梅里美小說中的敘述者似乎往往是考古學家或者探險家這種“雲遊四海”的“遊俠”，以一種外層敘事使戲劇感更加強烈（一種說書人的感覺？）。另外，梅里美對情節被一步步推向高潮時的環境佈置和衝突設計隱隱有一種對暴力美學的鐘愛，這大概是浪漫主義對梅里美的影響。【突然想到，個人認爲這本小說選中情節最精彩的一篇其實是《費徳裏哥》——那個招待耶穌的賭徒】 但僅憑暴力美學的衝突就把梅里美歸爲浪漫主義風格作家恐怕是爲時尚早（疊個甲，其實我也沒查關於梅里美的資料，僅憑我對他的一丟丟了解，根本不知道批評家們對他的界定與看法，僅僅是印象裏比才根據梅里美小說改編的同名歌劇《卡門》是經典的浪漫主義藝術作品才拋出這句話），我們其實可以很明顯地讀出梅里美對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無論是對奴隸貿易的諷刺、對民風民俗的精確描寫還是對當時社會結構的真實記述，甚至還有對當時的殖民經濟與婚戀觀的剖析——他在充滿浪漫主義氣息的異國情調的故事肌體上切開精準切口，把19世紀中期歐洲的神經與血管暴露在我們的面前。

不止一次讀《卡門》，當初因爲它名聞遐邇，後來每次重讀總能品出更豐富更細膩的味道。猜想歌劇《卡門》在語言、表情、動作等方面一定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稍遜的就是心理活動。卡門真實，崇尚自由，愛恨分明，不裝、不湊合，短暫一生，活得精彩、活出了自我，痛快哉。 梅里美長於短篇，眼光犀利，作品上乘，內涵深刻，精準地把握人性、社會性，耐人尋味，需要思量和推理。本書中的部分篇章，如《伊爾城的維納斯像》就沒有讀明白，天資不夠，也是遺憾。

很認真地讀完了這本小說選集，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這本書可以看成是一本歐洲各國風土人情的精華集，也可以說是法國及周邊國家一些傳說故事的精煉之作，還可以作爲對十九世紀西方上流社會花花公子放蕩行爲別緻的批判，總之讀完只想說兩個字——很絕！ 譯本序中提到:“就對古代文化的精湛修養層面而言，梅里美在十九世紀的法國作家中，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人物。”能夠在某一方面獨佔鰲頭的作家一定有他的過人之處。一八三四年五月，梅里美被任命爲歷史文物總督察官，在發掘、整理和保存法國古代文物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樣一位具有深厚的歷史學、考古學功底又兼具精練的語言文字功力的作者，相信他的作品一定不會令人失望。對我來說，喜歡他不進行道德批判的類似講故事的敘事風格，輕鬆、詼諧、直白，有令人難忘的警世之語，更有入木三分的場景描寫。這本書共9個故事，主要推薦: 《科隆芭》——一位兼具美貌和智慧的年輕女子挑戰仇人的家族勢力，最終在不影響世俗規則的前提下借兄長之手爲父親報仇的故事，大快人心！ 《費德里哥》——一位不想保持虔誠和持戒的賭徒通過滿足耶穌基督許給自己的三個願望，度過了完美的塵世生活並最終帶領十二個賭徒朋友進入天堂的故事，太妙！ 《雙重誤》——通過這個故事你會知道兩三百年前的歐洲上流社會雖然並不像中國一樣允許三妻四妾，但他們已經將情人這個角色的作用挖掘到了極致，締結婚姻門第、身份、金錢超越一切！ 《煉獄裏的靈魂》——見仁見智，我比較喜歡它巨大的轉折性帶來的衝擊感，魔鬼與天使存在於一人的身上並非不可能，但不打算推薦給每位書友😄 至於本書的標題之作《卡門》，真心覺得她的結局並不無辜。人生沒有絕對的自由，只有在遵守一定規則的前提下擁有的更大的自由。而劇烈的衝突必然會導致反噬，以此自勉！

如此迷人的死本能。最後一篇結局看得人胸悶。人應該死不悔改，看到地獄的可怕，仍然義無反顧地下地獄，投入魔鬼的懷抱。主人公唐璜的秉性比同篇的特蕾莎、他的胡作非爲的同學，以及第一篇的卡門差太多了。做了過於下作的事情，就已經喪失了懺悔的資格，是不可以行懺悔之事，挽回自己的名聲，祈求得到原諒，甚至進入天堂的。唯有死不悔改，永披仇恨，被萬人憎惡唾棄，筆直墜入地獄纔是真正的救贖。本篇唐璜本來做下作的事已經讓人看不起了，末尾還成了該死的懦夫，企圖躲入上帝的羽翼之下，讓人雙倍鄙視。請你們站着享樂，站着作惡，站着死，好嗎？

優秀的作品會寫生命是怎樣結束的，寫了生命結束的作品一般都會有一席之地，因爲生命的寶貴與脆弱我們多數人終其一生都難以真正意識到。

《卡門》作爲一部中篇，情節緊湊，人物性格躍然紙上，這些優點自不待言。這篇評論是從精神分析角度對書中兩個主要人物（卡門和堂·約翰）的解讀。 儘管精神分析的興起遲於梅里美的創作生涯，我們仍然可以用一種類精神分析的模型（與其說是弗洛伊德式的，不如說是後-黑格爾式的）去考察這兩個人物的慾望的衝突、以及這種衝突是如何塑造作品的敘事時間的。 堂·約翰雖然最終成了一個暴徒，但這個人本性上喜歡循規蹈矩，有非常強的對服從命令的偏執。這是一個受機械化的道德和政治權力關係所規訓的人，他的許多活動的目的就在於將生活中的不穩定因素還原爲義務-律法框架中現成可用的東西。他的慾望中最悲劇性的一項，不在於對卡門的愛，而在於對卡門的獨佔，而且是以一種“去美洲過規矩日子”的無聊方式獨佔。如果說愛尚且可以僅僅是兩個人之間的事，那麼獨佔涉及的則是一整套的道德契約——正是後者使卡門難以忍受。 梅里美對卡門的描繪，自然有臉譜化的地方（當然，其膾炙人口很大程度上也歸功於以一種創造性的方式臉譜化）。波西米亞人的民族身份與她的個性在有一點上高度融合，那就是一方面蔑視堂·約翰所難以忘懷的社會秩序，一方面又高度關心身邊的建立了信賴關係的人。她展現的東西也許可稱作前道德的倫理（ethics before morality），而她對堂·約翰的愛應當放在這一框架中去考量。她的愛是出於對堂·約翰之奉獻的回報，這種回報完全容不得等價交換的成分——套用保羅·利科的話，卡門只識得過分豐盈的邏輯（logic of superabundance）而無法容忍等價的邏輯（logic of equivalence）。因此，熄滅她的愛的，恰恰是她的“金絲雀”（堂·約翰）試圖用一些條件交換她的忠貞的企圖。直觀地看，卡門的拒絕、乃至面對死亡時的不屈，是因爲她對自由的珍視；但這種自由其實並非那種隨心所欲的抽象自由，而更在於對當下遇見的人（儘管其中許多是社會的邊緣人物）的信賴、乃至一種希臘式的對命運的信賴。 卡門這個形象之所以膾炙人口，是因爲她身上展現出了女性的主體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前-主體性。法國的整個“古典”時期（絕對君主制時期）對女性的想象都在於將她變成男性慾望的延伸，變成某種缺乏自我意志的身體（例如我們在芭蕾中看到的）。然而，這種邏輯推到極限，女性就會徹底變成物，而物是沒有慾望的，沒有慾望者不可能是愛的恰當參與者。於是，卡門的形象就成了一種矯枉過正：她在男人的世界裏似乎比男人更自由；她將花彈到堂·約翰眉心的動作明顯是一個精神分析意義上的菲洛斯（phallus）隱喻。與她相比，堂·約翰的服從氣質和對靜止的嚮往反倒更顯得有傳統意義上的女性氣質。這種對性別身份的倒轉製造了小說事件扣人心絃的節律。 然而，卡門的主體性並非徹底的主體性。她在男人的世界中游刃有餘的方式，不是自己產生權力，而是利用男人的權力，將其轉向，以便爲她所用。正是這一點與堂·約翰的獨佔欲水火不容。相應地，當男人在卡門的誘惑下主動做出某些越軌行爲並因此遭到報應時，他們又自欺地相信自己是身不由己，將一切的罪責歸給卡門這個“禍水”。我們知道，對女性的污名化向來如此；這裏有趣的是，這種污名化終究還是因爲女性並非權力的產生者，而只是搬運者。男人雖受無常慾望的驅策，到了道德化的時候卻又能夠順暢地收回在慾望中臨時讓渡出的權力。歷史和時間站在男人這邊。 小說的主題耐人尋味，但小說的寫法還有進一步打磨的空間。尤其是在那樣一些“真理時刻”，梅里美的筆力顯得單薄。同樣的場景，換作托爾斯泰來寫，完全兩樣。

讀了《卡門》篇，這篇顛覆了傳統的乖乖女愛上壞男孩的敘事，獄警愛上了自由不羈的卡門，一步步淪陷。 最打動我的是卡門對於自由的追求，“作爲我的羅姆，你有權殺死你的羅密，但是卡門永遠是自由的，她生來是加里，死了也是加里。”我不由聯想到現在好多女性的處境，在傳統視角里，女性總被拿來當做誰誰的附庸，總是做了許多委屈自己的事情，而卡門卻堅定做自己，爲自由願意付出一切，這便是卡門身上最閃耀的點，也引來了我對自己的思考，我希望自己也能永遠獨立思考，不爲滿足別人而去委屈自己的靈魂。

讀着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想每個人都會和唐·約瑟一樣，對嘉爾曼愛恨交加，欲罷不能。嘉爾曼精明狡黠，放蕩不羈，這是屬於那個四處流浪、居無定所的吉普賽種族所特有的性格和氣質，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特徵，一種如鴉片般誘人的異國情調、萬種風情，足以令人色授魂與。 嘉爾曼並不受縛於任何道德和倫理規範，法律對她更是無可奈何，她隨心所欲，精力充沛，熾烈張揚，高唱自由之歌，併爲之毅然赴死。在她身上彷彿有那個亂世佳人斯嘉麗的影子，但嘉爾曼遠比後者邪惡得多，似乎只有喬叟的巴思婦人和莎士比亞的福斯塔夫伯爵纔可堪比擬。誰都會承認嘉爾曼夠格兒做撒旦的侍女，她放浪形骸、誨淫誨盜的生活實在叫人難忘，而她的膽識和手段更使人驚駭。 在嘉爾曼身上體現的是一種自然的、原始的、甚至野蠻的美與慾望，意志與激情，它們不爲現代文明所規訓，也註定要在現代文明的擠壓下走向毀滅。梅里美在嘉爾曼那原始的野性之美中灌注了獨特的審美內涵和精神價值，它作爲現代文明的對立體、受害者，以其自由、鮮活的生命力，反映着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規範的腐朽、嚴苛和虛僞。 唐的身上體現出一種逾越常情的癡迷/執念（obsession），這種迷戀如火焰一般浪漫熾熱，卻同時具有強大的侵略性和破壞力，必將自毀毀人。唐的性格中帶有強烈的矛盾性和複雜性，他是理性和激情的綜合，他有着強烈的愛慾和佔有慾，並具備爲之赴湯蹈火的覺悟和勇氣，卻又無法擺脫貴族的、軍人的法則，渴望安定的生活。他的矛盾性與嘉爾曼追求自由、無視道德的個性註定無法長久共存，也預示着悲劇的結局。 小說主要着墨在唐·約瑟和嘉爾曼的愛情悲劇上，但我讀完之後卻念茲在茲於敘事主人公“我”。作爲一名考古學家，“我”在一開始就顯示出一位知識分子的涵養，令人感動的是“我”的一顆善良、正直的心，處處閃爍着人性的光輝。我認爲正是在這一人物身上，這一在小說情節中只起導引作用的敘述者身上，梅里美傾注了他現實主義的筆墨和精神，“我”性格友善溫和，全然不如唐·約瑟那個被愛衝昏頭腦了的傢伙一般莽撞偏執，也與嘉爾曼不自由、毋寧死的極端主義毫無瓜葛。 “我”的每一個選擇，每一個心理活動，我都彷彿感覺是自己在進行選擇和思考，因爲它們是如此合情合理，充滿着人性化色彩。鮮少有讀者會在嘉爾曼或是唐·約瑟身上找到認同，但面對“我”，每一個讀者都會或多或少地感到親切，感到身不由己的體認。面對一個人物形象，讀者或憎惡貶斥，或驚駭悚慄，或欽佩讚美，或憐惜飲泣，或兼而有之，這往往是因爲我們缺乏他們身上的那些特質的緣故。能使讀者感到親切和體認的作者畢竟不多，如果說陀氏筆下的人物使人看到了自己內心的陰暗和齷齪，那“我”就是讓讀者看到自己的善的存在，那自然的、現實的、不加誇飾或扭曲的善。 我想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我”並不進行任何道德審判和說教，這是一種完全客觀中立的自然主義式描寫。“我”雖然選擇信任和幫助唐·約瑟，但對於嚮導爲了一己私利而檢舉揭發的行爲，“我”沒有表露任何鄙夷、嘲謔或中傷。在勸說無用之後，“我”能做的，只是盡己所能，從當下的兩難境地中求得最好的結果。一方面“我”冒法律之大不韙，私下放走了唐，另一方面也爲嚮導文過飾非，懇請原諒，並在分別時給嚮導一筆豐厚的補償。 後來“我”發現自己丟了表，卻不願追究，按下不提，這也許並不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量，而有某種希望避而不見的尷尬和不願興師動衆的優柔在內。作者巧妙地在此處留了白，正如之後或之前的許多地方一樣，所有動機隱而不彰，我們不能確知“我”的真實的心理活動，但卻是“此時無聲勝有聲”，因爲讀者已然能感受到他的內心，也隱隱明白他的選擇和行爲。而人的情緒和思想是如此複雜，永遠說不清道不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因此不如不說，徒留讀者自行體會。 當“我”不得不去看望即將受刑的約瑟時，“我”幾乎是沒有理由地選擇幫助這個交情甚淺的人，一如“我”在一開始就義無反顧地選擇信任他一樣。此時作者同樣沒有道破“我”的動機，但我們都能猜測到這舉動中所包含的對將死之人的同情，死亡面前一切干戈和不快都冰釋前嫌，即便交惡的人也能和好如初，遑論“我”和唐之間那小小的尷尬。 儘管受到了頂撞，遷怒，欺騙，“我”從始至終也沒有怪罪過任何一個人，而似乎只是依照自己的行爲準則做事，不論得失功過。在“我”身上，每個人都能看到自己，在處於兩難的境地時，爲恪守心中的道德準則所做出的種種選擇。此時社會的道德規範失去效力，我們的行爲更多出於心中的原則和準繩，出於真誠和良知。我們也會和“我”一樣陷入矛盾與煩擾，感到愧疚，從而做出彌補，力圖使兩難成爲兩全，一個所有人都不受到傷害、至少是將傷害最小化的境地，在那裏沒有人是不義的，因爲每個人都只是出於個人的苦衷和立場做出選擇，而我們周折其中，博取轉圜與和平，即使維繫這種和平需要損耗自己的利益，也仍甘之如飴。 同樣地，在嘉爾曼與唐的故事中，無論是前者的放蕩邪惡，還是後者的極端和自私，作者都沒有對他們進行道德上的審判，他始終站在一箇中立的、外在的位置，關照着每一個人行爲背後的動機和原因，也體諒着他們的抉擇。故事中沒有壞人，只有受到不同的社會文化、生活習俗影響而做出不同選擇的人。他們或主動或被迫地承擔着個人選擇的後果，並最終走向宿命的結局。

推薦值不至於只有74％。 我看到很多書友，包括自己身邊的一些朋友，對於此作的敘述手法小有詬病，認爲敘事方式並不高明，“看完了之後我還不清楚‘我’有什麼用。” “我”自然是有用的，創造敘事視角，展開故事情節，這是表面的。 另一方面來看，“我”奠定的是全作現實主義的整體基調。從“我”一開始的創作動機即“研究歷史”，再到根據“我”的視角展開一系列對於西班牙民族歷史、本土文化的說明——包括整個第四章都是對吉普賽民族文化的講述與分析，可以說，“我”爲這段獨特的愛情故事完善了具象的、實際的、時代性的大背景。 梅里美是浪漫的現實主義作家，是學者，而不是空想的藝術家。“我”也可以理解爲是作家本人的意識，是的，他追求、珍惜、欣賞着浪漫自由的追求，但他需要制約着浪漫主義情感的洋溢，轉向對階級、對思想碰撞的思考。 “我”做到了，“我”的出現完美的解決了創作準備階段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立，讓卡門的故事成爲了昭昭歷史之中的一段談資，使“浪漫主義”被控制爲“浪漫主義色彩”。 浪漫主義爲什麼在式微之後卻依然在百年來始終在讀者的心中亮着光芒？正是因爲諸如《卡門》的作品，爲浪漫主義的原始激情提供了再次呈現的可能。我負責現實，你負責浪漫，於是浪漫主義逐漸遠去，但浪漫的藝術象徵如衆星般熠熠。 此作敘述手法不討喜的另一個原因，其實是梅里美似乎在刻意突出這份浪漫，第四章的補充作用難以說服部分讀者，在他們看來，卡門人物形象的產生頗有種“橫空出世”之感。 以現實表現浪漫，主要是兩種手法，即“對比”與“融合”，此作爲前者。至於後者，也就是能讓那部分讀友更容易get到巧妙之處的手法，也在19th後十分常見。感興趣的隊友可以去看看《了不起的蓋茨比》，這兩部作品將兩種手法的對比性展現的十分明顯。

《卡門》發表時，資產階級已經登上歷史舞臺，大革命所留下的血痕已經成爲歷史的一筆。正如馬克思思想所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隨着生產關係的變化，人們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改變。拜金主義、犬儒主義成爲風尚，道德被綁在了金錢上。在萬能的資本面前，人淪爲奴隸。個性與特徵消失了，人變得禮貌周全、溫文爾雅，同時也自私、畏縮。梅里美便生活在這樣一個刻薄的時代，所有人都帶着一幅好面具，自由和個性被漠視。然而，作家的心天生就不願受禁錮，卡門的形象因此而產生。 卡門是一個能歌善舞、容貌妖豔，性格潑辣又魅力十足的吉普賽女郎。她在紡織廠做工，也幫人算命，有時候去表演歌舞，但這些都只是她的掩護。卡門無視法規，她背地裏與強盜劫持外鄉人，被人惹惱後便將其殺害。卡門也不在意所謂的貞操，她聲稱“沒有人求愛的女人自然貞潔”，用色相使財主大亨失財喪命。卡門的愛情不會爲任何一個人停留，她的愛情就像短暫的春天。唐·何塞原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有一個在遠方的愛人。但面對美麗妖豔的卡門，唐·何塞陷入愛河。當卡門的愛情從他的身上離開而奔向鬥牛士呂門時，唐·何塞在強烈的佔有慾的驅使下感到十分嫉妒。他之前殺死了卡門的一個情人，當發現卡門本性如此時，愛而不得竟讓他將刀指向卡門。從遇見的第一天時，一隻兔子從唐·何塞的馬下逃竄而過，深諳占卜的卡門已經知道，她未來會死在唐·何塞手裏。但卡門並沒有躲避，在刀插入身體的時依然用野獸般的眼神盯着唐·何塞。唐·何塞將卡門埋在樹林後便去自首，死在了絞刑架上。 看完這個故事讓我唏噓不已，我既能感受到卡門的自由和個性，也能對唐·何塞的痛苦感同身受。我不想，也不能爲這些人物評定對錯，只是深感法律留下的空隙太大，大到足以讓人變成各種各樣。於是社會變得複雜。當然我並不贊同毫無人性的法律與道德，我只是想，如果法律和道德不能使人過得幸福，那應該將人性交與個人。自由本不應該堅持，也不應該以死亡爲代價，人生來本是自由的。到底是什麼，讓我們變得不自由，是什麼讓人活在枷鎖之中，甚至樂於桎梏於此？而對於唐·何塞，他的愛似乎已經被“異化”，染上了資本主義掠奪的風氣。唐·何塞確實愛卡門，而且是深愛。可“愛”並不會拉進兩個不同的人之間的距離，相反，讓他們越來越遠。如果他們不彼此相愛，或許可以相安無事，但他們卻愛了。卡門最後所說的“我恨自己愛上了你”，真的很讓人痛心。更讓我難過的是，卡門和唐·何塞最後的告別是愛與不愛之間的殊死爭鬥。“繼續愛你，這是不可能的。和你在一起生活，我不願意。”在看歌劇的時候，卡門和唐·何塞之間的相遇有多麼美好，結局就多麼悲慘。 說起來，我可能遇到過像卡門相似的女生，可她不及卡門個性鮮明，而且圍繞在她身邊的異性，也不會像唐·何塞那樣愛得瘋狂。或許這就是人生和小說的差別，現實中總是活得不肆意。肆意不就成了野獸麼？人本來也是獸的一種。原始固然不能返回，可並非不值得留戀。有時竟害怕沉思，因爲害怕面對虛無的真實。如果是殘酷，那也是好的，最怕空無一物。找不到答案，就不去找了麼？卡門明知道自己會死，就不去活了麼？不，卡門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