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修訂本）

胡適先生是個率真的人，說他複雜，還是因爲我們的視角問題。但攻訐也好，追捧也罷，現代文化史都不能漠視他。 漢劉向在《說苑》裏說："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這是在強調珍惜名譽或形象的重要性，但在生物屆其實也有反例。明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裏引袁達《禽蟲述》雲：“鰣魚掛網而不動，護其鱗也。"又舉"犛牛，……其尾最長，大如鬥，亦自愛護，草木鉤之則止而不動，古人取爲旌旄，今人以爲纓帽。"這份珍惜就變成了負擔，所以《法華經》裏說：“深著於五欲，如犛牛愛尾，以貪愛自蔽，盲瞑無所見。”這裏面的區別，其實謙謙君子如胡適者也不好把握。 在我上小學的時候，"自由"還是經常和"散漫"聯繫在一起的，幾乎就等同於自私任性，是老師批評後進學生時經常使用到的詞，也就是守規則、進步、團結和萬衆一心的反面。現在還有些人也並不把它當成褒義詞，更別說理所當然了，當然往往要在前面加上一個定語，就是"西方式"的，是來自遙遠地方的隱祕威脅。 經常在網上看到關於胡適和魯迅的比較，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其實這兩位都是國學深厚又留過洋的學者，但他們之間的區別也是顯見的，對於世界來說，魯迅很重要，因爲他更中國，但對於中國來說，胡適可能意義更大，因爲他更世界。胡適說:“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的時候，就是這種意義的體現。

本來就不喜歡胡適，看完更不喜歡了，能理解此書寫於1995年，有些老氣橫秋在筆墨上，可是這種預設邏輯又是咋回事，好像胡適所有的思想行動都爲他將來的偉大做準，一切太順理成章了，毫無阻礙，也沒有質疑。 胡適作爲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在清末民初的學術革新中，側重 「開來」的國學典範轉移，在方法論上受到赫胥黎和杜威影響，注重質疑和考據，在學術空白期佔得高位，暴得大名。他這一生，慎思篤行，愛惜羽毛，性格決定命運，不論在學術裏，還是在政治裏，注重巧勁捷徑，失了質樸和深度。最終爲功名所累，何苦來哉？！ 作者言必稱餘唐，說胡適有極多先入之見。喜歡把自己曾經肯認後來拋棄的觀念移花接木到別人身上，然後進行批判。胡適也喜歡將別人的觀念挪爲己用，好一個經世致用。我倒最喜歡寫胡適兩段情的那一部分，畢竟看一個男人究竟怎麼樣，還得看他如何對待女人。 不過從胡適的掙扎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掙扎，也從胡適的急迫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急迫，在追求自我和拯救祖國之間，在率性與做聖之間，新與舊，變革與傳統，可能以後來者視角覺得愚蠢的，在那時卻是一種機敏和赤誠吧。

羅志田，四川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本科在四川大學歷史系，後來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讀碩士，又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史學大師余英時的學生。羅志田被稱爲當前中國近現代史領域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經成爲近代思想史領域的必讀書。 在本書裏，羅志田給我們展示了胡適思想世界的複雜性。胡適的成就和失敗，都是因爲他處在中國歷史過渡時期，所謂“新時代的先行者”也可能是消逝時代的餘音。所以，想要理解胡適的複雜性，就必須回到他的人生歷程和他所處的時代之中。 這本書以“再造文明”四個字爲線索，把胡適的人生與他所處時代的歷史命題緊密地聯繫起來，展示了他在與時代的頻繁互動中，推動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進步的努力。可以說，這本書不但提供了一把進入胡適的鑰匙，而且提供了一把了解那個時代的鑰匙。 核心內容 胡適的成長環境和教育背景，尤其是在美國深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影響，使他確立了做“國民導師”的志向。回國後，胡適從教育領域入手，把“再造新文明”作爲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之道，倡導和推動新文化運動，創造了新的思想和學術典範，填補了中西文化交流下中國思想界的空白。在“再造文明”的理想支配下，胡適在政治與文化之間徘徊、進退。面對不斷趨新的時代潮流，他自我調適，努力跟上年輕人的步伐。他讚頌蘇俄和社會主義，試圖把國民革命納入“中國文藝復興”的解釋框架。但是，政治環境沒有給胡適施展的空間，最終卻只能感嘆“很多夢想都沒有實現”。

胡適的一生，很符合所謂“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無論國共，對他的觀感都不甚喜歡。自由主義者嫌他過分參與政治以至於喪失原則，民族主義者又覺得他提倡全盤西化，不知愛國。然而胡適實際上應當說是很受儒家忠恕之道影響的傳統士人，但矛盾之處在於，他生活在近代，又受過西學教育，這就不得不使得他的言行頗爲相悖。這種張力貫穿胡適一生，喜他的和厭他的人，都未必真瞭解他，羅志田先生已然是盡力去闡釋胡適的心路歷程了。 胡適是以先知的自覺希望救國救民，這就導致他往往有心救國，但終是無力迴天——他無法真正地感知民衆的力量，也就無法真正將其心願落於實踐。那被認爲幼稚的，也是無可奈何。知識分子參與政治，其實是傳統中國的一貫，但問題在於，一些知識分子是士人，另一些知識分子已經完全是政治家了。忍不住去關懷政治，但終與政治越走越遠。 本書寫的頗好的幾處，在我看來，爲語境、受學和轉折三章，關於胡適對於社會主義的觀感，的確是我之前所不知的，刷新我的認識。該書可能語言風格上讓人不忍久讀，但耐心讀完還是很有收穫的。

十年前就買了此書，一直未曾細讀，因元旦有訪胡適故居之行，特意找來翻看，不過人事紛擾也未一氣看完。今天新年初日，便集中精力看完餘下部分。 回想中學、大學時期，正流行讀民國學者書。和胡適有關者，當時即閱過《自述》《口述自傳》《回憶》諸書，後又因讀書興趣的轉移，先後看過他研究《詩經》虛字、禪宗史、清學史以及《水經注》戴趙公案等等學術文字，對其學術雖談不上精通，但也頗有一定認識。以今之淺見來說，欲知近世政治、學術之變遷，康、梁、太炎（下及魯迅）、嚴復、胡適（下及顧頡剛、傅斯年）幾人最爲重要。 胡適本無文才，所作舊詩平平，而新詩可說是白話語譯其舊詩而已，只在敘事，文學水準不高。周策縱言其“多是在發宣言，有所爲而作，有意見要發表，就是有一message。而不是由情感衝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論胡適的詩》）。實際，胡適根本缺陷乃在於學力不足，所以詩文難以達其情意，無曲盡其妙之筆力。如陸機《文賦》所言“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張奚若對其言“凡人之情，自趨於遷就折衷一方面。有非常之人出，而後敢獨立直行，無所低徊瞻顧。如此，猶恐不能勝人性遷就苟且之趨勢。若吾輩自命狂狷者亦隨波逐流，則天下事安可爲耶”後，胡適即說“此言甚痛，爲吾所欲言而不能言”。張氏所說，本不復雜，由此亦可見一端。克實而論，胡適學術主要止在開風氣，造詣不太深，其諸端研究，最有價值者如前人所言乃在於禪宗史和古典小說考證。 至於此書，作者羅志田爲近代史名家，熟知近代政治史，又兼擅社會思想與學術思想史，所以其乃撰著胡適學術傳記的不二人選。雖則如此，因爲寫作時間太早，又有時間限制，故多用二手材料，關於傳主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位置，多采其師余英時之說。而且這半部傳記之目的論式的敘述過多，似乎胡適的人生軌跡非如此不可，此外作者亦以分析之便，過於使用“作聖”“率性”之類的命題，使複雜問題流於簡單化。作者於前人修辭術似亦未十分精熟，時常着相執跡，不可謂善於知言。 不過閱讀此書，收穫自然也不小。原來印象是陳獨秀、胡適一流人因爲思想淺薄，所以摧殘傳統文化過甚，雖有廓清之功，卻無建設之力，所以頗鄙夷其學術。現在認識到，胡適是極聰明之人，他的偏激與破壞皆乃作爲一種方法，非僅是拘方之見。如進化論本多爭議，而尤不可徑移以論古學，曼德爾施塔姆即曾指出“對於文學來說，進化的理論尤其危險，而進步的理論則簡直就是致命的。如果聽持進化論觀點的文學史家們的話，那麼就是，作家思考的僅僅是怎樣去打掃自己面臨的道路，而完全不去考慮該怎樣完成自己的生活事業，或者，他們全都加入了一場旨在改進某種文學機器的發明競賽，而且還不知道評委會在哪兒，這臺機器將用於什麼目的”（《論詞的天性》）。胡適持之以論文學史，未必不知其中偏頗，而是此論最有助於擺脫傳統的束縛，讓現代學術快速滋長。以前還覺得胡適舊學根底太差，故論古時頗多謬誤，然而相比諸多同輩如中國公學的同學等已算很不錯的了。胡適還有很強的傳統士人經世致用的意識，而在他身上也可見讀書人如何從政治舞臺中退場。 十八歲時只是遙想未來可以做個地質學者，穿梭在山野間。後來因緣際會，二十歲便又立志終身從事文史之學，而且定下不少目標，如三十歲前通讀全史、唐前著作之類。但因每階段學業自身的時間安排，忙於當下的事務，而將理想和目標拋諸腦後。翻閱此書，以及去年的刺激，忽然又有了重新檢視自己腳步的意識。少年時曾以“爲聖道足其條目，爲前人整其散亂，爲後人開其途徑，以合御分，以淺持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爲終身服膺之語，現今反省似仍未有所偏離。願而今重新收拾精神，勇敢邁向理想，無論未來處境如何，都矢志不渝！

當命運使年僅二十六七的胡適與年長他十二歲的陳獨秀共執新文化運動之牛耳，成爲名震一時的思想領袖之際，也就註定了要使他成爲生前死後、褒貶歧分、“永無寧日”的人物了。 胡適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他在勤奮的一生中，扮演了無數的角色：五四啓蒙運動的思想家、白話文運動的理論奠基者、中國現代化高等教育與高深研究的倡導者、二三十年代因發表《人權論集》而遭受國民黨政府通緝的自由鬥士、史學家、考證學者、外交家、文化明星等等。但從大的方面歸納來看，胡適一生的事業可分爲兩個方面。一個是開創了現代新文化運動，它是中國人文傳統的更新與變革，胡適稱之爲“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他早期圍繞這一運動，在諸多文化領域裏留下的著述，都是前無古人的；另一個方面是傳播中國自由主義的真諦，它是近世西方文明的吸取和引進，胡適認定爲“世界文化的趨勢”和“中國應採取的方向。” 我們今天來考察胡適，應該談的不僅僅是確認胡適的文化學術地位，而應當理解、闡述胡適思想的現代意義，再論胡適作爲一個啓蒙思想家的歷史價值，這種價值纔是胡適在當下的意義。胡適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來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遺產則應是用世紀來審度的。“胡適先生學識之淵博與其容忍之雅量，並世無第二人”——羅爾綱如是說。 作爲五四新文化運動“首舉義旗的急先鋒”（陳獨秀語），胡適以《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宏文，爲新文化運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文學改良芻議》開篇即雲：“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爲乎。”這種對傳統舊文學的質疑，只能出自外來思想的觀照，而不會從傳統自身生髮出來。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裏，胡適說過：“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瞭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正是來自西方的兩個思想家赫胥黎與杜威，讓胡適戴上批判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舊文學，從而掀起新文化運動的滔天巨浪。 胡適在文化上雖然倡導“全盤西化”，但看他在衣食住行諸方面的特點，絕無“西化”之痕跡。他著書立說的時候，很帶有舊儒的風範。然而，談治學，究學理，先生卻毫不含糊。論及中國祖先留下的遺產時，多懷疑和批評的語氣，有時甚至離經叛道。祖先的遺訓便是對的麼？他在整理國故時對舊文明的抨擊，在舊文人中，是未曾有過的。在《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他說：“東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東方人自安於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於愚昧，自安於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現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於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這樣的批評已經很溫和了，現在大多數的讀書人，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觀點。但是20世紀中葉前後，它確爲逆耳之音。美國學者夏志清特別推崇胡適，不僅僅因爲胡適的學問淵博，更因爲他立言的道德勇氣。胡適認爲中國人講了七百年理學，竟沒有一個“聖賢”站出來指出纏足是極不人道的野蠻行爲，這就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化制度”。胡適最愛寫的一幅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常人一般注意“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而忽略“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這層意思。其實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此乃雙璧之美，缺一而不可。當下某些所謂的學者好談自由主義，但一遇到批評，便勃然而怒。胡適的寬容在此時此刻顯示出巨大的人格感召力，難怪千家駒先生說：“胡適這種寬容精神，在當代學人中我從未見第二人。”但開風氣不爲師，放眼天下，誰又能像胡適一樣在這麼多的領域開風氣之先呢。梁實秋曾經說過：“人權的想法是和各種形式的獨裁政治格格不入的，在這一點上，胡適先生的思想沒有落伍，依然是站在時代的前端。” 縱覽胡適的一生，無論是早年留學美國，還是在亂世危局的中國，以及風雨蒼黃的晚年，他都堅持了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個人若沒自由，國家也不會有自由；一個強大的國家不是由一羣奴隸所能造成的。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爲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爲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羣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種種因緣我又重讀了胡適先生的一些文章，在平白樸實的文字裏蘊涵着一種韌性的力量。在一個烽火連天的時代裏，這樣的文字可能並不合時宜，熱血青年的理想主義情懷很快就把胡適掃到垃圾角落的偏僻之處。然而隨着時間的流駛，這樣的文字重煥光彩，吸引我們一讀再讀。唐德剛先生稱胡適是“照遠不照近的一代文宗”。的的確確，胡適的精神不是以幾十年來衡量的，胡適的思想價值也不是由片斷的歷史所決定的。昔年陳寅恪紀念王國維時所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萬千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胡適先生正可當之。

此書有兩套讀法：作爲傳記的《胡適傳》。胡適在近代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於是代價是，三十萬字的篇幅無法妥當描繪他豐富的人生軌跡。加上羅大師纏繞的文風與綿密的思辨犧牲了傳記的易讀性，最後將與讀者的閱讀期待產生一定程度的齟齬。 而另一種讀法是：作爲近代思想史的《胡適傳》，不過以胡適爲中心。羅大師營造的是近代史上各階段的歷史大語境，而胡適的行動軌跡似乎只是爲近代知識結構轉捩、心態轉變、觀念轉化的個個註腳。羅大師的落腳點不在胡適，而在近代知識人的思想世界。 前種讀法似有更優解：江勇振及其他注重傳主生平的“全傳”。而後一種作爲思想史的讀法，其佳處至今光芒閃耀。不過遺憾的是，是書“基本止於20年代末。”是爲半部。但羅大師也有願“再以後二十多年的胡適，希望將來能續寫以成全傳，或單獨寫一本‘後傳’。”期待。

無論力捧還是狠狠踩，胡適始終是近代史無法繞過去的存在，一方面骨子裏有傳統士大夫晴姐，一方面似乎又想擺脫傳統的桎梏，不斷在搖擺，作者把胡適的思想變化、波動放在時代的背景之下，展現了一個接近於本心的胡適，所以對於他極惜羽毛甚至到了虛僞的地步也就不足爲怪了，只是他心目中的文明之夢究竟實現了幾許？這本書可讀性不是很好，行文過於囉嗦凌亂，所以看了好久纔看完

羅志田這本胡適傳要強過周質平那本，持論也更客觀，點出了胡適的許多問題和不足。 行文非常連貫，自然。承接有序。這是真的書，而不是根據某個主題塞進多篇論文的“論文集”著作。 讀完後，胡適變得更加立體。羅書從胡適幼年經歷出發，總結出其爲人常在“率性”與“作聖”之間徘徊，好強，要名聲，防衛心重，頗有精神分析的幾分意思。 對胡適的功過得失分析的好。胡適的“暴得大名”不是憑空得來的：胡適聰明，自不待提；從小的舊學底子，讓他不同於絕大多數留美學生；在美國留學七年的主動積累；回國“再造文明”的大志向；最重要的，也是羅書過人之處，梳理了五四前夕的思想流變。舊典範的過時，和新典範的缺失，積聚了時勢，胡適正是時勢造出的英雄。胡適最重要的品質，“善假於物”，讓他能夠藉助各方條件，成就自己。而他自己在壓力下的愈鬥愈勇，自我強化學習的能力，非常值得今天的人學習。 胡適的“臭名”也有他自己的問題。天真，無可救藥的樂觀，讓他在許多急迫的問題上流於空想，不切實際；好強要名聲，不肯承認自己的一些錯誤（老了以後追認恐怕於事無補）；想作聖，又時常在率性上游移，想魚和熊掌兼得，哪能如此便宜你；經常打臉自己，說二十年不做官，之後就任了戰時駐美大使。如此種種，不能一一。 然而像周質平說的，大陸越批胡適，胡適卻越立得住；越尊魯迅，魯迅卻越像個假人。這裏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胡適的思想還不過時，甚至有越來越被重視的趨勢，這本身反映了我們在一些方面的倒退。

寫的太碎。以作者自己的思想爲主線，零碎的配以胡適的一兩句話來證明。 作者的主要思想是給胡適找各種外在理由。 胡適骨子裏是個軟弱的人，大道理他都懂，一到實幹一遇困難胡適立刻掉頭轉身。而胡適還是個嘴強的人，書裏稱爲“最能自圓其說”。 說好聽的是“永遠的反對者”“兩面都罵”，這書裏稱爲“雙重惡人辯護士”。不好聽是“兩面派”。 而羅志田寫書的主旨就是把這一切歸因爲時代環境等外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