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杜詩學述論

　　屈原，杜甫，陸游。這是歷代詩人中極可歌可泣者，他們中的每一個，拋開詩歌成就，都可以是天地間數一數二的仁人志士，可以是吾國之魂、吾族之魄。 　　李白，蘇軾，歐陽修。他們天才卓絕，率性之極，實華夏千年綿綿不絕之個性與氣象。 　　我以“一情率性”讀李白、蘇軾、歐陽修，讀的是骨子裏那份如山間之月明月、江上之清風的博大、天真、熱烈與寬厚。我以“十力修道”參屈原、杜甫、陸游，古今一貫之間，內聖之仁義、外王之家國打成一片。 　　這本學術專著，資料詳實之餘，未免冗雜。然亦不妨於宋代尊杜學杜的浩浩潮流中，打撈起那些偉大的精神和擲地有聲的言論。 　　書分三篇。上篇：宋人尊杜學杜基本歷程概述，此爲主體；中篇：宋人對杜詩的闡釋，歸納得有點含糊囉嗦；下篇：宋人學杜的詩學實踐，其實可以併入上篇。 　　“杜詩學”這一概念首先由元好問提出並使用：“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 　　在文學界，有紅學、選學、龍學、詩經學等顯學，其中貫串着詩人之偉大人格的要屬楚辭學和杜詩學。聞一多說：“杜甫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大詩人，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遠的一道光彩。”朱翌《杜子美畫像贊》雲杜甫“凌萬乘以崢嶸之氣，儲千古以磊落之胸，筆下有神，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詩人之宗也。”然杜甫之聲名並不像李白、王維、白居易等人一樣，燦然於生前。大曆四年 (769)，杜甫在其所作的《南征》詩中慨嘆道：“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一年後，杜甫卒於耒陽船上。杜甫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什麼名聲。乃至，芮挺章《國秀集》(774) 、殷璠《河嶽英靈集》(753) 、元結《筴中集》 (760)、姚合《極玄集》等唐人選唐詩選本都沒有選杜甫。對此，王贊《玄英先生詩集序》雲:“杜甫雄鳴於至德、大曆間，而詩人或不尚之。嗚呼，子美之詩，可謂無聲無臭者矣。” 　　直到中唐元和時期，杜甫去世40多年後，杜甫與杜詩才開始受到重視與尊崇。此時，由於憲宗政治上的開明態度和由此帶來的復興氣象，文人士大夫極需要爲他們的國家意識、用世精神、文學變革尋找一面旗幟。杜甫作爲中國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便在這種社會需求中應運而興。當時佔據詩壇主流的韓孟與元白兩大詩派，都是尊杜學杜的。所謂“詩到元和體變新”，而宗杜與學杜，乃是其變新的一大推力。羅宗強先生指出：“中唐以後，白居易、元稹繼承了杜甫緣事而發、寫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夾敘夾議的影響；韓愈、孟郊、李賀則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練字的影響；煉字在晚唐更發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隱的七律得力於杜甫七律的組織嚴密而跳躍性極大的技法。他們都學杜甫的一枝一節，而開拓出新的詩派。” 　　在中唐文人裏，元稹是對杜甫的偉大詩學貢獻從理論上予以集中而深刻闡述的第一人。其《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是杜詩研究史上第一篇經典文獻，奠定了對杜甫和杜詩評價的根本基礎。胡仔則謂此文爲宋祁《新唐書·杜甫傳》、秦觀《進論》之所本。元稹所說的“餘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所總萃焉”至秦觀時，便搖身一變成了杜詩學的核心觀點：集大成說。元稹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到晚唐，詩風一片感傷頹唐，李杜皆不顯。但在羅隱、杜荀鶴、皮日休、韋莊等處仍可見杜甫的詩學痕跡。其中以韋莊爲最突出者。韋莊對老杜十分崇敬，他自謂“生平心儀子美，至以草堂爲句，浣花名集。”韋莊編《又玄集》，收150位詩人之作，以杜甫開端，置於李白前。韋莊臨死時，更是“誦老杜‘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吟諷不已。” 　　從宋太祖建隆元年 (960) 宋朝建立，到宋真宗乾興元年 (1022)，凡六十餘年，爲北宋初期。從總體上說，這一時期的詩壇，先後流行的是所謂“宋初三體”，即白體、昆體、晚唐體。至於杜詩則處於被冷落的狀態，散落亡佚現象很嚴重。王禹偁作爲後期白體詩人中的代表人物，極力尊杜，是此期間詩壇上的特例。 　　吳之振《宋詩鈔》之《小畜集鈔序》雲：“元之獨開有宋風氣，於是歐陽文忠公得以承流接響。文忠之詩，雄深過於元之，然元之固其濫觴也。穆修、尹洙爲古文於人所不爲之時，元之則爲杜詩於人所不爲之時。”王禹偁是有宋一代尊杜與學杜詩潮的先驅者。 　　受王禹偁的影響，當時以古文寫作而著名的孫何、孫僅兄弟也尊崇杜甫，對杜詩予以極高的評價。孫何的《文箴》一文肯定杜甫在唐詩史上扭轉乾坤、統率羣倫的重要地位。孫僅是宋代編輯杜詩的第一人，其《讀杜工部詩集序》充分肯定了杜詩在詩歌史上的重大意義，說杜甫“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 　　另宋初之范仲淹，是宋代忠義精神的一大起點，史稱“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宋朝范仲淹以來的這種忠義精神與杜甫致君堯舜的情懷一致。 　　從宋仁宗天聖元年 (1023) 到哲宗元祐八年 (1094)，是爲北宋中期，前後大約六十年。在此期間，尊杜與學杜逐漸成爲有宋一代的主要詩學潮流和重要社會文化風氣。可以說，政治變法、古文運動、尊杜學杜、宋代理學，是宋初國策“偃武修文、崇儒重道”的碩果。因是，陳寅恪先生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總言之，天聖、慶曆時期，是尊杜思潮的興起，文壇的主潮是尊韓；嘉祐時期，尊杜才成爲詩壇的共識，出現“天下以杜甫爲師”的熱潮，並一直持續到熙寧、元豐、元祐年間，前後約四十年。而江西詩派的興盛，則在元祐之後。 　　析言之，天聖、慶曆時期，歐陽修開宋人探求老杜用字之妙的風氣，但是，歐陽修更崇尚韓愈和李白。 　　清人葉燮雲：“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梅、蘇盡變昆體，獨創生新。”(《原詩·外篇下》)梅堯臣推崇杜詩，《依韻和王介甫兄弟舟次蕪江懷寄吳正仲》一詩云：“少陵失意詩偏老。”這是宋人以“老”稱許杜詩之始。梅堯臣論詩，同時標舉李白、杜甫和韓愈。蘇舜欽是宋代最早的杜集整理者之一，對杜詩輯佚整理有着重要貢獻。且老杜以後，只有皮日休和陸龜蒙的唱和詩中用過吳體，蘇舜欽則是黃庭堅之前宋人中學老杜吳體者。 　　慶曆詩風形成，從詩學淵源上說，主要有李、杜、韓三家的影響，在詩歌的藝術形式方面，韓愈的影響最大。杜甫的影響主要是關心現實、繫心民生疾苦的詩學精神。蘇、梅學杜，着眼的主要方面正是杜詩的詩學精神，而不是杜詩的藝術技巧。 　　這一時期，杜詩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王洙《杜工部集》的編輯成書。其收杜詩總數，與現存杜詩1458首，只差50餘首。 　　嘉祐至元祐近四十年間，是宋人尊杜學杜的第一個高峰。這一時期正是北宋詩文盛世，也是宋人尊杜與學杜的高潮時期，宋人對杜詩闡釋的基本內容、學杜基本方向也在此時確定下來。 　　嘉祐四年 (1059)，王琪在王洙整理的《杜工部集》基礎上參考其他版本，重新編定，鏤板刊行，共1萬部，很快銷售一空。王琪刊刻王洙所編定的《杜工部集》成爲後來一切杜詩版本的祖本。 　　嘉祐五年 (1060) 宋祁與歐陽修同修《新唐書》成，其《杜甫傳》是嘉祐尊杜高潮的重要標誌之一。與《舊唐書》相比，新書《杜甫傳》可以謂之重塑了杜甫的形象。第一，充分肯定老杜的思想人格。第二，強調杜甫“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第三，對杜甫詩學成就做了新的概括，指出了杜詩在詩歌發展史上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第四，承襲孟棨的說法，鄭重地稱許杜詩爲“詩史”，指出其“善陳時事，律切精深”的特點。 　　從嘉祐到元祐這四十餘年裏，以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爲代表的文人羣體先後活躍在文壇上。這是與歐、梅、蘇不同的又一代文人。他們以激情、抱負、熱忱、理想主義和人文精神在中國詩歌史上創造了與“盛唐”相輝映的業績，被文學史家稱爲“隆宋”“盛宋”。 　　王安石是宋代尊杜的第一大家，王安石之論杜，在宋人中爲最有識見，於杜詩之思想藝術的論述最爲精闢。王安石令鄞時，發現杜詩200餘篇，於皇祐四年 (1052) 編爲《杜工部後集》並作序。在《杜甫畫像》一詩中，王安石對杜甫的人格情懷和杜詩的思想藝術做了高度的評價：吾觀少陵詩，爲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 　　老杜在干戈擾攘、萬方多難的時代，在個人與家室墮入漂泊亂離的苦難遭際之時，依然心繫天下蒼生，“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颼颼”，這種己飢己溺、負載天下苦難的博大的仁者胸懷和現實主義創作精神，正是杜甫所以卓絕千古的偉大之處，也是杜甫詩學精神的基本核心。在杜詩學史上，王安石第一次準確地概括和揭櫫了這個核心，這個極重要的認識與論斷，爲宋代以及後世的杜詩研究者所繼承與發揮。 　　王安石是宋代最早、最明確表示學習和繼承杜甫詩學傳統的人，“惟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王安石在宋代詩學建設方面所做的一件大事，是編選了《四家詩選》，爲宋人樹立了學詩的典範。這典範包括杜甫、李白、韓愈、歐陽修。王安石一變歐陽修論詩尊崇韓、李之風，將杜甫置於首位，這是宋代詩學宗尚的一個巨大變化，標誌着北宋詩壇由尊韓學韓向尊杜學杜的重大轉換。 　　王安石和黃庭堅是宋人中七絕學杜最有成就的詩人。 　　蘇軾學養充沛，悟性通達，博採衆長，平生推尊李、杜、陶，而最爲推尊的則是杜甫。蘇軾關於杜甫和杜詩的闡釋和評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肯定了杜詩在詩歌史上空前絕後的歷史地位：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書吳道子畫後》) 　　第二，極力推崇杜甫的忠君思想，提出了所謂杜甫“一飯不忘君”。 　　第三，對杜詩審美特質的認識。一是謂杜甫“似司馬遷”，強調杜詩之以敘爲議，寄寓褒貶的“詩史”性質與《史記》相似。蘇軾對杜詩審美特質的另一重要看法是杜詩“才力富健”。蘇軾《次韻張安道讀杜詩》稱老杜是“巨筆屠龍手”，讚許其詩筆的巨大藝術力量。 　　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新的文壇領袖，當時許多著名文人都出於蘇門。其中，蘇門四學士之秦觀的杜詩集大成說是宋代杜詩學的一個根本觀點。其雲：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淡；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韓愈論》,《淮海集》卷二十二) 　　黃庭堅年輩比王安石相差一代 (他比王安石小24歲)，在北宋詩壇上，黃庭堅與蘇軾齊名，但其年齡比蘇軾小9歲，成名與產生影響也比蘇軾要晚。宋代詩文革新，經王安石、蘇軾等人的提倡達到高潮。在詩歌方面，黃庭堅繼起，陳師道輔之，在詩壇上別樹一幟，逐漸形成江西詩派這一個新的詩人羣體。 　　王安石、蘇軾等詩文革新的倡導者強調詩文“有爲而作”，他們之尊杜，強調杜詩的憂患意識與家國情懷，注重杜甫詩學的現實主義精神；黃庭堅尊杜與學杜的重點在於杜詩的藝術，在於探索、闡釋杜詩的審美構成和藝術成就，並落實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黃庭堅對杜詩的審美形態和藝術成就的推崇與闡釋，他本人學杜所取得的成就，帶來宋代杜詩學的一次重要轉向，即由對杜詩的現實主義精神的強調與提倡，轉向對杜詩藝術形式與語言特色的深入探求、繼承與發揚。即全祖望《宋詩紀事》序雲：  慶曆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荊公之工煉，並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 　　元符三年 (1100)，黃庭堅作《大雅堂記》，從詩歌發展史的角度，論定杜詩是繼承《詩經》《離騷》傳統的“大雅之音”。 　　從黃庭堅開始，對杜詩藝術的研究考量進入結構藝術特別是語言藝術的細部，標誌着中國傳統詩學批評由籠統的印象到具體分析的深入和細化。黃庭堅之貢獻：1．杜詩“無一字無來處”2．闡釋和發揮老杜的詩法觀念3．大力宣傳老杜“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詩學主張4．推重老杜夔州詩。 　　老杜詩除了雄闊高渾、聲宏氣壯一類外，還有筋韌骨硬，生拗白描者一類。黃庭堅、陳師道很重視這種風格的杜詩，並在創作中予以切實的效法。就全部杜詩說，黃庭堅最重視和效法的是老杜晚年的詩作，即夔州詩；就表現技巧說，重點在字法、句法、章法、聲律、用典上；在審美風格上，所得之主要在瘦硬奇峭、勁健老成。 　　黃庭堅引領和指導下形成的江西詩派形成於北宋末期，歷經哲宗、徽宗、欽宗三朝。這一時期，新黨得勢，全力打擊元祐黨人，政治氣氛緊張。江西詩派及其後學宗奉黃庭堅尊杜與宗杜的詩學主張，但從總的傾向來說，江西詩人對老杜已沒有前輩的熱情，對老杜直面社會黑暗、關心國運民瘼、以詩歌反映現實的創作精神已經相當隔膜，他們涉及老杜的言論也很少提及老杜憂國憂民的濟世情懷。 　　陳師道學老杜，極力加強詩句的概括力，但後山所概括者與老杜相比，則缺乏老杜的深廣與博大。後山這類句子主要是對人生世情的證悟，其長處在於深，即力求說出某種事態和心態的深刻、複雜的意蘊，對於當事者的心理經驗作深入的摹寫與刻畫。任淵謂“讀後山詩，如參曹洞禪，非冥搜旁索，莫窺其用意深處”(《後山詩注》)。錢鍾書曾指出陳師道過於濃縮所造成的弊病：“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黃庭堅深刻，可惜表達很勉強，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種減省字句以求‘語簡而益工’的理論害了他。……只要陳師道不是一味地把成語古句東拆西補或者過分把字句簡縮的時候，他可以寫出極樸摯的詩。” 　　後山寫詩，學老杜慘淡經營，苦心孤詣，費盡思索安排，在苦吟上下功夫，形成了精煉簡潔、樸拙老健的詩歌語言。 　　後山詩以五律的成就爲最高。後山五律學的也不是老杜《春望》《江漢》《旅夜書懷》一類氣象宏達、意境遼闊者，而是學老杜五律中之勁健瘦硬、樸拙古淡者。他在五律方面走的是老杜苦學力思的路子。 　　北宋晚期，出現的一批詩話，如範溫《潛溪詩眼》、署名陳師道的《後山詩話》《王直方詩話》《潘子真詩話》《洪駒父詩話》，惠洪《冷齋夜話》《天廚禁臠》，呂本中《紫薇詩話》《童蒙詩訓》，曾季狸《艇齋詩話》等。對杜詩藝術的總結和探求，是這些詩話共同的重要內容。徐復觀《宋詩特徵試論》說：“山谷學杜甫，山谷派下，遂無不以杜爲宗極。詩話至宋而極盛，在宋代詩話中，以談杜者爲最多，其原因在此。”此時，也有非江西宗派中人的詩話著作，如《臨漢隱居詩話》《蔡寬夫詩話》以及紹興年間最後成書的《石林詩話》等。這些詩話對江西詩派不滿，但也是尊杜的。其論杜，目的是以杜糾正江西詩派，黨熙寧而抑元祐，延續的是王安石的詩學觀念。 　　鄧忠臣《注杜詩》成書在熙寧、元豐年間，是目前可以考之的最早的杜詩注本。 　　宋高宗建炎、紹興時期，是南宋初期，又稱“南渡時期”。誠如錢鍾書說：“靖康之難的發生，宋代詩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變動，在顛沛流離中，才深切體會出杜甫詩裏所寫安史之亂的境界，起了國破家亡、天涯淪落的同感，先前只以爲杜甫‘風雅可師’，這時候更認識他是個患難中的知心伴侶。”亦如南宋首任宰相、當時著名的主戰派領袖李綱在其《重校正杜子美詩集序》中說的：蓋自天寶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見於詩。句法理致，老而彌精。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 　　從靖康之變始，忠君憂國成爲宋人尊杜學杜最突出的主題。陳與義、呂本中、汪藻、曾幾就是這一轉向的代表人物。 　　陳與義學杜突破了黃、陳的藩籬，有自己的新氣象。陳與義南渡後所寫的那些反映戰亂、感懷世變的作品，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聯繫在一起，慷慨悲涼，雄闊深沉，既得杜詩的精髓，又有自己的個性與風采。 　　錢鍾書指出，陳與義前期的“近體詩往往要從黃、陳的風格過渡到杜甫的風格。杜甫律詩的聲調音節是公推爲唐代律詩裏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黃庭堅和陳師道費心用力地學杜甫，忽略了這一點。陳與義卻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詩儘管意思不深，可是詞句明淨，而且音節響亮，比江西派的討人喜歡。” 　　程千帆指出，陳與義的“詩歌風格已從黃庭堅的奇巧和陳師道的樸拙而發展爲雄渾沉鬱”。其後期詩作，特別是近體詩，在風格、句法上走杜詩的路子，將老杜之悲壯沉鬱情感格調和韋、柳等人自然工緻的景物描寫結合起來，既能“涉老杜之涯涘”，又避免江西詩派“以險瘦生澀爲杜”的偏向。嚴羽所謂“陳簡齋體”，是宋調與唐音的有機結合體。 　　陳與義學老杜七律，中間兩聯四句的寫法，深得杜律之壼奧。 　　呂本中是江西詩派理論主張和與文學意識的代表性人物。其早年所做《江西詩社宗派圖》列北宋黃庭堅以下陳師道等25人爲法嗣，對江西詩派的形成與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呂本中標榜“活法”，在很大程度上針對的就是江西末流學杜的“死法”，主張跳出亦步亦趨的模仿，真正學到杜詩的思想和藝術精華，創作上具有自己的面目與特色。 　　南宋初期，詩話中關於杜詩的條目數量大增，杜詩的研究和考索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其中值得稱道的是張戒《歲寒堂詩話》與黃徹的《溪詩話》兩部著名詩話。 張戒的《歲寒堂詩話》成書於紹興年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此書與嚴羽《滄浪詩話》、姜夔《白石道人詩話》鼎足而三。該書分上下兩卷，上卷闡述其詩歌理論，下卷專論杜甫。全書凡69條，其中論杜49條，是宋詩話中集中論述杜甫的第一本詩論著作。 　　宋代最早從儒家詩教角度闡釋杜詩的是司馬光，認爲“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張戒承續了司馬光的觀點並做了深入具體的發揮。張戒認爲：“子美詩超今冠古，一人而已。”“子美之詩，雄姿傑出，千古獨步，可仰而不可及也。”張戒強調老杜“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歲寒堂詩話》)。 　　黃徹尊崇杜甫的人格志節，是宋人中對老杜人格精神論述最充分最深入者。黃徹認爲：“如論其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從思想來說，“老杜似孟子”。郭紹虞《宋詩話考》指出，黃徹《溪詩話》論詩“獨能在詩格詩例方面，另出手法，以創爲語法修辭之規律，則事屬首創，其功有不容淹沒者矣。蓋黃氏飽學，能觀其通，能窺其微，故蹊徑獨闢，故非一般作詩格詩例者所可比矣”。 　　葉夢得《石林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詩話。 　　方深道編纂的《諸家老杜詩評》是第一部關於杜甫的專門詩話，該書成於兩宋之交，刊刻於高宗紹興年間。 　　紹興年間，趙次公撰成《杜詩注》59卷，是宋代杜詩註釋方面新的重大成就。寶元二年 (1039) 王洙《杜工部集》分古近體對杜詩做了初步的編年。元豐七年 (1084)，呂大防編撰的《少陵年譜》成書，這是最早的杜甫年譜。蔡興宗的《詩譜》在呂譜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杜詩按年月進行編次。趙次公繼承呂大防、蔡興宗對杜詩編年的研究成果，以吳若注本爲底本，撰成這部不分體的杜詩編年注本。 　　經歷高宗時期近三十年的休養生息，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史稱“中興”。周密《武林舊事序》雲：“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兩宮奉親，古昔所無，一時聲名文物之盛，號‘小元祐’。”繼北宋中葉的文學高潮之後，宋代文學又出現了一個新的高峰，產生了所謂中興四大詩人：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在詞方面，有一代之雄辛棄疾以及姜夔等人。 　　陸游學杜之要點是學杜詩憂國憂民的偉大精神。“平生心力，全注國是，不覺暗以杜公之心爲心”，這正是放翁學杜的本質特徵。 　　陸游學杜之錘鍊字句，和黃庭堅、陳師道等有所不同，他走的是白居易平易、淺直一路。趙翼謂放翁在字句上是“真煉”。 　　放翁那些感慨世事、抒寫悲憤的七律，昔人稱之爲陸“詩之大主腦，翁之真力量”(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五)，尤其體現出放翁學杜的高度成就。 　　老杜七律的主體風格是境界壯闊、氣勢雄放，陸游的那些寄意恢復、抒寫忠憤的七律，和杜律一樣，體現了雄渾偉麗的壯美風格，與黃、陳學杜之細筋健骨、瘦硬通神大不相同。 　　放翁近體詩的屬對，特別是七律之對偶，可謂“美不勝收”(陳衍語)，備受歷代評者所讚揚。錢鍾書亦謂“放翁比偶組運之妙，冠冕兩宋”。 　　淳熙八年(1181)，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刊刻行世，此書爲現存最早的杜詩集註本。該書共錄杜詩1432首。該書輯錄各家註文比較規範，被譽爲宋代杜詩集註本中“最爲善本”。 　　寧宗嘉泰四年 (1204)，蔡夢弼在前人輯佚校勘基礎上，綜合數十種杜集本子，對杜集進行箋註整理，編成《杜工部草堂詩箋》40卷，外集一卷，補遺十卷，傳序碑銘一卷，目錄二卷，年譜二卷，詩話二卷，成爲杜集中頗爲完善的本子。 　　開禧北伐 (1206) 失敗是南宋從中興到衰落的轉折點，從此朝廷不再敢提恢復中原。在開禧北伐失敗前後的一段時間內，范成大、尤袤、陳亮、朱熹、楊萬里、辛棄疾、周必大、陸游等一大批重要詩人作家相繼去世，南宋文學進入後期。 　　這一時期，先是所謂“永嘉四靈”不滿於江西詩人講求出處用典的詩風，宗奉晚唐，專學姚合、賈島，描山繪水，吟風弄月，造語工緻雕琢，詩境空靈而狹小。四靈以姚合、賈島等76家詩爲創作典範，編選爲《衆妙集》，其中就沒有杜甫。稍晚於葉適的周弼，編選《唐三體詩法》，選唐人七絕、七律、五律共524首，詩人140位，未選李白和杜甫。 　　在四靈提倡的“晚唐體”和江西詩派的交互影響下，形成所謂“江湖派詩”。江湖詩派是一個成分複雜、鬆散的詩人羣體，主要由江湖遊士所構成，活動時間從寧宗朝至宋末。 　　劉克莊、戴復古就是這一時期宗杜的代表人物。 　　戴復古所作的《論詩十絕》，繼承杜甫《戲爲六絕句》的精神，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雲：“石屏一生得力，略盡此《十絕》中。即有宋一代詩學，亦略包此《十絕》中。其語直接痛快，度盡初學金針。”郭紹虞指出：戴復古的《論詩十絕》與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皆源於少陵，而各得一體。“戴氏所作，重在闡述原理；元氏所作，重在衡量作家，這正開了後來論詩絕句兩大支派。” 　　劉克莊論杜，落實在杜詩具體篇章上，劉克莊《後村詩話》論及的杜詩共計100多首。劉克莊謂“杜有建安、黃初氣骨”。劉克莊讚揚老杜五言律“《謁玄元廟》、《次昭陵》二詩，巨麗駿壯，爲千古五言律詩典則。” 　　南宋晚期，嚴羽是最重要的詩學理論家。《滄浪詩話·詩評》雲：“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嚴羽對杜詩集大成說的這種理解，在宋人中獨樹一幟。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揚杜抑李不同，嚴羽是李、杜並尊。 　　黃希、黃鶴《補註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36卷，於嘉定丙子(1216) 成書，此書是南宋杜詩註釋與編年的重大收穫。 　　景定五年 (1264) 宋理宗病故，度宗即位，改元鹹淳。權相賈似道掌握國柄，鹹淳四年 (1268)，蒙古軍包圍襄樊，鹹淳九年 (1273) 攻陷襄樊。恭帝德祐元年 (1274) 蒙古軍佔領建康。德佑二年 (1275)，元軍兵臨城下，宋遞交降表和國璽降元，恭帝與三宮及官員、太學生奉命北遷，南宋覆亡。陸秀夫等人擁立趙昰到福建建立政權，在元軍打擊下，小朝廷輾轉四方。景元三年 (1278)，益王病死，又立廣王趙昺，小朝廷遷至崖山。祥興二年 (1279) 元軍進攻崖山，陸秀夫負帝昺投海自盡，南宋徹底滅亡。 　　宋元易代之際，老杜憂君愛國精神，感動着天翻地覆鉅變時代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如文天祥、陸秀夫、汪元量、謝翱、謝枋得、鄭思肖、林景熙、王炎午等，他們在杜詩中找到了共鳴與寄託，以各種方式特別是詩文創作表達其亡國的悲憤。這是杜詩愛國精神的又一次高揚。這一文學潮流一直持續到元武宗至大三年 (1310) 林景熙去世。 　　祥興元年 (1278)，文天祥抗元兵敗被俘，被囚禁在幽燕獄中，作《集杜詩》。最早集杜詩者，當爲北宋孔平仲，有《集杜詩句寄孫元忠》一首，後來，李綱有《重陽日醉中戲集子美句遣興》二首，楊萬里有集杜詩《呈監試謝昌國察院》。這些集杜詩，是詩人偶一爲之，有的不免帶有遊戲意味。文天祥的《集杜詩》，又名《文山詩史》，既不是遊戲筆墨，也不是逞博炫知，而是苦心經營、規模宏大、空前絕後之作。 　　文天祥還應汪元量之請，集杜詩爲《胡笳十八拍》。文天祥集杜，影響很大。文天祥之後，遺民集杜蔚成風氣，元明兩代，皆有大型的集杜詩卷。 　　汪元量本人也是宋元易代之際學杜最爲着力者。汪元量學杜，最注重的是杜詩的“詩史”精神。他所作《醉歌》10首、《越州歌》20首、《湖州歌》98首，用七絕聯章的形式，記敘了宋亡的大量史事，廣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國前後的歷史，因此時人比之杜甫，稱其作品爲“宋亡之詩史”。 　　劉辰翁是宋遺民中有着很高聲望的文學名家和愛國文人，他是杜詩評點的開創者，撰有《杜工部詩集評》20卷。 　　中篇 宋人對杜詩的闡釋 　　第一，進一步闡釋、充實和發揮杜詩集大成說。包括四點：1．積衆家之長2．獨得之妙3．詩備衆體4．沾丐後人。 　　第二，細論杜詩的審美形態與審美風格。（1．雄健壯美2．自然渾涵：宋人追求的平淡，即杜詩之自然渾涵。這種平淡並非“直己而出”的質樸無華，而是經過錘鍊、精華內斂的自然與渾成3．波瀾老成：要而言之，宋人稱賞杜詩之“老健”“老蒼”“老嚴”，無非是說杜甫寫詩之功力深厚，思深語精，其作品達到了精熟老到的極境，不但和浮華、稚嫩、單薄根本不同，而且和絢爛、綺麗、豐腴、華美也不同，這是一種有別於唐詩高華豐美形態的審美境界和詩學造詣。錢鍾書《談藝錄》說：“唐詩多以風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盛。”宋人論杜詩而推許其“老健”“老蒼”是宋人對老杜詩的一種“發現”，即對杜詩中不同於唐詩“少年”風格的審美風貌的一種認知。）寫實與想象、工與拙、巧與壯、風華綺麗與平淡自然、雅與俗在杜詩中形成了完美和諧的統一，構成杜詩豐富的審美蘊含。 　　第三，細論宋人對杜甫人格和思想的崇仰。1.仁：老杜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富於人道精神的偉大仁者。黃徹謂“老杜似孟子”，抓住了杜甫思想的核心、性質與傳統淵源。杜甫念蒼生，憫瘡痍，憂戰伐，反暴政，雖身處逆境、顛沛流離，而憂國憂民的志意，己飢己溺的情懷，博大、深厚、始終不渝的仁愛精神，已化爲杜甫凝重的人格形態，化爲杜詩藝術生命的精魂。2.忠義：以“忠義”概括杜甫的政治思想和人格精神，以黃庭堅爲早。其中，典型表現而且影響最大的是蘇軾所說的杜甫“一飯不忘君”。對杜甫詩中表現的忠君思想，宋人的認識大體上可分爲兩種情況：一種是強調杜甫事君之禮，對君王忠順恭謹，其詩符合溫柔敦厚的詩教；另一種則強調杜甫憂國愛民，忠於君上而不忘諷諫。 　　在宋人中，對老杜人格、心態認識較爲全面而深入者，是南宋的黃徹。清代潘德輿《養一齋詩話》雲：“宋詩話，予向以爲嚴羽、張戒、姜夔爲佳，然皆就詩論詩，若黃徹《溪詩話》，更能知詩外有事在，尤可敬也。”除了前面所舉謂“老杜似孟子”，稱讚杜甫仁者之心和濟世情懷之外，黃徹《溪詩話》還指出老杜之篤於人倫親情、心胸博大、器識宏遠、疾惡剛腸。 　　第四，杜詩“詩史說”的闡釋與影響。1．認爲老杜“善陳時事”，寫出了當時的歷史事實，具有史家的“實錄”精神。 2．杜詩具有“史筆”的端正森嚴，杜詩之風雅美刺通於史家之抑揚褒貶和春秋筆法。 3．杜詩爲詩人生平、仕履、行跡、見聞、情感、心態之敘寫，從而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歷史。 4．以“詩史”來肯定杜詩的價值。此可分爲兩種情形，一種是以杜甫“一飯未嘗忘君”，所以稱其爲“詩史”。另一種是因爲杜詩具有高超的藝術成就，所以稱其爲“詩史”。 　　第五 ，細論杜詩的情景交融和比興寄託。 　　第六，宋人對杜甫詩學思想的闡釋與接受。 　　第七，細論宋人對杜詩語言的研究。（一) 杜詩的字法：動詞，虛字 (連詞、副詞、介詞等) ，雙字，方言俗字。(二) 杜詩的句法：散文句式，語序倒裝與錯綜，破棄聲律的拗句。(三) 杜詩的對偶：當句對、流水對、假對、偷春格、隔句對、輕重對、續句對、雙紀格。（四) 杜詩的用典(五) 杜詩的章法：宋人當中最早注意和論及杜詩章法結構的是蘇轍。1．曲折頓挫：宋人特別推崇杜詩命意曲折、章法變化而含蓄不盡。2．語斷意聯3．起句結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