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花了几天的时间终于把微读推荐的病毒系列书单里的书都看了一遍。从《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到《枪炮、病菌与钢铁》、《病毒来袭》、《病毒星球》、《血疫》、《瘟疫与人》，把有关病毒方面的知识和疑问都大概理清了。愈看愈觉得人类的渺小，我们人类真应该对大自然心存敬畏和感激，感谢埃博拉的不杀之恩。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或者说从来没思考过瘟疫会阻碍帝国的扩张、疫病会妨碍中国早期南方文化的发展、传染病对印度经济生活会有影响、地中海世界的巨型和微型寄生平衡关系，原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受到瘟疫这么多的影响。读完这些书，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人类作为一种哺乳动物，已经和病毒组成了难以分割的混合体。演化史上最近的瞬间，人类脱颖而出，病毒对我们的生存功不可没。原本就没有什么“我们”和“他们”之分——生物在本质上只是一度不断混合、不断闪转腾挪的DNA而已。有些病毒体积不到100纳米只由若干个DNA构成，威力却是惊人的，实力真是不容小觑。想起《自私的基因》里说的每个基因在漫长的博弈中，以实现最大化繁衍自身为目的，基因通过生成蛋白质控制个体参与竞争。而自然在赐予参赛基因有限的资源后，就在一旁冷眼观看。大脑是基因的傀儡，个体的生和死只是基因战争的无情牺牲品。个体的人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而活着，整体的人为了人类的基因延续而活着。我想病毒也一样被基因所奴役吧，只有基因才是永恒的。而我们人类的起源说不定就是由病毒发展而来的呢。

这是本有趣的书，有几个议题值得思考和深入讨论，比如瘟疫如何影响战争的走向和结局，如何影响政权、谁当政、以及政权的稳固性，如何影响民族的兴亡、统治和被统治，如何影响宗教，瘟疫下为何有的宗教更受欢迎而有的宗教遭冷遇，如何影响饮食、文化、生活习惯，等等。但是，我比较关注的是书中一个观点：每次瘟疫大流行都是大自然生态平衡的必然结果；在交通运输不便利的古代，某种瘟疫只在一至二个文明圈肆虐，而在交通运输高度发达的时代，某种瘟疫不可避免地会在全球爆发。瘟疫肆虐区域内，相当多的人会被感染，其中有的人虽被感染但不会患病，有的人感染后患病，但程度有轻有重；只要不死，被感染过的，都会产生抗体，对瘟疫有免疫力，于是瘟疫逐步消亡。过去人类遭遇过鼠疫、天花等瘟疫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次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不相上下，甚至更甚。有学者认为结果也可能如此。 近日，英国医学专家提出“群体免疫力”的概念，与本书有近似的思维。什么是“群体免疫力”？牛津大学在疫苗知识项目中描述说：当人群中多数人获得了对某种传染病的免疫力时，这种疾病就会减少传播，这是因为没有多少人可以被感染了。如果给新生儿、老年人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接种疫苗，或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短期隔离，让数量众多的健康人接触病毒，这样，他们并无疾病或只得轻微疾病，就能建立“群体免疫力”，让病毒在持久战最后自然消失。 对此，作者在书中几次提及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凭借不足600人征服了人口数百万计的墨西哥人的战争。为何天花病毒只杀死印第安人、而西班牙人却毫发无损？这种明显的偏袒，当时只能从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那么，西班牙人何以获得了这种使他们在新大陆如入无人之境的免疫力？结论是：西班牙人在儿时就遭遇过天花，大都获得了终身免疫力。 作者预见，我们不久将看到一个适度感染病毒和细菌并在人群中形成抗体的社会，从流行病学的观点看，这比更简单、更健康的人类社群更为强大。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被公认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与汤因比、斯宾格勒齐名，更是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成功推动历史研究从民族国家视角转向全球互动视角。他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84-1985）、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自1947年起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直至1987年退休，期间还曾担任历史系主任，学术生涯桃李满天下。麦克尼尔1917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1927年随家人迁至美国芝加哥，1939年获芝加哥大学学士与硕士学位后，转入康奈尔大学攻读欧洲史博士，1941年因珍珠港事件加入美军，先后在夏威夷、加勒比海、北非及希腊服役，1948年30岁时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随后重返芝加哥大学任教，开启了漫长而辉煌的学术执教生涯。他的核心学术贡献集中在跨学科研究领域，首次将病理学与历史学深度结合，提出“巨型寄生—微型寄生”理论，通过分析政治经济剥削与病原体循环的动态平衡，揭示了传染病对文明兴衰的决定性作用，其代表作《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开创了疾病社会史研究的先河，提出“四大疾病圈”概念，深刻阐释疫病如何塑造人类历史进程；《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以全球史视角重构文明互动史；《竞逐富强》（The Pursuit of Power）则深入分析技术、战争与社会变革的内在关联。麦克尼尔的学术影响不仅体现在方法论革新上，打破了传统史学对政治军事叙事的单一依赖，将生态、疾病、技术等多元维度纳入历史分析框架，更在于其深刻的现实启示，强调人类需正视疾病与文明的共生关系，警示全球化时代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其学术遗产深刻重塑了历史学研究范式，著作至今仍是理解文明互动与疫病史的必读经典。 作为麦克尼尔的经典之作，《瘟疫与人》的亮点集中体现在五个核心方面。作者首次系统地将病理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将传染病置于历史叙事的中心位置，重新解读人类行为与文明进程，彻底打破了传统史学忽视疾病因素的惯例，展现出跨学科的创新视角。书中提出的“巨型寄生”（政治-经济剥削）与“微型寄生”（病原体在人群中的循环）理论，以二者的张力解释地中海沿岸乃至全球文明的兴衰，进一步勾勒出希腊-地中海、中国、印度和海上贸易四大“疾病圈”，为理解疫病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这些原创概念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全书采用宏大的编年叙事与重点事件深度结合的方式，从史前一直写到20世纪中期，在雅典瘟疫、安东尼瘟疫、黑死病、蒙古帝国时期等关键节点，深入剖析瘟疫如何改变战争胜败、政权更替和人口结构，让读者既能把握长时段的历史趋势，又能聚焦具体案例的细节脉络。著作对当代社会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作者反复强调，尽管技术与医学不断进步，但人类并未脱离“微寄生—巨寄生”动态平衡的脆弱状态，人口增长、全球化贸易等现代条件反而可能放大疫病的冲击，因此人类必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持续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自1976年首版以来，本书被公认为疾病社会史的开山之作，对史学研究者和大众读者均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被多家媒体誉为“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历史的角度”，其经典地位无可撼动。正因兼具新颖视角、原创概念、扎实案例与现实启示，《瘟疫与人》成为理解瘟疫与文明互动关系不可或缺的经典读物。

该书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从疾病的角度重新解释人类行为，也是较早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著作。视角独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其特殊魅力。 期盼有一天：瘟疫不再骚扰人类，我们发现和遏制流行病的能力，已经强到连“流行病”这个词都不需要了。

人类社会从始至今均是一个十足的寄生社会，有细菌病毒的微寄生，也有巨兽同类的巨寄生。 因此，战争与疫病从未远离人类，微寄生取人性命，巨寄生食人骨髓。 我们对疫病惶恐不安却逐渐熟悉了为人剥削，因为社会的进化将人与人的寄生关系正当化和美化了，寄主甚至宾服、敬仰、迷恋于如国王、神棍、官员之流的肮脏寄生虫。 微寄生中的疫病与人类在对抗和互噬中动态平衡，融于彼此甚至化为一体。我们不曾是也不将是万物主宰，在与病毒的战役中我们从未真正取胜过； 凌然的索取与贪婪必会付出血肉的代价，这不存侥幸。举起屠刀之时，也必将为屠刀所杀。 我们趾高气昂的拓展了生活的外延，肆意剥夺或者摆弄其他生命的生存空间，而到最后，我们会被自己压缩的弹力所吞食湮没。 鼠疫、霍乱这些曾经恐怖的抹掉甚至某些国家80%人生命的瘟疫现在似乎只存在历史书中；而SARS、禽流感、埃博拉包括最近武汉的新冠肺炎却仍游荡与当代，制造着恐慌也彰显着魔鬼的阴影。 瘟疫这个丑陋的词不曾远去，我们害怕它，憎恨它，恐惧它。殊不知，我们也在引诱它，召唤它，制造它。 我们相信科学却不可迷恋迷信，我们对待自然的平衡应始终奉为圭臬。心存敬畏之心，莫慌，莫乱；常念相信之道，有节，有守。 也许瘟疫是涅槃之火，用极端剧烈的震荡洗涤和重塑我们。

瘟疫与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01 在大自然里，食物与寄生物之间关系，应该是共存，类似的情形，我们通过现代化精密的医学器械，都可以观察到寄生物在人类身体上的存在着，亦不妨碍人类正常的健康躯体。 然而，一旦这种“动”的平衡被某种因素打破，身体上的就会受病毒、细菌的恶意攻击。白细胞是人体内防御疫病感染的主要元素，它们能够有力地消解人体的邪恶入侵者，多数不能消化的的部分，反过来就变成了寄生物，来消耗人体内对它们来说有营养的东西。 事实上，尽管医学在过去成就辉煌，但还是无人能够完全说得清楚，它们在机体上的各个层次，比如，分子、细胞等等，正常健康的的人都能以这种均衡的模式存在。也就是说人体的自然免疫力也会为我们筑起一道天然的屏障，借以最大的限度来减缓身体全面的震荡——传染上各种疾病。 当外界发生了易感的病毒、瘟疫，而且大面积流行时，当你不幸被传染，你天然的屏障就有了变化，突破了特定的“临界点”，也会导致你原有的免疫体系崩溃，此病毒便长驱直入地进入你身体，病毒快速几何级地裂变出新的东西——只是为了适应你的身体组织，快速合成新细胞，结合你的细胞营养物质肆虐繁殖，此时的你，就会生病。 疾病似乎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关，人们却习以为常，很难想象它会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威廉·麦克尼尔说：寄生物与宿主来说，较为理想的状态通常（但非必然）是，两者都能在对方存在的情况下无限期地生存下去，并且互相不会对对方的正常活动造成重要的损害。 不过，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我们似乎仍可以说，很多最致命的病原体其实还未适应它们作为寄生物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依然处在与人类宿主的生物调适进程的早期阶段；当然，我们也不应就此假设，长期的共存必定导致相互间的和谐无害。 譬如，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可能是人类（甚至前人类）最古老的寄生物，但它至今仍给人类宿主带来严重的使人四肢虚弱的发热病。 02 当你知道某地有疫病，就不要去那；但如果它就发生于你所在的地区，也不要离开。隔离很重要！ 当前众所周知的新冠状病毒，原本这种病毒的宿主并不是人类，它仅仅寄生在某种动物身体上，动物与病毒原本相安无事，更是与人类没有一毛钱关系——病毒不会直接寄生在人体上。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比如，人类直接、简接地接触到病毒寄生的动物；或者是，人类猎杀了带有这种病毒的寄生动物，而人类似乎是不知！？因为贪图其嘴欲、贪图其鲜美？抑或是猎奇的心理......等等吧，给这种带有足以杀死人类的可怕病毒撕裂了一条“绿色的”通道，直接跳入人体之中，导致疫情大面积暴发。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体与社群对同样的传染病所表现的敏感程度、免疫力水平也相当不同。然而，在瘟疫流行期区域内，貌似都不可能幸免，最好的办法是：隔离！ 人类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维持的是一种松散的、不断变动的平衡，尽管这种平衡可能偶尔或者暂时在时空上有一定的变化，但却能有效地抵制剧烈的、大的变动。当干旱、草原大火、暴雨，以及其他紧急状况下，都可以为所有的生命形式设定了生长的限度。 瘟疫对世界的影响。纵观中外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化的长河中，除天灾、人祸、战争之外，便是瘟疫，它能够改变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的方向，由于它的出现不断地刷新人类对病毒的认知，瘟疫是对人类的生命、健康、财产等也带来巨大威胁和挑战。 说起瘟疫，人们都是“谈虎色变”、“避之不及”，瘟疫对人类的杀伤力不言而喻的。直到现代科学技术较为成熟之后，很多瘟疫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清除，然而，仍旧会有一些新的“瘟疫”出现，令人们措手不及。 2013年的震惊世界的SARS事件，使人类极为恐慌和战栗。虽然SARS被有效控住，但未来会不会又由于某些人的“奇葩”心理（暂且用这个词吧），把那些被科技关在笼子的怪兽——瘟疫，放出来，瘟疫会重新爆发的。 回首历史上的疫情，它曾经阻碍了战争，造成了军队的不战而败；导致皇权的更替；灭绝种族；清空城镇......它给人类足够的教训。 假如我们能像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预测未来，那么传染病的影响就绝不能置之不理。目前，这次武汉大面积流行的新冠状病毒，又一次为人类敲响的警钟！ 03 技术和疾病之间的竞赛绝不会出现一边倒的结局，而且就生态关系的性质而言，也从不会如此。 人类更多地向更大的城市中心的迁移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以往常见传染病的接触。结果便形成了某种竞赛，一方是医学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染病及其慢性病的强化。 作者威廉·麦克尼尔通过人类被瘟疫侵害的叙事描写，认真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了瘟疫的历史，以及瘟疫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战争的影响，疫病的历程揭示了人类事务中曾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并对今天的人们提出警告，瘟疫仍旧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展而存在。 人类是一代又一代更替，只有病毒、细菌是永存，它们酝酿着灾祸也成全过繁荣，说不定是什么时候，瘟疫便会卷土重来。 关于瘟疫，好消息是：现代医学大放光彩，许多长期困扰人类的重要传染病，也很快被细菌学家开始掌握的新技术所驯服。 事实证明，还有些传染病更加难以对付，比如，为了减少由蚊虫带来的疟疾的困扰，大量使用DDT，虽然消灭了大量的蚊虫，但是，也毁掉了昆虫物种的多样性，与之相关连的动物也被毒死了——它们吃了被污染了食物。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始料未及且不愿看到的结果——抗DDT的蚊虫出现了。 尽管人类与昆虫这一化学战争的长远生态后果尚不明朗，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把疟疾（以及天花）列为将从地球表面被清除的一个疫病，我们仍不能肯定这个幽灵已永远地消失了。 关于瘟疫，不好的消息是，现代医学并非无往不胜。 比如，1918年--1919年的大流感，向世人展示了另一种将会威胁人类未来，起码是存在潜在威胁的流行病。流行性感冒曾长期存在，其特点传播快速、产生的免疫期效短暂、病毒的不稳定性，每一次新的大流行，肯定来自另一种病毒，它可以绕开人们上次注射的疫苗抗体，很难让人类有所预防。 尽管现代技术和知识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来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 相对于疫病来说，人类虽然拥有的技能、知识、组织都会改变，但是，人类在面对疫病的脆弱是不可改变的。 面对社会生活中大家都无法回避的疫病威胁，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来应对。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一定要居安思危，同时，也应该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End—— （2020.02.01#书评# .本文与个人的公众号：一盏豆灯er 同步发送。）

“假如我们能像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预测未来，那么，对传染病的影响就绝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 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

是一本关于病毒传染和防治的科普读物。非常时期读这本书，有着自觉遵守的意识。做到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 唉！看完感觉更忐忑，心都没地方放了……

人类文明在定居、驯化动物、城市化等过程中得以发展，但也为瘟疫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瘟疫因此被称为“文明病”。 瘟疫危机，往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催化剂。落后不健全的社会形态或制度的弊端，往往在瘟疫中被放大，而瘟疫导致的生存危机，又能够迫使人们突破旧有的社会形态或制度，进而使人类文明在危机中不断前进。 例如黑死病期间，宗教忏悔和种族迫害，未能产生防治效果，而隔离检疫措施，使很多城市免于瘟疫或者缓解了疫情。对比效果的强烈冲击，使人们的思想，逐步从中世纪的宗教禁锢中走出，成为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开端。 2003年SARS暴发初期，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问题引发政府信任危机，事后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改革进程。 是以祈祷来驱散病毒，以杀猫来消灭鼠疫，以板蓝根来治疗怪病，以偏方来求得心安？还是选择现代科学和理性？ 1796年詹纳发明牛痘疫苗，1854年斯诺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确定霍乱传染源，19世纪下半叶，现代微生物学的发展及科赫法则，使众多的传染病得以明确病原体和传播途径，一方面为针对性的防疫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也为疫苗开发提供了基础，20世纪抗生素、重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发明和推广使用，更有效遏制和降低了传染病的蔓延和危害性。历史已经证明，现代科学及理性严谨的科学精神，是人类战胜瘟疫的最有力武器。

读完已经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了，有些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粗制滥造地谈谈想法。 在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乃至研究专著对这一问题却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它们往往将历史的演进归因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军事斗争乃至英雄人物，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麦克尼尔的大作从一次次传染病暴发的角度解读重大历史事件，揭示传染病对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其视角确实独特。不论书中具体的细节描述是否有失真、夸张的因素，但必须承认的是传染病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尤其是在科技、医疗落后的古代，这是任何历史著作所不能忽视的。 将传染病纳入历史研究之中，会削弱整个历史变迁的逻辑性，从而给历史增加了更多的偶然性、不可预见性，但恰恰是这种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才使得我们所认知的历史更加接近真正发生过的历史。在更加宏大的视角之下，人类的历史也是生命的历史、地球的历史中的一部分乃至是一个短暂片段。在整个地球、生命的演化之中，正是由于无数随机的事件发生，才呈现出了现在的面貌，既然我们认可其中的偶然性，我们也就应该接受人类自己历史的偶然性。 从麦克尼尔的书中，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研究我们的所处的环境、生态系统，我们就会发现与它们更加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发现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经受它们的羁绊，发现我们从来以及永远都不是超然的存在。纵然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人类的产生发展依然是与自然界不断互动的结果。因此，当我们面对自然的神圣，我们必须不断认知自我的渺小和卑微，进而始终保持一份谦逊和敬畏：从进化的角度来讲，我们或许只是比某些物种（绝不是所有物种）更能适应环境罢了。 这本著作是一个人类传染病孕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自从有人类以来，或者说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传染病始终如影随形。纵然限于文献资料的记载，我们对史前时期的传染病及其影响记录不多，但随着更加深入的考古发现和一系列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历史图册中传染病章节的厚度将不断增加。 这本著作又是一本人类抗争传染病的历史，从蒙昧时代的惊恐，到文明初期那些朴素浅显的预防治疗方法，一直到现在建立在分子生物学、精准医疗技术上的现代医学，人类不断深入传染病的本质，不断积累知识技术，甚至灭绝了像天花这样可以造成千万级死亡的烈性传染病。 这本著作更是一部传染病影响历史走向的著作，战争的胜负、朝代的更迭、经济的兴衰、文明的浮沉，传染病往往在背后扮演着重要却难以发现的角色；反过来，在人类从丛林走向草原、从流浪走向定居、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走向工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孤立走向联系的过程，也深刻地改变了传染病发作、发展的环境乃至模式，我们挥别了一些传染病，却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些传染病，甚至必然要迎接更多的传染病。 与自然界当中微生物与人类相互供给、相互适应的过程（微寄生）一样，人类社会当中也存在另一种寄生现象，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的剥削、保护以及被统治阶级对统治者的供养、反抗（巨寄生）。自然界中的传染病依赖宿主生存和传播，又会在这一过程中伤害乃至消灭宿主。因此，极端恶性的传染病（如埃博拉、马尔堡）杀气腾腾却往往难以大范围持续性暴发，相对温和的传染病（如流感、麻疹、疟疾）反而阴魂不散、此起彼伏、绵延不绝。消灭宿主并非微生物的本意，相互适应、相互依存才是疫病的最优策略，是故不少传染病成为儿童病、地方病乃至被写入人类的基因。同理，政治统治也是如此，残暴的剥削压迫终究不能长久，它所面对的不外乎玉石俱焚式的反抗；反之，适度的暴力与平稳的发展成为统治的秘诀，大棒与胡萝卜的平衡成为政治家的必修课。 再次回顾本书，麦克尼尔对于人类历史的深厚积淀让人叹为观止，对于浩如烟海的史料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作者对于生物学、医学等自然学科的深入研究使人高山仰止，对历代医学典籍的解读与批判不偏不倚、入木三分；作者跨学科、跨领域的宏观视角和综合分析令人拍案叫绝，看似孤立的传染病史和文明史在作者笔下相辅相成、水乳交融。 常言道，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依然胶着的时刻，在封路封城、备受关注的疫病源头与焦点的武汉，看着夜色中时不时从窗外高架桥上急速驶过的救护车，这篇读后感不禁抒发出更多的感慨。我也从未像现在一样深切地体会到瘟疫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也从未像现在一样去回顾瘟疫与人之间的纠缠瓜葛。各种心酸，欲辨忘言，只能留下一阵叹息，反躬自省，又岂止是一阵叹息。